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新时期面临的社会风险严峻挑战

一 我国已经进入高社会风险的新阶段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曾系统论述了风险社会的理论。他明确提出：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化过程和信息化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现代化的发展既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也制造着无数的风险，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他认为“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是分配财富、分配好处，而风险社会的中轴原理是分配坏处、分配危险”。风险社会的秩序并不是等级式的、垂直的，而是网络型的、平面扩展的。显然，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为我们研究转型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体系运行平稳有序，社会整体发展保持着良好态势，社会基本和谐。但整体平稳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风险。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转型发端于对传统社会体制、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它把现代性注入社会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据《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报告，从1978～2006年的28年间，我国经济效益和社会结构指数虽然不断增长，年均递增分别为5%和3.8%，但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分别为1.4%和0.5%，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呈现负增长。社会秩序指数由警力、刑事、治安、贪污、生产安全等5项指标组成。1978年和2006年相比，其中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从5.5件上升为35.5件，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增6.4%。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和治安案件查处率年均递减1.0%和5.4%。28年间社会秩序指数和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这种负增长将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因为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密切相关且互相制约，如果贫困率上升，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不稳定因素将增加，从而直接导致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上升。“28年来，此两项指数（社会秩序指数和社会稳定指数）互相影响，均呈现负增长，它直接影响了经济社会综合指数的增长，如28年社会和谐度的综合指数按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四大类指数计算，年均递增为5.5%。但若包括社会秩序、社会稳定两大类指标综合计算，年均递增只有4.4%。因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影响了综合指数1.1个百分点，影响度为20%，其中1991～2006年的影响度上升为26%。”这反映出伴随着我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相应增多，社会风险也不断增大。可以说，我国已经进入高社会风险的新阶段。

二 我国新时期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挑战

（一）制度性风险的挑战

制度性风险是指在社会发展与运行过程中，由于制度缺失、制度设计缺陷、监督机制的缺位或者制度失灵等原因所引起的矛盾与冲突。首先，在加速社会转型期，旧有的制度和规则已经失效，而新的制度或规则尚未确立起来，社会处于真空与失范状态，因而催生与诱发诸多社会风险。其次，在文化变迁过程中，文化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变迁速度并不一致。通常来讲，物质技术层面变化最快，制度层面次之，最后观念层面才真正发生变化，因此，我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制度与物质技术方面以及制度与观念方面的差距与错位，导致制度的不到位、不适应甚至失灵等。再次，原本用于控制和利用风险的制度本身由于条件变化或运行失效，而强化现有风险或产生新的风险；此外，科层制组织模式强调部门责任和对上负责，导致部分制度的效力局限于某一领域或某些问题，无法应对极具扩散性的社会风险。就某种程度而言，“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增多，现代风险的制造者、获利者以及主管机构都会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以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制度规则的表层结构与潜层结构混存的磨合期。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就是社会潜规则的大量存在导致制度失效的问题。它容易造成脆弱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成员随意或不可预期的行为。制度的失效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风险，如行贿受贿、偷税漏税，它所造成的最大的社会风险就是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据我国官方数据统计，腐败所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仅1999～2001年，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就高达14.5%～14.9%。

（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风险挑战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财富的总量实现了巨大的增长。然而在执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往往看重效率而忽视公平，各种税收调节制度和其他分配制度没有及时跟进调整，导致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放大，社会不公平现象也愈来愈严重。据有关统计，1978年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只有0.16，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1，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33；到2005年，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34，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8，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 2010年，全国的基尼系数更是进一步上升为0.5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的数据也表明，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基于收入差距悬殊之上的社会利益的急剧分化，会直接导致社会利益群体之间产生不信任、不合作、相互仇视甚至是剧烈的对抗和冲突，从而产生群体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进而会产生与社会的对抗行为，甚至导致社会的动荡与冲突，从而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生成。我们必须指出，对市场经济的盲目推崇与膜拜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产生了“经济建设型”政府模式，认为一切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都要靠市场化来解决，而政府则充当经济建设的主体力量，结果把本应由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公共卫生、教育、社会福利与救济等，推向市场、推向社会，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很多属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也都把“创收”作为重要目标，而把应当承担的责任当作“包袱”甩掉，最终引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不到位以及上述所讲的贫富悬殊、分配失衡等问题。

（三）生态风险的挑战

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退化是当代中国社会不争的事实。首先是水污染非常严重。全国七大江河水系河段中，可以作为饮用水源的河段仅占29.1%，劣五类水质河段占40.9%。七大水系污染程度由重到轻依次为：海河、辽河、黄河、淮河、松花江、珠江、长江。其次是城市空气污染也非常严重。空气质量达标城市的人口比例仅占统计城市人口总数的26.3%，暴露于未达标空气质量的城市人口占统计城市人口的近3/4；特大、超大型城市空气污染明显重于中小城市，尤以人口规模在100万～200万人的特大型城市空气污染最重。再次，我国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盐碱化、林草毁坏导致的土地退化问题也非常突出。近年来，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虽有所减少，但全国仍有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每年因水土流失造成的土壤流失总量高达50多亿吨。与此同时，我国共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万多平方公里，占到国土总面积的27.9%。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指出，1986年，我国与污染有关的生物多样性损失为121.7亿元，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为831.5亿元，共计953.2亿元，占1986年GDP的9.84%。据世界银行1997年统计，我国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540亿美元（按1995年计），相当于同期GDP的8%；国家环保总局2001年组织的西部生态状况调查表明，仅西部9个省、区因生态破坏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1494亿元，相当于同期GDP的13%。2008年5月12日，我国更是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汶川大地震，造成死亡、失踪者共8.7万多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451亿元。可见，生态环境问题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四）金融风险的挑战

从当代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我们可以充分看出当代金融风险的普遍性、全球性和人为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在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爆发了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1992年，英国爆发金融危机，并波及西班牙和意大利；1994年，墨西哥爆发严重金融危机，波及阿根廷；1997年，泰国、韩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并波及东南亚各国，最终酿成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和冲击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和1998年，香港两度发生金融风险；1998年8月和1999年1月，俄罗斯和巴西又相继发生金融危机；2007年4月，全球又爆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我国曾经成功地躲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大大增强了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解决金融问题的信心以及本国政府的自信心。但是面对资本的快速流动，如何有效应对潜在的金融危机对我国来说依然是一个严峻挑战。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广大公众对政府解决问题能力的信心。一旦经济增长无法持续，对政府的信心大幅度减弱，整个金融系统就面临瘫痪的危险。目前，四个因素值得中国政府特别重视。一是银行系统的呆坏账问题。要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就必须解决庞大的呆坏账，提高资产的质量。二是银行系统的改革问题。目前主要银行正在大幅度精简在各地的网点，减少人员。从长期看这肯定有利于提高银行的效率，但政府应努力避免由此造成当地金融秩序的混乱。三是金融监管机制的建设问题。中央政府加强监管机制的努力存在着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的危险。金融秩序的整顿如果不断侵害广大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就可能把金融问题社会化，动摇公众对金融市场以及整个改革的信心。四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尤其是当前国际次贷危机已经深度扩散形成全球金融危机，基础产品价格大幅上涨，金融市场跌宕起伏，使得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大大增加。从国内来看，受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等因素影响，加上雨雪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趋缓。部分城市房价大幅下降，股市剧烈波动，投机资本大量进出，部分行业和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多种迹象表明，我国正面临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挑战。

（五）人口安全风险的挑战

人口安全是一个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之一，直接关系国家的整体安全、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我国人口工作经过几十年艰苦努力，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有资料表明，自1971年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少出生3.38亿人，为家庭节省少年儿童抚养费6.4万亿元，为国家和社会节省少年儿童抚养费1万亿元，两项合计为社会节省7.4万亿元，相当于1997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然而，我国人口安全工作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隐患。其一，人口低增长率和高增长量长期并存，人口规模过大仍是我国长期面临的严重问题。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2010年11月1日，我国人口总数达到13.7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9%。虽然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我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万～1000万人的速度增长。庞大的人口数量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其二，我国人口素质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国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总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人口粗文盲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2%以下的水平，2009年我国人口粗文盲率为5.91%; 大学粗入学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1年）。其三，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了出生婴儿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现象。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直逼120（即平均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对应地出生了近120名男婴），发展至今已超出国际公认的正常范围约10个百分点。其四，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加剧了社会养老保障的负担。1999年，我国进入了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未富先老、城乡倒置等特点。其五，就业人口持续增加，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适龄劳动力占总人口70.14%，达9亿多人，比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就业人口还多4亿多人。庞大的劳动人口将对我国就业市场构成长期的、巨大的压力。

（六）公共安全风险的挑战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以及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快，我国的公共安全也遭遇严峻挑战。无论是2008年南方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还是2005年春节辽宁阜新煤矿海州立静瓦斯爆炸事件、2004年初的禽流感、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2年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特大投毒案以及1996年、1998年的特大洪涝灾害，都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介绍，我国现正处于第五次安全事故频发高峰期，每年平均直接损失在1000亿元，加上间接损失要超过2000亿元，而各种事故造成平均每天死亡300人。这一系列有关公共卫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的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如何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已经成为我国转型社会维护公共安全的重要议题。虽然影响和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和事件纷繁复杂，危害程度各有差异，但这些事件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概括如下。其一，发生的范围广，国际化程度增强，高频次、多领域地发生。如2003年的“非典”疫情扩散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并波及欧美。其二，危害的灾难性和非传统性。如近年来发生的“非典”疫情、禽流感等，这些疾病传染性极强，死亡率很高，人类目前还不能有效地防范和治疗这些疾病。其三，影响的关联性。如洪灾不仅影响农业，而且影响教育、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商业流通等；洪水退后还可能造成大面积的流行病疫情暴发，房屋和基础设施损毁等。其四，原因的复杂性。公共安全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有政治的、民族的、宗教的、自然的原因，也有经济的、生产的、经营的原因。这些原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其五，演变的隐蔽性。公共安全潜在的危机常常不易被察觉，常常在人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综上所述，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整个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常态社会，社会风险与日俱增，公共安全面临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