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人口形势与对策

第一章 重新认识中国的人口形势

郭志刚

一 重新认识人口形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40年的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态势得到了根本性遏制，总和生育率（TFR）多年来远低于替代水平，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转变为负增长。尽管人口规模在今后很长时期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但是人口与发展问题已经出现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生育率过低造成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在这个关键时期，人口发展战略决策面临着历史性抉择。

面对当前的人口形势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当前生育水平的判断。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对实际生育水平的认识陷入了一种迷茫状态。一方面，近20年来几乎所有的全国人口调查均反映出中国总和生育率处于1.3~1.5之间非常低的水平，却不断被质疑是由于严重的出生漏报所致，并通过种种间接估计将其调整到1.8左右，而这些间接估计却大多存在着技术错误或数据缺陷，存在先入为主的主观倾向。第二个问题是针对中国人口变化前景应采取的对策。首先是未来20~30年中应当选择的生育率水平，而这个决策又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人口更为长远的前瞻性研究之上。但是，以往基于那个影响极大而并不可靠的1.8的总和生育率的判断，以及在计划生育方面过于求稳怕乱的心态，导致有人认为1.8的总和生育率最好还能继续维持20~30年。

事实上，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人口风险已经不再是迅猛的人口增长，而是生育率过低以及由此导致的严重少子化和过度老龄化。重新认识人口形势这项任务不仅极为重要，而且已经到了极为紧迫的境地。在中国人口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错误的判断和犹豫不决都将贻误时机，危及中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揭示全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刷新了最低生育率纪录。尽管这个统计数字可能存在一定失真，但它又一次对当前生育率过低的现状亮起了红灯，警示人们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总和生育率是研究当前人口形势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近20年来，绝大多数全国人口调查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均处于1.3~1.5之间，但政府主管部门一直坚守着1.8的总和生育率口径，以致政府部门所做的人口规划乃至包括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口预测也大都依据1.8左右的生育率假定。六普人口年龄结构提供了以往人口发展过程的信息，所以按六普模拟分析则能将生育率比较的视野扩展到以往20年。

图1-1提供了不同来源总和生育率的比较，可以看到按六普结果模拟的总和生育率十几年来都处于1.5以下的低水平，不少年份甚至连1.4都不到。总之，六普结果确认了以往全国性调查所揭示的极低生育率，而政府主管部门长期坚持的1.8的生育率口径则严重脱离实际。至于那个曾经惊动了上上下下、刮起“生育反弹、形势严峻”之风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结果，被同期及以后的人口调查结果，也包括六普结果所否定。这一事态的发展印证了有关这次调查结果的质疑和分析结论（郭志刚，2009)，即2006年调查的异常结果是因为其调查样本的严重偏差所致，实际上我们不仅看到生育率并无巨大反弹，而且人口老龄化先期而至了。然而，这股产生严重误导的风，至今并未得到应有的正本清源，还在影响各个方面。

图1-1还提供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总和生育率的中方案估计，它在前半段与政府口径几乎相同，在后半段则略低一些，对2000年的估计为1.68。实际上，该研究同时还特别推荐的高方案估计则为1.77，其实就是1.8的官方口径。从图中可以一目了然，这套估计与实际调查结果相距甚远，同样也被六普模拟结果所否定。

即使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低生育率水平，同样可以显示问题的严重性。由于现实当中40岁及以上妇女的生育已经极少，人口学经常用调查数据中35~39岁妇女的平均曾生子女数来反映这组妇女的终身生育数。1990年、2000年和2010年这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取得的这一统计指标分别为2.48、1.85和1.52，而所对应的妇女年龄组则分别出生于1951~1955年、1961~1965年和1971~1975年。这一指标反映出，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在10年以前就已经显著低于替代水平（2.1），而当前更是低于替代水平0.5个孩子。六普揭示的1.18的总和生育率与其35~39岁组妇女的平均子女数（1.52）看起来不同，其实它们之间并不矛盾，而是高度一致的。时期指标反映的是当年的生育水平，而终身指标则反映了以往很多年的累计生育水平。在当前生育水平下降和婚育年龄不断推迟的情况下，时期生育率就应该显著低于同期刚结束生育妇女队列的终身生育率。

六普结果再一次证明，以往的人口统计一直拒不承认极低生育率的现实，普遍存在着高估出生漏报和生育水平的严重偏向，多年来陷在那个人口统计怪圈中打转，严重误导了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贻误了生育政策的及时调整。这种屡错屡犯的问题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人口形势与发展前景。实际上，与生育率过高一样，生育率过低同样也会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构成巨大威胁。当前，生育率过低已经成为人口发展的主要风险，但整个社会对此还没有充分认识。

二 以往高估了出生数和人口增长，低估了老龄化问题

六普数据还表明，在总和生育率估计上的严重失误还导致了以往人口预测和规划在总人口增长以及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同样出现了严重失误。

从政府主管部门最近两个五年人口规划的相应人口预测结果来看，均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偏差。“十五”人口规划时的人口预测采用官方口径的1.8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远高于当时所有的调查统计结果。并且，该预测的人口基数还在2000年人口普查的12.65亿总人口之上又加上了约1700万的调整量，反映出政府主管部门并不相信五普结果，对20世纪90年代出生人数另做了调整扩大。“十五”规划预测的2005年总人口为13.31亿，然而2005年全国1%人口调查取得的总人口结果却只有13.08亿。“十五”规划要求期间的人口增长不超过5600万，然而2005年实际总人口数要比预测规划数少2300万，相比其人口预测所调整的2000年基期人口的12.83亿仅增长了2500万，而相比五普总人口的12.65亿也不过增长了4200万。仅仅5年预测就有如此之大的偏差，足以表明该预测的人口基数调整与生育率参数假定均严重脱离实际。

“十一五”人口规划时的人口预测基数直接采用了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人口数，但对生育率的设定依然照旧，该预测的2010年总人口为13.60亿。然而，六普公布的总人口数为13.40亿，即表明“十一五”人口规划又偏高了2000万。“十一五”人口规划预计平均每年人口递增1000万的局面根本没有出现，而人口实际平均每年仅递增600万而已。于是，规划预计距离实际情况之间再次出现巨大偏差，又一次反映出以往对生育率的严重高估问题。

由于官方口径的巨大社会影响，高估生育率的偏向极为普遍地存在于前些年的绝大多数人口研究当中，进而误导了对当前中国人口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危险的是，这种状况已经延续多年，并且至今还占据着人口研究的主流地位，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误导了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也误导着政府的人口规划和决策。实际上，我们只要将以往历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人口统计和绝大多数人口预测结果与六普模拟结果相比较，便可以看到以往人口统计和预测都普遍高估了出生人数，低估了人口老龄化。

图1-2显示，与六普结果相比，1994~2005年的统计公报的人口出生数都明显偏高，尤其是1996~1999年最为严重，偏高均为400万左右，偏差率在24% ~30%之间。从六普人口年龄结构可以推算出，1996年以后，年出生数已经降到1600万，其中好几年还不到1500万，甚至有的年份只有1400万左右。图中仅举近年最具有权威影响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的出生估计为例，来反映以往人口预测中的通病。由于五普低龄人口数据遭到强烈质疑，该研究在开展正式人口预测之前先做出对20世纪90年代的可接受的出生估计。从图1-2中的相应曲线可以看到，实际上这套估计大致以统计公报为基准，只是在前半段略高，后半段略低。因此，这套出生估计严重偏高，同时表明以此套估计为基础的人口预测尚未开始便注定有严重偏差。

这种情况在以往人口研究中甚为普遍，就是因为以往盛传30%出生漏报率的强大影响。相反，不少证明这种高漏报的间接人口估计却一再出现明显的错误和缺陷。其实，如此之高的漏报水平不过是以讹传讹，从未在全国层面得到过确凿的证实，但是由于有政府主管部门采信和传播，得以左右社会舆论。正因如此，当六普公布的少儿人口比例极低，只有16.6%，远低于以往预期水平，表明少子化程度十分严重时，便使很多人感到十分吃惊。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图1-2表明这种过程早在发展，也早有迹象，只是人们一味拒绝相信而已，并且还基于一些不实的间接估计，构建出一幅与事实大相径庭的人口图景。

上述六普模拟比较研究还表明，以往曾遭严重质疑的五普低龄人口数尽管的确存在一定漏报，反而相对更接近六普结果。这种情况表明，以往人口统计迷茫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数据质量问题，也不是技术方法问题，而是思想认识出了问题，宁愿相信主观经验判断，也不相信实际调查结果，因而在进行统计调整时宁高勿低，又缺乏科学根据和充分论证，导致严重的过度调整。这种过度调整结果甚至还不如不调整，导致更大的思想混乱，误导人口形势的判断和应对决策的制定。

高估生育水平和出生人数必然导致严重低估人口老龄化。图1-3提供了六普数据所反映的以往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用来对比历年统计公报的相应结果，以及作为“十五”人口规划基础，2001年人口计生委按总和生育率为1.8所做的预测结果，还有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预测结果。其中，六普模拟结果反映出人口老龄化在以前20年中大致呈线性均匀发展。与之相比，以往历年统计公报公布的老年人口比例除了两端年份比较接近外，中间多年的水平都明显偏低。近几年统计公报的老年人口比例呈加速提高其实并不能理解为人口年龄结构特点使然，因为按六普模拟的结果已经包括了年龄结构的影响，而且包含了平均预期寿命提高的影响，并且其描述的人口过程更具内在一致性。所以，统计公报的老年人口比例近年加速提高可能反映了统计部门认识到以往统计存在偏差，开始有意识地加以调整。

相比六普模拟结果，2001年在制定“十五”人口规划时的预测低估了老年人口比例发展趋势，偏低程度越来越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人口预测虽然做得最晚，然而其老年人口比例的偏差却比以前的预测还要大，是因为对预测基期2000年的少儿人口的过分调整。总之，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口预测的老年人口比例仅仅在几年之内，便已经与实际情况差出约一个百分点，那么这种偏向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的低估将更为严重。

通过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往高估出生率及过分的统计调整，严重低估和掩盖了人口老龄化的真实水平，其实是用猜测存在但实际并不存在的“出生人口”在统计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这一事实。

三 未来的适度生育率必须重新认真研究

人们都知道，在我国当前死亡率水平下，如果人口长期维持2.1的总和生育率不变，那么最终人口将成为一个不增不减的稳定人口。也就是说，2.1的总和生育率是人口生育的替代水平。并且，这个人口学规律已经告诉我们，替代生育水平才是达到人口长期均衡的条件。但是人们可能并不太了解，如果长期维持某一种低生育水平，未来人口前景将如何。根据稳定人口原理的推导（郭志刚，2010)，如果长期维持1.8的总和生育率，未来形成的稳定人口将以每117年人口减少一半的速度来递减。这两种测算结果其实已经表明，长期将生育率稳定在1.8的低生育水平并不是一个好的人口战略选择。测算还表明，要是长期维持1.5的总和生育率，那么每54年人口就会减半。这就说明，看起来生育率上的0.3的差距不大，但是却相当于枪口偏了一厘，人口后果会相差巨大。30年前，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一些学者曾建议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在7亿~8亿为好。由于以往面对的主要人口问题是控制人口规模的增长，这种追求人口缩减、认为人口越少越好的观点曾得到广泛宣传。实际上人口学界一直对此争议很大，批评这种战略诉求只重人口数量，忽略人口结构，忽略社会因素。今天看起来，它也忽略了历史因素。中国人口确实多，但这是几百年来历史形成的，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并且，人口多的问题也并不是一代人或几代人就能解决的，有待历史进程慢慢解决。想一蹴而就，无异于在人口问题上搞一次“大跃进”。人口发展战略思路问题在低生育率时期实际上更为重要，在此问题上的偏颇将会产生更直接的危害和损失。这两年又有人建议全国不分城乡搞“一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那就是对应着1.0的总和生育率，而这种生育率的“内在”人口趋势则是人口每20多年就会减半，更是一种无视人口发展规律、无视社会发展规律、无视历史发展规律的空想，误国误民，非常危险。所以，实事求是地反映当前实际生育率、恰当地选择未来的生育率等问题就绝不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的重大战略决策问题。

依据稳定人口原理做理论上的推导，并未考虑现有人口结构的影响，并不是真正的人口预测，也没有具体揭示未来几十年的中国人口进程，但是它揭示了不同生育率下的人口远期趋势规律，是制定长期人口战略决策的参考标准。在此框架内重新审视那种将1.8的低生育率再维持20~30年的主张，便很容易看出其问题所在。第一，从以上对1.8的生育率的推导结果已经揭示出其将导致人口的快速缩减。第二，将这样一种低生育率再维持20~30年，本身已经跨越了一代人的间隔时间，足以对人口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第三，六普数据揭示，以往中国人口所经历的实际生育率比1.8要低得多，而且已经持续近20年了，但这种主张显然从未对长时期持续这样低的生育率给予考虑。第四，这种主张的基本思路仍是控制人口总规模，回避调整生育政策而造成的出生高峰，但并未考虑当前面对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即便对此有所考虑，视野也不够开阔，仅仅考虑到21世纪中叶。然而，中国人口结构的基本特征是，1950~1990年间有三大出生高峰，年均出生规模在2000万以上。他们之中年长者刚刚跨入老龄，而主要部分将在今后的40年陆续进入老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重度期是在2050年以后。所以，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必须将视野覆盖整个21世纪。鉴于以上原因，人口发展战略决策必须重新加以认真研究制定。

事实上，未来仍然保持1.8生育率为好的人口发展战略建议，缺乏一个认真的研究和论证，只是简单说明这一目标生育率可以保证实现十六大提出的2020年GDP翻两番、人均GDP 3000美元的目标，还说这个目标生育率保证未来总人口不会超过15亿，此后总人口将缓慢下降，因此这个目标生育率不高也不低。而这些结果已成定数，所以保持1.8的生育率已经不再成其为理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已经宣布，中国在2008年便已经达到了GDP人均3000美元的目标。而这个经济目标的取得，除了经济本身高速增长超出预期的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人口增长速度远低于以往预测，即实际出生和生育率水平远低于以往判断。这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即以往人口发展是在1.8生育率的名义之下行极低生育率之实，如果还认为这样的情况再持续得更久才好，将会对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造成更大的损伤，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和谐都轻率地置于巨大的人口风险之下。根据六普结果推算，未来人口总量超限的风险已经很小，而未来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过度的风险却在迅速增大。这是因为，一方面，六普人口年龄结构宣示少子化和老龄化超乎以往的想象；另一方面，大量调查研究揭示出群众生育意愿越来越低，甚至不愿生育的比例也有明显提高的迹象。因此，能否使低生育率有效提高并不见得像一些人想得那样简单。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只专注于严控生育率，因而这方面的实践几乎仍是空白；另一方面，国际上其他低生育率人口的政府在此方面的努力可以说是很失败的。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暂且先假定生育率“能够”如愿得到有效提升，然后基于六普人口年龄结构所做的人口模拟预测来判断在结合实际人口结构影响的条件下，不同生育率会有什么人口后果。

在六普人口结构模拟的基础上，对未来四种不同生育率方案假设的预测模拟结果进行比较。生育预测采用了中国学者马瀛通（1985）等创建的年龄别递进生育率模型，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克服了常规年龄别生育率模型不能控制育龄妇女孩次结构影响的重要缺陷。首先，采用这种递进生育模型能够更贴切地反映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下形成的育龄妇女孩次结构特点，比如我国当前只有一个孩子的妇女比例相当巨大。其次，预测中通过提高二孩总和递进生育率参数来反映现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中增加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最后，再根据每年预测的年龄别育龄妇女数及其生育数推算出常规的年龄别生育率，本文所说的生育率方案就是按常规生育率结果划分的，其中高、中、低三个方案均是假设从2012年起将当前的过低生育率在几年内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然后长期维持下去。

低方案将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60，反映的是继续坚持在1.8生育率的名义下长期维持很低的生育水平，大致可以反映一些生育政策微调的影响。

中方案将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77，反映的是认识到实际生育率已经过低，因而迅速、有效地将其提高到1.8左右，并仍认为1.8生育率最好并长期坚持下去。

高方案则是将当前的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94，反映的是完全放弃两个1.8的生育率口径，实行二孩政策并有效地将生育率提高到接近替代水平。

第四个方案（注为“晚升高”）先维持当前的低生育水平不变，从2035年起将生育率逐步提升到1.94并从此维持下去，它反映的是在实际极低生育率情况下仍坚持两个1.8生育率口径不变并加以实施。

如上所述，我们并不能确定一旦生育政策调整便真的能有效提升生育率，因此这四套预测模拟方案只是在假设可以做到的条件下为人口决策提供参考。但是，这四套模拟结果又不同于上述根据稳定人口原理所推导的不同生育率的后果。因为这些模拟结果中反映了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的影响，而这些结构影响对未来人口进程的影响非常大，同时这些模拟结果能更好地反映在不同生育率下的人口进程本身，而不是像稳定人口推导的那样只是反映一种极长期地维持某种生育率的最终结果。

图1-4的总人口预测结果表明，高方案的人口峰值在2030年达到14.93亿，而且在这一规模上维持的时间较长，但终将不可避免地转向人口缩减，到21世纪末总人口将不足13亿。中方案的人口峰值为2029年14.54亿，之后转为人口缩减，到21世纪末总人口不足10.5亿。低方案的人口峰值为2026年的14.23亿，之后迅速地转为人口缩减，到21世纪末总人口仅8.5亿。这些方案结果表明，只要生育率保持在替代水平之下，中国人口总量在21世纪中期以前转为缩减已是定局，但是不同生育率选择会使21世纪末的总人口规模从8.5亿到13亿，相差极大，因为它们代表的是刻意追求人口过快缩减还是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推迟提高生育率的第四个方案结果在总人口指标上看起来似乎还不错，由于晚提升生育率30年，使前期总人口规模得以显著压低，而后期的总人口规模则介于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间。要是从人口递减的速度来看，它的结果将处于高方案和中方案之间。可能正是因为类似的人口总量图景导致了再维持较低生育率30年不变的政策建议，但是这种方案在其总人口规模上的表面收益背后却是其他方面要付出的巨大代价。

图1-5提供了各种方案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模拟结果，其基本特征是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的确不可逆转。当前中国不过刚刚跨入老龄社会的门槛，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是在2060年前后，并且到达高峰以后基本上就维持在很高水平，至多有一些波动。因此，与总人口指标不同的是，很难再用“高峰期”这种表达方式来形容高中低方案的老年人口比例指标。这个特点是当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决定的，也可以说是以往的中国人口历程决定的。1950~1990年这40年的大规模出生队列目前仍基本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只是其中最早的一两个队列刚刚进入老龄，而绝大部分将在今后的40年中陆续进入老龄，所以就决定了未来老年人口负担有40年迅速增长阶段，这是中国人口发展新时期的新特点，也是未来人口决策需要应对的重中之重。忽视了这一点，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图1-5同时表明，生育率越低则老龄化程度越高，这表明生育政策调整不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调整的老年人口比例结果是大不相同的。必须特别指出，生育率高、低方案之间相差幅度并非像有的人口专家所说的那样，只相差2个百分点！这里的高方案的生育率假设尚远低于替代水平，而低方案也已经显著高于实际生育率，即高、低两方案虽然已经假设了近期内生育水平能够得到一定提高，但生育率差别已经导致21世纪中期以后老年人口比例的最大值（分别为27.5%和32.3%）相差近5个百分点！这些人口专家之所以认为即使提高生育率对人口老龄化也不会有多大影响，很可能是由于他们还在基于1.8的生育率假设来做人口预测，因而他们所看到的差别只相当于图1-5中高、中两方案的差别，于是严重低估了未来人口老龄化的严重程度。

要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前景做出一个完整的描述，至少应该包括两句话：无论是否提高生育率都已经不可能逆转人口老龄化的总趋势，而能否提高生育率则将决定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差异程度。因此，片面地强调前一句而不提或淡化后一句，就会造成人口老龄化已不可缓解或已经不值得缓解的印象，自然会严重误导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至于判断2个百分点或5个百分点的老年人口比例差异算不算巨大，先要明确这个指标一共才100个百分点。当前中国虽已进入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不过10%，而这里讨论的程度差异则是处于我国人口老龄化重度期（25%以上）的差异，因而更具有特殊意义。当然，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增加或减少哪一个或几个百分点，会成为压垮骆驼的额外负荷或挽救骆驼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在于值不值得为了未来更快地缩减人口规模而付出更严重的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代价。

推迟提高生育率的方案由于在提高生育率之前保持着六普揭示的当前不到1.5左右的低生育率，因此21世纪前半期其在老年人口比例上的水平甚至略高于低方案。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方案在21世纪后半期呈现与其他方案不同的明显下降趋势，然而这并不代表晚30年才提升生育率有什么缓解人口老龄化的神力，不过是由于维持极低生育率不变先导致21世纪中期的老龄化程度特别高，而后来提升生育率再使已经过高的老龄化程度相对下降而已。其实，根据稳定人口原理，这个晚升高方案在远期未来的老龄化水平将与高方案的水平完全相同，因此这一方案只有缩减总人口规模的收益，而在降低老龄化程度方面并无可取之处。

图1-6中的晚升高方案所展示的正是这种情况，它在2035年以前的总抚养比确实最低，然而后来却在老龄化更为严重的时期增加出生，两面夹击导致其总抚养比高得出奇。多年来人口研究与宣传中的偏向，过分夸大了尽早提高生育率的前期“两头沉”问题的严重性，其实尽早增加的出生正是未来缓解更严重老龄化的生力军。要是推迟到2035年才开始增加出生，那么这些出生人群在2050年之前将全都是少儿人口，不但不能缓解届时的老龄化问题，反而增大社会负担。因此，推迟提高生育率的方案实际上是在贻误时机，使未来面临远水解不了近渴，且雪上加霜的局面。图1-6中反映出，该方案的总抚养比在整个2040~2080年间过高。因此，这种推迟提高生育率的方案是万万不可取的！

图1-7以时间序列人口金字塔的直观图形更清楚地揭示各方案的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各生育率方案在21世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高方案在21世纪末已接近于静止人口，人口数量与结构变化不大了。而中、低方案由于长期维持远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因而在21世纪末人口结构更接近于缩减型的稳定人口，即它们的人口转变并没有结束，而是将提高生育率至替代水平的任务留给了更远的未来。高、中、低三个方案的相似之处是它们都尽早并或多或少地提高了生育率，因而在2030年后的前十几年所增加的出生已经开始陆续进入了劳动年龄，而在老龄化程度更严重的2050年则有更多的劳动年龄人口。相比之下，推迟提高生育率的方案在2030年时尚未动作，在2050年时新增出生仍是少儿人口，于是便导致21世纪中期总抚养比特别高，即严重的“两头沉”。

尽早提高生育率的方案不仅为未来社会经济运行提供较多的劳动力，同时也为未来的人口再生产提供较多的育龄妇女。图1-7显示，高、中、低方案在2030年时已形成人口金字塔底部的一个或大或小的凸起，实际上是在当前极低生育率情况下不同程度地挖掘了2010年人口金字塔中育龄妇女的生育潜力，或多或少“扭转”了业已存在20年的人口少子化趋势。但是推迟提高生育率的方案则视这种“扭转”是对未来人口发展不利的“出生高峰”而刻意加以回避，因此最终贻误了调整生育率的最佳时机。但是到了它认为该调整生育率时，育龄妇女数量已经是每况愈下了。即使如此，在随后的老龄化重度期，它还得再挑起少儿人口比例提高的另一副重担。相比四个方案2050年的人口金字塔，便能看出这个方案挑起“两头沉”重担时的中段劳动年龄人口之相对薄弱，这便是推迟30年生育率提升的巨大代价。以此类似，推迟20年，还是推迟10年再提高生育率，都有同样的特点，只是程度有所差别而已。

总之，人口负担“两头沉”的问题其实是长期实行极严的生育政策而迟迟不予调整导致的人口转变中的问题，是不可完全回避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减缓其危害程度方面有所作为。如果在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已经20年的今天还迟迟不做出相应调整，将造成人口控制过度，并导致计划生育政策背离其初衷。以上的人口预测分析表明，推迟将生育率提高到替代水平，不但不能避免“两头沉”的人口负担问题，而且将使我国人口老龄化在最严重的阶段雪上加霜，极不利于我国人口转向长期均衡发展。

再次重申，本文的人口预测都是在假设“一旦需要，生育率便能有效提高”的前提下做出的，但是现有很多相关研究已经揭示，群众的理想子女数已经远低于替代水平，相当比例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夫妇却自愿放弃二孩生育，甚至一个孩子都不想要的比例也在提升。所以，即使在当前，这个假设前提很可能已经脱离实际，更不要说将极低生育率再维持3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尽管如此，图1-8提供的出生人数预测结果仍能传递一些有用的信息。由于严格的生育政策要求，当前积累了大量只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图中高、中、低方案在2012年开始逐步提高生育率，尽管各方案的二孩递进比例都明显低于100%，但是育龄妇女孩次结构的影响会导致显著的出生堆积，并且这种出生堆积还会按代际间隔在未来出现一定幅度的“回声”。因此，在提高生育率时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过程控制以尽可能地削峰填谷、避免人口出生量大起大落亦是一件重要的专项研究，但并不是本文要探讨的主题。实际上，在2004年近20名人口学者联名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时，曾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过按个人条件的“分类实施”以及不同地区间“逐步放开”等具体对策，可以在生育政策调整时有效地平抑出生堆积（“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2010)。

需要指出的是，平抑出生堆积的主要目的在于尽量使各年出生数相对均匀，而不是要减少整个时期的出生总数。换句话说，它旨在保持人口结构均衡，而不是要缩减峰值人口。因此，它是从属于解决生育率过低、老龄化过度的大战略下的具体策略层次。而图1-8中推迟提高生育率的方案则反映了另一种根本不同的战略诉求，秉承的是出生数量越少越好和总人口越少越好的原则，实际上是要阻止当前只有独生子女的育龄夫妇再生一个孩子。如上所述，这种方案完全忽略了当前中国人口发展的主要风险是生育率过低，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过度少子化和过度老龄化。该方案所要削除的出生其实正是未来即将赖以应对老龄化和转向人口均衡发展的人口，并且该方案还会导致未来老龄化进程中只有独生子女的老年人家庭数量和比例更为巨大。图中还可以看到，这一方案并不能自然摆脱出生堆积及未来出生波动问题，也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这就说明，生育率调整时出现出生堆积的根本原因在于育龄妇女中一孩比例过大，而不是调整时机的问题。总之，是尽早提高生育率还是继续维持极低生育率，反映的是对人口发展的基本观念和评价标准上的争论。

四 当前的人口判断和决策决定将来如何应对老龄化

实际调查数据已经多次揭示以往严重高估了出生水平和生育水平，揭示以往的人口预测明显低估了人口老龄化进程，并且人口发展规划目标一再出现大幅落空。出于思维定式，这些差距总是以出生漏报为理由搪塞过去，对新时期中的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认真和深入的研究，甚至对那些已经很明显的错误也不加以修正。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再一次证实了生育率长期过低，反映出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加剧，同时六普数据也是对以往人口研究结果的重要检验，可以充分地反映出以往人口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以往人口研究偏向问题的真正严重性，主要并不在于其估计偏差幅度较大，而是在于这些偏差产生了方向性的误导。不仅没能及时揭示今后人口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并加以应对，而且还有意无意地拖延，导致矛盾继续加深。本文根据六普数据的人口预测模拟揭示，只要未来的生育率不超过替代水平，那么我国总人口规模未来将处于下降趋势，21世纪内总人口将减少几亿人。然而，未来人口老龄化来势凶猛，老年人口比例和人口总抚养比将达到人类史无前例的程度。因此，中国人口在21世纪中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人口规模问题转向人口年龄结构问题。虽然中国刚刚跨入老龄社会，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有所感受，而且将会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个重大转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口发展的特点是周期长、惯性大，我们必须及早认识到人口发展阶段的变化和由此决定的人口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人口工作目标和任务的变化。

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时期已经20年了，而生育率迷茫也持续了近20年，中国人口发展正处于极为关键的时刻。以往急剧的生育转变导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十分畸形，只有认真和切实地应对迅猛的人口老龄化，才有可能转向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必须指出，由于以往人口理论宣传和估计预测中的偏向，导致对上述人口重大转变认识不清，贻误时机，迟迟不能做出正确的应对决策，导致未来过度的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危及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振兴。本文在六普数据基础上以多方案预测模拟结果证明，尽快转变旧的人口观念，制定有效决策，提高生育率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如果继续忽视人口老龄化这个真正的人口风险，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甚至采取相反对策去加剧这个人口矛盾，必将铸成历史性错误。

中国现在的人口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但是中国未来的人口问题能否解决好，尤其是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则取决于现在的判断和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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