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朝鮮時期接受《五倫全備記》概况

《五倫全備記》，通常被認爲是丘濬所撰的一部以教化爲目的的説教劇。中國本土只流傳唐氏世德堂刊《新刊重訂附釋標注出相伍倫全備忠孝記》（以下簡稱“世本”），係孤本，收於《古本戲曲叢刊》初集。1994年，筆者寫了一篇《奎章閣本〈五倫全備記〉初探》的論文，向中國戲曲學界報告了韓國奎章閣圖書館所收藏的《新編勸化風俗南北雅曲五倫全備記》（以下簡稱“奎本”）的特色和意義。奎本，原本四卷，現在留存元亨二卷，二册。木板本，高寬32.5cm×22.5cm，四周單邊，框郭21.3cm×14.9cm，有界。半頁9行17字，版心爲：上下内向黑魚尾。教誨廳刊印。奎本總共二十八段，雖然只留下元亨二卷，但前面有一篇序，殘存幾條凡例，提供有關《五倫全備記》的新的信息，所以其版本意義不小。其刊刻形式也很獨特，最大的特點是唱詞刻成小字，賓白刻成大字。因爲中國戲曲版本一般都以唱詞爲要而刻成大字，所以這是中國戲曲在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刊刻方式。

因爲《五倫全備記》在朝鮮是一部用以培養漢語譯官的教科書，戲曲採用對話體的口語，適合學習口語，且其内容强調五倫，正符合于朝鮮士大夫的口味，因此《五倫全備記》被選爲16世紀朝鮮的漢語會話課本，由司譯院選爲漢語教科書。當時，朝鮮人既然不能唱，那麽對他們來説，以學習會話爲重點，賓白比詩詞曲的韻文唱詞重要，所以强調了賓白。《五倫全備記》包含的内容相當豐富，對具有古文素養的朝鮮士大夫而言，當時口語的賓白却不好懂，學習起來很吃力，因此不但把這部中文本《五倫全備記》刊印過幾次，還花時間和人力把它翻譯出版，這就是《五倫全備諺解》（簡稱“諺解本”）。自從世宗創制“訓民正音”（1443年，頒布于1446年）以後，經史子集各部諸書用它翻譯得很多。

《五倫全備諺解》是1721年（朝鮮景宗元年，康熙六十年）在司譯院刊行的一種中文課本，在中文原文下用表音文字“訓民正音”表示發音，並用訓民正音翻譯，構成一種中韓對照翻譯本。據譯官高時彦（1671～1734）的序文，可以瞭解當時的翻譯情况：起初爲譯官們所用的中文課本有《老乞大》《朴通事》《直解小學》三種，後來因爲《直解小學》的文章不適合於學習白話而廢，《五倫全備記》則由於内容既合乎當時朝鮮的禮教觀念，文章也豐富多彩，遂被選爲教學中文的課本。但《老乞大》《朴通事》已都有諺解本，僅《五倫全備記》未曾翻譯，且教學時多有歧説，因此肅宗二十二年（1696，康熙三十五年）起開始翻譯，續續斷斷，直到1720年纔得以完成，1721年由司譯院刊行。該書八卷，五册裝，木板本。由序文、凡例、引用書目、本文四個部分構成。凡例共12條，闡明了諺解的目的、注釋的需要及其方法、中文的音韻體系、漢字表音方法、原文的校訂、劇中人物的名字等問題。漢字表音方法，主要根據《四聲通解》（崔世珍所編，1517年），而以當代口音爲輔，右邊表俗音，左邊表正音。引用書目多達234種。正文部分，因爲該書的目的在訓練中文口語會話，所以僅翻譯了賓白部分，略去曲詞部分，但還維持着原本的對話體形式，大致可以看出整本戲曲的内容。作爲朝鮮時代由官方主導進行翻譯的唯一的中國戲曲諺解本，這個文本有其特别的價值。

關於《五倫全備記》的作者，雖目前没有出現明確署名爲丘濬的版本，但明清以來一直被認爲是丘濬。丘濬（1421～1495），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進士，瓊山（今屬海南）人。字仲深，號深菴，又號瓊山先生、瓊臺等，謚號文莊。著述有《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及《世史正綱》《家禮儀節》《丘文莊集》《瓊臺集》等。《大學衍義補》在弘治六年（1493）丘濬還在世時，已在朝鮮被刊行。據較早被發現的韓國奎本序文所云：“予偶于士大夫家得赤玉峰道人所作《五倫全備記》讀之。”知奎本的作者乃赤玉峰道人。又據徐朔方先生考證，奎本序文是崑山人張情在隆慶四年庚午（1570）寫的。嘉靖十九年（1540）序的《百川書志》卷六史部外史類著録《伍倫全備記》三卷，亦云：“國朝赤玉峯道人瓊臺邱濬撰，凡二十八段。”可見嘉靖初高儒所看到的也是二十八段本，雖然卷數不一致。因爲這“二十八段”的“段”，就是“官本雜劇段數”的“段”，是較古老的用法，明清版本中少見。所以《百川書志》所謂“赤玉峯道人”和“二十八段”等信息，證明1540年以前的版本和奎本屬於同一個系統。雖然據《百川書志》，也可以説赤玉峰道人就是瓊臺丘濬，但赤玉峰道人究竟爲何人，一直有争論。依照以往積累的對早期南戲的研究，從體制、内容及文字的分析可以判斷，現傳奎本和世本確是同一部南戲演出本，似乎不像大學者丘濬手筆。所以徐朔方先生所推，赤玉峰道人爲明初民間書會才人。但另一種觀點認爲按情理推斷，由丘濬改編，也有可能。

不過，過去筆者忽視了較重要的一些資料，如《九宫正始》。《九宫正始》【正宫】收【傾杯賞芙蓉】和【秦娥樂】,【南吕】收【臨江仙】和【香雲轉月】，皆題云“《綱常記》”。且在【正宫·傾杯序】注云：“至明初景泰朝瓊山丘先生所撰之《綱常記》有【傾杯賞芙蓉】。”雖然《綱常記》系統已不傳全本，痕迹不多，無從得知其全貌，但仍可知丘濬撰過《綱常記》，且其時間就是景泰朝（1450～1457）。除此以外，《善本戲曲叢刊》裡《吴歈萃雅》《增訂珊珊集》也收《祖餞》中的【傾杯御芙蓉】套，題爲《伍倫記》。《南詞新譜》引用《伍倫全備》，下原注：“丘瓊山作”。《南北詞廣韻選》收【仙吕·傍妝臺犯】四支、【仙吕·望吾鄉】套和【正宫·傾杯玉芙蓉】套，題爲“《五倫全備》”，還收【中吕·漁家傲】，題爲“明丘文莊作《五倫記》”。可見，十五六世紀曲家大致認爲丘瓊山於景泰朝撰這一套曲子，且那部作品就是《綱常記》，也被稱爲《五倫記》《伍倫記》《伍倫全備記》《五倫全備》等。但是否和現傳《五倫全備記》屬於同一個系統，還不便斷定，不過，胡忌先生又找出來了一條更重要的材料。弘治十一年（1498）白雲散仙《重訂慕容喈琵琶記序》云：“瓊臺先生云：‘每見世人扮雜劇，無端誣賴前賢。伯喈受屈十朋冤。九原如可作，怒氣定冲天。’豈不信哉！”這裏所引用的四句正是現存本《五倫全備記》開場白説中的【臨江仙】詞句。白雲散仙序文寫于1498年，距丘濬卒後纔三年。這是目前“丘濬説”最重要的又是最早的證據，説明現存本【臨江仙】詞出於丘濬之手，現存本《五倫全備記》出於丘濬之手的可能性也更大了。

最近，我又發現了一些新的材料，可以提供更多綫索來説明問題。

第一個新材料是韓國啓明大學圖書館所藏《五倫全備記》四卷（以下簡稱“啓本”），木板本。卷一、二、四作爲貴重本，收爲一組，卷三别置，藏於古書室。卷一、二、四，高寬29cm×18.7cm，四周單邊，半頁匡郭21.6cm×14.9cm，有界。9行17字，大黑口，内向黑魚尾。經筆者考察，啓本爲目前最早傳入朝鮮的版本系統，大致傳入於朝鮮中宗時期（1488～1544），乃編撰《五倫全備諺解》時所根據的兩種底本中所謂的“古本”系統，有迂愚叟序。從這序文内容可以考證出迂愚叟就是丘濬，並可以確定迂愚叟的序文就是丘濬自序。據此，還可以考定《五倫全備記》是丘濬未及第之庚午年（景泰元年，1450）在南京所撰。詳細的論證見於筆者所撰《再談〈五倫全備記〉——從創作、改編到傳播接受》（載《文學遺産》2017年第3期）一文。第二個新材料是韓國中央圖書館藏縮微膠卷中有法國東洋語學院所藏《五倫全備記》四卷（以下簡稱“中圖本”），也是木版本。第四卷開頭有一篇跋，寫跋人青錢父改編過迂愚叟本的信息，可見中圖本屬於改編本系統。從此篇跋文推測，改編時間大致为1510年（庚午年）。通過對這些版本的比對，可以確定中圖本、奎本是同一個系統；奎本序文作者所看到的就是這一改編本的演出，然後他又把這個奎本的底本刊印了出來。徐朔方先生據奎本序文署名“玉山高並書于兩峰寒翠樓”，考證這篇序文的作者爲張情，撰序於1570年。張情，蘇州崑山人，字約之，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官至福建副使。

那麽，什麽時候《五倫全備記》傳入朝鮮？應在嘉靖辛卯（1531）以前。因爲啓本爲古本系統，其中却不見一些曲譜所引的丘濬劇作的曲子，可見所謂“古本”，仍屬青錢父改編本系統，即1510年以後出現的版本。而且朝鮮的小説本《五倫全傳》有嘉靖辛卯洛西居士序、嘉靖庚戌（1550）柳仲郢跋，可見早在1531年以前，《五倫全備記》在朝鮮士大夫階層頗爲流行。但這兩篇序跋中，皆不説及丘濬，從朝鮮在丘濬生前就已出版他的《大學衍義補》的情况來看，似乎當時朝鮮的士子不知道此劇爲丘濬作品。可見對於早期進入朝鮮的迂愚叟序本《五倫全備記》，朝鮮的士大夫由於其文章很通俗，不大認爲它是丘濬之作。但在被司譯院採用爲教科書時，則已經知道它是丘濬之作。後來以青錢父改編本爲底本的奎本底本傳入朝鮮時，也都已知道是丘濬之作。只是這些版本都已經不是丘濬原創本，而是源自改編本系統。青錢父的改編本仍保留不少丘濬原創的面貌，只是考慮到演出效果，添加插科打諢，把太典雅難懂的唱詞改爲通俗易懂的唱詞而已。

以下輯録朝鮮有關《五倫全備記》的文獻，以作學者研究之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