The Report Framework of“People's Daily”Overseas Edition through Reports of“The Belt and Road”

Wu Wenying Zheng Jia Yang Yican Yun Jing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growth of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but also a pres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oft power. “The Belt and Road”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Shanxi Xi'an was an opportunity for China and other member to participate in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the official med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selected the reports from the“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arty's media about“The Belt and Road”to foreign countries as samples, discussing that what constructions of the image of the state reporting and frameworks they use to guide public opinion, collecting the releasing date, number and space location, theme, source, and whether pictures used for analysi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report fram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

一 引言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当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构想初见雏形。经过近四年的发展，截至2016年6月底，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9个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881列，其中回程502列，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170亿美元。

2016年9月26～27日，在陕西西安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发布《坚持规划引领、有序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三周年进展报告》，既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梳理和总结，也是为稳步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的行动参考。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义桅在陕西西安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发布会上说，“一带一路”建设不单单是普通贸易，更多的是进行产业布局，涉及科技、旅游、文化产业、医疗卫生、教育等多个方面，为百年大计。截至目前，世界上近1/4的国家开始对接“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已与欧洲3/4的区域实现点对点联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已超过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金融支持已覆盖90%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文交流已经实现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研讨会特设媒体分论坛，邀请数十位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要媒体负责人，一同深入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媒体合作与发展。与会人员强调，中国媒体必须直接与外国普通民众建立联系，并且赢得他们的信任，因为“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对中国文化未曾了解，许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接触到普通民众，没有建立起当地社会的认同，许多项目取得了政府的认同、法律的认同，却没有取得普通民众的社会认同。因为“一带一路”太大了，在当下会显得难以被理解，沿线国家的普通民众能够接受是项目成功的关键，而这些人深受媒体的影响。

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俨然已经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传入中国以来，受到了普遍的认同。与硬实力不同，软实力是通过增加吸引力和说服力来影响他人的能力。软实力战略不仅涉及改善一个国家的海外形象，而且还涉及实现宣传的目标。中国将“一带一路”建设纳入国家重要议事日程，积极动员国内媒体进行宣传，从而让海内外的人们尽可能地了解这个项目及其重要意义，从而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但是，在进行跨文化宣传时候，需要考虑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诸多差异，如民族差异、文化差异、历史差异、价值观差异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正是因为有这些差异，中西方对同一事物的认知很难达成一致，所以跨文化传播需要淡化意识形态。喻立平认为，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不可以忽视以下三个背景：一是要正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区别；二是要重视中国现代化转型所带来的话语权、话语言说方式的转型；三是要重视国际化环境下中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巨大反差。

《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肩负着传播和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而《人民日报》（海外版）是“中国对外开放最具权威的中文报纸，是海外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是沟通海内外交流合作的纽带与桥梁”。如何以新闻报道为依托，更好地宣传“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对外宣传，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将对舆论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我国对外传播形式较为单一、内容比较枯燥、受众意识与国内外媒体合作意识不足，在传播中国品牌的同时，要有机结合中国文化价值理念加以传播。中国产品与品牌的传播需要具有跨文化意识并换位思考，关注受众的跨文化情境。“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亟须创新跨媒体传播形式，整合以关键字表达的文本、视觉特征表达的图像、时空特性表达的视频和音频等多媒体传播形式，积极运用全媒体传播理念，采用多媒体表现形式，更多地运用音像、网站等传播方式。

本研究基于我国践行“一带一路”的背景，选取以《人民日报》（海外版）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为样本，通过对发布日期、字数、版面位置、主题、消息来源、报道对象和是否配图对内容进行分析，探讨我国官方媒体进行对外国家形象建构时使用的报道手法和框架，希望能够为我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讲好自己的故事贡献一份力量。

二 文献探讨

（一）“一带一路”报道分析的再现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点。

首先，对外经济传播虽然引起了我们的足够重视，但是新闻来源单一、新闻选题单一、新闻视角狭窄、新闻空洞而缺乏深度等问题仍然存在。对外经济传播不再是单纯的经济传播，而是更多地采用政治、经济、文化等“软话题”，日益呈现“夹带式”传播的特点。新媒体（以“天山网”为例）对“一带一路”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但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报道数量明显小于专业性新闻报纸。同时，报道内容大多并非原创，也缺乏创意。

其次，在报道内容和方式上，尤其是经济报道易采用隐喻的手法，使报道更加通俗易懂。“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运用隐喻机制，“即人们通过所熟悉的事物来建构抽象的经济概念，通过通俗易懂的描述来解释复杂的经济活动”。

再次，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报道中，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都在彰显中国和平崛起的态势和和平发展的道路，传递出中、印尼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信念，以具体的报道为中、印尼两国的共同合作、和平相处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后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报道。有学者认为，“在美方看来，中国‘一带一路’极具地缘政治色彩，是中国探索并发掘新的外交能力的策略，是中国实力上升的体现，是对美国的挑战，中国的相关行动可能涉及美国的全球安全部署。因而美国不断对外渲染‘一带一路’存在诸多风险，且总是以中国还不够负责、不够透明、无足够责任感去领导国际开发项目为借口，通过或明或暗的手段来破坏‘一带一路’的建设”。对《华盛顿邮报》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发现，美国部分媒体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塑造成一种殖民扩张、重利轻义的霸权形象，这种形象塑造的背后与美国社会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密切相关。

（二）报纸版面与字数、图片

作为新闻的载体，版面之于报纸如同脸面之于人，是新闻报道的综合布局。版面能够无声地评价新闻、吸引读者，也能彰显报纸的个性和风格，它是报纸形式和内容的动态表现。一份报纸的可读性在于它的内容和思想，同时也与版面布局息息相关。报纸对文字、图像和颜色等符号进行了恰当的编码，同时文字、图像和颜色等共同组成“复合话语”语篇。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对这些符号进行解码，了解其中所要传达的信息。

对与自己利益紧密相关的事件，媒体会将事件放在显要位置，否则就会放在次要位置。例如，《环球时报》对2016年美国大选报道的处理手法就很高调、张扬，采用“显著突出”（报道/评论发表于头版，含头版标题和内文转版，或篇幅占整版，含数篇相近主题文章组成的整版或接近整版）及“较为突出”（报道/评论发表于封底，或超过内页版面1/4以上的篇幅，含配图）编排手法。简单理解就是说，将大篇幅报道（字数相对来说较多的报道）放在了重要的版面。

而《人民日报》（海外版）整体上并未对“涉选”报道过度强化或突出，“8篇‘涉选’报道中，只有1篇报道采用‘显著突出’的编排手法，被排在头版‘报眼’位置”，还是新华社通稿《习近平致电祝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其余报道均刊载在内页版面，也未配发任何完整的评论文章以及图片。”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一。

H1：事件对于本国来说越重要，在重要版面所占的字数就越多。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西方学者把图片比作报纸版面的“心脏”，在新闻传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传播中，图片具有传播信息、佐证事实、引导阅读、美化版面的作用。

目前，图片在报纸中的运用主要存在这样的问题，即报纸新闻的图片使用量偏少，报纸给新闻图片留的版面较小。但是鲜有人去研究版面位置的重要程度对放图片有无影响。由于“一带一路”的重要性，本研究期望考察在重要版面和次要版面放置新闻图片的情况。由此，提出研究问题一。

RQ1：关于“一带一路”相关报道的图片多运用在哪些版面位置？

（三）报道对象与消息来源

“党报是中央意识的集中体现，既反映着政府声音，又承担着对外宣传任务。因此，报道必须紧紧跟随中央战略出发点。”例如，在对平潭实验区的报道中，作者认为消息来源的社会阶层以官方阶层为主（尤其是政经法类的硬性新闻中）。此外，报纸还采用真实姓名、间接引用等书写策略来证明、修饰官方发言的权威性，彰显党报的话语优势；不同的报道对象存在不同的消息来源选择策略，但平潭官方始终以“把关人”角色占据大部分议题，暗示了浓厚的地方意识形态色彩。

对存在重大社会风险的事件，消息来源具有一定的偏向性。笔者在对雾霾天气的消息来源进行统计的过程中发现，政府仍然是媒体主要倚重的消息来源，这是我国主流媒体新闻生产的惯性使然。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

H2：在“一带一路”的报道中，因为“一带一路”的政治性和重要性，不同的报道对象的消息来源差别不大。

（四）报道主题和版面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将报纸版面与报道主题进行分类，进而研究不同版面或不同主题体现的框架或意识形态。但鲜有人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报纸版面与报道主题的关系。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

RQ2：什么样的报道主题更容易出现在重要的版面？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研究方法中的内容分析法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网站中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报道进行分类和解析，以“一带一路”为话题突破口，探讨在跨文化国际传播领域内，以党报为代表的党媒是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平台进行对外舆论宣传和国家形象建构的。

此外，研究中涉及解释和分析详细报道以说明具体框架使用的部分采用了文本分析的质化研究方法，对有代表性的报道内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个案研究，通过其使用的词语、语气及框架来进一步阐释承担对外宣传责任的党媒如何向外输出舆论、建构国家形象。

（一）样本选取

样本来自《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网站，以“一带一路”为关键词于2017年3月18日进行标题检索，从“一带一路”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网站的标题之日开始选取样本，截至编码员统计之日，得到从2014年5月7日至2017年3月18日共326篇报道。剔除重复上传的新闻报道，剩余样本数320个。

（二）类目建构

本研究依据文献经验进行自定义编码，首先摘取每一条新闻报道的标题及发布日期，随后逐篇统计报道字数，最后以5个类别的度量来划分新闻报道，力求找到党媒对外宣传舆论的报道模式和框架。

版面位置。1代表1～4版，2代表5～12版。在前测阶段，编码员发现《人民日报》（海外版）电子版固定为12版，虽然偶尔有以“特刊”形式存在的版面，但它们依然是包含在12个版面以内的。如果有同一篇报道被安排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版面的情况出现，那么以标题所在版面为准（不包括头版预告）。以前4版和其他版面为划分依据，主要是因为《人民日报》（海外版）自身设置前4版为“要闻版”。研究这一项目主要是为了描述频率和探讨与版面位置其他类目的关系。

主题。研究伊始，主题被分为政策性解释（以下简称政策）、经济建设效果说明（以下简称经济）、军事力量建设介绍（以下简称军事）、文化历史。在前测过程中，编码员又补充了民生（主要指医疗卫生方面）和其他（包括环境等其他各种主题）。分类主题主要为建构框架、寻找报道内部逻辑之用。为方便分类，每则报道只选取最明显的主题框架。

消息来源。通过对样本的大致浏览和梳理，新闻报道的消息来源主要分为政府、专家、企业、百姓及其他。

报道对象。主要指报道的主体侧重于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或者“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

是否配图。设置此项主要为了研究配图与版面位置之间有无关联。

（三）前测

本研究的编码员由两位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在读硕士研究生担任。

在正式研究开始之前，从320条报道中抽取日期降序排列下的前50条进行信度检测，一方面验证编码员间的一致性是否达到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对报道的预览，可以调整项目及选项，修正编码表。

信度检测结果见表1。经过计算，各分析类目的信度值范围为0.88～1.00，超过社会科学研究可接受的信度标准。针对信度较低的项目，两位编码员在正式分析之前，以讨论的方式再次确定了编码的原则。

四 研究结果

本研究首先通过对各种测量项目的频率描述进行总体叙述和概括，大体说明报道的分布规律。而后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卡方检验以及相关性检验来验证前文提出的两个假设是否成立。

（一）频率描述

从时间的维度来看，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到2014年正式投入建设，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其间，《人民日报》（海外版）并未以标题形式出现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报道。但自2014年5月开始，便有了专题报道，尤其在2015年和2016年，达到报道数量的高峰值，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由于2017年统计数据时只有第一季度的数量，只能由样本估计总体，但第一季度的报道数量已经超过2014年的全年报道数量，并且纵向对比2015年和2016年的第一季度报道数量分别为15篇和30篇，也能够说明该类报道有增无减，呈持续上升的趋势（见图1）。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2015年和2016年的数据相对完整，有参考价值，在年中的报道数量要高于年初和年末。结合历史和现实来看，这与年中的相关会议、国事访问和企业建设处于频繁期有关，而年初一般为规划期，年末是收尾和总结期，导致报道数量上的差异。

从2015年和2016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人民日报》（海外版）平均每2～3天就会推出一篇专题报道对“一带一路”进行介绍或者对建设进程进行报道。由于该网站固有的舆论影响力和对外宣传的定位，加之利用媒体的强化作用加深受众的印象和理解，通过数量优势能够潜移默化地对读者形成影响。《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情况统计见表2。

从版面位置方面来看，“一带一路”的相关新闻被安排在要闻版的报道略多于被安排在其他版面上的报道。通过阅读分析，被安排在其他版面的报道多以“丝路特刊”“名人专访”“经济专版”等专题呈现。从版面设置可见，“一带一路”的相关报道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

从报道的主题来看，报道经济类的新闻超过半数；政策类及文化历史类相关新闻的数量紧随其后，分别约占报道总量的1/5；相比之下，军事类或“其他”类主题就很少被报道。通过对代表样本进行文本分析得知，经济类报道经常采用城市建设或企业实例来验证“一带一路”建设的正确性及其阶段性成果，如“澳大利亚南澳州：看好青岛‘一带一路’枢纽位置”“碧桂园森林城市：探索未来之城，书写‘一带一路’新篇”；会议类报道也占很大比重，如“夏季达沃斯论坛拉开帷幕，各国精英热捧‘一带一路’”。鉴于“一带一路”的提出时间距今较近，其概念又带有很强的历史性和本土特征，涉及的国家也比较多，所以对相关政策的解读和历史文化的梳理也显得很有必要。总之，从频率来看，以会议和城市经验为主的“经济”框架被广泛使用，旨在加强国际的经济交流合作，向国外展示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取得的卓越成果，从经济基础来建构正面积极的国家形象。

报道的消息来源以政府话语为主，约占六成。由于“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政策的特殊性，通过政府声音进行解读势在必行，而且《人民日报》（海外版）作为承担对外宣传任务的国家级媒体，有义务和责任做政府的喉舌，向外输出官方声音。此外，作为可靠信源，相关领域的专家和企业代表也是“一带一路”建设道路上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被采访对象，但“政府话语权”框架仍然是舆论引导的主流。

从报道对象角度来看，《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并不单纯局限于对中国大陆现状的报道，对“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报道数量甚至超过了对本国的报道。这是由于“一带一路”本身就是由我国提出的与其他国家进行沟通合作的政策桥梁，涉及多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建设和交融，所以报道中较多涉及“参与国”的情况是合乎情理的。此外，对中国港澳台地区的报道也占到一定份额。从框架设置角度来分析，“本国策略”和“参与国策略”同时被使用。

从有无图片的角度看，有图片和无图片的比例相当，使用图片的新闻报道略多于未使用的，这与版面位置也许有关，在后面的检验中继续验证。

（二）假设验证与问题探讨

为验证假设一，研究运用SPSS数据统计分析软件对版面位置与字数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检验表明，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新闻字数在不同的版面位置之间存在显著差异（t=-3.091, p=0.002＜0.05），即报道被安排在要闻版则所占篇幅小，如果被安排在其他版面，则可以占据较大篇幅。这可能是因为要闻版版面有限，而《人民日报》（海外版）肩负着报道国家重要新闻的任务，是面向国际的窗口。“一带一路”的建设报道虽然是主旋律，是应该被安排在重要位置进行高频报道的新闻类型，但是一定会与其他重要新闻共同分割版面，如国家领导人出访、进行国事访问或其他重要国内外新闻事件等，所以会尽可能压缩版面，一方面通过其他版式设计凸显其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要用精简的语言表达新闻的主旨。而在其他版面则情况不同，甚至可以为“一带一路”报道开设专栏，篇幅限制就相对来说不如要闻版严格。

研究显示，报道篇幅与报道被安排的版面位置有关，版面越重要，新闻报道字数反而越少，假设一未得到验证。

研究问题一为探究版面位置对“一带一路”建设新闻报道中是否使用图片的影响，本研究对版面位置和有无图片进行了卡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版面位置与有无图片关系的卡方检验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χ2=11.632, p=0.001 ＜0.05，表明版面位置不同会造成新闻报道中是否使用图片的显著性差异。由表4可以看出，要闻版不使用图片的比例略高于使用图片的比例。而在非要闻版，情况截然相反，使用图片的报道比例超过六成，接近不使用图片的报道比例的两倍。这与验证假设一时所探讨的原因存在异曲同工之处，要闻版版面有限，不适宜放置过多图片，因为图片所占用的版面相对文字来说较多，而其所表达的内容相对较少。而图片放置在非要闻版相对较为合适，专题报道中配图能够起到说明和补充的作用，也能够吸引读者，为新闻报道增色，使报道形式更加活泼。

假设二探讨了报道对象与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使用了卡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 χ2=40.881, p=0.000。说明针对不同的报道对象，消息来源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深入来看，政府来源框架在各类报道中都是使用最为广泛的。而在对中国大陆的报道中，专家和企业的话语也占有一席之地。相比之下，对港澳台地区、“一带一路”参与国及其他地区来说，除政府话语来源框架以外，专家话语来源的使用明显多于企业。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在报道中国大陆的情况时，会多采用实例，即相关企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划来从侧面证明“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进性和可行性。而在对港澳台地区、“一带一路”参与国及其他地区的报道中，专家的直接言论采用率明显多于企业实例。一方面是由于地域距离造成的了解程度的差异，另一方面是报道选取的侧重点不同，造成报道框架选择的差异。至于采访的百姓言论及其他来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一带一路”本身属于政策性建设规划，相对平民式采访框架，更适合使用政府可靠信源的消息来源，更加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在对外输出和进行舆论引导时更容易建构正面的国家形象。假设二未得到支持。

研究问题二涉及报道主题与版面位置的关系。卡方检验结果显示，χ2=32.177, p=0.000 ＜0.05，版面位置与报道的主题联系紧密。由表6中数据可以看出，政策类、经济类以及军事类的报道均有半数以上占据要闻版，其中经济类报道数量最多。军事类报道由于样本数过少，不参与讨论。民生类、历史文化类则主要占据非要闻版，以历史文化类新闻数量最多。其他类新闻两种版面位置所占比重相同。“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与外交政策，因此编辑在进行版面编排的时候也会侧重将经济类、政策类新闻放在要闻位置。而各国间文化的交流同样也是“一带一路”政策所关注的重点，对文化交流、学院建设、旅游发展等往往需要进行叙事性的具体描述，因此将文化类新闻主要放置在非要闻版。

在使用主题框架进行报道时，不同的主题类型存在排版差异，不同主题的报道手法不同，报道篇幅各有长短，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侧重点也有主次之分，因此报道主题有不同的版面差异。政策与经济类报道更容易出现在要闻版，这与《人民日报》（海外版）本身的定位和性质有关，也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针对经济建设层面的特征有关。采用“政策框架”和“经济建设成果框架”来进行舆论引导和国家形象建构就可以得到解释。

五 讨论

通过对各个维度的频率描述及假设验证发现，第一，《人民日报》（海外版）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多采用“经济”框架，尤其善于使用城市及企业实例来辅助证实该倡议的可行性。在消息来源方面，多使用“政府”话语来源的框架进行报道，辅以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的话语来源。在报道对象方面，兼顾本国框架和参与国的框架，从其他国家角度来报道的新闻框架使用较少。此外，报道的字数和版面位置的关系与预先假设不符，即报道字数与版面位置无关，并不符合文献研读的结果和预先猜想。实际上，《人民日报》（海外版）在重要版面并未使用更多的字数来凸显报道内容的重要性，这与学者赵民、陆晔关于“中国媒体对美国大选报道”的研究中所得到的结论有相异之处，即并不是通过字数多来强化报道主题重要性。

第二，为丰富报道形式而采用的图片手法与版面位置有关。版面越重要，越需要精益求精，用更少的篇幅叙述更多的内容，因而不能经常使用图片形式占据有限的位置；非要闻版多见专题报道，报道形式可以相对活泼，因此图片相比要闻版较多。在版面位置对报道主题影响的探讨中，“政策”框架与“经济”框架在要闻版地位突出，这与“一带一路”经济政策本身性质有关，也与《人民日报》的自身定位和历史使命息息相关；在非要闻版中，各种主题类型的报道分布相对均衡，“历史文化”框架的报道数量较多，能够帮助读者补充背景材料和相关知识。

第三，报道的对象和消息来源之间也有相关性。“中国大陆”框架配合多种消息来源框架使用，而参与国框架多与“政府”话语来源框架搭配，政策和经济的框架被广泛安置于要闻版面。这与学者王庆在对“人民网报道雾霾”的研究也不完全相符，主要是因为对“一带一路”的报道，不仅涉及本国框架的设置，还牵扯到其他参与国家。而对中国大陆的报道，为贴近群众和民生，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政策的实施，使用多种消息来源框架进行内容的输出，提高了阅读的接近性和亲切感。

本研究探讨了官方媒体对外输出舆论进行国家形象建构时，报道的版面位置对其图片使用和报道主题的影响，同时讨论了版面位置与字数、消息来源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得到与以往研究成果中不相一致的结论，指出《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的特殊性，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样本选择和研究结论。

由此，笔者建议《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未来的报道中更多地采用新媒体的形式，如H5页面或客户端等，突破传统报道形式，使用更容易被国内外善于使用新媒体的广大读者接受的图片、视频等，来吸引受众和目标用户，更好地达到向外输出正面国家形象和引导正向舆论的目的。

另外，本研究仍旧存在值得深入分析的部分。首先，对框架的划分可以更为细致，报道的主题、对象和消息来源可以做进一步的文本分析，深入挖掘记者撰稿时的倾向和选择；其次，可以针对关键词和高频词进行词频分析，探讨词语使用层面的框架设置和舆论引导方式；再次，除了样本内部的自身纵向对比，也可以选择外媒进行横向比较，探究两者在塑造国家形象的异同之处，包括舆论的导向、态度以及框架的选择等；最后，可以优化检验方法，如探讨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进行各个项目之间的比较分析。除了针对研究对象进行的改进，还可以完善框架呈现的理论，对全框架和受众效果框架进行维度方面的测量。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新闻传播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