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戲本》導論
徐巧越 譯夢珂 校訂
《中國戲本》（The Chinese Drama）是英國人威廉·斯坦頓所著之作。他於1873年加入香港警務署（Hong Kong Police Force），擔任駐港警官24年，精通漢語。在港期間，這位熱愛中國文化的英國警探，長期堅持在《中國評論》（China Review）上刊載短篇粤劇與俗曲歌謡的翻譯；他利用職務之便，用流利漢語與中國人交流，從而得以收集大量第一手資料。退休後，斯坦頓將積纍的資料整理撰寫成文，并對此前的翻譯作了修訂，它們都被收録在1899年别發洋行（Kelly & Walsh Limited）出版的《中國戲本》中。
“閉關鎖國”後，廣州十三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是中國唯一對外開放的貿易港口。因此，不少早期赴華的西人雖曾在嶺南觀看過粤劇表演，但他們留下的相關文字比較零散，評論大多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阿美士德使團的亨利·埃利斯在1817年經過廣州時，便有這樣的評論：“演員和器具（我不願意把它們稱爲樂器）發出地獄般的聲音，整個演出讓人極度難受。”直到英國人威廉·斯坦頓《中國戲本》的出版，西方對粤劇的誤解局面纔被打破。這本書包括一篇關於粤劇的導論，《柳絲琴》《金葉菊》和《附薦何文秀》三個劇本的英譯，一首關於“彭祖三氣閻王爺”的歌謡，以及《木蘭辭》的翻譯，全面地向西方讀者展示這門源於廣東的表演藝術。
較早關注這部著作的學者是麥啸霞，他於1941年出版的《廣東戲劇史略》是粤劇的開山之作，書中論述廣東戲劇傳播甚遠，有譯著流行歐美，其中提及斯坦頓的《中國戲本》。都文偉在1998年發表的《英國文本中的中國戲曲》也注意到了《中國戲本》。此後，潘福麟在2000年發表的《粤劇的外文翻譯及其它》提及此書對《金葉菊》與《附薦何文秀》的題名翻譯。2002年，愛丁堡大學的杜爲廉（William Dolby）教授在接受朱偉明教授採訪時談到斯坦頓的這部著作。此後，愈來愈多的學者也開始注意到《中國戲本》，但他們的論著大多將此作爲文獻引述，並未對書中的導論與翻譯作系統分析。
斯坦頓在《中國戲本》的序言中寫道：“此前從未出版過這篇關於中國戲劇的導論。但是，由於它涵蓋大量中國舞臺及其相關的描述，不僅具有指導意義，亦十分有趣，筆者希望借此幫助讀者們全面了解這些戲劇作品。”這篇導論通過社會考察的方法，搜集時事新聞與民間資料，從劇團生態、戲神崇拜與例戲表演三個角度詳細記録清末粤港澳地區的粤劇表演境况。可是，由於斯坦頓並未接受過專業的漢學訓練，其漢學水平與學術涵養也因此受限，這也導致《中國戲本》存在不少訛誤。此書的英文題名爲The Chinese Drama，但縱觀全書，導論的介紹與翻譯所選取的劇本都爲粤劇。中國幅員遼闊，各地也因地域文化差異形成特色鮮明的地方劇種，它們的唱腔、身段與表演風格頗爲相異，長居香港的斯坦頓却將這些中國地方劇種冠爲“中國戲本”的名字，或是用這個名稱更易引起英國讀者的關注吧。另外，由於中西方文化間的隔膜，以及當時中國戲曲研究方面還没有可供參考的著述，故斯坦頓對粤劇的專業術語也有錯釋的情况。
綜上，雖然威廉·斯坦頓的研究視野不夠開闊，行文亦不夠嚴謹規範，但作爲一名外國人，早在十九世紀末，就以親眼所見所接觸的事實爲據，用西方的視野來解説所見的中國演劇，並向西方讀者介紹，實是非常難得的。更爲重要的是，身爲警探的他，憑借着敏鋭的觀察力與細緻考察，詳細地記録正處在變革醖釀期的粤劇的變化。從《中國戲本》的導論，不僅可以看到這位英國人在百餘年前對粤劇的獨到見解，其中許多細節描寫更反映當時粤劇的變革歷程、中國的社會境况與普通百姓的真實心理，不僅可以供粤劇史研究者參考，同時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今譯介於此，以供研究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