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老子与道家学派
第一节 什么是道家学派
顾名思义，道家崇尚“道”，把“道”当做自己哲学的最高概念，视“道”为宇宙万物生成的本原（产生万物的根源）和存在的本体（万物存在的依据根据）。这就是道家最基本的特点，不具备这一特征，也就很难说它是道家。但这样讲似乎太抽象了，并不能很好地回答什么是道家这一问题。那么什么是道家呢？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对道家有一个界说。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又说：“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在这里所说的道家更多的是指道家中的黄老学派，讲的是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但司马谈所讲的“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等思想应该说是道家学派最基本的思想。这即是说，道家以虚无无形的“道”为万物万事的根本，以因循自然为用，不违背自然，顺应自然，法道之自然而行，为人类活动的准则，这即是道家所创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继承了刘向、刘歆的思想，也对道家作了界说，其说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此段前半部分，所谓“此其为所长”，看来指的是老子和黄老之学的道家，而放者为之，绝去礼学，兼弃仁义，可能指的就是列子和庄子学派。由此可见，同为道家学派，由于他们对“道”，对“无为”，对“虚静”等思想的理解不同，对礼义、仁义的态度不同，而又有着不同的思想，形成了道家内部的众多派别，所以要对道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也就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但总的说来，道家主张以虚无无形的“道”为宇宙万物的根本，万物由道而生，并依据着道而存在。道性自然，道是无欲无意志的自然存在物。“自然者无为也”，道是无为的，然而正由于无为，所以又是无不为的（即能产生万物，成为万物存在的根据）。因此，人类社会的行为应当法道之自然而行，实行无为而治。所有这些思想，都是道家学派最基本的最一般的思想，没有这些思想恐怕也就不成其为道家。
道家学派最初是由春秋末年的老子所开创。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道”对“无为”等思想认识的不同而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两大主要的分派，即庄子学派和黄老学派。庄子把老子的思想内在化，向内心用功夫，追求个人精神的宁静与自由（逍遥），不为外物所干扰。这些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庄子学派的思想，实为隐士们的洁身自保的哲学思想。黄老学派则把老子思想主要引向外在的社会国家的治理上，即“外王”上，讲的是“君人南面之术”。它与庄子学派有着明显的不同，它是假托黄帝而发挥的，是老子所讲的圣王实行无为而治的思想。而庄子则把老子的清静无为的思想引向个人的内心世界，追求的是个人的精神的宁静与自由而不为外物所累。由此可见，庄子学派与黄老学派，它们又都发挥了老子的思想，但根本旨趣是不同的，是道家内部两种不同发展的路向，因此不能混同起来。人们常把老庄连称，并把老庄作为道家的代表。一般说来这样做并没有错，但应当看到这样做是不全面的，并没有把握住整个道家的全貌。应当看到，道家中不但有老子学派、庄子学派，还有黄老学派等分派，它们各有自己的思想特点，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就老庄连称而言，也应看到，老不同于庄，庄也不同于老的地方，而决不能把老子庄子化，或把庄子老子化。因此，我们对道家学派必须作具体的分析，切勿不作具体分析的抽象的一概而论。
在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儒道两家是两个不同思想体系的学术流派，经常处于对立的地位。不论是老子还是庄子，他们都对儒家持批评的态度，但批评的程度各有不同，庄子的批评最为激烈。然而黄老学派并不批评儒家，却主张吸收各家之长处，其中也包括儒家礼义仁爱的思想。可见道家内部各派对待儒家（也包括法家）的态度是有区别的。时至汉初，当时社会刚刚脱离战乱，人们需要安定需要休养生息，主张清静无为而治的黄老学派的“君人南面之术”，得到了官方一时的支持，朝廷推行黄老治国，影响不小。之后，由于儒家的伦理价值观符合我国封建宗法制社会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从而逐步地赢得了统治地位，成为了官方哲学，取代了黄老之学。但黄老道家仍在社会上，在下层民间广为传播，并时常以官方儒家哲学反对派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上影响并不小。时至汉末魏初，汉代的儒家名教（名分等级之礼教）发生了危机而流于形式和虚浮，从而使得老庄道家再兴，这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主旨是调和儒道两家的思想，以道家的哲学来论证和保障儒家道德教化的真正实现，以克服汉代儒家名教所出现的弊端和危机，所以我们一般都把魏晋玄学称之为新道家。
魏晋以降，中国自创的道教得到了兴盛，道家哲学为我国的道教所吸取和发扬，成为道教教理和教义的重要思想来源。道教尊老子为教祖，成为了道教的代表人物，并尊《道德经》为道教祖经，人们又常以佛老并称，这里的老即指道教。自此，道家哲学成为了道教神仙学的理论基础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道家道教常常被人们理解成一样的，而不再加以分别。其实，道家和道教，一个是学派，一个是宗教，两者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区别。
第二节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的生平及其《老子》一书
我国春秋末年的老子，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学派——道家学派。与此同时或稍后，孔子创建了儒家学派。可以说道儒两家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产生的两大学术流派。之后，战国时期才有百家争鸣的出现。因此，战国时期的百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道儒两家思想的影响。而后儒道两家又成为了我国封建社会的两大文化支柱，直至影响到今天。那么，老子究竟是位怎样的人物呢？老子的思想又主要是些什么呢？以下我们就来作一简略的介绍。
（一）老子其人
老子，据司马迁《史记》记载，为春秋末年人，“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聃，许慎《说文》说：“耳曼也。”聃即耳大的意思，所以后人相传有“老君耳长七寸”之说。人们一般称他老聃。据东汉的郑玄《礼记·曾子问》注中说：“老聃，古寿考者之号。”寿考即寿老也。老有长寿之义，聃亦有寿长之义（俗语说，耳大的人有福寿之气），所以说老聃是古寿老者之号。相传老子活了“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老子活的岁数很大，是位修道养寿的人。然而老子姓李，为什么人们称他为老子（老先生）而不称为李子（李先生）呢？诸如孔子、墨子、孟子等等皆以姓氏称呼呢？对于这一问题，今人高亨先生有一说法。他认为，老子原姓老，后因音同变为李。其根据有四：孔子、墨子皆称姓，而老子不称李子，可见老子原姓老，其证一也。古代有老姓无李姓，春秋二百四十年无姓李者，《战国策》始有李悝、李克等姓李者，可见李姓出现甚晚，可知老聃原姓老。其证二也。古人姓氏多无本字借同音字为之，如荀卿亦作孙卿，田仲亦作陈仲等，故老之变为李亦为语转而已。其证三也。古音老李音近，故可由老而变李，其证四也。
高亨先生这一说法亦有一定道理，可备一说。又《索隐》按：“葛玄曰：‘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史记·老子传》注引）按照《索隐》的说法，老子母亲姓李，是因母姓而姓李的，他的父亲姓什么并没有交代。至于另一说法，老子“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按这一说法老子家原来并不姓李，是因为老子生下来时手指李树而姓李的。所有这些说法，皆说明在历史上对老子姓氏的由来有着不同的看法，看来老子家原来究竟姓什么，尚待作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
至于老子的籍贯问题，也有着不同的说法。据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而《列仙传》说：“老子……陈人也。”陆德明《老子音义》也说：“（老子）陈国相人也。”那么老子究竟是楚国苦县人，还是陈国相县人呢？《史记集解》引《地理志》说：“苦县本属陈国。”《索隐》按：“《地理志》苦县属陈国者，误也。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查历史上春秋末年公元前479年，楚国灭掉陈国，以此陈国归属楚地。可见，苦县原来是属于陈国，老子的原籍看来应是陈国。但老子究竟是陈国的相县人，还是陈国的苦县人呢？苦县与相县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似乎又成为了一个问题。按照汉人边韶《老子铭》的说法：“春秋之后，相县虚荒，今属苦县，故城犹在。”可见春秋之后，相县荒芜了，后来就归属于苦县了。《老子铭》又说：“（相县故城）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史记》作“厉乡”。厉读为赖，一音之转。涡水属于淮河水系，是淮水的支流。以此我们可以说老子的道家文化可以称作淮水文化，正是淮河之水哺育出了这位“乐水”的智者哲学家。
老子的故里究竟在现今何地呢？老子的出生地苦县厉乡曲仁里，一般认为，即在今河南省鹿邑县东。据《老子新探》一书说：鹿邑就是历史上的苦县，太清宫镇就是历史上的厉乡。历史上的苦县在今鹿邑县境。厉乡，赖乡，濑乡，指的都是一个地方，即今鹿邑县东十里处的太清宫。那么，鹿邑是怎样从苦演变而来的呢？鹿邑在历史上称苦，不过苦不是鹿邑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地名。在鹿邑这块土地上最早出现的地名是厉，其时是商王朝时期，其时既无苦，亦无焦，也无相。西周时期在厉的东方出现了叫做焦的城邑，那就是后来的谯，也就是亳州的前身。春秋时期厉称厉乡，属苦，苦先属陈，后陈为楚灭，故苦又属楚。司马迁说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者，以此。在厉的东方不远处有相城，相城后来亦属苦。战国时期，苦仍属楚，辖厉乡。秦有天下，苦县属陈郡，治所在今鹿邑县城，辖赖乡。西汉时苦县初属淮阳国，景帝时废淮阳国，苦县改属沛郡，辖赖乡。新莽改苦县为赖陵，辖赖乡。东汉时苦县属陈国，辖赖乡，赖乡有老子祠、李母庙，有边韶《老子铭碑》、王阜碑。三国时苦县县治在赖，先属豫州，景初二年后属谯。有老子祠，楼屋倾颓，曹丕敕令修整……东晋、刘宋朝，苦县改称文阳，属陈留郡，县治在赖。北魏改文阳为谷阳，治赖，属陈留郡。隋沿用谷阳县名，治赖，属谯郡。唐乾封初改谷阳为真源，治地在苦县故县城。载初改仙源，神龙复名真源，贞观修老君庙，建李氏祠，开元立玄元皇帝庙，天宝二年改太清宫……综上所述，在西晋（含）以前，除新莽时期称赖陵以外，鹿邑这块地方一直叫苦县，今太清宫所在地一直称厉乡或赖乡。东晋南朝，鹿邑称文阳，北魏及隋，鹿邑称谷阳，治所在赖，故太清宫地方分别只能称文阳和谷阳。唐称真源，宋称卫真，元至今称鹿邑，县治都在苦县旧城址，即今县治，太清宫地名从唐天宝沿用至今。从以上有关鹿邑县地名沿革的考察来看，司马迁所说的老子故里为楚苦县厉乡曲仁里，即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
亦有学者持老子为宋国相人之说。如马叙伦先生在《老子校诂》中说：“相属陈地，不见春秋经传”, “所谓相者，即《汉书·地理志》沛郡之相”，应属宋国，老子为宋之相人，而非陈之相人。孙以楷先生亦持这一观点，他根据《庄子·天运》记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之说，认为老子是沛地人。沛地即是指沛泽地区的各县均可称为沛地，包括沛县、相县、萧县，但苦县不在其中。相县并为“宋共公之新都（指郡邑）”，位于相山而得名，即今安徽省涡阳县境内。该说见孙氏著《老子通论》，可供参考讨论。
老子的生卒年，由于史料缺乏，已不可详考，正如笔者在《老子评传》中所说：“我们只知道他的年岁要比孔子大。按照《史记》所说，只知他 ‘见周之衰，而西出关，莫知其所终’，所以究竟他去了哪里，死于何时已不得而知。《史记》又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养寿也。'”这是说，老子年寿很长，可能活了160岁，也有的说活了200余岁。这自然是一种传说，很难作为事实来相信的。有些学者把《史记》中说到的老莱子或周太史儋当做老子，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史记·老子列传》明确地说：“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很显然这个老莱子不是老子，“老子乃著书上下篇”，不同于“著书十五篇”的老莱子。在这里《史记》是附带地交代一下还有位叫老莱子的楚人，也属于道家的人物，与孔子同时的人，并没有说老莱子就是老子。至于周太史儋，《史记》说：“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如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在这里，司马迁只是客观地记下了当时社会上的传说，一说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见秦献公的周太史儋就是老子。这一传说大概是相传老子活了160岁或200岁的结果，所以老子可以从春秋末年一直活到战国中期。另一说则认为周太史儋不是老子，老子是一名隐士，不可能去见秦献公。这两种说法当时已经很难弄清楚谁是谁非了。所以司马迁照实记录了下来，说：“世莫知其然否。”因此，我们在没有充分理由之前，就不能下儋即老子的结论。至于按照《史记》提供的老子后代世谱推测，也很难确定老子的生活年代。《史记》说：“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按照这个谱系推断，老子的第七代孙假已是汉文帝时人。汉文帝在位是公元前199年至前157年。如果按照每代相隔30年推测，那么七代就是210年，老子应是活动于公元前389至公元前367年的人，正值战国中期。但是老子是位修道养寿的人，寿命很长，如果他的后代也学老子养寿，那么很可能就不是每代相隔30年，如以50年计，七代就是350年，则老子应是活动于公元前529年至公元前507年的人，这就是春秋末年，或与孔子同时了。所以，按照老子后代的谱系，也很难推定老子是否战国中期人。而《史记》又明明记载了“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这就说明司马迁肯定老子是春秋末年与孔子同时，或年岁稍长于孔子的人。对于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老子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的亦很少。据《史记》说，他曾当过“周守藏室之史”。守藏室之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官职呢？《史记索隐》: “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由此可见，周守藏室之史，亦叫柱下史，即指执掌搜集管理周王室的图书文献的官吏。至于说老子为柱下史，这是因为他当官于藏书室之柱下，所以也称为柱下史了，因此现在有人说老子担任的是周王朝国立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也正由于老子管理着国家图书文献的工作，所以使得他能博览群籍，成为一名学问十分渊博，精通古代典籍文化的学者。所以东方鲁国的孔丘，要西“适周”，去“问礼于老聃”了。
相传孔子曾经有过“问礼于老聃”的事。这是我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两位伟大哲人的相会与思想的交流，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孔的相会与思想交流，也就是道儒两家思想的交流和融会，所以他们的交往，在我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史记·老子列传》说：“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这里只是说孔子去过周都洛邑，访问过老子，询问过周礼。但究竟孔子什么时候去的并没有交代，学了些什么也没有讲，记载得太简单了。查古代典籍和史书，孔子见老子曾经有这样的几种记载。《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戒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子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
接着《史记》介绍了孔子的生平后说：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有学者根据这一记载认为，孔子是在17岁那年与南宫敬叔一起适周问礼于老子的。其实《史记》只是说孔子17岁时已“年少好礼”，等釐子卒后，懿子与南宫敬叔一起开始到孔子那儿去学礼。而南宫敬叔与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这时究竟孔子多大岁数并未交代。查孔子17岁时即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而孟釐子卒于昭公二十年，故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昭公七年》注中说：“（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二人师孔丘在昭公二十年以后。”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18年，其年孔子已34岁了。《史记·孔子世家》又说：“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按照这一说法，孔子自周返鲁已经有了自己的弟子。由此可见，孔子适周问礼不可能是17岁，很可能是30多岁时适周问礼于老子。
至于孔子向老子究竟学了哪些礼，现在我们已无法可知。不过据《礼记·曾子问》说：“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道也），日有食之。老聃曰：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可见孔子曾向老子学过葬礼，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宗法的社会中，孝是礼的根本，而孝礼中葬礼尤为重要，所以孔子曾经师事老子助葬于巷党，学习过葬礼。关于老子深晓丧礼的事，在现存的《老子》中就有反映。《老子》31章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由此可见，老子是深懂丧礼的，由此亦可知，孔子向老子学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学习丧葬之礼。
又据《史记》记载，孔子向老子学礼时，老子曾经教诲过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娇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在这里老子指出孔子的思想已经过时，已经不合时宜。老子认为，君子得其时可以出来做官，不得其时则应隐居起来。君子智慧超人，而外表却像愚人一样，因此老子说应该去掉你的娇气、多欲和奢望，这些东西对于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好处。确实这些思想反映了老子的谦退、寡欲、虚心、不争等基本思想。孔子也认为老子对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并接受了这些思想，为此孔子对他的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也。”虽然鸟能飞，鱼能游，兽能走，但它们都会受制于网、纶、矰，而不得自由，只有龙才能不受制约而乘风云而上天、自由的游于太空。今日我见到老子，就像见到了龙一样。在这里孔子赞叹老子为龙，无独有偶，当时的隐者楚狂接舆却“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在楚狂接舆看来，孔子是一不得意的“凤”。道儒两家的创始人老子与孔子，一为龙，一为凤，龙凤呈祥，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基础。孔子留给我们的
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在《论语》一书中，而老子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则集中表现在《老子》，亦称《道德经》的书中。《论语》与《老子》也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两大基本经典。
（二）《老子》其书
关于《道德经》一书的撰写过程，据《史记》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里的关指函谷关。《道德经》是在关令尹喜的请求下写成的，有上下两篇，五千余言。这大概也就是今天我们在通行本中所见到的《道》《德》两经的《老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所出土的西汉初年的帛书中《老子》有甲、乙两本，其文字大致与通行本《老子》相当，有五千余言。然而帛书甲乙两本皆《德篇》在前，《道篇》在后，则与通行本《道德经》有异。与通行本和帛书本大有异者，则是1993年在荆门郭店出土的大约为战国中期（公元前300年左右）的竹简《老子》。这一《老子》有甲、乙、丙三组文字，没有《道》《德》两篇的区分，且文字总共只有两千言，没有“五千余言”。很可能《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当时也没有见到过这一《老子》版本。既然郭店竹简本《老子》与通行本帛书本有着这样大的差异，那么这一差异又应如何看待呢？到底春秋末年的老子，如《史记》所说，是自己就著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呢？还是当时的老子尚没有写出五千言的全本《老子》，帛书本与通行本的五千余言是在原有老子著作的基础上，由后人增加编纂而成的呢？这就成了问题，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分歧。一种说法认为，竹简《老子》甲、乙、丙三组文字是春秋末年原有《老子》五千言的摘抄本，其摘抄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学生的需要，它的主人，即墓主人是一位“东宫之师”（楚国太子的老师）。另一种意见认为，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组文字是正在形成五千言《老子》完本过程中的三个传本，在此以前尚没有五千言，很可能从春秋末年至战国中期，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多种《老子》传本及其弟子的语录与著述，但尚没有把它汇编起来，很可能在此之后，大约在战国晚期才汇编加以整理而形成了五千言《老子》完本。至于墓主人是否太子的老师，亦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有的学者认为所谓“东宫之师”应是指东宫的工师。所以“东宫之师”不足以证明竹简《老子》是太子老师为了教育学生的摘抄本。我是比较同意后一种意见的。我总感到五千言《老子》并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老子》一书中，既保存着春秋末年老子的思想，同时也有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就竹简本《老子》而言，甲、乙、丙三组文字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有一个历时性的变化过程，甲、乙两组在先，丙组在后，时间晚于前二组。由此可以推测，后来的帛书《老子》和通行本《老子》很可能是在郭店本《老子》的基础上加以编纂增添而成的。关于《老子》一书的形成问题，可参阅拙作《老子评传》一书和《三论郭店竹简〈老子〉》一文。
第三节 老子的基本思想和拯救中华礼义文明的危机
（一）中华礼义文明的危机与老子道家思想的产生
要了解老子的思想，必须首先弄清楚老子所在的时代特点，老子哲学乃是老子所处时代的精神反映。清代学者魏源说《老子》是一部“救世之书”。那么老子所生活的时代，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而需要拯救这一世道了呢？大家都知道老子所在的春秋战国时代，正处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分裂、大战乱的一个大乱世的时代，当时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大变动的思想实质，乃是我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即以礼义文明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大危机的时代，即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整个社会处于“乱世”之中。
那么这一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动，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都知道这一社会的大变动是从春秋时代开始的。首先是春秋时期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铁器工具（特别是铁犁）在农业上的普遍运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从而为封建地主社会的小农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生产自然经济）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这就刺激了在旧有生产方式下的奴隶脱离旧有的贵族而逃亡他乡，从事开荒种地，这样一来，旧有的生产方式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顺应着这一潮流，原有的中下层贵族，也开始放弃旧有的经济制度而向封建地主转化。他们不再受旧有的等级制度的束缚，一方面开始大量地兼并土地变公田（国有，即王有制土地）为私田（私人所有制的土地），使私家富于公室（指国家的世袭制贵族官吏），一方面又把土地租给农民，以田租的形式对农民实行新的封建地租剥削，从而开始形成新的封建地主经济的社会（当然当时的地主阶级也有一部分是从富有的商人、手工业者和自耕农民中转化而来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会反映到上层建筑的政治和思想意思领域。在政治领域，那些新出现的富有的然而尚处于下层无权少权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要求重新进行权力的再分配。于是，春秋战国时期在各诸侯国中纷纷出现了权力之争，新贵（即新兴的封建地主）们纷纷起来夺取旧贵（原有的世袭贵族）们的权力，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潮流，成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正如《论语·季氏》中所说的“禄（爵禄，这里指旧贵们的政治权和经济特权）之去公室（这里的公室指诸侯国君）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就是反映了当时政治权力的逐步下移，新贵们逐步走上了政治舞台的情况。至于诸侯国之间则为了抢夺土地和人口，而展开了无休止的战争，社会处于战乱之中，所谓“春秋无义战”就是说的这种战争的情况。当时各诸侯国中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们，还相继实行了变法运动，对旧制度实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由古代旧制度向新的封建地主社会的转变。
在思想意识领域，社会的这一变动反映得尤为明显，原有的意识形态，原有的道德价值观念等等，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大危机。原来统治着夏、商、周三代的上帝神学动摇了，上帝失去了权威，上帝死了。一向为人们所称誉的中华文明，即以礼乐为标志（“礼义之邦”）的中华古文明，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危机，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那些暴富的新贵们，凭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夺取了政治权力的新兴地主们，他们不再相信“上帝”“上天”的权威了，他们不再按照原有的道德价值礼义文明行事了，他们把礼乐文明抛在一边，不再理睬，或者把礼乐文明当做骗人的工具，攻击他人的手段，使得本来用来调谐人与人的关系，维系社会稳定秩序的礼乐文明成为了虚伪的欺诈手段，成为了社会产生乱象的祸首（“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他们“为富”可以“不仁”，他们为物质利益可以不讲道德，他们为着自己的私利而互相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杀伐异己，直至挑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确实是我国历史上发生的中华礼义文明的第一场大危机，或可称之为中国礼义文明在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异化。我是相信章太炎先生所说的“俱分进化论”的，即认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也伴随着退步，好的东西在发展，坏的东西也在发展。应当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了，生产力大大提高了，新的经济制度代替了落后的旧有的制度（如废弃了王有制的井田制度，实行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则废除世卿世禄的世袭封建制而实行朝廷任免的郡县制。所有这些都说明了社会在大踏步地进步，然而当时社会又出现了道德的危机、礼义文明的危机（礼崩乐坏）、战乱的危机，这又是文明的退步。由此可见，社会的发展是十分复杂的，进步与退步是同时存在的，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往往伴随着有些方面的退步。古代社会是这样，现代社会也是这样。现代社会科学技术高度的发展，物质财富大量涌现，然而就在这一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中，却发生了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道德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心态失衡的危机等等，影响到了人类生存的危机。由此可见，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一个不可颠覆的真理。老子的思想就是为了克服我国古代第一次文明大危机产生的，《老子》是部“救世之书”，所救的“世”就是这一文明危机之“世”。
（二）老子论中华礼义文明危机的产生过程及其原因
那么，老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所发生的文明危机，又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其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老子对这一危机做了如下的分析。
首先，老子对当时的中国礼义文明危机，“礼崩乐坏”所发生的整个过程做了分析。老子认为，危机的产生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并不是突然地偶然地发生的。老子对这一人类文明危机的演进过程做了如下的描述：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积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在这里，“上德”是指得“道”的人，他的行为是符合“道”的，是实现了“无为而无以为（无私自的目的）”的。其次一等是“上仁者”，他已不能法无为的“道”而行，但可做到无私爱之心（“为之而无以为）”，再次一等的是“上义者”，他既不能法道之无为顺自然，也不能做到无私自的目的而为，已有自己的目的而为，已大大地远离了“道”。而最差的则是“上礼者”，他只追求礼义的形式，却抛弃了道德仁义，还要强迫人们来实行，所以是最坏的。礼者失去了忠信的内容，而成为了世乱的祸首（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由此可见，“礼崩乐坏”的道德文明的危机的爆发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其过程就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中华礼义文明的危机按照老子看来，先是由失去道德本性开始的。失去了纯朴的道德本性之后，才有人开始提倡仁义教化。所以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老子》18章）这即是说，初民时代人的本性原来是素朴的、纯朴的。之后，人们的智慧日开，逐步地失去了原有的纯朴的本性而出现了欺诈与虚伪（智慧出，有大伪），为此人们提出了仁、义、礼的教化，进入了文明（人文教化）时代。本来“仁”讲爱人，“义”讲正义，“礼”应是建立在仁义基础上的各种社会规章制度，是用来协调社会等级秩序的（“礼之用，和为贵”）。在这里，一旦仁义丢失了，“礼”也就成为了徒具形式的骗人的虚伪的东西。所以老子说：“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对此，孔子也有同样的认识，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没有了仁义，那么“礼”就成为了完全的骗人的虚伪的东西，成为了人们手中攻击别人的工具，从而人们不再遵守“礼”来行事，最终“礼”成为“世乱之祸首”，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老子对我国历史上中华文明第一次大危机爆发的历史过程的认识，应当说是基本上符合中华文明客观历史发展的过程的。中华文明就是由质朴的初民时代进入礼义文明时代的，礼义文明经过了夏、商、周（西周）的发展步入了昌盛时期，中国成为了“礼义之邦”。之后，随着周王朝的衰落，社会进入了大动荡、大分裂、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礼义文明亦随之由昌盛时代转入了危机时期，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礼义文明的大危机（“礼崩乐坏”）。这确实反映了我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
其次，老子着重探讨了中华礼义文明之所以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一度发达昌盛的中华礼义文明为什么会产生危机呢？礼义本来是为了维系社会和谐秩序的（“礼之用，和为贵”），是为了“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即是为了治国安邦，又为什么会变成虚伪和骗人，成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呢？这种文明的异化又是为了什么而产生的呢？对于这些问题，确实应当加以认真思考。老子是位思想十分深邃的思想家，他深思了这些问题，洞察了问题的实质，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解答。老子认为中华礼义文明之所以会发生危机，出现异化，其根本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贪欲（私心贪欲而不知足），一是巧伪（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妄为）。贪欲与巧伪乃是产生中华礼义文明危机的两大罪魁祸首。
老子道家认为，宇宙、世界本来是和谐的，这是因为宇宙最初的本原“道”是和谐的。竹简《老子》说：“和曰常，知和曰明。”这即是说，常道是和谐的，知晓了和谐的常道就是有了智慧。道所产生的万物，也应是和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42章）万物皆处于阴阳对立二气的和谐统一之中，这是对我国古代“和实生物”思想的继承与发挥。至于人类也是万物中之一物，也是道所生，也应是和谐的。其最能体现“道”之和谐状态的莫过于最初出生的婴儿了。“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终日号而不哑，和之至也。”（《老子》55章）赤子含德（得道之谓德）最厚，没有受外物的引诱而丧失掉“德”，所以他（她）能终日号而不哑，这是至和的表现。为此老子提倡“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28章）。婴儿是最质朴和谐的，人类的初民时代犹如婴儿一样，也是最质朴和谐的“至德”之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都是和谐相处的，相安无事的。“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庄子·马蹄》）又说：“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同上）“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意指浑然一体而无偏私，这就叫自然天成。填填、颠颠，皆指自在而得意之貌。这两段话是说，初民时代属于人类的“至德之世”，彼时人民有着同一的德性，大家都是织而衣、耕而食，不分彼此，浑然一体而无偏私，一切都出于自然，人们皆自在而得意地生活着，没有什么君子小人那样等级的差别，与禽兽一起居住，与万物一起生长，过着无知无欲的素朴的生活，人们自然的德性没有丧失。这就是庄子笔下的初民时代的“至德之世”。这显然是把初民时代理想化了，但同时又反映了人们对初民时代的那种自然质朴和谐生活的追思与向往。
那么，初民时代的质朴而和谐的生活与婴儿时的“和之至”的状态，又怎么会丧失的呢？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综观《老子》一书，我们可以把老子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概括为两点，即老子认为初民时代质朴和谐的生活与婴儿的和谐状态之所以丧失，其主要原因是：一是贪欲；二是巧伪。尤其是在上的统治者的贪欲与巧伪对社会的危害就更大。
一、贪欲。私心贪欲不是指正当的人们的物质欲望，而是指无节制、无限制的私心贪欲，追求没有节制的享受。老子分析了贪欲的危害说：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糞。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甚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46章）
这是说，和谐社会的破坏，导致战乱的爆发，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的贪欲、不知足。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下安定有秩序，驱使战马治田业。天下大乱不安定，战马生驹于城郊的战场，罪恶莫大于多欲，祸害莫大于不知足，罪患莫甚于贪得。所以知道满足的“足”是什么，就常足了。为什么会破坏了和平安定而爆发了战争呢？其最大的罪魁祸首就在于人们的贪欲不知足，从而挑起了争夺土地和财富的最大的祸患——战争。可见，社会的危机，人类文明的危机，其根源就在于人们的私心贪欲。这是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揭出的产生人类文明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直至今天看来，老子的这一思想仍然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
老子不仅仅看到了一般人的私心贪欲的危害，更是看到了在上的统治者的私心贪欲，其危害性更大，影响更大。老子明确地指出，社会危机的产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上者的私心膨胀，贪得无厌。老子揭露当时的在上者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75章）民之饥、民之轻死（铤而走险）就在于在上者食税之多，求生之厚，贪得无度所逼迫造成的。老子又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径：邪路也）。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饱足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强盗头子），非道也哉？”（《老子》53章）大道十分平坦，而老百姓好走邪路。这是因为朝政搞得十分污浊，田野一片荒芜，仓库里十分空虚，而在上者却还要穿着华丽的服装，佩戴着十分贵重的宝剑，贪得无厌而财货有余。这就叫做强盗头子。当强盗头子，绝不是正道啊！由此可见，老百姓不走大道而好走邪路，完全是在上者私心贪欲，奢侈浪费，使得老百姓无法生活所逼出来的。为此老子警示在上者说：“民之不畏威，则大威将至矣。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老子》72章）这是老子对在上者的告诫：老百姓不怕在上者的威迫，那么可怕的社会祸乱就要来临了。不要压挤掉老百姓的住所，不要堵塞老百姓谋生的道路。只有不压迫老百姓，老百姓才会不厌恶你。确实，社会的动乱，文明的危机往往都是由在上的统治者私心贪欲而压迫老百姓所造成的。在这一点上，老子是看得十分清楚而透彻的。
二、巧伪。“巧伪”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们违背客观规律而耍自己的聪明的主观妄为。人是有思想有智慧的动物。人的活动总是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智慧指引下的活动。但人的智慧与思想必须符合客观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而行事，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不然的话，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妄为，耍自己的小聪明，那么总是会失败的（有时看来一时成功了，最后也是会失败的）。所以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老子》38章）前识，《韩非子·解老》: “前识者，无缘而妄臆度也。”前识就是无根据的臆测，所以它不可能认识“道”的，是人的愚蠢的表现，这样的“前识”所谓的智慧，实是无知的“巧伪”（或巧慧，耍聪明）。社会文明的危机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或从认识论意义上说）就是人的“巧伪”，尤其是在上的领导者的“巧伪”，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老子》65章）这即是说，老百姓之所以难治理，在于他们的“智慧”多了的缘故。这里的“智慧”并不是法“道”而行，顺应大道的智慧，用现在的话来说，这种所谓的“智慧”并不符合宇宙总法则的智慧，而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妄为，即人们的“巧伪”。因此，以这样的巧伪巧智来治国，一定就会贼害国家，只有抛弃这样的巧伪，按照大道来治理国家，国家才能治理好。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用巧伪巧智来治国。为此，老子又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而国家滋昏；人多智慧，而奇物滋起；法令滋章，而盗贼多有。”（《老子》57章）天下的禁忌越多，老百姓就越贫穷（束缚了老百姓的手脚）；人们的权谋、权术（即“利器”）越多，国家就越陷入昏乱；人们的巧伪越多，世上的邪恶就越多；法令越繁苛盗贼却越多。由此可见，好的统治者领导者（圣人）治理国家，实行的是法道而行的“无为”而治，决不搞“巧伪”来治国。不然的话，老百姓就难治了。所以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75章）这里的“有为”是与法道而行的“无为”而治相对立的，指的就是在上者的违背大道的巧伪巧智而治。
（三）老子提出了对治和克服中华礼义文明危机的思想
1．老子针对产生文明危机的私心贪欲这一根本根源，提出了“少私寡欲，见素抱朴”的回归原有的朴实的人性的思想，即人们常说的“返朴归真”的思想。老子说：“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19章）这一章文字在郭店竹简本《老子》中则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为弃虑，民复孝慈。三言以为辩不足，或令之有乎属：视素抱朴，少私寡欲。”两者相较，“绝圣弃知”与“绝智弃辩”两句其义相近，“圣”即有“智”义。《说文》: “圣，通也。”博通知识谓之“圣”，所以“圣”有“智慧”之义。而“辩”亦有“知”义。我们常说此人有“辩才”，即是说此人把握了辩的才能与知识。但“绝仁弃义”与“绝为弃虑”两者意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指绝弃仁义，民才能恢复原有的孝慈。这与通行本《老子》中的“与善仁”思想亦有矛盾，所以有人认为“绝仁弃义”的思想很可能是后来人（或是庄子派学者）加上去的，在早期的竹简《老子》中是没有的。“绝为弃虑”，指的是要绝弃主观的妄为与妄想，它们是违背顺应自然思想的。所以说只有绝弃“为”“虑”，才能恢复自然的本性孝慈的。同时老子又指出，单就绝弃这三个方面（绝弃圣知、仁义和巧利，或绝弃智辩、巧利和为虑），作为教化尚是不够的，应当使人们懂得最终的归属，即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道家认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乃是人的自然的本性。这就是大家常说的道家的“返朴归真”的思想。确实，人类最初的本性，或者说一个人的孩提时期，是朴实无华的，没有什么虚假的东西；当时的欲望也是自然的“少私寡欲”的，而没有什么私心贪欲而不知足的时候。一个人生活在世上，自然首先要解决吃饭穿衣、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问题，饿要吃饭，寒要穿衣，这是自然生活的需求，是首先要满足的，不然的话，人就不可能生存。这种个人的物质欲望是正当的，是应当得到满足的个人利益。但这种个人欲望、个人利益不可以膨胀，不可以损害别人的利益和欲望。这是因为人总是社会的人，必须组成有序的和谐的社会，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不然的话，人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每个人的欲望和利益，在一定社会里总是有个度，要适度，而不能贪得无度。就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本性应当是少私寡欲的，见素抱朴的。人类在初民时期，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没有什么剩余的物品，人人劳动，共同消费，人人都过着少私寡欲的素朴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了人们的天性，正如庄子所说的至德之世的初民时代，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之后，生产力发展了，智慧发达了，进入了文明时代，有了剩余的物品，剩余的东西多起来了，人们的私心占有欲也开始产生了，贪心贪欲了，进而产生了私有制，乃至阶级和国家机器等，从而进入了文明时代。在古代，中国人民用中华礼义文明，仁义道德的教化来维系这种文明社会的秩序，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社会财富的更加增多，促使私心贪欲的进一步膨胀，骗人的虚伪欺诈的东西也日益增多起来了，最后导致了社会的动乱与纷争，互相争权夺利，乃至战争的频仍，杀伐的无度，闹出了中华礼义文明的大危机。人们也就丢失掉了原有的自然的素朴的本性。正是针对着这种私心贪欲膨胀的情况，老子道家才提出了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回到人的自然质朴本性的思想，即返朴归真的思想。老子道家认为，自然质朴的本性才是人的真性，而违背质朴本性的私心贪欲、虚伪欺诈等等，只是后来人们丢掉了真实本性的伪性而已。应当说，社会在进步，生产在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的欲望，也在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在不断的提高，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要人们回到原始初民时代的极端低下的物质和精神欲望的时代，乃是不可能的，是逆历史前进而开倒车。但恢复人们本有的敦厚朴实无华，没有什么虚伪欺诈，少一点私心而没有贪欲，个人的物质欲望懂得适可而止（知足之足，常足矣）等等，这些自然形成的质朴的本性，则是应当提倡加以发扬的。这些品德正是我们当前社会所需要的东西，也是我们所向往的未来的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社会所应有的东西。
老子一方面提倡回归素朴和少私寡欲，另一方面还对追逐名利贪欲的危害作了分析。老子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多，重也）？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44章）名利与身比，谁为亲谁为重呢？应当说名利皆是身外之物，决不能太看重名利的，要懂得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的道理，所以知足才不会受辱，适可而止才不会有危险，这样自己才可以保持长久。所以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46章）
老子还认为，作为在上的领导者、统治者而言，更不应当有私心贪欲。当然在上者（圣人）并不是说没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圣人也是人，首先也要解决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问题，所以圣人也是有私的。圣人的私（个人利益）与无私（为大家办事）、欲与无欲是统一的，正由于他们做到无私故能成其私，无欲故能成其欲。老子说：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7章）
在这里，老子讲了一个私与无私的辩证关系，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以其不自生（不自私其生），而能无私地养育万物，所以能长久而生。为此圣人应当效法天地之道，后其身，外其身，不自私其身，反而能做到身先与身存。这就是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无私与私，在这里是统一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集体的国家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是统一的，有了集体的国家利益，即人民大众的利益，也就有了个人利益的提升。因此作为在上者的领导者来说，应当懂得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的道理。在上者不应有私心，不能先为自己打算，只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大众谋福祉，在下的老百姓才能拥戴你；也只有整个国家、整个人民大众富裕了，在上的领导者自己的利益也才能更多地得到保证。在上的领导者或统治者与在下者的老百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里老子分析得十分精辟，时至今日，也还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2．老子针对人们违背客观规律的巧伪、巧智，提出了法道而行，遵循客观规律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虚伪、浮华巧伪、巧智、无根据的前识等等，皆是人们违背客观规律（大道）的主观妄为。应当说，这种巧伪之心（伪性）再在私心贪欲的刺激下可以膨胀到极端的程度，达到颠倒黑白、是非错乱，乃至奸猾欺诈、自欺欺人、尔虞我诈、无恶不作的地步。为此，针对着人们，尤其是在上者的这些违背客观规律的巧伪、巧智的妄为，老子提出了法道而行，遵循客观规律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这四大的关系是：道产生天地，天地生万物和人。可见，人是天地的产儿，是道的产儿。既然人类是由道和天地在自然演化中的产物，那么人的行为就不能违背天地和道的法则。所以说，人应当遵循天地和道的法则，不然的话，人就不可能产生和生存。因此，人应当法地法天法道而行，效法天地的发展规律和宇宙的本原道的法则而行。而天地也是由道生的，天地也要法道而行，所以人的行动最后归根到底，都应法道而行。那么，道的法则或说道的本性又是什么呢？在这里老子用了一个词来概括，即道性自然而已。道法自然，绝不是说在道之上之前，还有一个叫自然的东西，而是说，道是自然存在的，自然者，自己而然，自然而然，即自己存在、自己运动，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是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存在，所以说：自然者无为也。自然是不用人为而存在的。为此河上公《老子章句》解释说：道法自然即是道性自然。这一解释是符合老子原义的。宇宙的总法则道是自然无为的，而道所产生的天地万物，由于它们各自身上都体现着道的法则，所以天地万物的存在，也都是自然无为的，因此体道的圣人治理万物就应当能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64章）。在上的领导者要能辅助着万物按照它们自己固有的法则而行，而不能主观妄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就是老子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法道而行的具体体现。老子认为，道与万物的关系就是道能无为而顺应万物自己发展（无为顺自然）。所以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51章）这即是说，道生养万物，使万物成长成熟，但不据为己有，不望其报答，不为之主宰，完全是顺应万物之自然的发展。这就是道的最高最玄妙的德性。道与万物的关系是这样，道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也是这样。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老子》2章）这就是说，体道的圣人治理社会也是采取的顺应自然的无为而治（处无为之事），不主观地去发号施令，顺应着万物的自然的发展，而不作主观的创造，办事成功了也不居功自傲。那么体现了宇宙根本的道的圣人（最高领导者、统治者）与普通老百姓的关系应是如何的呢？对于这一关系老子作了如下的回答：“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49章）圣人常没有自己的私心私见，而是以老百姓的意愿为意愿。对此王安石《老子注》说：“圣人无心……以吉凶与民同患故也。”这即是说，圣人与老百姓同甘苦、同患难、同喜忧，一切皆按照老百姓的意愿去行事。这就是老子所倡导的我国古代伟大的民本思想，一切以民为根本的思想。时至今日，老子的这一思想也是值得加以赞许与发扬的。当然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这是老子从法道而行、无为而顺应自然思想中推导出来的结果，但要真正在实际生活中实现以百姓心为心的这一治国的总原则又是十分复杂的。我们知道，老百姓（民）是由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所组成的，由于他们各自的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利益的要求，所以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意愿，各自有着不同的心，百姓之心并不是同一个心，而是多心的，甚至是相反的。那么圣人以百姓心为心，究竟应以百姓中的哪一种心为准呢？这也是应当解决的。但以老子为代表的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似乎并没能深入讨论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似乎只有采用民主的方法（民主协商与民主表决，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来解决。在这里，应当说，民本思想是民主思想的思想基础，要真正实现民本思想就必须要有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的制度来加以保证。
3．为了克服中华礼义文明的危机，除了提出少私寡欲、见素抱朴与法道而行、无为而治思想之外，老子还对一般做人的道理的伦理原则也十分重视。老子把一般做人的道理，尤其是当领导人要遵循的原则，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三件事，或称之为三宝。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67章）在这里就第二宝俭来说，即与老子提倡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思想密切相联，讲节俭就要反对奢华浪费，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和国家富足起来（俭故能广）。而第三宝不敢为天下先，这既是老子策略思想后发制人的要求，也是他提倡的谦虚处下，反对骄傲自大的道德原则的体现。至于第一宝慈，老子说：慈，故能勇。又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在此，似乎讲的是将帅慈爱士卒而言，慈爱士卒，故能勇，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其实老子的慈并不局限于军旅中，他还把慈提高到天的准则（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具有了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在这里老子的慈爱思想，很自然地可以与儒家倡导的父慈子孝、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仁爱思想相贯通。因此，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18章）可见，老子并不反对孝慈和忠诚（孝父与忠君），只是认为真正的孝慈与忠臣，常常在家庭不和国家昏乱时才能表现出来。同时老子还把慈爱的思想推广至爱人及物上。老子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27章）作为好的领导者（圣人）既要善于爱人而无弃人，又要善于爱物而无弃物，要懂得善人可为不善人之师，而不善人也可为善人之资（借鉴，吸取教训）的道理，要尊师爱资，不可抛弃不善的人，致使善人与不善人得以互相促进，求得共同的进步。在这里老子讲了一个十分深刻的辩证法，即善人与不善人互为师资的辩证关系。这一思想不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当说是十分光辉的。由此可见，老子并不一般地反对仁爱思想，只是反对那些假仁假义的虚伪的仁义说教而已。所以，老子也提倡仁，主张与善仁（《老子》8章）。又主张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81章）在这里不仅讲了给予人时要有仁德（即爱心）的道理，而且还揭示了为人、与人与己有、己多的辩证道理，为人、与人与己有、己多两者是相反相成的，只有先做到了为人、与人，才能在后实现己有、己多，人己之间达至统一的结果。对于中华礼义文明中所重视的礼，老子也十分重视，并不否定。例如《老子》31章就大谈当时的军礼和葬礼：“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这就是说，按照古礼的规定，吉祥之事尚左位，凶险之事尚右位，打仗虽说胜利了，但打仗是凶事，是会打死人的，所以战胜了也要按照丧礼来办，上将军应当居右位，偏将军反而居左位，因为丧礼尚右位的。这种打仗胜利之后办军礼的思想，也完全符合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有道者不处，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反战思想。古代社会尤重丧礼，丧礼是与我国传统社会的崇尚孝道思想密不可分的。相传孔子曾经问礼于老聃，其中所问的礼，就包括有办丧礼。《礼记·曾子问》说：“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道也）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孔子在这里谈了他跟随老子如何办丧礼的事，老子教导他办丧事遇到日食时，应该按照古代礼仪的规定，止柩于道右，止哭以听变，待日明后才行的礼节办事。由此可见，老子是十分懂得古礼的，是位礼仪专家，老子要反对的礼，是指失去了仁义思想的徒具虚伪形式的欺骗人的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礼仪。仁、礼思想是以孔子为代表儒家所坚持和弘扬的思想，也是我中华礼义文明传统思想的集中反映。对于真诚的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虚假的仁礼思想，老子并不反对，而是主张付诸实现的。并且老子认为只有人们回归了自然的朴实的人性，克服了礼义文明的异化（礼义文明危机）之后，中华传统的仁礼文明思想才能真正地实现。
（四）老子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克治我中华礼义文明危机的全新的哲学理论基础——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论学说
老子的思想是要解决我国当时的中华礼义文明危机，老子较详细地分析和阐述了我中华礼义文明危机发生的全过程，探讨了产生这一危机的根本原因，提出了对治这一危机的重要思想等等。老子认为仅做到了这些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更高的角度，即哲学宇宙观的高度，从宇宙大全（天地万物）的法则出发来审视、考察和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由天道推至人道，以解决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以便从最高的理论高度——哲学宇宙观高度上来克服当时的中华礼义文明的危机，使中华文明得以健康的发展。老子所提出的哲学宇宙观，从其思想实质上来说，其实就是他用最高的哲学宇宙论法则来建构和论证他的关于如何克服中华礼义文明危机的学说思想。所以他的哲学思想与他的关于中华礼义文明危机的产生及其如何克治的思想密不可分。
老子的哲学主要讲的是宇宙（天地万物）的本原论和宇宙演化论。然而老子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类文明的危机问题，那么老子为什么要这样舍近取远地这样做呢？这与老子的思维逻辑密切相联系。老子认为，人是天地万物中之一物，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演化中的产儿，人与天地万物是同源的，有着共同遵循的法则。那么这个源是什么呢？老子以其敏锐的眼光，辩证的思维讨论了这一宇宙（天地万物）本原的问题。老子认为，每一个具体存在的物（天地、万物、人）皆是有具体规定性的，有限的存在，它们皆是有形有象有具体形象的，而宇宙万物的本原则不可能是一个与具体物一样的东西，如果它也是一个具体的有形有象的东西，那么它怎么能产生出亿万不同的有形有象的物来呢？因此宇宙的本原一定是与具体的有形有象的万物正相反的存在物，它应当是无形无象无具体规定性的，即无限的东西，老子把它称之为无极。又有具体规定性的东西，皆可用语言来称谓，如称它为白的就不是黑的，称它是圆的就不能是方的，而无规定性的无限的东西是不能用语言来称谓的，所以说宇宙本原是无法名称的，是无名的。但人们又不能不说它（思想交流的需要），所以只能勉强地称它为大或道。说它为大，因为它能产生众多的万物，它是无限大的。至于说它为道，道本指道路的意思，道路则是指人应沿着走的路，所以可引申为法则、规律的意思，所以道也指宇宙的法则的意思。因此，宇宙的本原大，又具有宇宙的法则义（道），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皆应遵循宇宙的法则（道）而行，即法道而行。可见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思想、行为）皆应效法道而为，这就是由天道而推人事的思维方式。这是道家思想的一大特点，这也是老子为什么要讨论哲学宇宙观之真正目的所在。
老子的以道为核心的哲学宇宙论思想体系，其具体思想内容可归结为如下几点：
1．道论——宇宙本原论与宇宙生成论
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的也是最基本的核心范畴。道是整个宇宙的开端（先天地生），它能产生天地万物（道生天地万物），是宇宙的本原。那么这个宇宙本原的道究竟是个怎样的存在物呢？它与具体的物（天地万物）又有哪些不同的性质呢？概括来说，老子的道具有这样一些性质：
（1）道是自然存在物（道性自然）。自然就是指自己而然，自然而然，自己运动、自己存在。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依赖于人与神的意志（有目的有意的有为）而客观独自存在的。所以说：自然者，无为也。道的存在与运动是自然的无为的。道的存在与运动，是不同于人的，人是有目的有意志的，道是无意志的无欲望的自然存在物，是不依人或神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的存在。
（2）道是无限的和无名的。每一个具体存在的事物皆是有形有象有具体规定性的，而道则是无形无象无规定性的无限物，老子称之为无极（复归于无极）。老子认为，凡是有限的东西不可能产生出无限众多的万物来，只有无限的东西才能生出无限众多的万物。有限的东西可以用名来言说它，有了名就有了限定，无限的道是不可言的，是不可用名的，道是无名的。
（3）道是素朴的。老子常用一个朴字来说明道的性质。老子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老子》32章）又说：“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老子》28章）“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老子》37章）云云。在这里，老子所说的朴皆是指的道。什么叫朴呢？朴原指未经加工的原木，没有经过人为的雕琢，未加分判的原初状态。可见，道是未经人为加工的自然朴实的纯朴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没有加以分割的全体。朴散则为器，纯朴的整体分割了才有具体的事物（器）产生出来。道的自然质朴性，自然也包括它的无目的、无意识、无欲望等等性质。
（4）道是虚静柔弱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老子》4章）冲，傅奕本作盅。《说文》：盅，器虚也。冲即盅，虚静之义。这句话是说，道是虚静的，然而作用却永不穷竭。这是说，道正因为它虚静，所以它具有无穷的能量，作用永不竭。《老子》又说：“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25章）屈，竭也。这句话是说，天地之间就如风箱之内一样是虚空的，虚空但其作用不会穷竭（如风箱越是虚空越能生出风来）。所以不用多言，多言则速穷，不如守住这虚静的道。老子又认为道既然是虚静的，不是有形有象的实的硬的东西，所以它还具有柔弱的性质。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老子》43章）又说：“弱者，道之用。”（《老子》40章）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够驰骋于天下最坚硬的东西里面，无形的东西能够穿透没有间隙的东西，这说明最柔弱的东西具有战胜一切最坚强的力量，这个最柔弱的东西就是道，道在天下无形无象最最虚静，最最柔弱，柔弱就是道的作用（弱者，道之用）。然而正由于它最柔弱，所以它能战胜一切刚强的东西。在这里老子常好用水的力量来比喻道。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老子》78章）水的性质在万物中可以说是最柔弱的，然而它却能攻破最坚强的东西，没有一个能胜过它（如洪水泛滥排山倒海势不可挡）代替它的。所以可以说：柔弱胜刚强。
（5）反者，道之动。向相反方向的转化是道运动的结果。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40章）这是说，向相反方向的转化是道的运动，如弱转化胜强，无转化生有（无形的道转化生成有形的万物），等等。当然按老子的说法：“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25章）这是说，道是天地万物之母，所以强字之曰道，在于道是万物之所由（万物必须遵循的法则）；所以强为之名曰大，在于它是万物之所归（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也即是指它是万物之母而言的。至于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应解释为道产生万物，万物离道而逝（往），万物远离道后最后还是要复归其母道的。这就是远曰反。这也即是体现了道的法则的（反者道是动）的。所以《老子》在16章中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这里讲的万物归根复命为常的思想，其实就是万物最后复归道的意思，也就是25章所说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的思想。即道生万物和万物又复归道的道→万物→道的宇宙大循环的学说。
（6）道是和谐的。老子认为，道是最和谐的，因此能体现道的婴儿赤子也是最和谐的，《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55章）德指得道于己身（德者得道者也）谓之德。赤子能得道之纯所以他能终日号而不哑，这是至和的表现，认识到和谐的道理就是知晓了常道，把握了常道就有了智慧。这里的常应该是指宇宙的本原道而言。所以《老子》16章有这样的说法：“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在这里很明显，常指的就是宇宙本原的道而言的。可见《老子》55章所说的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皆是就道而言的。道就是和谐的常道。道是和谐的，其所生出的万物也应是和谐的。所以《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42章）道产生的万物，皆为阴阳二气互相作用形成和谐之气而成。这是我国古代“和实生物”（《国语·郑语》）思想的体现。这里讲的是辩证法，每一个事物皆是对立的统一，相反相成的，没有阴阳两对立面的和谐统一，也就不可能有万物的存在。
以上我们讨论了老子的“道”的诸多属性，道是自然存在的，道是朴素的，道是虚静柔弱的，道是和谐的，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是道的运动的结果等等，这些属性很明显皆是为老子所倡导的“法道”而行，回归自然，回归朴实的人性，回归和谐的思想提供哲学宇宙论根据的。讲了这些属性，但人们还是要追问宇宙本原的“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物呢？道与万物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诸如此类的问题老子哲学也必须解答，所以老子用了很大的力量探讨了这一问题，并从多角度多视角的维度上，对“道”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做了阐释。我曾经在《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一书中，把老子的“道”归结为三种存在或三种含义：一、老子把“道”说成是“无”的存在，即无限无极的存在。这里的“无”并不是空无，而是指无具体规定性的“无极”（无限）的存在，它不可作具体的肯定，只能从否定思维的角度（不是什么）中来达到对“道”的肯定，所以“道”只能描绘成无形无象无欲无为等，无有限制的“无极”“无限”的东西。很明显，这只能是一种思维的抽象物。二、老子把“道”视作“理”，即法则、规律之义。“道”本来是指道路而言的，人循着道路而行走，故可引申为法则、规律义。在先秦哲学中，“道”本已有了规律、法则、原理等意思。例如：春秋时的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18年）这里的天道，人道就是指天的道理，人的道理，天的法则，人的法则而言。所以老子也常说“天之道”“人之道”，等等，孔子则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这里的一以贯之的“道”就是指做人的总原则（忠恕而已）。老子与同时代的思想家之不同，在于他把“道”从各种具体的事物的道（如天道、人道、忠恕之道）中抽象出来了一个超越于万物之上的最一般的独立存在的“道”，即独立存在的天地万物的总法则。所以学本于黄老的韩非解释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韩非子·解老》）万物各有不同的理，而道完全符合万物之理，“道”就是天地万物的最一般的规律。不过老子认为，这个“道”在天地万物之先就已存在了。三、老子把“道”说成是混沌之物，即“道”是一种混沌未分的物质存在物。前面说到老子把道说成是“无极”，无任何具体规定的存在，又把“道”视作天地万物的最一般的规律（理），但“道”的这两种存在都说明不了“道”如何能产出天地万物的问题。无形无象无规定性的“道”怎能产出有形有象有规定性的万物，即“无”怎能生出“有”来呢？天地万物之总理共理的“道”又怎能生出具体的有形有象的万物呢？看来老子为了解决这一宇宙生成论问题，还必须从道与万物的关系上，再做思考。为此老子提出了“道”为混沌未分的“物”的思想。“道”之所以能产生万物，就在于“道”为混沌未分的“物”。也就是说，在混沌未分浑然一体的“道”中已经蕴藏着产生万物的因素成分萌芽等等，即已经有了产生万物的各种基因，所以它是一种混沌之物。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25章）那么“道”是怎么一种混成物呢？“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21章）这是说“道”这个混成之物，其中已经包含有象有物有精，道就是一种未分化的物、精、象的混合物，其中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精”, 《庄子·秋水篇》说：“夫精，小之微也。”精就是最微小的东西，所以陈鼓应先生把它解释为：“精，最微小的原质。”“精”之义，不但它是最微小的物质，而且它还具有生长力、生命力、生殖力的物质，正如老子所说：“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老子》55章）朘，指婴孩的生殖器。可见“精”是一种具有生殖力生命力的物质，具有旺盛的生命能力。之后，道教中提倡修炼精、气、神的思想，就是从老子思想中发展出来的。道中有了“精”，道就有了生殖万物的能力，所以其中有精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当然道中的物、精、象皆是浑然一体处于未分化的状态，所以它们又不是分化之后的具体的物、具体的象、具体的精（后来人们把它称作精气）。或者说它们都不是现实的显现出来的而是似有非有的东西，所以老子说它们是“恍兮惚兮”的看不清楚，看不准确，似乎有似乎又没有的东西，好像是无象、无物、是所谓恍惚（《老子》14章）的存在。由此可见，“道”是一种潜藏着产生万物的因素或基因的浑然一体未分化的混沌之物。正由于它潜藏了产生万物的基因，所以它能产生天地万物。这样老子在这里就把无形的“道”怎么能产生有形有象的具体的万物的问题给予解决了。关于老子哲学的性质问题，即对“道”的看法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学术界曾经展开过一场辩论，当时有一派学者视“道”为“无”为“理”，所谓“道生万物”就是“无”生“有”, “理生万物”，因此断定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而另一派学者则强调“道”为混沌的物质，应属唯物论；两派辩论吵得不可开交，谁也说服不了谁。现在看来，其实老子的哲学本来就是个矛盾体，他既把“道”看成是无规定性的“无”，又把“道”视作为“理”，同时他还把“道”说成是混沌未兮的物质。可见老子哲学中既有唯心论，又有着唯物论思想的，而当时的人们不敢承认这一点，只好用简单的二分法，非此即彼，不是唯心论就是唯物论的二元对立说来看待老子的“道”，这样就使我们不可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住老子的哲学，而陷入了僵化的片面的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泥坑而不能自拔。这一教训是我们值得吸取的。
老子的哲学讲的是宇宙生成论，那么混成之物的“道”又是怎样产生出天地万物的呢？老子认为混沌未分化的“道”（亦可称之为“朴”，意谓未分化的原初状态）产生出天地万物是有一个逐渐分化演进的过程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42章）在这里老子明确地提出道生出万物是有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道最先生出了“一”，然后“一”分化出“二”, “二”又生出“三”的。至于一、二、三究竟是何物，老子并未解释，只是强调其有一个过程而已。至于后来人们有把“一”解做“元气”，或把“一”解做“道”本身，所有这些都是后人解释的，并不一定符合老子原意，在老子所说的道生万物的过程中，我们可知万物皆是有阴阳二气所构成的，阴阳二气互相作用则形成和谐的气“和气”，和谐之气则形成万物。可见万物皆是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体。阴阳二气从何而来呢？阴阳二气从“一”而来，可见“一”应是阴阳未分之气，而“一”是“道”所生，亦可见道之中已包含了产生阴阳二气的因子（或称基因）。我们做了这样的推测，应当说可能是符合老子思想逻辑的，老子不仅讲道生万物的生成问题，同时还讲万物的最终归宿问题，即讲万物从哪里来，又讲万物到哪儿去的。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老子》16章）这里讲的万物各复归其根“道”即是生长万物的根，所以归根就是回归虚静的道，亦称为“常”（常道）。可见在这里老子提出了一个宇宙大循环的思想，道生天地万物，天地万物又返回于道（道—天地万物—道）。这是一个完整的宇宙论哲学思想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老子的首创，标志着中国哲学的成熟。之后，中国哲学的宇宙论学说，皆是沿袭着老子的这一思想而展开而发展的，其思想直至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理论意义。
老子的宇宙生成论，仍然是为其克治当时的中华文明危机提供理论依据的，万物其中最主要的活动者人（四大之一）皆是由道而生，人是道产生天地万物的自然进程中的产物，人是道的产儿，也是天地万物的产儿，一句话人是自然的产儿，因此人的行为就不能违背道的法则，不能违背天地万物的法则，不能违背自然的法则。所以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人为域中（宇宙中）之四大之一，但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法天地法道之自然而行，不得违背道与天地的法则，必须法天地而行，归根到底即是“法道”而行，遵循大道的法则而行，人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不然的话，人（人类）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求得发展。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同样是这样，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不破的真理。老子在2500年前就给我们指出了这一伟大的真理，实是难能可贵的。
2．德论——物性论、人性论和圣人德性论
《史记·老子传》说：“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云云，说明老子著书上下两篇是言道德之意的。汉初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即有《道》篇与《德》篇之区分，不过与后来的通行本（王弼本）不同，《德》在先、《道》在后，通行本则《道》在先，《德》在后。可见老子除了研究最核心的概念“道”之外，还十分重视另一核心概念“德”的研讨。在老子那里道与德其实是相通的，就天地万物（包括人）而言，得道之谓德，德者得也，得道者也。得到“道”就成为自己的德。德本写作“惪”，直心为德，即指本来的心，本心或本性而言，故后来有“德性”的说法，所以高亨先生说：“今详审老氏之书，略稽庄生之言，而予以定义曰：‘德者万类之本性也。'”确如高亨先生所说，老子道家所讲的德即是性义。德就是指本性而已，所以德论就是性论，就是物性论和人性论。老子尤其重视的是人性论，并特别关注的是圣人（最高人格者，最高领袖人物）的本性问题。虽说五千余言《老子》中没有讲到一个“性”字，但老子十分重视德论，讲了道、德二论，可见老子对德性问题的重视。
就德为性之义而言，一切事物皆是有德的，有自己的本性的。因此《道德经》中提出了诸多的德，如有道之德，称之为玄德；圣人有圣人之德，由于圣人是体道（体悟道）的，所以圣人的德与道之德一样，亦称玄德；天地万物亦各有各自的德等等。但天地万物之德（性）皆是得“道”而形成的。老子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德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老子》39章）这是说，天清、地宁、神灵、谷盈、万物生长乃至侯王之治平天下，都是由于他们各自得到了“道”（一即道）而成就了自己各自的性质的。反之，如果得不到“道”形成不了自己的德性，那么这些万物也就都不能存在了。在这里“道”与“性”（德）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在《老子》中各种具体万物的“德”，往往用“道”来表现，诸如有天道，有明道、有进道、有夷道等等说法。同时，老子还提出了德有上下之别和厚薄之分。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老子》38章）这是说，具有上德的人不自持有德，所以实是有德；下德的人总表白自己有德不离失德，其实他没有德。可见上德是有德之人，下德是无德之人。老子又说：“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老子》55章）婴儿赤子朴实天真是“含德之厚者”，人长大了智慧多了，玩起了虚伪欺诈的东西，含德薄了，乃至完全丧失了德，成为无德的人了，老子最关注和提倡的是圣人的德，认为圣人是体悟“道”的，他的德性是应与“道”相合的，所以只有圣人的德性可以称作与道的德性一样，叫做“玄德”的。作为人类人格的最高代表的圣人究竟应当具有哪些德行呢？既然圣人的德（德）与道合，所以宇宙本原“道”所有的德性，如自然无为，无私、无欲朴实、虚静等等，也应成为圣人的德性，归结起来说，圣人至少应该具有如下六种德行。
（1）敦厚朴实（朴德）
敦厚朴实，反对浮华轻薄是老子提倡最根本的一种道德原则，老子认为，宇宙本原的“道”是最素朴的，我们应当回归到“道”的朴实的本性上去（复归于朴），反对人为的弄虚作假，浮华轻薄，提倡“见素抱朴”做一个朴实的人，实实在在的人，不做虚假的人，自欺欺人的人，主张做一个敦厚的厚道的人。老子说：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而不居其薄；处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老子》38章）
这是说，一旦失去了“道德的朴素朴实之后，就有了仁义的教化，而失去了仁义之后，才有只是徒具形式的礼仪。这样的礼仪就成为了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东西，这种礼仪已经是虚假得失去了忠诚、诚实的品德，成为了“祸乱之首”。至于“前识”那样无根据的臆测，乃不过得到的是“道”的浮华，实是愚蠢的开始。所以老子主张大丈夫应当处身于敦厚，而不处身于浮华，要去掉轻薄与浮华，采取敦厚与朴实。在这里老子是告诫“大丈夫”应有的做人的道理。而敦厚朴实正是宇宙本原“道”的本性，作为体道的圣人来说，自然应当更是具有这种本性的人。
（2）谦虚处下（谦德）
谦逊是我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作为我民族人格的代表，同时又是我们最高的领袖人物的圣人，更应当具有这一美德。所以老子十分强调圣人的谦虚处下的品德，而一直反对骄傲自大的思想和行为。为此老子说：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24章）
又说：“是以圣人自知而不自见，自爱而不自贵。故去彼取此。”（《老子》72章）
这即是说，圣人（有道者）应当谦虚、谨慎，来不得有半点骄傲，就是自己做出了成就，也不要表现自己，夸耀自己，骄傲自满，对道而言，就像是“剩饭”“赘瘤”，完全是多余的东西，应当抛弃。作为最高领导人物的圣人对待自己的人民来说，更应当抱着谦虚处下的态度，而不是高高在上，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老子说：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61章）
天下百川之归往江海，就在于江海处于低下之处的缘故，所以圣人要在上位作为人民的领导，他的言谈就必须谦逊而不高傲，他要成为人民的表率，走在人民前面，就必须先处身于老百姓之后，做到先人后己，只有这样做了，圣人处于上位老百姓并不感到有重负有压力，处在老百姓前面带领着他们，老百姓并不感到有危害。所以老百姓拥戴他而不厌弃他。这就是圣人的谦逊不争不和老百姓争名夺利的美德，所以天下人谁也不能与他相争。圣人的这种谦虚处下的美德，依老子看来也只是圣人体道的结果，这是因为宇宙本原的“道”，也具有这种德性。老子说：“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老子》51章）这里讲的是“道”与万物的关系，道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施恩惠于万物而不需要回报，长育万物而不主宰万物。可见道是不与万物争名争利的，又说：“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34章）道生养万物而不居功自傲，万物皆复归于它而不主宰万物，他终不自以为大，所以能成就其为大。所以老子说，那些自以为是，自我炫耀，自高自大的东西，对道来说，皆是余食赘形而已，都是多余的，应当舍弃的，为此老子告诫当时的侯王们，应当懂得谦逊处下的道理，“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为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至誉无誉。是故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老子》39章）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这是讲的辩证法，贵者不能离开贱，贵以贱为本（即以贱民老百姓为本）；高者离不开下，高以下为基础，高下是相反相成，高者必以下者为基础才能成其高，所以侯王应当谦逊处下，自称孤家寡人不善的人，而决不能高高在上，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要懂得最高的称誉是无须称誉的道理，所以应当不要表现得如玉那样美，也不要如石那样坚。圣人应当是“被褐怀玉”的。
（3）少私寡欲（俭德）
少私寡欲是老子针对人们多私心多私欲、贪欲而提出。既然老子把私心贪欲当做文明危机的罪魁祸首（“罪莫大于多欲”“祸莫甚于欲得”），为此老子提出了“少私寡欲”“无私无欲”的思想，“少私寡欲”是老子提出来教化老百姓的。《老子》19章说：“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为了使老百姓回归朴实的本性，必须除去那些虚假仁义说教、巧伪巧智和争名逐利，但老子认为，仅去掉这些尚是不够的，还要使老百姓懂得更根本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道理，这才是回归到最根本的地方。朴素，除了敦厚朴实之义外，自然还包括物质生活上俭朴的品德。所以老子在“我有三宝”时说：“我有三宝，恃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67章）为什么要把“俭”视作三宝之一呢？这是因为“俭故能广。”王注：“节俭爱费，天下不匮，故能广。”广指国家财富充裕。而《韩非子·解老篇》则注说：“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圣人爱惜精神则精盛，人君重战其卒则民众，民众则国广。”这里的俭，包括智士俭财则家富，圣人爱惜精神则精力旺盛，国君爱护士卒则民众，一个国家人口众多则国家富强。可见俭不仅包括节财，还包括爱惜精神，不枉费脑力和爱惜士卒生命，不轻易冒死作战等。所以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老子》59章）“啬”，本训为收谷，有收藏之义，引申为爱惜之义。《韩非子·解老篇》: “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知识也。”在这里“啬”主要是指爱惜精神，不枉费精力的无为而治。所以有些《老子》传本把“少私寡欲”的“少私”两字写作“少思”。其实“少私寡欲”四字中，已经包含有少些私心，少些名利权势计较之心，少一些贪欲之心，也就是少一些枉费精力的妄思，即“少思”的。“少私寡欲”是老子用来教化老百姓，使老百姓最终有所归属。作为一个人来说，需生活在世上，首先需要解决自己的物质生活问题，即吃饭穿衣问题，所以总是要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私自利益的。当然这种个人的私利总是要有个适度的，人不仅是个体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是社会的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确定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社会群体的生活，也就不可能有人的存在。所以人的存在除个人利益以外，还有社会群体的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乃至全人类利益的存在。这就有一个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私与公的关系问题。这两者利益应当协调一致起来，个体利益决不能无节制的膨胀损害集体的整体的利益，所以“私”应当有个适度而不能贪不能太多，贪了多了就会产生社会的纷争、社会的危机。为此老子提倡“少私寡欲”的思想，以克服人们的贪欲的私心。当然我们在强调集体、整体利益时，同时也要考虑到个人利益，照顾到个人利益，使个人利益得到合理的保障，不断的提高。不然的话，社会也会出乱子。总之，两者利益、公与私的利益，应当不断的调整，使之协调起来，促进社会可持续地稳定地向前发展。
至于人们的领袖人物圣人，也并不是没有个人的私自的利益，因为圣人也是人。但圣人应当懂得无私与私的辩证道理，只有他首先做到无私，为天下老百姓办好了，最后的结果自然就能成其私的。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生，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76章）又说：“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81章）天地之所以长久，在于它们不自私其生，故能长久。圣人效法天地，也不自私其生，即后其身、外其身反而能达到“身先”“身存”的结果。这难道不是无私故能成其私的道理吗？所以说：“圣人无积（无私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为人与为己、与人与己，两者是可以转化的，可以统一的。所以圣人首先应当自己做到无私无积，为人与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戴，达到治平天下的目的，自己的个人利益也才能得到满足。
（4）慈爱百姓（慈德）
“爱”是人类所崇尚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应有的美德，人类社会如果没有“爱”，恐怕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也就没有了人类。中国古代的圣贤，如孔子、孟子、墨子、老子等，都崇尚“爱”，孔子的儒家讲亲亲讲仁爱（“仁者爱人”），墨子的墨家讲“兼爱”（兼相爱，交相利）。老子则讲慈爱。慈本指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敬爱则称孝。老子是讲孝慈的（“六亲不和，有孝慈”），但他把慈看得更为重要，被尊为老子的三宝之第一宝（“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伟大的母爱就是慈的集中的表现，这样的母亲就称为慈母。所以“慈”就是伟大的爱的表现。老子讲的慈不只是指父母对子女的爱，而是把“慈”推及到全社会。作为圣人，老百姓的最高统治者领导者，就应当像母亲爱自己的子女一样，热爱自己的人民。为此老子说：“慈故能勇……今舍慈且勇……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67章）这里讲的是将帅应该像伟大的母亲那样慈爱士卒的道理。只有先慈爱自己的士卒，士卒们才能勇敢地作战。舍弃慈爱士卒且要他们勇敢作战，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慈爱士卒，才能做到战则胜，守则固。在此老子不仅把“慈”当做用兵打仗的一条重要的军事上的原则，而且把它提升到“天道”的法则高度，提出了“天将救之，以慈卫之”的思想，认为天道亦有慈的品德，当然“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物，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79章），很显然这里讲的是一种自然因果报应说，是一种自然的法则。对此老子又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老子》77章）天道是自然均平的，它的原则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从而使得整个世界得以均衡和谐的发展。谁能做到以有余而奉天下呢？只有有道者能做到这点。由此可见，“慈爱”的原则，以有余而奉天下的思想，最后皆是来源于宇宙本原“道”的法则的，体道的圣人就是效法道对待万物那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的慈爱万物的思想的。并且老子还认为，在万物之中最接近于“道”这一品德的，就是“水”。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8章）水的德性是“善利万物而不争”，它能滋润万物生长，而不与万物相争，确是体现了“道”的慈育万物的精神的，所以说：“（水）几于道。”为此上善的人能做到“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8章）的。在这里上善的人既是体现了“水”，也是体现了“道”的品德的人。
（5）宽容乃大（宽德）
老子十分强调圣人，老百姓的最高领袖人物，必须具有宽容的美德。只有宽容对人对物，不要苛求于人，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把社会治理好。老子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16章）这是说，知晓了宇宙本原“常道”的人，才能无所不包容（道孕育万物，对万物无所不包容），无所不包容就能做到大公无私，大公无私才能无不周遍，无不周遍就能合于自然的天道，符合天道才能最后符合于宇宙本原的“道”，体道而行才能长治久安，终身无危殆。由此可见，宽容、包容乃是体道、得道的表现，有了宽容的思想，才能做到公正无私，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老子十分强调作为最高领导者的圣人，应当能做到包容一切，甚至包括社会上的那些污垢物，做到海纳百川，而不抛弃一物的宽容大度的思想。为此老子说：“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详，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老子》78章）要容纳、接受得了国之垢、国之不祥，这样才能成为一国之主，天下之王。俗话说：“宰相肚里好撑船。”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就应当有大度，能容纳得了各种不同的人与事，甚至反对自己的人。因此，老子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老子》27章）常善于救人而无弃人，常善于救物而无弃物，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决不抛弃一人一物。这就是最大的智慧。在这里老子还论说了善人与不善人之间互为师资的辩证法思想。老子接着上文说：“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27章）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善人可以教育不善的人使之成为善人；不善的人可以是善人的借鉴，从中吸取教训，而少犯错误。可以说善人与不善人之间是互为师资的，不尊敬其“师”，不爱护其“资”，自以为聪明其实是“大迷”。这就是微妙深奥的辩证法思想的道理。由此可见，不善的人通过善人的教育可以成为善人，同时不善的人亦可成为善人的借鉴（“资”），使善人少犯或不犯错误。因此老子说：“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老子》62章）好的言词可以通过交往使人学会，受人尊敬的行为，可以给人以效仿，人们有了不善的行为，有何理由把这些人抛弃呢？可见是没有理由把他们抛弃的。为此老子甚至还提出了“报怨以德”的思想，即主张以“恩德”来报答怨恨，使之感化的思想。老子根据相反相成，对立皆可以转化的思想对此加以论证说：“为无为，味无味，事无事，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老子》63章）以无为为为，以无味为味，以无事为事，大事从小事做起，多事从少事做起，一切皆是相反相成，互为转化的。由此可见，德与怨也是可以转化的，以德报怨，就是用恩德来感化怨消解怨的。“报怨以德”，实是体现了老子倡导的伟大的宽容精神。对于老子的这一“报怨以德”的思想，当时的儒家创始人孔子也曾加以评论过。《论语》记载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这一思想怎么样？孔子回答说：如果讲“以德报怨”的话，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这一反问表示孔子是不主张“以德报怨”的。直指正直的行为，无虚假的东西。孔子认为，用“直”来报怨就可以了，不必以德报怨，可以“以德报德”。从这一点上来看，老子的宽容度、气度又要胜过孔子一筹。所以我们说，老子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讲宽容的一位思想家。当然“以德报怨”最后如果还是感化不了怨，那就只能“以直报怨”了。至于“以怨报怨”，怨怨相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怨怨相报何时了呢？是永远没有尽头的。
（6）言善信（信德）
“言善信”，老子提倡说话要讲信用，不要讲假话、大话、空话。这是与老子倡导的做人要敦厚朴实的思想相一致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老子》8章）上善的人好比水一样善利万物而处于最低下之处，所以水与道最相近，因此他居处善于选择好地方，心思善于深藏，待人善于讲仁爱，说话善于讲信用……所有这些都应当是上善人的品德和行为。要做到“言善信”就不能讲谎话、空话、华而不实的话，为此老子又提出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思想，“美言”就是指华而不实之言，不讲信用之言，对于这样的空话、大话，老子是坚决反对的，老子主张讲诚实之言，言而有信的。老子更认为在上位的领导者更应当讲信用，社会上老百姓之所以不讲信用，就在于在上者自己先不讲信用所造成的。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17章）最好的领导者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充分信任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不知道有他，次一等的领导，老百姓亲近他称誉他（即用仁义来教化老百姓，意谓已不能充分信任老百姓了），再次一等的，老百姓害怕他，侮辱他（意谓不相信老百姓，用暴力来压服老百姓）。可见正是由于在上者自己讲信用不足，所以老百姓也就不信任他了，不讲信用了。因此，在上者必须首先自己成为讲信用的表率，这样老百姓才能讲信用，信任你。老子的这一思想，时至今日看来，也还是十分正确的，应当加以发扬的。老子在论说在上者要充分信任老百姓时，特别还提出在上的圣人不仅要信任讲信用的人，还要信任那些不讲信用的人，这样在上者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问题。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49章）圣人没有自己主观之私见、成见，以百姓的意愿为意愿，完全倾听百姓的，充分信任老百姓。因此，对于善良的人，我善待他；对于不善良的人，我亦同样善待他；这样我就能得到老百姓的善待。讲信用的人，我信任他；不讲信用的人，我亦同样信任他；这样我就会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可见对老百姓，不论是善的还是不善的人，讲信用的还是不讲信用的人，圣人都应当一视同仁，善待他们，信任他们，这样就能使善者更善，不善者向善，讲信用的更讲信用，不讲信用的改变成为讲信用的人，如果都能这样做了，社会就自然治理好了。
以上就是我研读《老子》之后，总结出来的老子所提倡的六德思想，即朴德，俭德、谦德、慈论、宽德、信德的思想。圣人是人类人格的最高代表，是人类的表率，理应具有这六种人类的美德。至于我们一般老百姓而言，圣人是我们的模范、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应当努力地学习这六德，向圣人看齐，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高尚的人，而不能堕落成只讲私心贪欲的小人。
不论是中国的儒家学派，还是道家学派，他们都是要讲“内圣外王”之道的。“内圣”，指道德品德和人格上要求成为具有最高道德境界，最圆满人格的圣人。“外王”，指治理社会国家，治平天下而言。“内圣”与“外王”应当统一于一身的。道家与儒家一样，都是主张既为圣又为王的。儒家在治平天下上讲仁政、德治；而道家则主张用“无为而治”的原则来管理国家，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老子倡导圣王论即无为而治的国家管理学说。老子认为，“无为”是宇宙本原“道”的根本法则，是“道”的德性（“玄德”）的主要内容。“道”是无欲无名无有意志的自然存在物，即道是“无为”的。圣人应当效法“道”的自然无为，实行无为而治。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即是指自己而然，自然而然的存在，并不是凭人的意志人为加工而成的，所以说这里的自然就是指无为（“自然者，无为也”）。所谓“无为”即是指不加主观意志顺应自然而已。老子认为，道与万物的关系就是道产生万物之后，就顺应着万物自然生长的。老子说：“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帛书《老子德篇》）这里的“之”指万物。遂，育也。亭读为成，毒读为熟。“为而不恃”，河上公注：“施为不恃望其报。”这段话意思是说，道生养了万物，但生而不据为己有，施为而不指望其报答，长养了万物而不主宰万物。可见道是顺应着万物自然地成长的。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本有的法则而不加主观妄为去治理万物，这就是“无为”而治。所以老子说：“能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64章）辅，助也。能辅助着万物自然成长，而不敢主观妄为。这是老子所提倡的“无为”思想之真谛所在。为此老子说：“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老子》57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这一“无为”的原则，用之于治理国家人民，就是顺应和辅助着老百姓自己去发展。所以说在上者能清静无为不横加扰民，则老百姓自己就能生存化育，自己就能走上正道，自己就能发展起来，富裕起来。只要在上者不贪得无厌，不追求过多的欲望，老百姓自己就能敦厚朴实。可见，在上者的统治者、领导者，应当充分地信任老百姓，放手让老百姓自己去发展的。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不要束缚老百姓的手脚，而应让老百姓去自由地去发展自己的。为此，老子又提出了“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49章）的思想。圣人应当倾听老百姓的诉求，按照广大老百姓的意愿为意愿，而没有自己的成见私见的。这是我国古代的“民本”（以民为本）思想的传统，是带有古代民主思想精神的。（应当说，我国古代有民主思想的精神，但是没有建立起古代的民主制度）。当然圣人要“以百姓心为心”，但如果老百姓私心私欲发作了起来，不能走上正道，又应怎么办呢？对于这一点，老子也考虑到了，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37章）侯王按照道的无为的法则来治理天下，老百姓（万物）自己就能得以发展。一旦老百姓产生了贪欲，我将用无名的朴实的“道”来要求他们，安定他们的欲望，使之成为没有贪欲的人，这样老百姓就安定下来了，天下就走上正道了。由此可见，在上者用无为的道来治理天下，而老百姓也应当按照无为素朴的道来要求自己，这样天下就治好了太平了。
老子的无为治国的思想，还包括不要扰民伤民的思想。他还用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来加以阐发。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60章）小鲜，指小鱼。为什么说治理大国就应当如烹煎小鱼一样呢？烹煎小鱼“不可扰，扰之则鱼烂。治大国者当无为，为之则民伤”。（范应元：《老子注》）傅山注则说：“不多事琐碎也。”（《读老子》），治大国不可扰民，就如煎小鱼不可常扰动一样，决不能朝令夕改，繁琐烦民。因此，治国应当少扰民不扰民，做到无为而治。同时老子的“无为而治”中，亦包括爱惜精神、精力，不作无谓无功的事的思想。为此老子还用一个“啬”字来说明无为而治的思想。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59章）“啬”有收藏、爱惜的意思。《韩非子·解老》说：“啬之者，爱其精神，爱其知识也。”在这里“啬”本指收藏谷物的“啬”，已解释成爱惜精力的“啬”。“治人事天，莫若啬”，意谓治理国家人民和从事自然的活动，最重要的莫过于爱惜自己的精力了。这也就是说，治人和事天，最高的原则就是要去掉巧智妄为而实行顺应自然的无为而治。只有做到了这点，才能早返回到道（《韩非子·解老》: “从事于道而服于理也。”）；早返回到道，就能多积累“德”（得道谓之德）；积德多了就能无往而不胜；无往而不胜则力量无穷，力量无穷就能治理好国家。有了治国的根本就可以永久长存。这就叫做深根固柢，长存久立的道理。由此可见，治人事天，莫若“啬”，啬即是指实行顺应自然的无为而治，去掉那些不必要的无有益处的主观的巧智妄为。老子认为，只有这种“啬”，这种“无为”思想才是符合宇宙本原“道法自然”的法则的，才是治国的根本（“有国之母”），才能使国家长存久立。
老子既强调“治人事天，莫若啬”，尽量做到不费精力，又要强调“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结果，那么究竟应当怎么“为”呢？显然要“辅万物之自然”而行，是不能不为的，但又要按照“啬”的原则去做，为此老子提出了要以“小为”“少为”甚至“不为”即能办成大事的原则去“为”。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63章）又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64章）解决难事，要先从容易事做起；要办成大事，必先从小事做起；决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合抱的大树是从幼小的萌芽中生长出来的，九层的高台是从一筐筐的土堆积起来的，千里之行是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所以圣人总是从小事做起，最后成大事的，治理社会国家也应当把问题解决于萌芽状态，解决于未发生问题之前（“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要懂得“未兆易谋”的道理，而绝不能等到问题闹大了，再来治理，那样就难以解决了，损失就大了。在这里老子也是谈了大小、难易等辩证转化的这一自然法则的。应当说这些思想都是十分深刻的。
老子提倡用小为、少为就能办成大事，即事半功倍的思想，也就是要少花力气，甚至不花力气，即能办成大事，在这里是需要人的智慧智谋的，是要有谋略（策略）的。尤其是一个弱者，一个弱势的群体或国家，由于自己力量的弱小而要与强大的对手（或强大的敌人）作斗争时，更要研究自己的斗争策略，更要以谋略取胜。老子是一位同情弱者的思想家，他总是站在弱者（弱势群体）立场上，为弱者作谋划的。为此，老子研究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斗争策略。老子确信柔弱是可以战胜刚强的，但弱者决不能与强大者作硬碰硬的斗争，必须要以自己的智慧、谋略来取胜。为此老子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斗争策略思想。归结起来，他的谋略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后发制人
老子主张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应采取“后发制人”的原则，反对一切盲动冒进的行为，认为只有“不敢为天下先”者，才能最后“成其先”。这就是所谓的“以守为攻”的策略。为此，老子把“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列为自己的“三大法宝”之第三宝（“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庄子·天下篇》说老子“人皆取先，己独取后”, 《荀子·天论》说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伸），皆是讲的老子主张“后发制人”，反对“先发制人”，反对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老子引用古代兵家的话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老子》69章）“主”，指主动进攻的一方。“客”，指被动挨打的一方。兵家有这样的说法，我不敢主动进攻别人，而可成为防守的一方；不可冒进一寸，而可先后退一尺。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因为祸害最大的莫过于轻视敌人，轻视敌人盲动进攻，就丢失了我的法宝（“不敢为天下先”）。所以两军相当，总是被挨打采取防御的一方取得胜利。确实，盲目冒进总是会失败的，采取防守被挨打的一方更能激发士兵们的反抗精神，受到人们的同情。因此说：“两军相若，哀者胜矣。”老子以此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老子》73章）勇于敢去盲目冒险，则是死路；勇于防守，以守为攻则是活路。所以必须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尤其是对于一个弱者来说，只有这样做才是正确的策略。
“不敢为天下先，而能成其先”的思想，用之于政治斗争中，老子主张作为领导者治理国家亦要采取“后其身而身先”的做法。老子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7章）圣人（领导者）与人民的关系应当是：圣人首先做到“后其身”“外其身”，要做到先为老百姓谋福利，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后面，置之度外，这样人民才能拥护你，你的领导地位才能稳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自己的利益也才能最后得到满足，这就是后其身才能身先，外其身才能身存，无私才能成其私的道理。为此老子说：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66章）
又说：
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老子》78章）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上的领导者统治者，必须如江海一样处在谦下之地，百川才能归之，所以圣人欲“上民”（在民众之上当领导者），必须“以言下之”; “欲先民（在前带领老百姓），必以身后之”：这就是要谦逊待民，倾听老百姓的意见，按老百姓的意愿办事，并能接受容纳得了国家中的污垢和不祥之物，不要抛弃那些犯了过错的人，或者那些与自己政见不同，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这就是老子为在上的领导者统治者，尤其是最高领导者统治者所提出的一种“君人南面之术”，即领导者领导艺术，即所谓君王统治术。为此老子告诫领导者要谦虚谨慎，切勿骄傲，目空一切而脱离老百姓，要做到有“自知之明”，不居功自傲（“自矜者不长”“自伐者无功”），不自以为是（“自是者不彰”“自见者不明”）等等，都是很有一番见地的。
（2）“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老子认为，要做到“柔弱胜刚强”，必须切忌与强大的敌人作硬拼的斗争，而要采用迂回的曲折的斗争策略以达到胜利。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老子》36章）收缩张开、强弱、废兴、取与，这些对立的东西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要想收敛它，就要先扩张它；要想削弱它，就要先兴盛它；要想夺取它，就要先给予它。这都是促使其向对立方向转化的做法，这里充满着相反相成的辩证法原理。老子把这些辩证的策略思想叫做“微明”（微妙的智慧），通过这些“微明”的智慧就可达到“柔弱胜刚强”的目的。老子认为这些“微明”的策略思想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当然这些谋略思想是不可以事先告诉人的，公开了就不起作用了。所以后来有些人把老子称作“阴谋”家，其实老子是一位伟大的谋略家，是位懂得辩证法的大师。
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问题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即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上，老子也提出了自己的国际关系的准则（即外交原则）: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帛书本作：为其静也，故宜为下也。）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老子》61章）这是说，大国要像处在江河的下流，像天下母类一样，处在天下交汇的地方。雌类常以柔静胜过雄类，这是因为她能安静处下的缘故。所以大国以谦下态度对待小国，则可取得小国的信任；小国以谦下对待大国，则可取得大国的宽容。所以或者是大国谦下取得小国的信任，或者是小国谦下而取得大国的宽容。大国不过想兼并人家，小国不过想侍奉人家，这样大国小国就可以各得其所愿。大国则以居于谦下的地位为最合宜。这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大国应当以谦下的态度对待小国，决不能骄傲逞强，看不起小国，要兼并人家，搞什么霸权主义。老子认为只有这样大国才能取得小国的信任与拥戴。至于小国也应以谦逊的态度对待大国，才能得到大国的宽容，以保全自己的国家。总之，大国强国不应总想兼并小国弱国，小国弱国也不要过分地去侍奉大国强国（要有自己小国的尊严），只有这样才能使两者各得其所愿，而相安无事，达到国际间的和谐共处。这就是老子所主张的国际交往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