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來，“戲曲唱片”成爲學界關注的研究焦點，因其提供了特定時期“戲曲聲腔”的信史證據，且唱片演唱内容與封面文字記録，真實地保留了許多當時的演出訊息；而唱片亦可配合民族音樂學、藝術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社會觀衆學與媒體文化研究等相關學科，進行“跨學科”的多角度探究；尤其唱片“時空壓縮”的現代質性，更裨益於戲曲挣脱舞臺局限、無遠弗届地向外傳播，而體現出“跨國流動”的全球性。

隨着華人移民族群的遷徙，依附着歲時節慶與生命禮儀，繫連着消費文化與休閒娱樂的華族戲曲，遂也在東南亞等地生根展發。其中爲閩南族群所喜好的“福建戲”，或稱爲“閩劇”與“厦劇”，廣義涵括了福建省的各地方戲曲，然也可狹義指稱台灣歌仔戲與中國薌劇。20世紀30年代起充滿庶民活力、通俗親切的台灣歌仔戲，逐漸在星馬引發觀賞風潮，不僅培養了大批觀衆戲迷，也催化新加坡在地劇團轉型，以及當地歌仔戲班的成立。

然太平洋戰争爆發，台灣歌仔戲的向外交流中斷了。直到戰後人民生活漸趨安定，社會經濟逐步繁榮，東南亞僑商纔又陸續邀請台灣歌仔戲班前往當地演出。如1957年起率先由菲律賓僑商邀請“聯合歌劇團”與“錦玉己歌劇團”前往當地演出；1962年起新加坡僑商首邀“新台光閩劇團”（後文簡稱“新台光”）赴星洲演出，雖因故無法進入而轉往馬來西亞演出，但自此爲台灣歌仔戲班重新開啓赴星馬交流的演出通路。

在“二戰”後前往東南亞巡演的台灣歌仔戲班中, 1962年“新台光”、1964年“柏華閩劇團”（後文簡稱“柏華”）以及1965年“牡丹桂閩劇團”（後文簡稱“牡丹桂”）被新加坡唱片公司看中，劇團成員被邀請在當地録製唱片並發行銷售。這些在“星國留聲”的唱片，因並未在台灣發售，儼然成爲“流落”在海外的台灣歌仔戲文物，提供了當時台灣歌仔戲團在新加坡參與灌唱的成員名單，記録了演唱劇目的故事内容與曲文唱詞，保存了當時演員的唱腔特色與文武場的器樂配置，成爲當時台灣歌仔戲與新加坡交流的珍貴信史。

筆者從星馬搜羅此“特定時空場域”録製的歌仔戲唱片，作爲重返歷史現場的線索，繼而結合史料爬梳、報刊檢索、文物考證、口述訪談與田野採録等研究策略，以期考察梳理“新台光”“柏華”與“牡丹桂”等劇團出國的邀約模式與成員組織，在新馬的演出性質與表演場域，展演形態與劇藝形態，管窺劇團在新加坡録製唱片的因緣，唱片劇目與音樂特色及電臺傳播等面向，以初步建構台灣歌仔戲的星馬演出印記，填補台灣歌仔戲半世紀之遥的海外傳播史頁縫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