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猪周期”的生成机理与破解路径选择

◎赵全新

提要：本文在界定“猪周期”、蛛网模型等概念基础上，介绍了蛛网模型的类型及我国生猪的生产、价格波动情况，回顾了“猪周期”的历史，对“猪周期”怪圈的生成机理与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并结合当前我国生猪生产发展实际，提出了新形势下破解“猪周期”怪圈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猪周期 生成机理 路径依赖 政府调控

作者赵全新，杭州市物价局成本调查监审分局局长（邮政编码 310026）。

生猪产业是关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的重要基础性产业，其稳定程度不仅决定着饲料生产者、生猪养殖者、流通屠宰者、猪肉经营者和消费者等产业链条中所有相关者的利益，而且对现代畜牧业和国民经济的影响也较大，因此有“猪粮安天下”之说。中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消费国，同时中国的“猪周期”在世界上也是波幅较大、影响面较广的。近年来，全国生猪生产、价格波幅比较明显，特别是价格波幅，有的地方超过300%。虽然政府多次出台扶持政策，对发展生猪生产、稳定猪价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实践中认真总结，并在借鉴发达国家生猪生产与价格调控经验基础上，梳理我国的对策建议，以期我国生猪生产得到健康发展，生猪价格、猪肉价格得以保持基本稳定。

一 “猪周期”的内涵界定与特征

（一）“猪周期”的内涵界定

通常情况下，“猪周期”是指生猪生产、价格因供需不平衡等因素而引起的周期性现象。生猪生产周期较长，中途改变比较困难，其生产、价格往往存在周期性的波动，学界称为“生猪生产与价格周期性波动”。猪周期是一种经济现象，是一种“价高伤民，价贱伤农”的规律性猪肉价格变化怪圈。在我国，一个完整的猪周期包括猪肉价格上升和下跌两个周期，时间跨度大概在三年左右。

中国生猪生产周期波动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生猪生产周期波动特性才被人们接受。

（二）蛛网模型的内涵及分类

1．蛛网模型的内涵及研究情况

生猪生产及其价格周期波动是生猪市场波动最主要的表现形式。长期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围绕蛛网模型、反周期机制、生猪期货等展开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生猪生产周期波动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并提出诸如解释生猪价格和生猪生产动态交互机制的蛛网理论。由于该理论模型在坐标系中非常像“蛛网”, 1934年N．卡尔多将其命名为“蛛网理论”。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伊齐基尔又加以扩展，由于当时蛛网模型被作为研究美国生猪价格波动现象的理论模型，因此也被称为“生猪循环模型”。该模型所研究的是一类特定的商品，这类商品的生产周期一般都较长，现行价格对其供应量的影响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该模型的内涵是通过引进时间变化因素，用动态分析方法解释生猪等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的商品的产量与价格在偏离均衡状态以后的实际波动过程及其结果。

蛛网理论考虑了生猪价格对供求发生作用的多个周期，考察了价格与产量由一个均衡到新的均衡的波动过程。

2．蛛网模型的类型

蛛网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商品前一期的价格Pt-1决定本期的产量，即供给函数＝f（Pt-1）；商品本期的需求量决定于本期的价格Pt，即需求函数为＝f（Pt）。

蛛网模型是一个动态模型，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1）收敛式蛛网。当生猪供给价格弹性小于需求价格弹性时，生猪供应量、需求量和价格在受到外力干扰偏离原有均衡状态后，市场自由调节机制能够自动恢复原有均衡，表现在图形上则是生猪供应量、需求量和价格波动逐步减弱，形成一个逐渐向内收敛的蛛网（见图1）。生猪实际价格及其产量将围绕均衡水平进行波动，但波幅越来越小，直至恢复到原有的均衡位置。

（2）发散式蛛网。假如生猪供给价格弹性大于需求价格弹性，当生猪市场受到外力干扰而偏离原有的均衡状态后，生猪实际价格和产量波幅较大，市场自由调节机制不能恢复到均衡位置，表现在图形上，就是生猪产量和价格波动渐趋增大，偏离均衡点越来越远，形成一个类似向外扩张的蛛网（见图2）。

（3）封闭式蛛网。如果生猪供给曲线斜率的绝对值与需求曲线斜率的绝对值保持一致，当生猪市场由于受到外力干扰而偏离原有均衡状态，生猪产量及其价格在偏离均衡位置后，就会围绕均衡点以相同的波幅运行。这被称为封闭式蛛网（见图3）。

通常情况下，一个猪周期运行的时间大致为3～4年。在生猪价格波动的过程中，能繁母猪的存栏是比较重要的预警先前指标，它能提前12个月反映生猪的整体供应情况。

（三）我国“猪周期”的特征

猪周期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生猪生产的时滞和适应性预期。

20世纪中期后，我国生猪价格由市场进行自由调节。自此，生猪生产及其价格出现多次异动，给起始阶段的生猪生产者、中间阶段的加工者、终端的消费者都带来比较高的代价，影响从饲喂经营到零售的整个行业。

长期以来，我国在生猪价格与生产波动问题上有两种观点：有的人坚持是生猪生产波动引发了生猪价格波动，有的人认为是生猪价格波动引发了生猪生产波动。两者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依存关系。我国这些年来猪肉消费量基本稳定，因此供给的变动就成为价格波动的决定性因素。

从近十几年来我国生猪生产与价格波动情况看，我国猪周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生猪周期跨度总体比较稳定，一般维持在三年左右的时间；二是生猪周期的波幅逐步加大；三是生猪周期重心不断上移；四是生猪价格与猪粮比价的分化逐步扩大。

另外，判断我国猪周期是否在底部，生猪养殖户是否有退出意愿，依据之一就是生猪养殖的盈利情况。猪肉价格通常在春节后下跌，4～5月达到最低点，第三季度企稳，第四季度回升。仔猪价格的走势和生猪价格基本吻合，然而其波动幅度要大得多。疫情对于仔猪价格波动幅度的影响非常大。

（四）我国“猪周期”的新变化

近年来，我国猪周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猪周期长度变异。生猪养殖户对短期和中长期生猪价格走势判断可组成不同的组合，也就构成不同补栏结构组合，进而形成不同生猪供给时间跨期组合，加上生猪散养户在某一时间段预期趋同，因而可能引起猪周期的变异。第一种变异情况是：当生猪养殖户一致判断短期和中长期生猪价格都上升时，猪周期将会趋于缩短。第二种变异情况是：当生猪养殖户一致判断短期内生猪价格上升、中长期将趋于下降时，猪周期将会趋于拉长。

近年来，我国猪周期的另一个新变化，就是规模化养殖影响猪周期的长度和波动性。主要表现在养猪集中化程度逐步提高，生猪产能调整幅度有所下降，整个生猪的周期有逐步拉长的趋势。

二 我国“猪周期”的测定及生猪生产与价格波动情况分析

我国生猪生产与价格波动影响生猪业的正常发展，生猪周期问题的探讨研究是近年来学者和生猪生产者、经营者、管理者关注的问题，其中波动周期的划分和确定是生猪波动分析的重要方面。学者用不同的方法测定的生猪波动周期、波幅等有所差异，但大致反映了我国几十年来的生猪波动的总体情况。

（一）我国“猪周期”的测定

生猪生产及价格波动的测量方法主要有三种：速度法、剩余法、HP滤波法。不同的方法各有优缺点。

1．速度法

速度法是以生猪的实际产量计算得到的年际环比增长（下降）幅度来衡量生猪波动强度，根据一定时期内生猪产量增长（下降）幅度变动情况找到波峰、波谷，并以此来确定生猪波动周期。速度法是以猪肉产量的年际环比增长（下降）幅度来衡量波动强度，方法简单明了，但测定的结果不能有效剔除长期趋势，易受相邻年份数值波动的影响。对生猪生产而言，生猪生产波动指数定义为：

S＝100×（Yt-Yt-1）÷ Yt-1

式中，S为年际波动指数及环比增长率，Yt为t年猪肉的实际产量，Yt-1为t-1年的实际产量。这种方法根据实际产量的上下变动情况来分析，简单易行，接近实际生产情况，但不能有效剔除长期趋势成分，易受短期波动的影响，这是速度法的最大缺陷。

划分生猪周期可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峰-峰”法（从一个波峰至另一个波峰），第二种方法是“谷-谷”法（从一个波谷至另一个波谷）。

我国历年猪肉产量及其增长率见表1。

根据速度法进行计算，采用“峰-峰”法，我国生猪生产在1980～2012年已完成7个完整周期，第8个周期（从2012年开始）还未结束。根据计算结果，我国前7个生猪周期中长度最短的为2年，最长的为8年，生猪周期长度平均为4.6年，波峰平均为13.1%，波谷平均为-0.1%，振幅平均为13.8%（见表2）。

2．剩余法

剩余法是将生猪价格的变动分解为长期趋势和波动两部分，按照某一方法将趋势变动进行剔除，其余部分即经济变量的波动。剔除趋势变动的方法主要有移动平均法、最小二乘法等。用该种方法构建的波动指数或变异率的数学表达式为：

RAt＝（Yt-）÷Yt

式中为猪肉产量期的趋势估计值。RA反映经济变量的稳定程度，RA越大，说明经济变量的稳定性越差，RA越小，则经济变量的稳定性越好。因此它可以作为周期划分的依据。

3．HP滤波法

HP滤波法由Hordrik和Prescoot（1980）在分析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周期的论文中首次使用，该方法是一种非线性回归技术，可以灵活运用，拟合效果较好，在生产波动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

设Yt是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是其中含有的趋势成分，是其中含有的波动成分。

Yt＝+,t＝1,2,…,T

采用HP滤波法从生猪价格中分离出长期趋势和循环波动成分。对循环波动成

分分析，1985年以来生猪价格可划分为8个波动周期，除了一个2年的短周期、一个6年的长周期外，其余5个周期的长度都在3年或4～5年，平均周期长度3.9年。

剩余法和HP滤波法这两种方法能对影响生猪生产周期波动的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进行分解，HP滤波法计算比较复杂，但拟合效果较好，它弥补了速度法的不足。

（二）我国生猪生产与价格波动情况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猪生产任务、定购价格和粮食价格由政府统一制定，生猪生产一般不会发生大的波动。1985年放开肉类市场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力量在我国生猪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生猪生产波动和周期开始表现明显，在某些年份出现较为剧烈的波动，困扰着生猪产业的稳定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猪生产经历了几次较大波动，生猪生产分别在1983年、1987年、1990年、1996年、2000年、2007年陷入低谷，猪肉产量的增长率明显下降，特别是2007年生猪产量的绝对量首次下降，生猪存栏总数比上年下降10%左右，猪肉产量比上年下降8%左右，生产下降造成市场供应短缺和价格的大幅上涨。而生猪生产在1985年、1988年、1995年、1997年、2005年达到高峰，猪肉产量和增长率大幅提高。

从1985年以来，我国生猪价格持续波动，2003年之前波动幅度较小，波峰所在年度平均价格比波谷高49.7%。2003年之后周期波动幅度加大，波峰比波谷价格平均高73%，特别是在2004～2008年、2011～2016年这两个周期中，波峰价格比波谷价格高出100%左右。生猪价格在1989年、1995年、1997年、2001年、2004年、2008年、2011年、2016年达到周期高点，而1987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3年、2006年、2010年、2014年为周期低谷点。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生猪市场的变化进行综合分析，中国生猪生产与价格波动的“猪周期”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多年以来的生猪价格大幅上涨，既刺激了生猪养殖户养猪的积极性，有利于提供充足猪源、稳定猪肉价格，但与此同时又往往造成下一轮的生猪发展过度，刺激更多养殖户盲目无节制地扩大生猪生产，最终导致“卖猪难”现象的再现，猪肉价格下跌，养猪户收入受到影响，“猪周期”再次到来。

三 我国“猪周期”的生成机理分析

通过对各种影响生猪生产与价格周期波动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可将影响猪周期波动的因素分为生物机制、市场机制、外部冲击和生产结构四方面。一般来讲，生猪的内部传导机制决定着周期波动的持续性，生猪的外部冲击机制则主要是通过生猪的内部传导机制对每一次波动周期的波幅、波长产生一些影响，并决定波动过程中的转折点，这也是研究分析“猪周期”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生物机制

生物机制是指生猪生产繁育周期对猪周期产生的影响。生猪生产经过繁育母猪、产仔、育肥三个阶段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生猪生产生理特点决定了生猪由产仔到投放市场供应有个时间差。能繁母猪数量变化幅度及其生产性能直接决定着生猪生产量的波动幅度。生猪饲养者要扩大养殖规模，首先必须增加能繁母猪的数量，待生猪出栏量增加效果才会显现出来；反之，生猪养殖户就会通过提前淘汰能繁母猪来进一步减少生猪存栏数量。由于能繁母猪数量与最终提供给市场的产量之间存在较长的时滞关系，加上其间母猪生产性能或饲养管理水平的差异，因此最终提供给市场的产量有很大不确定性，这样就会加剧生猪市场的波动。

（二）市场机制

生猪市场价格的影响。一般情况下，生猪市场价格同生猪生产数量以相同的方向变化。当生猪市场价格上涨时，生猪饲养者往往开始增加生猪的饲养数量，随之而来的就是生猪市场供给渐多，造成市场生猪供应过多、市场过剩，继而生猪市场价格就会逐步下跌，生猪饲养者无利可图、亏本生产，再下去就是饲养者减少生猪的饲养数量，市场生猪供应相对不足，生猪市场价格又逐步上升，以此形成一个又一个循环周期。

饲养生猪所需饲料市场价格的影响。据调查，在我国饲养生猪所需饲料中，玉米占主要部分。我国饲养生猪所需饲料市场价格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玉米市场价格对生猪生产的影响。一般来说，生猪产量和玉米市场价格呈反向运动，当市场上玉米价格上涨时，生猪的养殖成本也开始上升，养殖户养猪积极性下降；反之，则生猪饲养户养猪积极性普遍高涨，从而导致生猪生产的又一次波动。总体来看，玉米市场价格变动幅度远远大于生猪生产数量的变动幅度，且影响主要在当年。

猪粮比价的影响。一般来讲，猪粮比价越高，说明生猪养殖者获利越多；反之，说明生猪养殖者获利越少。从理性的经济人来讲，生产者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通常认为，猪粮比价5.5∶1为盈亏平衡点，超过5.5∶1，养猪有利可图，低于5.5∶1，养猪亏损。近年来，由于我国生猪生产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猪粮比价也在调整中。实践中，猪粮比价对当年的生猪生产影响是正的，对此后两年的影响是负的。

（三）外部冲击

从总体上来看，国家对生猪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还相当薄弱，目前很难适时引导生猪饲养者养猪。

经济增长对生猪生产与价格的影响。当经济增长速度较高时，在市场调节机制作用下，饲养生猪的比较利益降低，土地等要素向投资收益率更高的工业和城市转移，生猪生产下降。另外，随着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和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镇，猪肉需求增加。生猪供给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促使生猪市场价格快速上涨，又反过来刺激养猪户扩大生猪生产规模。反过来，也是同理。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不仅会影响当年的生猪生产，而且会对一年或两年后的生猪生产带来影响。

疫病因素对生猪生产与价格的影响。生猪疫病对生猪市场的影响具有双向性：一是导致消费者对猪肉的需求减少，二是会使生猪的生产量下降。通常情况下，疫情结束后，市场上的猪肉需求量会很快恢复，而生猪生产具有一定的时滞性，难以很快在短期内补给到位，短期内供需失衡会导致生猪市场价格上涨，因此与需求相比，生猪疫病对猪肉市场供给的影响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其更进一步加剧了生猪市场价格的波动性。2003年“非典”疫情、2006～2007年猪高热病，使养猪业遭受了较大损失。

政策因素对生猪生产与价格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生猪政策逐步进行调整。1979年起开放生猪市场；1985年取消生猪统购统销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重点转向扩大生猪生产、调整结构、提高效率及提升质量和安全性。2007年生猪出现供应量绝对下降，国家出台一系列对能繁母猪补贴、生猪大县奖励、生猪良种补贴等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养猪户的积极性。2009年国家出台了《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将综合调控措施的主要目标确定为猪粮比价不低于5.5∶1。2012年、2016年，国家相关部委又对猪粮比价平衡点进行了适度调整。生猪政策的调整，对生猪生产及价格都会带来较大影响。

（四）生产结构

生产结构主要指生猪生产内部的规模化程度。我国生猪生产长期以来一直以分散饲养为主，规模化程度低是全国“猪周期”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大多数生猪散养户趋同行为显著，极易同时进入或退出养猪业，形成聚合效应，造成生猪生产大的波动。一是我国生猪散养户养猪的设施比较简陋，进入与退出的成本都是比较低廉的，当生猪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养殖户纷纷扩大生猪饲养；反过来，饲养户就减少饲养或者退出不养，一般来说不会造成太大的经济损失。二是目前我国农户散养生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粗放的，很容易使生猪传染疾病，且饲养户的防疫意识相对淡薄，防疫知识也比较缺乏，一旦疫病暴发，往往会造成大面积的生猪死亡，使许多生猪饲养户产生恐惧心理甚至放弃饲养，极易造成生猪生产量的大幅下降。三是有相当一部分生猪养殖户通过中间商、猪贩子获取生猪市场信息，散养户信息渠道单一，信息服务滞后，或凭个人经验对生猪市场做出比较简单的判断分析，难以进行科学合理的生产。当“小生产”面对“大市场”时，很容易因生猪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决策失误，导致养殖户遭受较大的经济损失。再加之我国生猪产业化程度比较低，生产者从众心理很强，容易出现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的局面，造成生猪生产的大幅震荡。小散户没有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难敌大市场。而规模化养殖则能克服散户生产弊端，有利于生猪生产的稳定发展。此外，不断上升的养殖成本压缩利润空间、养猪业贷款难、规模养殖用地困难等，都是导致养殖户难以抵御市场风险的原因。

四 我国生猪产销中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生猪产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和新起点，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有些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显得越来越突出，成为今后我国生猪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生猪产销多头管理，流通渠道和市场机制不完善

世界各国对生猪业多实行一体化的管理方式，而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生猪管理部门多达十几个，政出多门、条块分割、产加销脱节、贸工农分离，是“多头治猪”。再加上区域特色不明显，影响比较优势的发挥。目前，尤其是生猪流通体制不健全，导致生猪生产各环节利益分配严重不合理。另外，我国生猪风险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在金融、信贷、保险等方面的支持保障体系不够健全，抵御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的能力偏弱。

（二）生猪生产方式落后，生产规模偏小

我国生猪生产方式落后，规模小、分散饲养，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水平也较低，产出水平不高。我国年生猪出栏量1～49头的养殖户占我国总养殖户数的98.94%，而其出栏量仅占我国出栏生猪的71.25%。目前，我国小规模的养殖方式仍占主导地位。但这种粗放的生猪小规模养殖模式生产不稳定，资金缺乏，适应市场能力不强，且从众性强，加剧了生猪生产的盲目性，极易导致生猪疫病发生。饲养散户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低下，很容易造成周期性波动。

（三）生猪产业链利益分配不够合理，生猪产业化发展滞后

当前，我国生猪生产、加工、销售环节利益分配很不合理，加工企业和零售环节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当市场生猪价格波动时往往联手压低生猪收购价格，将市场风险主要转移给生猪饲养者。另外，我国生猪产业化经营的链条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绝大多数利润由中间环节把控，而生产者所获很少。生猪产业化是伴随着畜牧业的产业化而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初，四川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第一个牧工商联合企业，开启了全国畜牧业产业化的序幕。产业化以“公司+农户”模式、“公司+基地（园区）+农户”模式为主，带动了生猪养殖户收入的普遍增长。目前，我国生猪产业化发展相对滞后。公司和农户之间没有形成稳健的利益衔接机制和合理的分配机制。龙头企业优势不够明显。有的竞争力不够强，一体化程度不够高，有的缺乏稳定的原料来源基地。生猪业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发展不充分。中国的生猪产业大而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即生猪产业链各环节、各主体之间协调不够。当市场上猪肉货源比较紧缺时，生猪屠宰厂商纷纷争抢猪源，养殖生产者抬级抬价，以此希望获得更多收入；而当市场上猪肉供给过剩，养殖者又纷纷急于出栏，屠宰厂商便趁机压级压价，以此希望进一步降低自身成本，获取更多的盈利空间。这是我国生猪价格陡涨陡落、供求不够均衡的重要原因。在此背景下，我国猪肉产品品质提升缺乏整个产业供应链的基础保障，消费者满意度不高。

（四）生猪扶持政策覆盖面不够，生猪政策的持续性难以确定

近年来，国家制定的生猪产业化政策、能繁母猪补贴保险政策、猪价下跌调控预案等，在应对生猪生产与价格波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需与时俱进，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从生猪生产支持政策看，国家更加重视规模户，对其支持政策较多，而对生猪散养户的扶持政策明显偏少。生猪散养户本身生产技术水平比较低，抗风险能力偏弱，如再得不到规模户享受的支持政策，其在发展中将处于更加不利地位，从长远来看，这也不利于我国生猪生产的稳定健康发展。从生猪生产调控效果看，国家更倾向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注重生猪价格上涨时的政策扶持，而在猪价下跌时扶持政策较少。而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猪价上涨时的支持政策能够增加生猪生产，但控制不好，反而有可能引起下一轮猪价下跌，加剧生产与价格波动；在猪价下跌时实施扶持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波动。政府出台的调控政策倾向临时性，生猪政策持续性不够。国家于2007年、2008年连续两年实施能繁母猪补贴政策，但此后没有明确是否继续实施，影响生猪生产者的积极性。

（五）生猪防疫难度大，技术支撑体系不完善

动物疫病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已成为一个跨越国界、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我国生猪饲养以分散饲养为主，防疫不规范，防疫病困难。随着生猪生产发展，规模化发展加快，养殖密度加大，生猪很容易滋生疫病，而一旦疫病暴发，其传播快，且传播面积非常大。一方面会造成大量的生猪死亡和生产性能的大幅度下降，给养殖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还会使养殖者产生恐慌心理而弃养，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

（六）生猪调控预警指标单一，不能完全预警生猪发展趋势

近年来，政府的生猪调控预案中主要的预警指标是猪粮比价。在短期内，饲料结构、人工成本和仔猪价格等是相对固定的。但从长期来看，这些因素一般会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出现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情况下，单纯以猪粮比价也很难反映我国养猪实际收益情况。如果仅以“猪粮比价”反映养猪效益偏差会较大，甚至有时可能会对决策制定造成消极不利的影响。同时，仅以是否盈利来判断生猪市场供应情况也失之偏颇。养殖户愿不愿意养猪，除了受到养猪是否盈利的影响外，还与养猪劳动是否艰苦与体面、投入大小、养猪与养羊、养牛等相比的比较利益大小以及风险大小等有关系。另外，生猪养殖点多面广，准确收集信息困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调控的时效性与准确性。

五 破解我国“猪周期”的路径选择

多年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常出现上一轮“猪周期”走过，下一轮“猪周期”又至，“涨涨不止”“跌跌不休”交替出现，“最惨猪周期”“最强猪周期”在饲养者心中挥之不去，他们惧怕“猪周期”，为此政府及有关部门又该如何面对呢？由于我国生猪产业集约化程度有限，产业基础还相当薄弱，要从根本上破解“猪周期”问题，还应统筹兼顾、综合施策、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加速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一）大力发展生猪规模养殖，建立稳定的风险承担机制

只有结合我国国情，大力发展生猪规模化饲养，才能进一步增强我国生猪饲养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大力推行规模生猪生产，便于推广先进的生猪养殖技术，也便于集中购买所需生产物资，进一步降低生猪饲养经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也有利于培育生产主体的诚信度。而且，由于规模养殖户能及时与市场进行沟通联系，便于及时掌握市场上有关生猪的信息动态，获取这些市场信息的渠道广泛，具有较强的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同时，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生猪市场的波动，因为生猪规模养殖户一般来说以养猪为其主业，正常不会随意退出生猪市场，能够为市场提供较为稳定的生猪源，国家也便于调控市场、稳定价格、保障供应。从国外一些国家来看，规模养殖是稳定发展生猪、有效保障市场供应的一条正确路径。目前我国生猪供应与需求端不能直接对接，容易导致生猪价格暴涨暴跌。再加上我国猪肉的价格调控有一个特点，即猪肉高价时介入，扶持生产，猪肉价格大跌时，一些地方又放任，此类调控容易导致猪肉价格的大幅波动。我国应借鉴巴西及欧美等国做法，大力发展生猪规模饲养，稳定生产，建立起养殖户与屠宰场联合一体化生产方式，减小生猪生产与市场价格的波动。另外，还要进一步健全生猪市场流通体系，将生猪现货、期货市场和农村信息化发展相结合，建立覆盖各养殖区的生猪养殖信息网络。

（二）推广“温氏养猪模式”，发展生猪订单生产

目前，我国生猪养殖模式仍以家庭养殖为主，既分散，规模又偏小，从业人员素质不是很高，即使推出生猪期货，操作也面临困难。在美国，由于产业成熟、个体规模大、从业人员素质高，几万人就可以养殖1亿头猪。但是在中国，将近6000万的养猪人才养7亿头猪。在生猪产业链中，养殖环节最难，投入成本最多，面临风险最大。目前，有的企业尝试用全产业链成本控制体系来平滑行业波动。首先是饲料环节，企业建仓库储备粮食，减少饲料价格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开展冷链冷冻业务，进一步向下游延伸加工熟食。由于熟食的毛利高于养殖环节，有利于提高企业毛利率。推广“温氏养猪模式”，由公司向合作养殖户统一供应苗猪、饲料、兽药、技术服务，实行保护价收购，养殖户只管养好猪。应大力鼓励“雨润”“中粮”等屠宰加工企业与养殖场（户）合作，提升行业抗风险能力。

（三）探索生猪目标价格制，烫平、减缓“猪周期”

目标价格政策，一般是指在市场中形成农产品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差价补贴保护生产者利益的一项农业支持政策。目前，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试点已经开始，新疆棉花、东北及内蒙古大豆被纳入首批试点范围。如果试点成熟的话，进一步加以总结推广，生猪（猪肉）也适合这样的目标价格制，即设定目标价格，进行差价补贴，既能稳定生猪生产，降低生猪养殖户的生产风险，同时又能保障消费者需求，稳定终端消费价格。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指出，要探索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市场价格过低时对生产者进行补贴，过高时对低收入消费者进行补贴。国家应在生猪目标价格方面探索政策框架，进行顶层设计，为生猪生产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政策指导与路径设计，烫平、减缓“猪周期”给我国生猪产业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

（四）推出生猪期货贸易，引导现货市场运行发展

期货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机制能动地调节和引导现货市场的运行和发展。我国加快建设生猪期货市场，有利于增强生猪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话语权。我国是全球猪肉第一生产大国，国内需求巨大。但国内养殖户多为中小散户，资本实力弱，抵御风险能力相对较差。要鼓励屠宰、养殖大型企业参与大宗饲料原料期货市场和生猪电子交易，积极培育和发展生猪期货的机构投资者，为推出中国生猪期货和持续稳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全球的期货市场上，开展过猪类期货交易的交易所已有很多，如美国中美洲商品交易所、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波兰波兹南交易所、荷兰阿姆斯特丹农业期货交易所、德国汉诺威商品交易所和韩国交易所等。我国可借鉴国际上开展生猪期货的成功经验，在连续推进生猪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生猪期货合约标准。

（五）培养比较完整的生猪业产业链，注重提升发展生猪产业化水平

总体上来讲，我国目前生猪产业集中度还不够高。目前，国内生猪产业链条分割得仍很厉害，而美国的四大公司控制了全国60%以上的猪肉供应，欧盟的中小型猪场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进行产业链整合。我国应在大力发展生猪产业链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整合繁育、饲养、运销、加工、屠宰等环节，培养比较完整的生猪业产业链，建立现代化的生猪产业生产经营体系。国际上为我国提供了两种生猪产业化经营模式，即美国模式、欧洲模式。以美国为例，有规模非常大的生猪饲养场，生猪生产者完全可以根据价格信号来有序妥善安排生猪生产，及时进行价格指导，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至于德国，也是家庭农场养猪，单个猪场就是几百头母猪，规模没办法跟美国比，没有推出生猪期货，价格也非常平稳，原因在于从业人员的素质高、组织性强，农业协会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效实现了产销对接。

（六）试点推广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引导生产者规避市场风险

生猪、猪肉价格保持基本稳定，对生产者、加工者、消费者及调控者都是有利的。近年来我国“猪周期”频繁发生，仅靠政府还不够，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金融保险作用，创建生猪价格指数等，现货交易可直接以价格指数为基准，引导生产者规避市场风险。集中人力、物力探索推广生猪价格指数保险是规避生猪生产与市场风险的一种好办法。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就是以生猪为保险标的、以生猪价格指数为保险责任的一种保险。北京市正式启动了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平均“猪粮比”低于6∶1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给予生猪养殖户赔偿，避免了生猪生产的大幅波动。目前，有的地方通过保险提供补偿保障，这已成为现代农业规避风险的主要手段。南方不少县市已经试点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民可为生猪、奶牛、肉鸡等投保，保费享受70%的财政补贴。面对深度涨落的生猪价格，我国应积极引导生猪养殖主体在积极调整生产结构的同时，采取开发商品猪保险产品等措施，为稳定发展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奠定坚实基础。

结束语

破解“猪周期”，根本措施还在促进生猪产业升级。我国在扩大规模化、专业化、工厂化生猪养殖的同时，应采取措施大力促进生猪的产业化、标准化和品牌化生产。扶持龙头企业与养猪户建立起紧密合作关系，用品牌引领生猪产业发展。进一步提高养猪产业成熟度，提高规模化养殖占比，把生猪产业化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使更多的从事养猪的人变成专业的人员，采用现代化的装备，充分发挥生猪期货锁定远期成本，“猪周期”问题的破解或者至少大幅缓解波动也就为期不远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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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立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