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与杨建伟教授结缘，大约从二十年前他给《联合早报》投稿开始。在同事发出的言论版初稿中，他那篇内容扎实、思路清晰的文章吸引了我，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一口气读完后神清气爽，让这一天的审稿工作轻松不少。

从行文笔触，看得出他是来自中国的新客，但对新加坡的情况已有充分的了解，掌握的分寸也很到位，文中没有一丝初来乍到者犹如发现桃花源般的惊叹溢美之词。他的语调平实，对新加坡的赞赏恰如其分，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

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我庆幸《联合早报》又吸引到一位有分量的投稿者。心中期盼与他结识，但秉持顺其自然的处世原则，也不强求。

该来的总会来，若干年后的一个文化场合，他知道我在场，上前自我介绍。或许是神交已久，我和他一见如故，感觉很投缘。他人如其文，儒雅睿智，慈眉善目的长相，充满知性的谈吐，让人感到亲切受用，如沐春风。

后来发现我们的生活轨迹有不少交集，他和我一样时常出席各种研讨会和文化活动，因此我们常在这类场合碰面。见面多了也就渐渐熟络，谈资也丰富了，加上他已经在《联合早报》发表过不少文章，这让我有机会从中窥探他的思想，发现我们志趣相投，对很多问题有共识，因此总是谈得很投机。

对建伟的认识加深后，不由对他产生了一分敬意。他和我年龄相仿，但人生的阅历比我丰富得多。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放弃公职毅然下海，漂洋过海远走他乡重新创业的高难度凌空转身，让我难以望其项背。中年转业的风险本来就非常高，何况还是从生长数十年的土地，带着家小到一个人地生疏、政经法律体制和文化生活环境全然不同的国度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重新开始，那种破釜沉舟的勇气，让人由衷钦佩。

移居新加坡建立新生活的艰辛历程，建伟在本书的自序中已略有着墨。他写道：“南来之初，虽然我也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真实的困难还是比想象的要多得多……从熟悉的环境转换到陌生的环境时，那种强烈的失落、反差、无奈、无助和挫折感，远非语言和笔墨所能够形容的。美其名曰‘二次创业’，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求生存而奔波。”寥寥数语让人感同身受，但在我们的交往中，他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异地求生经历并没有多谈。也许是因为那时他已经站稳脚跟，打好了事业基础，他给我的印象一直是积极乐观、充满信心、不断上进的。身为一个新加坡的新移民，他必须努力拼搏，加紧学习，尽快掌握求生本领和专业技能；作为外来的创业者，他的学习曲线异常陡峭，但他能咬紧牙关，迅速攀爬，登上峰顶，在新加坡安身立命。

建伟在中国本来已有良好的事业基础，曾经被工作单位派到欧洲交流研究，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来到新加坡后还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凭着这些坚实的基础，再加上过人的智慧和敏锐的观察力，他很快了解了本地情况，读懂了新加坡，并且融入了新加坡，迅速掌握了它的脉搏，洞察了它的国情。对于一些与他所学专业有关的领域，如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国有资产管理与淡马锡的公司治理等课题，他更是下足了功夫，做了较深入的研究。

建伟从事的是跨国投资、企业管理和咨询工作，并兼任国内外多所大学和管理学院的客座教授，作为来新加坡参加培训的中国政府干部和国企高层管理人员的骨干讲师，可以说是集实务管理、理论研究和教学培训于一身。他将研究心得归纳总结后，编写成理论教材，应用在企业咨询和教学工作中，发挥自如，得心应手，其中一些课题广受他培训过的中国干部的好评。另外，他笔耕不辍，将一些研究结果整理成评论文章，发表在《联合早报》及国外其他主流报刊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收集在这本书中的文章，有很多篇曾在《联合早报》上发表，题材范围很广，涵盖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挑战与回应等方方面面，从新加坡的治国理念到忧患意识，从经济发展到产业转型，从移民融入到人才策略，从政府治理到企业监管以及新中经贸合作的磨合与成果等，不一而足，多是一些切合时局、能够让人感受到新加坡发展脉搏的热点课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他在《联合早报》发表的文章，每一篇我都拜读过，读后总是深为折服。他对有关课题研究之深入，态度之严谨，考虑问题之全面，论述之周到，观点之新颖，立场之客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获益匪浅。对我来说，阅读他谈论新加坡的文章是温故知新，是一个从不同的角度以新鲜的叙事方式重新或加深认识自己国家的过程。我和许多生于斯长于斯的新加坡人一样，由于对自己的国家太熟悉了，对许多本国的独特现象往往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对于一些赖以生存发展的与众不同的理念、政策、措施，甚至今日所取得的成就，往往觉得理所当然。唯其如此，建伟从零开始的认知过程、由外向内的透视、从崭新视角的细致观察、以客观身份看到的优点和缺点、对新加坡的体制概况所做的盘点梳理、对其发展模式及影响所做的归纳总结，对于“身在此山中”的我们，有意想不到的点醒和启发作用，偶尔还会产生“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意外效果。

这些价值含量高的评论深受读者的欢迎，《联合早报》长期刊登他的文章，使他的名字为新加坡高阶华文读者所熟悉。当然，他的读者对象绝不仅限于新加坡人。建伟对《联合早报》的办报理念和价值观非常认同，也深知《联合早报》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具有不小的影响力，因此，中国的知识界和企业界也是他的重要写作对象，而从他的文章得到的正面反馈和热烈反应来看，他的努力已经获得了可喜的回报。

长期以来，这个群体对新加坡的认识有一定的水平，大致上也持肯定多于否定的态度。然而，这并不足以形成新中两国相互了解、民心相通的广泛基础。这从2016年中至2017年初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出现短暂波折时期的舆论现象中可见一斑。大中华地区的社交媒体和电视名嘴中的假消息、伪言论暂且不提，就连部分主流媒体也出现了一些缺乏事实根据的新闻和评论，令人扼腕。这说明新中两国的民间关系、信息交流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这个层面看，杨建伟教授这本《解读新加坡》在中国出版的意义是深远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在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教授这位著名的“新加坡通”的大力推荐下，由具有权威地位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见此书受中国行家重视的程度。

我相信《解读新加坡》的出版能够加深中国乃至世界读者对新加坡的认识和了解，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在新加坡发行，让本地读者也有机会好好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我更希望今后有更多专家学者帮助中国人解读新加坡，从而促使新中两国的民心相通，加深彼此间的相互了解。

新加坡《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林任君

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