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 主旨演讲
坚持开放合作 谋求共赢发展
当前，全球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孕育新的突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全球总体呈现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存在，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对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来说，发展仍然是头等大事。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显现，主权债务危机反复冲击市场信心，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如何增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和活力、实现稳固复苏，需要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努力。我们认为，结构转型、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世界经济走创新之路摆脱危机最为现实可行的选择。
一 转型创新发展
2008年以来发生的金融海啸和经济收缩的实质是全球化危机，是经济全球化自由无序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现象。20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大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以市场全球化为基础，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资源全球化、劳动全球化此伏彼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国民收入和消费能力的增长格局大大不同于原先世界资本与财富的分布格局。一批原先发展后进的国家成长为新兴国家，一批发达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转移和产业转移，还有一批不发达国家被进一步边缘化，使原来就很不平衡的世界经济更增加了失衡的因素。全球化中借贷支撑消费、出口主导投资的增长方式逐渐导致了生产与消费、投资与需求的地区错位，并最终造成了由信贷过度膨胀导致的金融危机和投资过度膨胀导致的生产危机。因此，原先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式，包括金融投资方式、生产贸易方式、资源利用方式、市场消费方式都要作转型调整。
纵观历史，危机、调整与复兴交替贯穿世界经济发展全过程，靠转型发展走出危机是市场经济的一条基本经验。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引导美国走出了经济“大萧条”。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主要国家通过信息化技术的突破改造传统产业，走出石油危机造成的“滞胀”困境。21世纪以来，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摆脱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再次进入危机后的转型调整期。各主要经济体都在加快调整转型，谋求建立经济、科技竞争新优势。美国积极推进“再工业化”，欧盟实施“欧洲2020战略”，新兴经济体纷纷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要彻底走出危机，需要各国进一步创新理念、增进共识，在加快本国转型发展的同时，推动世界经济创新发展、均衡发展、包容发展、可持续发展，努力建立公平合理、普惠均衡、充满活力、稳定有序的国际经济全球化新秩序。
中国正处在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期。中国长期形成的低劳动力成本、高资源能源消耗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转型发展形成了巨大倒逼压力和强劲的转型动力。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依靠创新驱动、开放带动、内需拉动，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现在看来，发展转型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痛苦过程，但只要坚定不移地创新前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依然看好。专家们综合考量改革红利、城镇化、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等正面因素，认为未来十几年中国经济仍可以保持年均7%左右的增长速度。中国将加快自身转型升级，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努力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二 合作创新发展
合作是各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发展捷径，也是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现在，绝大多数经济体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链条越拧越紧。过去20年，全球商品贸易规模扩张了近5倍，跨境投资存量增长了8倍多。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已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经济体之一。2012年，中国贸易总额达到3.8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出口国家；实际使用外资1132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72亿美元并在迅速上升。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开放合作，也为世界经济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坚持合作是世界各国最终战胜危机的重要保证。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初期，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但是，这种合作很快就面临严峻考验，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正在世界各地抬头。比如，设置贸易壁垒，增加外国投资限制，强化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阻止新兴技术扩散，无限制地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诱导本国货币贬值等。据WTO发布的第7次贸易限制措施监督报告，从2011年10月到2012年6月，各成员国采取了近200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保护主义从来都是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大规模的贸易战、汇率战加剧了经济危机的蔓延。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潜在风险的突发性、扩散性、危害性不容低估。各国要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开放合作的方向不动摇，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通过协商妥善解决经贸摩擦，维护稳定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国的大门将继续对各国投资者开放，希望各国的大门也对中国投资者进一步敞开。各国应共同努力，开拓世界经济复苏繁荣的新空间。
三 互利创新发展
互利互惠是持久合作的基石和动力。3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外商投资的首选地之一。2012年，外资企业创造了中国1/2以上的进出口和1/7的直接就业。同时，外资企业也从中获得巨大收益。据上海美国商会调查，2011年2/3的在华美资企业营业收入增幅高于母公司全球增幅。有国际人士进一步评论，“发达国家高成本的生产转移到中国，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其好处最终被全世界的消费者分享。”
扩大互利是深化合作、加快转型的助推器。近些年许多经济体积极推进自贸区建设，相互降低或免除关税，消除投资障碍。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3年来，双边贸易额迅速扩大，2012年比2009年增长了近1倍。我们主张，各国都应寻找利益交汇点，扩大共同利益，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繁荣。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有可能超过4亿人次。中国的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各国可以从中分享巨大红利。
四 共赢创新发展
共赢是全人类的希望。非洲有句谚语：一人独行可能走得很快，但结伴而行才能走得更远。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人民都能分享发展成果，人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据世界银行对全球120个国家财富分配情况的调查，世界上最富裕与最贫穷国家人均财富相差300多倍。全世界大约有12亿人生活在每日收入不到1.25美元的赤贫水平上，8.4亿人挨饿或营养不良，10多亿人看不起病、上不了学、喝不上干净水，13亿人用不上电。“一音独奏，难成乐章”。世界的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些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上。
争取共赢需要开阔眼界、开阔思路、开阔胸襟。我们主张，各国要摒弃你输我赢、你穷我富、你弱我强的零和思维，树立共享、共富、共进的新理念。发达国家先得发展之利，要为富有道、为富有仁，在实现自身发展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实现发展。发展中国家要自主自强、开明开放，积极融入国际大市场，发挥后发和比较优势努力追赶，缩小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差距。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国家，长期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力所能及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一个与各国人民梦想相通的梦，是一个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
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说，“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下安危，更需谋略。各国智库汇集了大批专家和人才，承担着为全球和平发展出谋划策的重要责任。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希望全球智库峰会秉持“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宗旨，坦诚对话、深入研讨，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贡献智慧。
国际新格局与智库的历史使命
20世纪末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显现，大国关系面临着深刻的调整：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不断提高，世界经济的重心开始东移；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多边主义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联系，互相依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强音，新的国际格局正在形成。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各国携手合作，致力于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出并着手研究解决诸如“金融体系改革”、“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事关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然而，全球反恐形势的突起，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打乱了既有的发展进程，各国智库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又转到了应对危机和解决国内问题上。现在，国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多年以后，其阴影正在慢慢地淡出；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尽管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但是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中东、北非、叙利亚、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以及反恐形势有所降温。世界形势趋向缓和，经济步入复苏阶段。
2011年以来，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先后完成了换届和连任。可以说，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是21世纪全球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共谋全球发展面临有利的时机与条件，需要各国认真把握，以更长远的目标、更大的智慧来思考与研究一些事关世界发展的重大和全局性的问题。然而，当今世界仍很不太平，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存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问题交错，地区热点问题时有起伏，冷战思维、零和观念的旧概念时隐时现，全球政治、经济治理的结构亟待完善，南北差距继续扩大，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回潮。这些都给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事实上，所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与全球人民新要求、新期待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发展的阶段不同，但是面临的首要问题都是发展，都需要重新审视发展的方式。发达国家希望保持发展的优势地位，新兴经济体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期待着经济起飞，欠发达国家正在努力摆脱贫困。对世界来说，发展仍然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促进和平与发展，进而解决当前与未来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仅需要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各国智库提供智力的支持，特别是在谋划未来、提出主张、解读政策、引导舆论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说，现在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相比，智库在服务社会、共谋发展方面都肩负着更大的责任。我们应当站在为世界各国和全人类谋福祉的高度，充分发挥智力密集的优势，针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重大问题，提出富有前瞻性、建设性的方略和措施，以更好的思想的产品促进世界各国的发展与合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
举办全球智库峰会的目的，主要是搭建一个开放的平台，促进世界各国智库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了解彼此研究的现状，探讨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针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新发展提出一些战略性的新思维，以其影响政策的制定者和社会的舆论，切实促进全球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美必须通过合作来共同应对挑战
一 当前世界面临的三重挑战
今天，世界各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沟通和相互影响。但历史上，不同区域国家间的互动非常有限，或者根本不存在。历史上很长时期内，技术与交通的局限使每个区域都处于孤立发展的状态，每个区域只关注其内部结构问题，每个地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历史上，中国将皇帝置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最高位置，认为其他文化都愿意向中国靠拢、进入中国轨道。伊斯兰民族希望依靠信徒在世界上扩大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前，通常只有一个核心的伊斯兰帝国统治着整个伊斯兰社会。美国起初置身于世界事务之外，后来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将传播政治理念视为外交政策的一项任务。欧洲有些例外。欧洲原由罗马帝国统治，后来分崩离析，最终通过主权国家和势力均衡的理念达到了一种平衡。19世纪到20世纪初，欧洲通过控制而不是协商处理与其他区域的关系。
我们现在已处于不同时代。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紧密联系，在政治、信息传播等方面也密不可分。当前，我们面临多重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对地区传统秩序的挑战。近些年，很多国家正发生重大转型。在伊斯兰世界，20世纪20年代以来形成的国家体系正在动摇。其他更加原始的力量已涌现出来，宗教极端分子超越国界，非政府武装力量在伊斯兰国家广设圣坛，他们手中的权力日益超过政府。欧洲民族国家正被部分地拆散，欧洲正重建其政治结构，建立一种混合模型，即基于来自各成员国共同主权的一个整体欧洲的概念。这是历史上全新的尝试，得到了欧洲大多数领导人的重视。亚洲多个新兴国家正在同时崛起，并产生了许多区域性组织，澳大利亚、俄罗斯、美国等亚太国家越来越多地融入其中。
第二，区域间如何互联的挑战。过去四百年里，大西洋一直是全世界的中心，现在这个中心正在转向亚太地区。目前，大多数国家都追求全球性外交政策，建立起跨区域伙伴关系和贸易关系。很多国家都希望奉行权利均衡的原则来发展区域外的贸易合作，但现实与理想之间有着巨大差距，如何携手合作，也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
第三，其他一些全球性挑战。比如环境和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能源、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等，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凭借一己之力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独善其身。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这一系列挑战和转型中形成一个共同的世界秩序。有观点认为，全球正以地区为单位朝着类似欧洲均衡势力体系自然发展。然而，这种国际秩序模型是不现实的，而且是非常脆弱的。而国家很多的时候，某种程度上的势力均衡是稳定的。但作为全球系统的主要组织原则，对所有成员国来说，当军事力量成为平衡的首要标准后，危险就会很大。因为以核武器为主的现代战争有可能将业已形成的均衡状态毁于一旦。
二 中美须以合作应对挑战
那么，如何实现峰会主题所说的“新格局、新合作、新发展”？这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更广泛的亚太国家关系的发展。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都表示将坚决避免大国对抗，号召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个明智的选择。
对中美两国而言，彼此互动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体验。中美两国幅员辽阔，但历史上都没有完全参与到一个更加广泛的国际体系当中。从历史上看，美国从未有过强大的、威慑它的邻邦，而中国边境从不乏强大或潜在的对手。美国要面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挑战，所以精于行；中国则一直居安思危，所以精于思。中美合作必将产生全球效应。
中美合作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是构建相互合作的亚太区域。跨太平洋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正蓬勃发展，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贸易体系的讨论正在进行。接下来是将这些愿景融入一个更加宽广的体系，包括建立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提倡的“太平洋共同体”。该共同体强调共同利益，扩大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这需要多个亚太国家的参与，大多数亚太领导人也都表示希望建立上述目标体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家间的竞争将完全消除。但它指出了如何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发挥竞争的建设性作用。当合作变成习惯，竞争就可以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等领域和平进行。
我认为，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能够和平共处，虽然它们可能会经常保持一种相互较量的状态。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之间可以建立一种以合作和伙伴关系为基础的新型关系，有人认为这是不现实的，我却认为这是唯一现实的选择。随着经济的发展，中美两国不可避免要发生一些矛盾，但发生冲突这样的事情并非不可避免。中美必须共同合作应对挑战，恢复相关地区的正常秩序，在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取得具体进展，并获得共同繁荣。领导人的明智选择和各国思想家的坦诚讨论将推动亚太共同体的成长。我要感谢曾培炎先生组织全球智库峰会，以及中国政府为此发挥的作用。
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实现
一 加强合作，解决东亚争议与危机
最近，我已经结束了长达26年的政治家生涯，并下决心要把我的余生奉献给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实现。在我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我就提出这个提议，但一直未能实现。过去的一年，很多东亚国家领导人以及对东亚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领导人，他们要么再次当选，要么重新回到政坛。在这个区域内，争议依然存在，但我还是非常希望这些新领导人在解决本地区面临的一些争议的时候，能够开展对话，而不是诉诸武力。我们正面临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一个国家的经济危机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为防止经济危机发生和蔓延，最大限度地加强相关国家间的合作是极为重要的。
二 防止全球过度资本主义
当前，我们已经从商品和服务贸易化的资本主义，转向了一种以投机为目的的金融化的资本主义。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以防止这种过度的金融资本主义倾向。“安倍经济学”是一种没有具体增长战略的政策。日本新任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了日元贬值和股票升值，这直接导致了外国投资者竞购股票。当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以投机为目的的金融膨胀，市场将有崩溃的风险。由于众议员选举临近，日本政府正极力救市护盘，但是这一战略能够坚持多久却不得而知。我们必须摆脱过度的金融资本主义和极端形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我希望所有这些新的东亚国家领导人都能够谨慎考虑一种基于友好和尊重民众的资本主义。
三 东亚共同体应该是开放式的和具有灵活性的
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推动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还要优先推动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加入TPP不一定对日本有益，但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参与TPP表现出兴趣，决定加入TPP还需要时日。2015年东盟共同体将要成立，它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能够推动整个东盟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此外，本着友善的态度建立以东盟、中国、日本、韩国为核心的东亚共同体，对于建立一个和平的亚洲非常重要，这可以推动我们的合作和共同发展。我所期望的东亚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的、有灵活性的共同体，各国都可以参加。尤其是在讨论各国国家安全方面，美国是不应该被排除在外的。但各国对美国加入东亚共同体心存疑虑，这可能会阻碍东亚共同体的实现。
四 构建东亚共同体的主要障碍
目前，对于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实现，还存在一些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朝鲜一意孤行地实施核计划。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恩仍在发展核武器和导弹。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让朝鲜重回多方对话的轨道上，鼓励朝鲜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我非常高兴地获知，最近朝鲜第一书记金正恩所派出的特使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朝鲜表示愿意回到“六方会谈”。此外，另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是，来自朝鲜和韩国的负责朝鲜半岛统一的代表就恢复开城工业园的正常贸易和重启金刚山的旅游业举行了会谈。然而，遗憾的是，这个计划当中的“朝韩对话”突然被朝鲜方面叫停。韩国总统朴槿惠曾经说要推动互相信任，并指出“我们不应该摒弃东北亚的多边对话”。同时，美国以及其他一些东北亚伙伴应该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共同讨论一些问题，比如环境治理、灾后重建、国际反恐及核安全等问题。朴槿惠也希望朝鲜能加入这一进程，唯有通过互相信任，才能扩展彼此的合作规模。我也很高兴地了解到朴槿惠总统正在访问中国，她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谈，他们不仅就双边关系，也就朝鲜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讨论。
其次，中日领土争议。在本地区存在另外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中国和日本在“尖阁诸岛”问题上的争议，我们希望能够从中国前总理周恩来以及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等老一辈中日领导人身上汲取智慧，可以先把争议放一放，让我们的后代来解决。最近，日本内阁官房长官野田广务访问了中国，他承认这种没有记录在案的双方领土争议是存在的。我也同意中国台湾地区马英九先生所提出的中国东海“和平倡议”，以及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倡导的建立解决中国南海主权问题的论坛，这将有助于解决中日“尖阁诸岛”争议问题。
最后，安倍政权关于亚洲的态度。自日本石原慎太郎发表声明之后，安倍避免作出一些引发争议的评论。但他之前曾表示，他打算重新审视关于“慰安妇”的河野谈话和承认侵略亚洲的村山富市声明。这不仅引起了中国和韩国方面，而且还引起了美国对修正历史的强烈担心。此外，麻生太郎政府提出的“价值观外交政策”，意欲加强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联盟，企图孤立中国。在我执政期间，已经放弃了这一理念，但是安倍政府却显现了要修改它的迹象。我担心这种做法会导致日本政府被孤立。
五 加强合作，推动东亚共同体实现
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消除日本在本地区的一些负面影响。这也是日本需要率先尝试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原因之一。我们采取具体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一个关于具体行动的案例就是我的“亚洲大学生集体行动交流计划”的建议。此建议已经在日本、中国和韩国开展，在无国界大学学习已经不再是青年学生的一种梦想。另一个在本区域内具有良好前景的合作项目，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在蒙古戈壁沙漠建立贯通东亚的电力传送网络，它能把东亚国家的环境和能源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个紧迫的问题是我们要吸取日本核事故的教训，并建立一个控制东亚核电的共同机构。
东亚人民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朝着建立东亚共同体方向迈进。最后，我想说说宗教问题。本着仁和博爱的精神，各种宗教间的合作可以促进跨越国界的共同体建设。我希望你们都能跟我一样相信，只要我们祈祷，最终一定能建成一个东亚共同体。
世界贸易发展及中国的对策
一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明显增加
全球化浪潮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远远超乎了人们的想象。近几十年来，新技术的应用、市场的开放、贸易模式的创新都大大加强了各国政治、经济、社会间的相互依存。就像亨利·基辛格博士讲过的，世界的重心在发生转变。当前，新兴国家的崛起正形成一股新的经济力量。比如，我们看到非洲国家已经开始崛起。
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变化直接促使国际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过去15年里，新兴经济体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份额从1/3上升到了1/2。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再仅仅是消费品和原材料的出口国，它们也能提供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和服务。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国已不仅仅局限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它们之间的贸易呈明显增多态势。据统计，2011年，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90年的60%下降到36%。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额却增加了3倍。
但需要注意的是，贸易过程中，关税壁垒的色彩正在逐渐减弱，而常常遭遇标准、健康、安全、环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这些非关税壁垒甚至变得更加复杂、更不透明，可能会被滥用，严重阻碍了贸易发展。
二 世界贸易治理需要各国融合与合作
经济重心的转移也为全球治理结构带来了新的变化，二十国集团（G20）正取代八国集团（G8）成为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重要平台。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中，中国、墨西哥、南非、尼日利亚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这对全球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世界贸易需要各经济体在权利和责任方面寻找一个新的平衡，不再是旧意义上的南北合作。贸易商品不再是仅由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价值链的发展使得只有多国协作才能完成一种商品的生产。产品生产过程不再是简单的劳动上的分工，而是任务的分工。
服务贸易现在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50%，这使我们能真正体会到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所以，现在必须通过附加值来衡量贸易，这为我们看待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当前各种自由贸易区诞生，特别是区域性的安排层出不穷。比如，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安排的出现。如果这些自由贸易协议能够很好地实施，那么对消除当前的贸易壁垒将会发生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非关税壁垒方面。但如果它们不能够携手合作，发挥的作用就会非常有限。
如果我们希望贸易能更好地发挥价值链功能，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互融。因此，当前在新的世界框架形成的过程中，WTO成员方有了新的责任和权利。未来世界贸易发展，第一，要有贸易协定和多边贸易体制的融合；第二，要有贸易政策和国内政策的融合；第三，WTO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协调。实现这些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有这样才能使未来的发展更加可持续。
三 对中国的建议
在飞速变化的世界当中，中国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在过去五十年中，世界发生了两个重大的事情，一个是柏林墙的倒塌，另一个是中国加入WTO。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一个非西方政治体制的国家，拥有13亿人口的市场，并遵循着全球的商业标准在运行经济。中国加入WTO，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也影响了全球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实践证明，中国加入WTO是正确的选择。
现在，中国需要新一轮的经济改革来克服发展中的瓶颈，创造新的增长动力。中国的经济力量和未来的潜力在于它有很好的基础设施，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还有非常高效的物流体系，同时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挑战。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污染、环境压力、食品安全问题以及服务业发展不足、研发能力有待提高，等等。另一方面，投资环境有待改善，中国和其他国家存在贸易摩擦，有些国家对中国的对外投资抱有敌视态度。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发展。我认为，应该把中国的国内改革和它的多边贸易开放日程融合起来。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开放中国的服务业领域。服务业在当今经济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更加开放和有竞争力的服务业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就业，也有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的升级。
第二，多边投资协议有助于中国发展。形成透明的、有规则的全球投资管理体制，有助于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
第三，中国是沟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经济体的桥梁，中国应和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共同制定新的WTO全球贸易日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将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提供更加公平的市场准入机会，一个更加开放稳定的环境将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比如，这些大的经济体在贸易自由化、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领域进行合作成功的概率高。我希望中国能在多边贸易领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对中国与世界都是有益的。
非洲与中国应力求共赢发展
非洲是世界的一部分，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中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出访的时候，在首站俄罗斯之后就访问了非洲，这就反映了非洲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我想向大家简短地介绍一下非洲。非洲的希望，我们的一些担忧。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都坐在同一条船上，如果这条船沉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沉下去。所以我想让大家回顾一下十年前非洲面临的很多挑战，当时非洲面临着最为严峻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从殖民统治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危机。当时有一些冲突的阴影。2000年，英国的《经济学人》这本杂志说，“非洲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没有希望的大陆”。但是，在十年之后，我们进入21世纪，同样也是这份《经济学人》在2011年12月，说“非洲是一个冉冉升起的大陆”。2013年前几个月，《经济学人》又说“非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陆”。的确，女士们、先生们，非洲是在发展、在崛起。我们现在知道，非洲经济增速超过了7%，而且在未来的十几年当中也会保持这个速度。我们有13个非洲国家的平均增速是6% ～11%。像加纳这样的国家经济增速达到了14%，在埃塞俄比亚一个没有石油、没有矿产的国家也能够有超过10%的经济增速。
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着这样的变化？当然这些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有一些内部的原因，也有一些外部的原因，但是我想说，第一个因素是我们确保了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和平与稳定对于各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联合国的数字说，1996年，当时我们有几十起冲突，造成了很多人员死亡，但是我们现在只有4个比较大的冲突，其中3项索马里、苏丹以及刚果河的冲突得到了控制，但不幸的是最近索马里政权的倒台，产生了一些后果，而且有一些国家进行了军事干预。我想告诉大家，今天非洲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针对非洲的，而是针对整个世界的。撒哈拉沙漠是全世界最大的沙漠，从毛里塔尼亚到索马里，横跨整个非洲，在过去几年当中，一些恐怖分子在进行贩毒，他们也绑架人口，可以说现在恐怖分子有了尖端的武器，他们从利比亚获得这些武器，他们也从对利比亚进行武装干预的外国人手中获得武器，这些恐怖分子手中有了这些先进的武器，他们就可以向全世界挑战，包括进行贩毒。非洲仅仅是一个贩毒的转运站，从拉美来的可卡因会运到欧洲，海洛因也是如此。从阿富汗等其他亚洲国家来到索马里，通过索马里的转运再前往欧洲，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这也是全世界所面临的恐怖主义的问题，尽管非洲国家已经作出了一些努力，想要减少冲突的数目。
第二个因素，更好的统治制度，更好的经济、政治管理以及企业管理。1990年，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是一党制政体，现在我们都是文官政府，实行多党制，我们在解决腐败相关问题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第三个因素，我们进行了良好的宏观调控管控，我们减少了通货膨胀，我们降低了赤字的水平，我们减少了公共的负债水平，这个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国际社会包括国际投资者知道非洲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他们认识到非洲是一个机遇，所以问一问中国，中国就会告诉大家非洲代表着机遇。现在外国直接投资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增长了十倍，从90亿美元增长至2008年的820亿美元。当然，我们知道，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拯救世界的人就在亚洲、在阿拉伯世界、在远东，在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家，剩下的国家它们需要增加储蓄率，需要更多的投资，这些东亚国家往往是储蓄率比较高的。欧洲现在处于经济衰退时期，有人说欧洲从欧元债务危机中复苏需要十年。
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但是现在美国也在将注意力重新转向亚太地区，它已经开始不再那么关注大西洋地区以及中东。现在有的人把非洲和索马里问题混为一谈。我们显然需要各个地区的帮助，但是美国现在已经减少了对于中东地区的关注，它也不想卷入叙利亚的问题，所以这也是非洲大陆一些新的变化。有的人说这些变化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包括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在一些智库当中我们请教了一些知名人士，包括赖斯，我们问他怎么做，他说，“不能简单地说是或者不是”。在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阳光之乡”会晤之后，双方元首都已经同意要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而不是两国的共治——中美共治。我想，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减少矛盾以及冲突。比如说东北亚所存在的核武器的问题，如果中美的合作能够推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发展，那么这对大家来说就是一个好消息。
中国的新政府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之下正在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一直在试图缓解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以及在其他地方的冲突。中国一直在努力解决问题，不仅包括经济问题，也包括推动世界和平与安全。我想说，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当中只有5%投向了非洲，这个比例非常的小，我们需要得更多，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的内部投资是世界上最高的。
我们可以向大家展示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想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有很多中国人在非洲，事实是这样的，2009年，中国在全世界进行560亿美元的投资，71%是在亚洲，拉美是14%，非洲只得到了2.6%，而欧洲是5.9%，所以欧洲得到了相当于非洲两倍的投资。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成了非洲最大的投资国，也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推动着我们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一体化增加了非洲的力量。我们有50多个国家，有些国家是很小的，一体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东非共同体、南非共同体等发展共同体创立了自由市场区，这包含了26个国家，5亿多人口，非洲48%的GDP，市场因此而不断地发展。同时，我们也在建机场、公路、能源等基础设施，很多情况下我们得到中国和印度的帮助，中国企业帮助我们建设了这些工程。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较大，需要原材料帮助它的发展，这也使非洲从中受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和未来有很好的前景，但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形势仍然很严峻，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面临了更大的挑战，我们不可能继续忽视非洲，把它边缘化。联合国190多个成员国中有50多个是非洲国家，它有超过10亿的人口，它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接近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它将会在2015年成为一个最大的新兴市场。我相信中国人能理解我所说的，我们要着眼未来，我们这个大洲相当于三个中国、四个美国、十个印度那么大，也有丰富的原材料，所以非洲要求占有它的一席之地，只是它应得的一席之地。在世界的决策过程中，包括G20、IMF、世界银行等治理体制中，在世界治理体系中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参与其中，不能把我们排除在外。
最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也是发展中国家都非常向往的。
中国需明确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
潘基文上周刚刚访华，他和中国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见，就国际形势深入交流了意见，并且就中国和联合国的合作、加强应对全球挑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潘基文秘书长感谢中国致力于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并且为联合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潘基文的访问非常成功，我期待着继续在这些议题上进行探讨。
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很多国家的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庭，失去了自己的房子，失去了生活来源，减贫运动受到了阻碍，但中国却是一个例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部分人口脱贫，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已经实现，很多人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两年以前我们在这里探讨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是不是要改变我们的增长模式，各国共同的责任又是什么，现在在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我们共同探讨国际发展的新模式。
尊敬的来宾，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决策者都在研究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的经济发展也给它带来了日益增强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以及责任感。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国内和国际的评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既有贫富差距，也有冲突，这些都是同时共存的。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这些方面将会怎么做才能够战胜这些挑战，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各国对其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发挥的作用寄予厚望。新的国际形势改变着所有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反人类的罪行、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际有组织犯罪、非国家主体发挥的作用、人口结构的变化、技术的发展、能源、安全、气候变化都需要各国加强合作，这一大形势要求各国建立新的合作关系。70年以前，《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过程中，人们讨论如何防止国与国之间产生误解而走向冲突。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直都是应对国际挑战的重要场所，为寻求多边解决方式进行努力。我们希望主权和相互的依存都能够共存。因为我们的人民都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享受更好的技术，我们需要使我们的政策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性和连贯性。联合国成员国的各项要求如何能够得到落实？如何能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联合国应该具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过去十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是联合国无偿提供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非常欢迎。在深圳开始改革之后，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在探寻如何实现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目标，如何向世界传达中国的观点。中国的智库和研究机构都在为此进行努力。现在世界在迅速发生变化，我们的智库有责任建言献策，来推动政府之间、人民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合作。智库应该推动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家之间进行合作来推动科技创新。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对于全球智库也是有指导意义的。他说，有三件事情是大师不应该做的，那就是：第一，不要事先作出结论；第二，不要断言；第三，不要自大。
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和一些智库打过交道，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机会和新的挑战。我进行了一些研究，关于智库应该集结一些好的想法，并且予以实施。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20年前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领略了中国的历史，也看到了中国的高原和低地，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所以我非常高兴今天再次来到中国，我对于中国取得的所有进展感到很高兴。我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够像中国一样探索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因为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5，中国的意愿对全世界的发展非常重要，这关系到世界未来的发展道路。
智库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作用
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与中国一流智库和全球一流智库在一起交流。四年前，我曾经参加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大家都认识到了智库能够帮助决策者作出更好的决策。在过去的四年中，在各个国家层面及国际层面，决策者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智库对此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所以，今天我想讲讲智库对于大国之间建立新型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智库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打破悲剧性的历史规律，那就是大国之间肯定要相互竞争和出现战争，我们应该遵循一种合作的途径，实现共同繁荣，共同治理全球经济，维护世界和平。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已经认识到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智库如何发挥积极作用。
一 智库参与决策，有助于保持本国政府换届后政策的连续性
智库各有不同，它们的结构不同，文化不同，所采取的战略不同，研究的重点不同，有的研究重点比较少，有的只是研究一些理论问题，但多数智库都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根据过去多年我对智库的研究，我想把智库定义在研究范围比较广、开展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智库可以帮助确保在政府换届后政策依然保持连续性，在新的领导人上台之后，它们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建立起工作和私人关系。
美国智库对政府能发挥很大的影响，美国有一种叫作“旋转门”的制度，政府官员可以通过这个“旋转门”进入智库，智库的人也可以通过“旋转门”到政府任职。布鲁金斯学会与其他备受尊崇的智库，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向政界输出了大量人才。现在美国政府中的许多官员都曾经在布鲁金斯学会任职。比如说多尼隆先生，他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结束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之前他是布鲁金斯学会的成员。他的继任者苏珊·赖斯是现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她也曾是布鲁金斯的学者。其他曾经在布鲁金斯任职的政府官员，还包括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长布伦纳德、美国国务院国际能源事务特别代表卡洛斯·帕斯夸尔。
在“旋转门”的另一侧，许多现正在布鲁金斯学会任职的研究人员，有些曾经在小布什总统的政府中工作过。智库学者在进入政府任职的时候会带去大量宝贵的经验和思想。一旦他们进入政府，他们将和从前的同事保持紧密的沟通。
智库当中的学者在进入政府任职时有很大的优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无论是否来自智库，都能够从智库提出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中受益。这些研究都是以主要的政策挑战为出发点，引出基于事实的分析和建议。这些建议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国会、媒体、非政府组织、企业家以及政府部门。通过这个过程，研究员们帮助政府机构制定议程，形成重要讨论成果并设计特定的政策。这种对于政策的影响，与“旋转门”一并，通过促进美国政府与其他大国关系理念的连续性，为政府交替搭建桥梁，使换届不会导致对外关系发生突然的巨变，因为新上任和卸任的决策者都会从一系列广泛的、共享的政策理念中获益。
二 智库间相互沟通，有助于决策者制定出合理的公共政策
智库能够推动大国间的相互了解，这种努力可以是多方面的。对于布鲁金斯学会来说，它可以促进各个机构间的了解，越来越多的智库在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工作。我们也在推动美国人对于其他大国的了解，这当然包括中国。布鲁金斯学会在北京、新德里、多哈都设有研究中心，并与包括6个非洲智库在内的世界各地智库建立了合作关系。
只有相互了解，才能使决策者制定出合理的公共政策，为建立一种有效的、合作的大国关系奠定基础，比如说美国和中国的智库，帮助美国政府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会采取某些政策，帮助美国政府了解中国政府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如农民工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年轻城市居民就业问题。两国智库还在帮助中国政府了解美国国内政策背后的原因，比如说中东政策、移民政策、财政政策等。当然，美国的决策者也越来越多地依靠中国的智库，而中国政府也越来越多地依靠美国的智库。所以，这种交流是有益的，我们可以直接倾听另一边的声音，这样就能更加准确地了解彼此的关切。
三 智库合作研究有助于减少政府间战略不信任避免误判
通过智库间的交流，加强相互了解，有助于减少政府间的战略不信任。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国之间由于不信任导致误判并最终引发冲突。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李侃如和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提出，保持中美两国关系良性发展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减少双方的“战略不信任”。
智库通过对某些存在潜在争议的特定问题的研究，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了可能，使两国共同努力应对更加严峻的挑战。我想强调中美关系中存在的四个重要问题。第一是贸易问题，包括产品倾销、知识产权以及国家补贴等。了解对方国家所支持的企业以及国内法规和流程，可以促进贸易与投资。第二是网络安全，考虑到这个问题现在所造成的胶着局面，以及最近揭露出的美国网络监视问题，智库可以向政府提出建议，如何有效管控这个问题。第三是联邦主义，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中国不是。但中国有强力的地方政府以及武装。智库可以使双方理解怎样做行得通，怎样做行不通，这与双方的体制无关，只是为了相互学习借鉴。第四是气候变化，两国政府都要开始采取措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奥巴马总统本周早些时候在乔治城大学的一个大型演讲上，公布了一系列针对这一问题的举措。智库可以帮助评估诸多此类倡议的实用性以及有效性，从而为解决关乎人类生存的挑战作出贡献。
对于这些问题，美国智库和中国智库，包括布鲁金斯学会以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都正在努力研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增强双边了解、减少不信任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并向世界更好地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也为政策制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布鲁金斯学会也在努力给各个领域的领导人提供最好的信息、最高质量并最基于现实的研究成果，来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全球智库峰会让我们想起所做过的一切，也提醒我们将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以全球性思维探讨全球治理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24年前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我是一个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在一个非常有名的中东欧经济研究所，当时的情况非常不一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俄罗斯的GDP是中国GDP的3倍，而现在中国的GDP是俄罗斯的5倍。当时波兰还是计划经济，后来我们加入了欧盟，再后来加入了欧元区，世界发生了变化，因为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当时我们认为我们的转型是非常成功的，我的研究主要是以政策为主要取向，对于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不要把目标和方法搞混，不然的话它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我们的智库是以政策为主要研究目标的。
我本人对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是持批评态度的，所谓的“休克疗法”，我是非常不看好的，对我们的地缘政治来说似乎并不适合。我们1997年加入OECD组织，当时我正在各个大学教书，同时也来过中国，我到过世界上160多个国家，一直以来我都是以政策研究为主要取向的。我们的智库主要研究的是公平的、可持续的全球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是在欧洲，而且是在全世界，所以我最近访问了古巴、印尼、越南、俄罗斯，同时我最近也到访过中国。我一直在想，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也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问题。在政治的决策者方面，他们也在寻求下一步的政策方向。
面对全球化的背景，我认为各国面临不同的挑战，美国、中国、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国家都面临不同的挑战。面对未来，社会经济政策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如何来避免人口大量的流动、气候变化以及不公平等方面带来的问题？如何来治理全球经济？我不认为联合国就足以解决这些问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都无法单独应对这样的挑战，我们非常想了解中国对于G20未来的发展如何看。对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它们都是G20的成员，那么对于G20未来的发展大家有什么看法？因为全球性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印证的问题，全球治理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要通过全球治理来寻求金融危机的根源。恐怖主义、安全问题这些也是全球挑战，我们需要有全球性的思维。
我非常感谢能在北京参加这样的全球智库论坛，寻求答案，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将如何发展。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价值观；第二，机制；第三，政策。第一，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价值理念，要和过去有所区别，而且这样的改变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我们在全球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不断改变我们自己的理念，学习到新的，包括非洲、拉丁美洲、亚洲，这个涉及的理念就是梦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做梦。我们需要智库学者来加强这方面的探索。第二，机制。制定游戏规则，制定我们共同遵守的原则和标准。使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有一个体系化的框架，使我们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化带来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共同来进行探索，不仅是要学术界，也需要企业界共同来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所以体制机制也必须改变，我们必须进行讨论和研究，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面临到的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在北非、中东、巴西、土耳其等，我们都看到了它们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波兰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及时解决面临的挑战的话。第三，政策。我们需要有好的政策，但是只有真正改变了我们的理念才会有好的政策。墨西哥、日本、中国、加拿大都在全球化的市场中，我们需要有好的法规，需要有好的条例来约束各国的行为，实施法制是最根本的要求，是国民社会、民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保证。
最后，我期待在北京能参加更多的智库论坛。因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在理论和实践领域，我们都在寻求解决挑战的答案，每一个新的答案又会引出新的问题。
抢抓机会，推进中欧双边贸易关系
首先，世界经济有三个主要力量：中国、美国、欧洲。但是在大国的背景下，欧洲机会是可以被忽略的，因为它在全球的范围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是非常重要。欧洲的决策者们，他们总是在自相矛盾。他们总是发表一些很宏大的讲话，要建立政治统一的政治联盟等，但是在每天具体的工作中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要牢牢保住各国的权利，想不遵守欧盟的某些原则，这些引发了欧洲智库的反思。在具体的工作中，他们所做的和所说的完全不同。在这方面，欧洲的智库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欧盟有一个共同的政府，布鲁塞尔必须要影响到27个国家，必须共同来作出决策。
谈到货币，德国很重要，但是在谈到政治问题的时候，英国和美国就代替了德国。这个体制是非常灵活的，我们必须和不同的国家实体进行合作，这使得欧洲的智库非常独特，也非常有意思。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很好的想法，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政策决定者就会四处环顾，说谁有好主意、好点子，在这个时候智库就能发挥作用。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积极的例子，另一个是不好的例子。对于中国的经济、对于全球经济都有借鉴。第一个例子，欧元区。欧元区的危机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经济危机的处理并不是很协调，所有的国家都想更多地把东西出口到欧盟以外的地方，所以现在欧盟有很大的贸易顺差超过了日本，马上就要超过中国，欧元区将通货紧缩输送给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在欧洲，欧元区内部协调不够对于全球就产生了影响，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影响，对于全球经济整体都有影响。
第二个例子，在贸易和投资保护方面，欧元做得非常好，在这里欧盟发出了同一个声音，因为在欧盟是很难有一个持续保护政策的。我知道，现在中欧之间有太阳能电池板的问题，但这是一个个案，这种案子非常少。美国保护主义的现象要比欧洲多，在美国投资贸易问题会被看成一个政治问题，但是在中欧之间，我们只把这个问题看作经济或者贸易问题，所以欧盟对于中国的投资者来说要更加的开放。我们看到各个国家的决策者能够从中抓住机会，可以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来开始和欧盟商谈自贸区协定以及贸易投资保护协定。这对于经济有好处，我们希望这种做法能够成功。
从外部世界看欧盟，大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有的时候看欧盟是一个一体化的组织，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一体化。
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
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以“新格局、新合作、新发展”为主题，三个“新”字充分地勾画出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和国际社会的美好愿景。我想结合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思考，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一 世界经济复苏的喜与忧
我认为，分析世界的变化应该从经济谈起。中国人经常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有意思的是，这几年我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朋友与我们分享这个观点，表示当前西方国家的头号问题是经济问题，而不是反恐战争主导国际格局的演变。美国曾经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我觉得这种反思很有意义，至少增加了各方人士分析国际问题的共同点。
我经历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参与处理了相关的外交事件。因此，对于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复杂性乃至破坏性，有一些切身的感受。1998年3月，我担任中国外长后，第一个出访国就是当时身陷危机的印度尼西亚，接待我的是已故印度尼西亚外长阿拉塔斯，这位资深的外交家坦承，印度尼西亚问题主要是私营企业举借外债过多，IMF采取的举措严重脱离印度尼西亚的基本国情，只会进一步导致物价飞涨，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会见我时也强调，金融危机对印度尼西亚30年经济建设成果造成了巨大破坏，印度尼西亚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有限，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信心危机。我结束访问后一个月，苏哈托就离任了，之后印度尼西亚还发生了大规模骚乱。
没有想到的是，10年后，当年对亚洲国家颐指气使、自认为本国金融体系十分成熟的发达国家，也爆发了金融危机，而且同样是从流动性危机、债务危机、信心危机开始，演变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复合型的危机，影响和损失远远超过亚洲金融危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历时五年，至今仍然看不到“隧道”尽头的明媚阳光，这不得不引发我们深度的忧虑和思考。很多专家说，这场危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暴露了世界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危机为什么会发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回答得很勉强，也很庞杂，难以令人信服。这不禁使我回想起马克思在150多年前的一句名言，他说，一切危机的真正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非常有限的消费。我认为，这个论断异常深刻，用在今天也不过时。危机爆发后，大家看到了很多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南北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经济增长最终是要靠购买力，也就是有效需求来支撑的。如果发达国家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民众严重缺乏购买力，那么危机爆发难以避免。
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借贷消费与实际收入严重脱节，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严重脱节，社会福利与经济竞争力严重脱节。危机之所以如此严重和长期发酵不是偶然的，恐怕也很难找到速效药。对于当前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我本人又喜又忧。
喜的是，新兴经济体经受住了这场大风暴的考验，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的主力；主要经济体加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20国集团为应对金融危机和推进全球治理做了不少事情；美国经济很有韧性，欧洲经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点，亚洲、非洲、拉美都有不少国家欣欣向荣。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危”与“机”是辩证的统一。历史经验表明，每次重大经济危机都可能催生新科技与产业革命。近年来，以干细胞临床应用、基因工程、神经科学为代表，生物生命科技取得重大突破。以页岩气规模化开采、新能源快速发展为标志，全球能源版图出现了重大变化。以3D打印、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机器人为代表，新一代信息技术正逐步成熟，并与其他产业全面交融。新科技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生活和经济模式，新的产业科技革命蓄势待发。这场危机也使得各国更加重视实体经济，全球正掀起新一轮工业化浪潮和基建投资热潮。麦肯锡公司预测，2030年前全球基建投资将达到57万亿美元，这将创造新的供给和需求，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但也有忧，忧在何处？根据世界银行最新预测，2013年世界经济仅有2.2%的增长，发达国家是1.2%，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也被拉低了。各国经济形势与增长差异很大，发达国家都在搞量化宽松，实际上是大量地印刷钞票。据说美国百元纸币的印刷量已经超过一元纸币，但是实体经济受益并不多。这么多的钱流向何处？是否会造成新的泡沫？这些问题我认为应该有更加诚实、更加理性的回答。我担心的另一影响是世界经济良性增长的环境受到损害。
过去20年里，总体而言，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增速为全球GDP增速的两倍，WTO体系和规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当前国际贸易增长大幅度下滑，WTO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贸易投资保护案例此起彼伏，这令人非常不安。
二 国际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国际关系发展，这方面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方面，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清晰，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各国日益成为命运相关、利益相融、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据国际机构测算，2012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上升到41%，估计不久就会过半。亚洲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定位明显上升，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亚洲占全球经济比重，2010年是27.4%, 2020年将增至33.5%, 2050年将超过50%。亚洲已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当然各方在亚洲的投入和竞争也在增长。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金砖五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连续五年超过50%，五国GDP已占世界1/5以上，预计2035年有可能超过七国集团。当前，新兴经济体虽也面临发展风险增大等挑战，但从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大势不变看，新兴经济体综合实力仍然处于上升期。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再现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场景，那次工业革命只有二三十个发达国家，10多亿人跻身工业化，而如今几十个国家、30多亿人同步推进工业化，并且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也是国际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
另一方面，伴随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以及国际力量和格局的不断调整，各国间的利益摩擦也在增加，国际协调和危机管控的难度增大，发展问题更加现实，全球治理有一种所谓“碎片化”的倾向，现有国际体系的代表性、公平性和有效性问题进一步突出。有的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缺乏信心，对国际合作缺乏诚意。有的国家政治生态急剧右转，政治保守主义和经济利己主义大行其道。世界大战虽然打不起来，但是天下仍很不安宁，局部冲突不断，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复杂难解，一些地区军备竞赛有所抬头，“炮舰外交”的做法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核武扩散、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环境污染、自然灾害、恐怖主义、流行疾病、老龄化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互联网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大便利。但是众所周知，也带来不少麻烦。页岩气开发伴生生态环境方面的担忧。3D打印机能打玩具，当然也就能打武器。高新科技好人能用，坏人同样能用。看起来美好的新生事物，往往可能会产生预想不到的后果。
三 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
面对机遇和挑战，重要的是各国要认清相互依存的现实，加强同舟共济的意识，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人类发展进程中，国家之间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一直是哲人贤达们孜孜以求、苦苦探索的课题。历史上曾经有过帝国与附属国的关系、殖民国和被殖民国的关系、盟国和敌国的关系、主从关系、盟友关系等，现在看来，这些类型的国家关系要么带来战乱，要么实际上包含不平等，都不能符合21世纪的时代要求，不能够适应国际社会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新形势下，有效应对各种挑战，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是最佳选择。
事实上，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国都已经认识到，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没有一国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一国能够为所欲为。只有协商对话、有效合作，才能妥善处理和解决好各类全球性问题。20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重要原因就在于南北国家打破旧的隔阂，视对方为伙伴，共同参与，平等协商。
金砖国家远隔千山万水，合作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而今金砖合作机制正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重要的是成员国努力超越差异、求同存异，坚定地发展伙伴关系，方向明确，合作务实。东亚区域合作起步虽晚，但是成果丰硕，现在多个机制并行推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比重已经能与欧洲和北美媲美。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对话伙伴基础上，逐步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为区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亚洲和亚太区域合作应该是互利互补，而非对立争利。中国本着开放、透明、包容的精神，参与和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将于明年主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为亚太国家发展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2013年6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举行了成功的会晤，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我的理解，这一新型大国关系也是新型的伙伴关系。历史上，既成大国与发展中大国之间鲜有处好关系的先例。中美决心走出历史的惯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创造性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建设性成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世界影响，代表着国家关系的发展方向。
“伙伴”这个词源于中国古代的军制。那个时候，十名军人共用一个灶吃饭，一道取暖和做饭的人称为“火伴”，是一个战斗集体，也是一个生活集体。在“火”旁边加一个“人”字边，构成一个伙伴的“伙”，增添了人性化的色彩。由此可以看出，伙伴需要有共同的目标、需要平等相待、分工协作和必要的纪律约束，需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中国一直是伙伴关系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目前已经同50多个国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实践证明，这些伙伴关系促进了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共同利益，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
关于国家间新型伙伴关系的核心要素，大家可以进一步探讨。我认为，有四点至关重要：平等、互信、包容、共赢。平等是基础，平等是民主制度的核心理念，也是现代国际法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生而平等，国家也应该生而平等；国家有大有小，国民有穷有富，国力有强有弱，但决无高低贵贱之分。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不赞成干涉别国的内政，更不赞成强加于人。我们反对大国动辄对小国舞刀弄枪，用武力或培养代理人颠覆别国政权。当然，我们也反对一些小国违背国际社会的主流意志，不按规矩出牌，甚至试图在大国之间煽风点火、火中取栗，这是绝不可取的，也是危险的做法，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互信是条件。中国有句古训，“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前提条件。这其中，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共识，遵守两国间政治法律文件和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共识，显得特别重要。要多一些沟通协商，多一些换位思考。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认识对方的战略意图，减少猜疑、误读和误判，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处理敏感问题要多一些理性和耐心，少一份冲动和急躁，有利于加强合作的事要多做，对矛盾和分歧的处理要特别慎重。
包容是保障。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不同的语言。每种文明，每一个国家自其诞生之际，都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都有独特和闪光之处，都需要高度的尊重。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哪种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不能自命不凡、唯我独尊，也不能把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化，把具体问题政治化、扩大化。差异实际上就是一种互补性，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合作的源泉之一。对待差异，中国历来提倡求同存异，包容互鉴。
共赢是方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讲，国际合作犹如一场宴会，怎么用膳，涉及用膳者的素质、共同的礼仪规则，应该做到大家共同享受美味，做到回味无穷，这也是一种共赢。在国际关系中，零和思维是绝对没有出路的，赢者通吃更不会持久。我们主张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别国的利益和关切，要努力惠及别国，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为达到“两个百年”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我们迫切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更多国际上的伙伴，也乐意做其他国家的伙伴。我希望并且坚信，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进程中，在世界格局的演变中，合作共赢会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础理念，伙伴关系会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模式，构建伙伴关系需要大国的引领作用，也离不开智库的思想指引和各国舆论的支持。中国深知自己的责任，理解国际社会的期待，愿意谦虚谨慎、竭尽所能，本着与时俱进、积极创新的精神，同各国一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增添新的正面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