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柏拉图讲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有一群人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洞穴内，他们出生时就被锁链缠绕并固定在一个位置，他们无法回头，甚至无法环顾四周。在他们的面前有一面墙，身后是一团火，有人拿着各种雕像从火堆旁走过。于是，雕像的影子投射到了墙上。对于这些被囚禁的人来说，他们终其一生能做的，是直视面前墙上的各种虚影，给它们命名，并把它们当成真实的事物。

即使到了现代社会，科技的发达水平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人类的生命也不过是宇宙的一粒尘沙。时间和空间都决定了人类经历的有限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即如囚徒一般，只能注视前面墙上的影像——来自这个世界的投影。

1936年雅克·拉康提出了“镜像学说”，他承袭了黑格尔和弗洛伊德的理论血脉，认为人类在镜子前面发现了自己，通过对镜中人物的指认，完成了自我的认知。无论是在柏拉图的寓言故事中，还是在拉康的理论框架内，都将人、世界和影像联系在一起。

相对于柏拉图寓言绵延了数世纪的悲观情怀，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电视，其历程是短暂的，但电视的影像毫无疑问是这个世界的投影和镜像之一。电视为人类建构起了一个影像世界。这个虚拟的世界，有时无限接近现实，有时刻意夸大了与现实的差距。它是真实世界的幻象与投影，复刻出了人类生活的形貌和情态。

既是主体也是客体的人，在电视影像构建过程里，既是传者，也是受众。人类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用影像来复制世界，正如用文字乃至其他一切手段去描述世界一样。在影像书写的过程中，人类完成了经验的分享、情感的传递。电视给受众提供了一种想象世界的方式，一个描述世界的角度，一条情感宣泄的路径。由于影像的逼真度，在观看电视时，人类常常无法主动分辨画面与真实的界限，这种界限不是物理的区隔，而是心理的混淆。人们会被眼前的影像所遮蔽，进而全情投入到影像的虚幻之中。其实，影像远不是人类生活的本体，它只是现实世界的一种隐喻式的修辞。

在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历史上，修辞都曾经被认为是文辞与语辞的修饰方法。在古代中国，宋代王安石的《上人书》中曾描述：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所著的《修辞学》一书，从学科定位上将修辞学与论辩、宣德等语词使用活动联系起来，在雅典语里，演说家和政治家就是同一个词 (rhetor)。东西方修辞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20世纪的肯尼斯·伯克、I. A．理查兹等一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文学家，从语言学等不同视角带给了修辞学新的阐释，掀起了新修辞学发展的序幕。新修辞学以语言学为基础，同时不局限于语言学的范畴，从人类认知的角度拓展了修辞学的研究与应用领域。

20世纪文学研究的著名人物布斯 (Wayne C. Booth) 认为，修辞学覆盖了“整个词语探索的领域，逻辑学、辩证法、语法、哲学、历史、诗学，所有都是修辞学”。美国著名人文学者、哲学家麦奇翁 (Richard P. Mckeon)也认为，最好把修辞学看成“普遍的建构艺术”(a universal and architectonic art)。所谓“普遍的”即修辞无所不在，所谓“建构”即修辞学是主导学科，安排和控制其他艺术和学科，把结构赋予这些学科，因为修辞学研究人们如何有效地安排和使用语言、组织思想，在此基础上去思考更为广泛的课题。

新修辞学认为，修辞涉及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符号，也就是象征符号。可以说，从哲学话语与文学理论最晦涩难懂的讨论，到日常生活最普通的交际实践，都离不开修辞艺术。修辞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把语言作为社会行为模式的理论，一种把目的和阐释作为意义的决定性因素之理论，它的理论根据是认为知识是由论辩产生，意识形态和权力由话语所扩散。

从传播学的链条来看，电视是媒体之一种，它一端联系着传播者，另一端则指向受众。电视通过声音、画面的符号集群，建构意义体系。由于电视的形态比较多元，修辞对于电视的作用有多个层面。

第一，运用修辞的技巧，在画面和声音之间穿行，并通过独具匠心的设计，将主体创作意图做完整的言语表述。通过画面的修饰与调整，能够更加准确、充分地传递创作者的意图，可以形成视听语言的修辞美感。

第二，从电视叙事的角度进行修辞。把叙事看成修辞即“叙事作为修辞”的本质就是以交流对话为旨归，以修辞技巧为依托，在叙事展开中所形成的作者、叙述者、人物及读者之间的修辞关系，形成开放的文本阐释，从而达成某种写作与阅读之间的互动样态。通过电视节目结构内诸多元素的调度和调整，可以最大化电视节目效果，增强其戏剧性冲突，突显节目的价值。无论是从画面还是结构角度进行修辞，都能延伸电视节目意义的表达，形成更加深邃的意境与解读空间。

第三，作为媒体的电视，是信息集纳与传播的平台。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看，电视是一种话语的框架。电视中充满了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话语。有的来自主流意识形态，有的来自民间；有集体话语，也有个人话语。各种话语在电视的平台上相遇相逢，并形成了一种具有对话性质的话语场。从整体来看，电视的话语是有冲突的。这种冲突，来自电视中话语的本身。各种话语，代表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话语通过各类节目得以显现。电视中有新闻、娱乐、经济、军事、科教等丰富的节目形态，不同种类的节目构建起不同的文本形态。文本属性的差异，对于话语形态和修辞方式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全球化传播中，电视本身也成为语境之中的一种话语声音。电视势必携带意识形态的内容进行传播。通过修辞的设计与表达，可以建构受众的认知，完成观众对于不同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接纳，从而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语境。

在新媒体语境内，网民成为影像文本的读者，同时也是解构者，他们在对影像文本话语结构进行戏谑的同时，创造出了新的意义，这些意义有时是无序的，有时是对某个话题更深层次的阐释。维特根斯坦将修辞学定义为：“关于误解及其纠正方法的研究。”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看，修辞不仅是劝服，更是通过语辞缓和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政治修辞对于强制性的、必然的行为不感兴趣，而是对商议性的、审慎的行为感兴趣，目的是商议什么可以做、什么应该做。电视作为社会媒介的属性，在于其提供了一个主体性更凝练和集中的形态，电视通过主流话语修辞建构，形成意见的沟通、舆论的引导和主体精神的建构。在一个电视文本中，主体通过话语修辞的建构，呈现理念，形成说服。电视修辞可以成为消除人类隔绝状态的桥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