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在华的存在

除了前述中日交通、文化的变迁外，清前期国人原有的对日认识和近代日本大量显性的在华存在，也构成了近代中国人对日认识的直接基础。

一 清前期中国商民对日本的观察

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正式取明朝而代之。为防范郑成功袭扰大陆，清政府于1661年颁布“迁界令”, “诏徙沿海居民，严海禁”。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虽然于次年废止了“迁界令”，却将对外贸易限制在澳门、宁波、云台山等口岸；到1757年，更关闭其他口岸，仅留下广州一口岸从事对外贸易，从而形成了“闭关”的局面。

与此同时，日本在进入德川幕府时期后，为防止欧洲势力的渗透，禁止天主教在日本传播，也实行了“锁国政策”，即禁止日本商人出海贸易，只允许中国与荷兰商船驶至日本长崎进行交易。此后日本虽然对中国来日贸易商船数和贸易额的限定时有变动，但直到1853年日本被美国“黑船”敲开国门之前，这一“居贸易”的形态一直延续着。

中日两国清代前期各自的“闭关”、“锁国”，固然限制了两国官方的联系接触，但中日之间长崎贸易的长期存在却使得两国的民间交流并没有停止，同明代相比，甚至有所扩大。当时中国商民到日本贸易贩铜获利甚多，“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六；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故铜商之豪富，甲于南中”, 所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往来于长崎与中国之间的中国商船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前期驶抵长崎的中国商船大约有五六千艘 (次)，平均每年有30艘左右。伴随着这些中国商船，大量的中国货物，主要是生丝、绸缎、药材和书籍等，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同时日本的物产，如铜、金、银、俵物、陶瓷、漆器等，又被运回国内。18世纪后期，日本虽然进一步削减来日中国商船的数量，到1791年仅规定为每年10艘，但由于每艘船吨位的增加，中日之间的贸易额并没有明显减少。只是到了咸丰年间，“粤匪滋事”, “而日本复兴西洋诸国互市”, 中日传统的长崎贸易才最终衰落，并于1861年最终停止。

关于此一时期究竟有多少中国民众借助赴长崎贸易的商船踏足日本，迄今为止仍无确切的数据。但大庭修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旁证。据《增补华夷通商考》记载，中国贸易船的乘员为大船百人，中船六七十人，小船三四十人。仅1688年就有193艘中国商船到达长崎，随同这些船一起抵达的中国商民多达9128人。当然1688年是中日长崎贸易的最高峰，在此前后均难以达到这一数额。但即便是以每船30人计算，清前期随贸易船到达日本的中国人也至少在15万人次以上。这批人基本都是商人和船员，此外也有一些僧侣、医生和学者士人。如陈吉人留下的《丰利船日记》就曾记录1853年驶往长崎的丰利补船与得宝船的乘员名单。具体名单如下：

丰利补船：杨少棠、陶梅江、杨亦樵、颜心如、周少亨、陈吉人，医生沈寄梅，伙长傅全使，买办毛五，舵工傅鞍使、陈强使，总哺蒋顺，总官郑行攀，剃头周文才。

得宝船：项挹珊、颜亮生、杨友樵、顾子英、徐熙梅、居廷璋、项慎甫，伙长高炜第，买办周长生，舵工傅俊使、傅治使，总哺邹双，总官林德奇，剃头蒋喜。

由上可知，当时中国赴日贸易船船员的大致构成：商人与船工是其主要成员，也配备有少量医生等。

此外，清代前期也有一批僧人随船赴日，如逸然性融、超然、隐元隆琦、慈岳定环、东澜宗泽、道本寂传、伯照浩等。这些僧侣相当一部分是作为中国商人在长崎建立的“唐三寺”的住持来日的。所谓“唐三寺”指的就是长崎的兴福寺、崇福寺和福济寺，“皆昔年 (中国) 商人所建。其住持皆南僧，年老则另延中国僧人替之”。从建立开始，这“唐三寺”就成为中国商人身在长崎的精神依托所在，也是来日中国商民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凡有建蘸酬愿及天后圣诞，例得游览竟日”。此外清代前期随贸易船赴日的还有少量的文人士子与画家，如学者沈燮庵、画家沈南频等。

总的看来，清前期通过长崎贸易赴日的主要是“贾于海外”的中国商民，尽管也不乏少数博学之士及豪商巨贾，但总体文化层次不高。他们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在当时中日没有正式官方交流机制的状况下，构成了当时中国民众，甚至政府中人获知日本信息的重要来源。

那么这批赴日中国商民看到的日本是怎样的呢，由此又形成怎样的对日印象呢？

虽然清前期到达日本的中国商民数量甚多，但限于自身的知识水平及眼界视域，留下即时的对日见闻的中国文字的却寥寥无几。汪鹏的《袖海编》可以说是一特例，成为现在观察当时中国商民对日认识的重要文本。

汪鹏字翼沧，号竹里山人，乾隆年间人，其生平事迹在相关正史中均不见记载，只是在光绪年间李浚之编成的《清画家诗史》与民国十一年刊刻的《光绪杭州府志》中有两条记载。据《清画家诗史》“汪鹏”条：“汪鹏字翼苍，一作翼昌，号竹里山人，钱塘人，以善画客游日本，垂二十年，岁一往还，未尝或辍。喜购古本书籍，归呈四库馆，或付鲍渌饮 (鲍廷博) 或阮芸台 (阮元) 传刻行世。有《袖海编》。”《光绪杭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三也有汪鹏小传：“汪鹏字翼仓，仁和人，慷慨好施予，朋好中孤寒者助膏火以成其名，亲串有婚嫁不克举者成全之。尝泛海往来浪华岛，购古本《孝经》、皇侃《论语》、《七经孟子考文》，流传中土。后殁于舟中。先是，船舶例不得携棺入中土。十年前有客死者，鹏为岛中人言之，得破格从事。至是不烦请托，竟举丧以归。人谓忠信之报。”尽管上述文献对于汪鹏的记载仍十分含糊，且有抵牾之处，但基本可以判定，汪鹏正是当时蔚为大观的赴日华商之一，曾长期往来于中日贸易之间，最后“殁于舟中”。日本方面的史料也印证了此点，其中记载汪鹏以中国商船船主的身份赴日贸易的有八次之多。

汪鹏的《袖海编》撰于1764年，他正“客东瀛，寓居山馆”中。在此之前，有清一代，陈伦炯与童华因为各自的经历，已有相关日本著述问世。但陈、童二人一为康熙侍卫，一为苏州知府，其对日的观察与记叙不免带有官方的色彩；而汪鹏则为一纯粹的海商，其民间叙述的身份，多次亲身前往长崎的经历，使得其记载不仅更为真实，且更能代表当时普通民众的对日观感。

《袖海编》为笔记体，除作者小序外，共记有五十条；内容涵盖了长崎的风土情貌、唐馆状况、日本风俗、中日贸易实况及华商在长崎的日常生活等，被时人誉为“备记彼国山川、风俗、物产，史家作外国传，必有取乎此”。仅就汪鹏对日本方面的介绍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长崎地方的具体记载。汪鹏来往日本的时期已是乾隆年间，此时日本早已建立起一套严密的控制来日华商的“唐馆”制度，即将所有来日华商的活动范围划定在长崎唐人馆内，其出入受到严格的管理。故而汪鹏在日的活动及对日的观察基本限于长崎一隅。其对长崎的观察最为直接与翔实。在汪看来，长崎不仅“风土甚佳，山辉川媚”, “衡宇褰云，田畴入绘，冬树不凋，春烟如织”, “地丰土沃，而人烟辐辏，商贩丛集”，而且长崎“人之聪慧灵敏不亚中华，男女无废时旷职”，且“无空缺欺谬之虞”, 俨然一片人间乐土。

唯一为汪鹏诟病的就是长崎“妓风最盛”。汪鹏指陈：长崎妓女“多聪明慧辩，捷于应对，工于修饰，螓首蛾眉，铢衣彩袖”, “又恒遣侍婢出馆，觅名花、佳果、珍食以媚客”，以至“游长崎者，每沉湎于声色货利，盖由狐媚惑人。抑亦倾囊奚止，寒士数年之馆縠十千沽酒，百万樗蒲，习俗成风，恬不知怪。信乎其有换心山、落魄桥之说也”。由此“挥霍之仙都，狭邪之坛玷”成为汪鹏观察到的长崎另一面相。

其次是对于中日长崎贸易的描述。“贾于海外”是汪鹏不惧波涛之险、频繁往来中日之间的根本动因，其对于长崎贸易制度及交易程序有着切身的经历与体会，故而对此一方面的描述极为细致，甚至有些琐碎。

如对于“唐馆”，汪鹏记叙：“唐馆外四山环绕，烟火万家”, “馆周遭仅一里，有半土垣，竹茨如棘”, “附而屋者，曰棚子库”, “库制楼数楹，舟主及掌财赋者各居其半，下则梢人杂居”, “库属正办，有官派执役者三人，名曰守番”, “客或有正事出馆，预白于通事，通事请之使院，使院出批帖，定人数，至期监使来，然后得行。通事无正事，亦不至客库”。汪的这一记载具体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于“唐馆”日中隔离、严加防范的管理。

又如对于长崎交易程序，汪鹏叙述道：“唐船维缆之后，当年司事者示期上办。上办即以货贮库，有关验，有揭封。揭封者，其物零星，在货不货之间，另为封识之，以待请给上办，犹曰到办。到办则专事此番交易也，故曰某办船。……曰清库，司事者与客会集货库，将上办所贮货物一一盘查，各为号记，俾无遗失。并将各货包皮秤明斤两，以便出货时除算，明晰而清楚也。曰王取，使院择而有取，不在卖额之内。曰插番，司事人领本国远商开库视货。货之高低，唐山客与商虽觌面，都不交谈，其所事在串，串之为言插也。曰讲价，通事之官进馆集客列坐，授以批价文簿，评论低昂，随时增减，至有竞而哗者，非一日所能。定则书卖字于货口之上，盖以图记，则交易之事粗毕，专待出货”, “每数艘讲价已定，本国商人咸集于会馆，看板则知某货共有若干，其货之优劣，前于插番时见之矣。看板后各商书其所值之价，密封投柜，名曰丢票。然后择善价而售之，不劳较论”。这实质上完整地呈现了从唐船到岸一直到货物最终交易完成的全部过程。汪氏认为此“亦交易之良法”, 表明了其对长崎贸易制度的肯定。

最后是对日本习俗、文教、政治制度方面的叙述。汪鹏虽然来往长崎只有几次，但每次待的时间并不短，所以对于日本社会、文教、政治制度都有一定的观察。

如对于日本习俗，汪鹏的相关记载包含了衣、食、住多个方面。关于“衣”，汪鹏记载：日本人“衣服皆宽博交袵袖，广二尺余，长仅及肘，以织成棋盘纹，或榔条布为之，亦有素袖□纱绘印成文者。男女皆作竖领，无纽无带，腰围□幅长丈余，宽六七寸。冬则装棉，夏以夹层，布帛为之”。关于“食”，日本“人嗜清淡，爱鲜洁，鸭肥鸡劣，猪羊类中华而较廋，鹿肉微烂，山雀之属最佳，种类亦繁多。菜有白菜、青菜、蓬蒿菜、诸葛菜、菠菜、苋菜、芥菜、萝葡、葱、蒜、韭菜、姜，园蔬中华所有者，悉有。惟萝葡为最”。关于“住”，日本“席地而坐，通国皆然，有及阶、及席之风。屋内遍铺毯踏眠，客至无拱揖之烦”，且“头以四寸许木枕，竖枕脑后 (枕名麻姑喇)，耳不著实”。

此外，汪鹏还特意描述了日本习俗与中国相异者。如日本“女子悦其所私，用针刺其手指背，以墨黥之为纪念”；日本“男女俱不剃胎发。男至长成，将项发削去，只留两鬓及脑后者，总梳一角，泽以蜡油”；日本家庭“先育女而晚得子者，即纳婿为长子，幼子则为孙矣”。

汪鹏这些记载可以说让未到过日本的中国人对日本习俗有了基本的了解。

再如日本文教，汪鹏对此也描述较多。在汪鹏看来，日本“向使明周官之礼，习孔子之书，大体以明彝伦增秩，事举政修”, “唐山书籍历年带来颇夥，东人好事者不惜重价购买，什袭而藏，每至汗牛充栋”, “国无制举，故不尚文，间有一二束脩自爱者，亦颇能读圣贤，博通经史，学中华所为韵语古作之类”。基于中华文化泽惠海外的视角，汪鹏在观察到日本也接受、施行儒家文化时，自然流露出一种文化上国的优越感。特别是他写到日本在长崎也建立“圣庙”，并“视中华俎豆仪文略如其制”时，自然而然发出了“东国远夷能知敬仰若是”的感慨。

汪鹏对当时日本厉禁天主教，也做了生动的描述。他写道：“客或携书而至者，必由司铎检阅然后发还，恐溷天主教邪书故耳。天主教化人，昔以其教行于东国，东人惑焉，举国若狂，有潢池之思。后事发，扬帆将逝，觉而追之，从者过半矣。乃以矢石分击，尽歼其类，今永禁化人。唐山船至，例有读告示、踏铜板二事。告示中大略叙天主邪说之非，煽人之巧，恐船中或有夹带而来，丁宁至再。铜板则以铜铸天主像，践履之以示摈也。”

对于日本政治方面，汪鹏也有所介绍。如“(长崎) 有使院秩视二千石，自日本都会奉使而来，专司通商之事，代理崎政，一年更代，例止三任，一仕而已者多，操权极重，故通称曰王家”, “高木王，世职之王而守土者也，使院之事，高木得协理之”, “别岛之王，均系世袭，如古诸侯，然以所辖疆土之大小定禄米多寡”。这其实就是对日本设置管理长崎的官员有一初步的描述。不过汪鹏因系商人，不可能接触到日本政府方面较高层次的人物，故而与其他方面相比，其对于日本政治方面的介绍相对偏少，仅有寥寥数条，且这些介绍还有一些偏差。事实上，长崎系德川幕府直属领地，具体“掌管民政兼理对外贸易事务的是长崎代官”，即汪鹏所言的“高木王”；而在“长崎代官”之上则是更直接代表幕府利益的“长崎奉行”，即汪鹏所指的“有使院秩视二千石”。1715年后，日本实行长崎奉行一职由二人共任，一驻长崎，一驻江户，二人按年轮换驻地。因此汪鹏在此处的介绍可谓错误百出。

汪鹏正是通过这些观察，得出了“日本为海东富强之国”、“人之聪慧灵敏不亚中华”的整体印象。汪氏此点应是当时普遍的看法。陈伦炯在《海国闻见录》中也曾言：“至于 (日本) 男女眉目肌理，不敢比胜中华，亦非诸番所能比拟。”陈氏此语还说得比较委婉，虽只是说日本男女面貌，但已隐然在日本与其他“诸番”之间有所区分。郁永河则说得更为明白：“日本即古倭夷，于海外为莫强之国，恃强不通朝贡，且目中华为小邦，彼则坐受诸国朝贡”。换言之，日本脱离了中国朝贡圈后，事实上已非中国藩属，国人对日本的定位也有所改变，但基于中华上国的固有理念，只能采取折中的方式，仍将日本置于“远夷”的位置，但又稍高于其他“远夷”。当然汪鹏的这一日本认识实质仍未脱离传统的“华夷秩序”观，是在观察到日本也接受、传承中华儒家文化的基础上，认为作为“东国远夷”的日本能够“向使明周官之礼，习孔子之书，大体以明彝伦增秩”，故而并不同于其他“远夷”。文化的认同，是汪鹏肯定日本的前提。

正是清前期中日之间长崎贸易的长期存在，使得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认识在明代倭寇观之外，有了另一种解读。1862年日本人在“锁国”二百余年后，再次踏上中国领土时，并没有感到中国民众的隔阂，反而享受到有别西洋人的礼遇，就相当程度地归功于清前期赴日中国商民所带回的日本观感。“千岁丸”乘员之一名仓予何人就曾提及，他到上海后，“有唐人曾至吾长崎、横滨等处，见吾辈，以吾邦语问曰你何时到来，甚为亲昵”。另一乘员日比野辉宽也谈到，其在上海时，曾碰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对他们说“早上好”，从而推测“她可能去过长崎或横滨”。身在异国，初出国门的“千岁丸”乘员们能碰到会说日语的中国人，显然极大地消减他们的紧张感。而儒家文化的共同认同，及中日文字的互通，更使得中国民众对初来中国的日本人抱有极大的热情。“千岁丸”另一乘员纳富介次郎就观察到“当地人对我们与在那儿常住的西洋人根本不一样，对初次渡海到访的我们十分亲切，一见如故。这可能是经过我们笔谈意思相通的缘故”；在上海停留期间，更有不少中国书生“听说皇邦与诸洋人不同，崇圣教，彼此文字相通，故有不少人乐于来访，诗话笔语，交流感情”。从这些日本到访者的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中国民众对于日本普遍抱有好感，认为日本“与西洋人大相违矣”，日本“淳厚可风”, “西洋全是霸道”。中国民众此种日本认识显然是对汪鹏所持的“日本为海东富强之国”、“人之聪慧灵敏不亚中华”日本观的延续，是建立在日本“崇圣教，彼此文字相通”的基础上的。不过正如前述，此种日本认识并不是已将日本放在与中国同等的位置上平等看待，而仍是一种天朝上国观下的俯视。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前期中国民众的对日认识除了来自赴日的中国商民所传递的日本信息外，另一重要来源还有明时倭寇的历史记忆。尽管清明交替之时，距离明嘉靖年间 (1522~1566年) 的“倭患”与万历朝鲜之役 (1592~1598年) 已有一段时间，但两次中日交锋仍给中国普通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象，且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完全磨灭。此点可以从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对日本人的描绘中得到印证。

据统计，清前期，涉及日本人描写的通俗小说有14本，包括《孝义雪月梅传》、《绿野仙踪》、《水浒后传》、《野叟曝言》、《绮楼重梦》、《玉蟾记》、《金台全传》、《九云记》等。在这些清前期通俗小说中，日本人绝大部分都是以倭寇面貌出现的。如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孝义雪月梅传》，就是一部以明嘉靖年间倭寇入侵东南地区为背景的言情小说，其中描写倭寇时，就说到明代倭寇起于嘉靖二十五年，“始则劫夺客商，邀截海道，继而攻城破邑，杀掠乡村，且有内地凶徒、匪类、逸犯、逃兵勾连响应，遂至猖獗。连年以来，沿海生民受其荼毒”；并对当时倭寇残害百姓有着具体的描叙，如“这倭奴攻破崇明，大肆杀掠，巨商富室，罄掳一空，妇女三十以上无姿色者，杀戮无存；少艾者驱使作役。青天白日群聚裸淫，少不如意，挥刃溅血”，且狡猾凶残，“大约攻破城池，先肆掳掠，那年老者，不分男女杀戮无存。把那些少壮男人驱在一处，遇着官兵到来，先驱使冲阵，倭奴却伏在背后，有回顾者，即行砍杀”。此类关于倭寇的描述在其他涉及日本的清前期通俗小说中并不鲜见。又如《野叟曝言》甚至描写了中国百姓因误传倭寇来袭而满城惊恐的场景，充分表现了倭寇给当时中国民众所带来的恐惧心理。而在当时清前期通俗小说普遍将日本形象倭寇化的背景下，一些本来并没有涉及明代倭患背景的小说，在描写日本时，也都以侵略者视之。如《绮楼重梦》是对《红楼梦》的续写，但也加入了倭王兵犯山东、围困济南城、贾小钰平倭的情节。而类似的情节在另一部小说《九云记》中也出现了，只是换成了“日本国潜师犯青州，杨元帅练兵出济南”。这众多清前期通俗小说将日本形象做倭寇化的处理，既是对明代“倭患”与万历朝鲜之役的文学呈现，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日本面相在中国民众中的历史记忆。

正如王汎森所指出的那样，“明清两代，历史读物可以分为四种层次。影响常民最大的是第一层次，包括口传、歌谣、戏曲、小说等”。清代前期的通俗小说无疑正属于此类，其中的涉日描写在塑造普通民众对日观念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晚明日用类书中日本人“仅以些许布缕包裹臀部，手拿长刀，睥睨之姿，令人害怕”的倭寇之相，通过清前期通俗小说的文学化描述得以在中国民众中继续传播。

因而总体看来，清前期中日间长崎贸易的存在及通俗小说中日本形象倭寇化，使得中国民众的对日认识存在两种面相：一为“海东富强之国”，一为残暴的倭寇。此点在清代早期官书中也能得到印证。如编于乾隆年间的《皇清职贡图》在叙述日本时，就将其描述为：

日本，古倭奴国，唐改日本，以近东海日出而名也。地环海有五畿七道三岛。宋以前皆通中国。明洪武初常表供方物，而夷性狡黠，时剽掠沿海州县，叛服无常，俗崇释信巫，嗜酒轻生，亦习中国文字，读以土音，立法颇严，鲜争讼窃盗，居处饮食有古法。其器用制造精巧，物产亦饶。

这实质也是将两种日本面相并存共举：一边是日本的“夷性狡黠，时剽掠沿海州县，叛服无常，俗崇释信巫，嗜酒轻生”，一边是“习中国文字，读以土音，立法颇严，鲜争讼窃盗，居处饮食有古法。其器用制造精巧，物产亦饶”。日本野蛮与文明的两种特质成为纠结于清前期中国民众心中的两张日本脸谱。

二 19世纪中期以后日本在华的现实存在

1853年日本被美国“黑船”敲开了国门，改变了过去锁国的状态，也使得中日在清代前期单向交流的状况得以改变。1862年“千岁丸”赴沪，开始了日本人与中国在近代的第一次亲密接触。1871年中日正式建交后，更多日本人来到中国。伴随着近代中日交通的日趋发达，中日人员、物资、文化的往来也日益频繁，日本在华的存在也日益明显。最初中日两国的交流还处于平等的状态，但经过甲午、甲辰、甲寅“三甲之役”后，中日国力对比出现了逆转，日本不但直接割占了中国的领土，而且在中国划定了自己的租界和势力范围。日本在华存在的日益强势，不但外化为日本对华的外在压迫 (包括实质的和心理的)，而且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成为可以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趋向的一股势力。日本在华存在的具体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日本的驻华领事、日租界、在华企业等实体形式，也有日本文化、日本词汇等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方式；但若粗分，可以分为日本在华的政治存在、经济存在、文化存在三方面。所有这些日本在华的存在构成了一个日本对华网络，直接冲击了近代中国人对日的认识与观感。

1．日本在华的政治存在

中国近代社会所处的时空实为中外杂处的时空。中国原有的那套处理国际秩序的夷夏观、“朝贡”体制，在鸦片战争之后不断受到西方各国的冲击。到了1871年以后，东方的日本也加入了这一冲击者的行列。日本在华的政治存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成为日本在华政治利益的代表及维护者。日本在华的政治存在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是日本驻华公使、领事。本来相互派驻公使与领事是近代各国间进行交往的正常外交途径，每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都享有接受或选派外交代表的权力，即“使馆权”。但是随着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对德战争的胜利，日本驻华公使及领事的职权日益扩大，不仅拥有领事裁判权、管辖日租界等额外权力，并担负有搜集中国情报、干预中国内政外交等额外使命，所以日本的驻华公使、领事们所发挥的作用已远远超过了外交人员所正常发挥的作用，演变为日本渗透、控制中国的重要政治机构，成为日本在华政治存在的最明显部分。

二是日租界、租借地与铁路附属地。甲午战后，日本在中国开辟了多个租界、租借地及铁路附属地。在这些区域里，日本享有行政管理权、课税权，日文、日元、和服，甚至日本的节日，都成了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乃至主要部分。这些都提示了该区域是日本殖民地，是日本在中国的“国中之国”。这些“国中之国”的开辟，为大批近代日本人来华提供了必要的活动空间及侵略中国的基地。日租界、租借地及铁路附属地的出现使得日本在华政治的存在更为具象化。

三是日本在华的武装力量。日本在华武装力量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分属各地领事馆的日本警察，这部分人数相对不多，但分布比较广，几乎包括各个通商口岸。其二是在华的日本军队及舰只，这部分构成了日本在华武装力量的主体，也是外国在华数量最多的武装力量。以日本在关东州租借地及南满铁路附属地驻扎的军队为例：日俄战争后，日本留有2个师团驻屯南满。1906年撤回一师团，改派独立守备6个大队保护南满铁路。按日军编制，一师团为2万余人。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每大队分4个中队，每中队160人，共3840人，随后增加到7000人，到1919年又增加到10100人。也就是说，到1919年，日本光是在南满驻扎的正规部队就多达3万余人。此外在青岛，日本强占胶州租借地后设有青岛守备军司令部，下辖步兵大队、5个守备队、1个炮兵队、1个铁道兵队，共18000余人。除日本政府派驻的军事力量外，在华的日本人还组织有在乡军人会、自警团等非政府武装，作为自卫力量。

尽管日本一再声称其派遣武装力量来华，只是为了保护日侨及维护日租界、租借地、铁路附属地的秩序，但事实上向中国政府及中国民众进行武力压迫。这种压迫既是心理层面的，也是实质层面的。一方面，日本的军队、警察等武装力量直接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甚至在中国的京畿要地，即便数量不多，也会对中国政府、民众造成极大的心理冲击。因为日本武装力量在中国领土上的出现，既意味着中国的国家主权不再完整，也暗含了日本可以随时对中国的沿海、沿江乃至腹地发动武装侵略。如此一来，中国民众不但身处自家的“安全感”荡然无存，“亡国”的焦虑也时刻出现。另一方面是实质的，日本的军队、警察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各个日租界、租借地及铁路附属地。日本能够利用这些武装力量牢牢地控制这些地区，并为进一步扩大其势力范围、掠夺更多的在华权益提供武力后盾，必要时也可对中国内政外交进行赤裸裸的武装干涉。如辛亥革命时，日本就利用其驻华武装力量实施了多次干预。

除了上述三方面外，在中国政府中担任顾问、在海关系统中任职的日本人及日本在华的势力范围也都是日本在华政治存在的表征。日本正是通过这些方面构成了其在华的政治存在，形成影响中国政局走向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2．日本在华的经济存在

日本在华的经济存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日贸易，二是日本在华投资。

中日贸易在近代以前就已存在，是中国传统贸易圈的一部分。进入近代以后，伴随着中日两国先后被欧美各国敲开国门，中日贸易情况有了新的变化，出现多次转折。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近代中日贸易“中日之战为一变，日俄之战又一变，日并朝鲜又一变，欧洲大战又一变”。具体而言，中日贸易在1919年以前可分为三期：甲午战争之前为第一阶段，甲午战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第二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第三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日贸易虽增长迅速，但就贸易比重而言，仍比较微小，在全国贸易中仍远远落后于中英、中美等的贸易比重。到第二阶段，中日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增长，无论贸易额，还是贸易种类，都有了质的变化。从贸易额来看，日本逐渐赶美超英，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国。1895年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导致中日贸易额激增，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9.1%，超越了对美贸易，日本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国。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当年中日贸易额达到了138512898两白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16.42%，超过了对英贸易。自此以后，中日贸易居于中国对外贸易的首位。就贸易种类而言，中日贸易同前一阶段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日本输入中国的主要是工业制造品，而中国输入日本的为原料及半成品。以1912年为例，日本输入中国货品分类所占百分比分别是：制造品67.24%，饮食物及烟草16.7%，原料及半制造品9.77%，杂货类6.29%；中国输往日本的则为：原料及半制造品80.66%，饮食物及烟草14.03%，制造品4.56%，杂货类0.75%。换言之，这一阶段中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改变，日本对华输出的主要是工业制品，中国对日出口的则主要是原材料。

第三阶段，欧战爆发，欧美等国因战争影响，纷纷收缩了对华贸易，日本则趁机加紧了对华的商品输出，几乎独占了中国市场。

就贸易额而言，在“一战”期间，英、法、德、俄等国对华贸易值急剧减少，日、美两国对华贸易额却有所增加。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对华贸易额减少了41%，同期日本、美国对华贸易额分别增加了109.8%与66.8%。日本对华贸易的比重也由1909~1913年的23%上升为1914~1918年的43.5%，远远超过了英美对华贸易的总和，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中国最大贸易国的地位。

再就贸易种类来看，中国这一时期对日的主要输出物仍以原料为主，以棉花、大豆与豆饼为大宗。日本对华出口物与上一时期一样，主要是工业制造品，排在前几位的输出物仍是棉织品 (包括棉纱)、糖、五金、煤、海产品，但除糖类外，其他四类在日本对华出口总值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反映了日本在“一战”期间，扩大了其本来对华输出不占优势的机器、电气材料及化学品等工业制品的比重，而这些在战前一直都由欧洲各国提供。以天津为例，战前天津进口的化学用品、染料和电料都来自欧洲，“一战”期间则多为日货所取代，日本甚至还趁俄国煤油不能输入天津之机向天津大量输入煤油，1916年达到150万加仑，成为中日贸易中罕见的现象。因而当时人都以为“中国市场，将为日货之独占舞台”, “一战”期间也成为日本对华出口的一个黄金时代。

总体看来，1919年以前的中日贸易，无论是中国对日出口还是进口，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日本也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对象。而中日贸易的日趋重要也给中日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具体而言，中日贸易的扩大一方面意味着中日两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互相依赖的程度日益提高。近代的中日贸易不同于传统的中日贸易。传统中日贸易主要交易的是各自的特产品，比如日本的铜、海产品，中国的药材、丝绸、书籍，因而双方经济的连带性相对有限；近代的中日贸易则主要是日本工业品同中国原材料的交换，呈现的是经济分工的差异，其基本模式是：中国输入原材料给日本，日本将原材料加工成工业品再输入中国，故而近代中日两国经济的生产、销售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如日本19世纪80年代纺织业的发展就直接带动了中国棉花的出口，而甲午战后日本对豆饼需求的扩大，也拉动了东北油坊业的兴起，促使东北大豆商品化。同样，因为中国是日本工业品的重要销售市场，所以日本工业品特别是日本的棉纱、棉布的对外出口量是与中国的进口额直接相关的。在1919年以前，日本对外出口的棉纱半数以上是销往中国，故而当1915年中国对日棉纱进口量达到顶峰时，日本棉纱的对外出口量也随之达到了历年的最高值，此后随着中国对日棉纱进口量的减少，日本对外棉纱的出口量也日益减少。除棉纱、棉布外，中国也为日本纸张、机械、面粉等的最大销售市场，这直接关系着日本相关产品的生产与出口的兴衰。

中日贸易的扩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日本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日货成为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主要同日本对华输出商品的结构有关。日本是一个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其工业品同欧美各工业化程度已较高国家的产品相比，在技术上、制造水平上都处于劣势，因而其要挤入中国市场，只能利用自身劳动力低廉与离中国较近这两个特点，选择那些机械化要求不高、手工操作程度较大的工业品输往中国。这类商品主要是轻工业品和日用品，包括棉织品与各类杂货 (百货)。棉织品已如前所述，成为日本出口中国的主要商品。而日本杂货在甲午以前也有不少出口到中国，如纽扣、玩具、灯料、瓷器等，因这些商品都量大价微，所以在日本对华贸易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不高，欧美各国也都不太注意。1868年日本人最早来沪开设的商店田代屋，就是一家杂货店，主要经营日本的陶漆器、木梳、镜子等化妆用品。早年为促销杂货，日本商人还多雇用日本妇女，将纽扣、玩具、药丸等小商品，用盘子托着在茶楼兜售。甲午战后，日本出口中国的杂货品类更多。据1919年上海学生调查，日本杂货不但包括洗浴用品、化妆品，还包括文具及调料品等，几乎涉及日用品的各个门类，每类都品牌众多，光日本输华牙刷就有：双爱司牌、卫生牌、燕牌、鹤牌、竹节花把牌、麒麟牌、仙鹤牌、飞马牌。因日本杂货常常价格低廉，所以输入中国的数量也日益递增。1903年从日本进口洋袜为28822打，至1913年就上升为1054834打，增加数十倍；进口的日本毛巾也从1903年的336513打上升为1913年的1431132打，增加3倍多。其他如搪瓷热水瓶类、洋针及伞帽类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这些廉价的日产棉织品与日本杂货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不但促使中国民众生活习惯改变，而且也使中国民众更为直接地认识到了明治之后的日本。国人对于日本杂货的接受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初期由于日本杂货品质不高，“所以 (中国) 购物者，宁贵毋廉”，视日货为劣质品，后来“日本之学西人，愈学愈精，愈推愈广，于是华人有明知为东洋，而贪其价低而近似西洋之货而买之者”。中国民众对日本杂货的认同过程，其实也是国人对日本认识的一个逐步调整，日本借此也在中国民众心中树立起一个可与西洋相比的工业国的形象。

日本在华投资方面：尽管在《马关条约》中日本获得了在华设厂权，但日俄战争之前日本在华投资的规模很小。据统计，到1902年日本在华的投资额约100万美元，仅占外人在华投资总额的0.1%。日本对华真正大规模的投资始于日俄战后，且发展十分迅速，到1914年即达到了2.19亿美元，占到了外人在华投资总额的13.6%。“一战”期间，日本又趁机扩大在华投资规模。1918年日本在华公司数达到了4483家，是战前的3.5倍；1914~1921年日本在华新设工厂达222家，超过了在此之前日本在华设立工厂数的总和。

近代日本在华投资规模的扩大，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使日本从中国获取了巨额的经济收益。以日本在华最大的企业投资——满铁为例，在1914年以前，每年付与日本政府的红利为250万日元，付给在英国发行的债券持有者570万日元，其他普通股民的配息在1912年前是6%, 1914年增为8%，该年为190万日元。也就是说满铁在1914年分配的红利达到了1010万日元，而当年满铁实质募集的资本额只有1.6亿日元，当年利润率达到了6.3%。且满铁的利润在1928年以前一直是逐年增加的，到1919年达到了2437.5万日元。

日本在华投资除获得巨额经济收益外，还加深了对华的控制。一方面，日本借对华政府贷款得以干预中国的税收财政。因为日本大多数对华政府贷款，都以中国税收来担保。如1908年南京财政局借款就以长江以南安徽省茶厘为担保，1910年的东三省借款则以东三省盐税及落地税为担保，1912年福建省台湾银行借款以福建省内盐税及内地常关税、茶税为担保；日本由此攫取了安徽、东三省及福建等地的地方税收。随着日本对华借款额在中国政府外债总数中的比重的增加，日本对华攫取的税收也就越多，对华的财政控制也就越深。另一方面，日本对华企业投资的扩大，使得其在中国的一些行业中占据了重要份额。如1918年日清轮船公司即占据了长江航运的35.3%，到1919年中国24.7%的煤、全部的铁都由日本在华投资的矿业出产。在南满，日本的投资更占据了当地经济的绝对份额。因而日本在华投资扩大的过程，也是日本对中国经济控制增强的过程。

此外，日本对华投资同其他国家在华投资相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如杜恂诚所指出的那样：不仅日本政府积极地直接参与对华投资，而且到中国来从事投资活动的日本大企业家往往负有日本政府的“国策使命”。也就是说，日本在华投资是受日本基本国策所左右的，是肩负着日本殖民中国的政治任务的。最为明显的就是满铁，它名义上是一个民营企业，实质上却是日本政府经营满洲的一个殖民机构，不但其正副总裁直接由政府任免，而且其业务、经营方针均由日本政府监督和决定。另外与日本政府关系较近的三井物产会社、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大仓组等，虽秉承日本政府的意旨不如满铁那么直接，但对日本政府的配合却节节合拍。故而这些会社在进行商业经营之外，常在华进行一些政治投资。

综上所述，随着中日贸易及日本在华投资的日益增长，中日两国经济联系愈加紧密。就日本而言，中国在日本近代经济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不但是日本重要的原料产地与销售市场，也是日本在外的重要投资市场。正因为日本在中国拥有着越来越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日本愈发抓紧这一古老的近邻。但对于中国而言，中日贸易的扩大、日本在华投资的增加，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也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但更意味着中国巨额经济利益的流失、经济权益的丧失。而日本在华经济势力的壮大，使国人日益注意到可利用抵制日货等经济手段作为对日施压的重要策略，为国民外交的展开提供了一定的周旋空间。

3．日本在华的文化存在

在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中华文化对日本文明的熏陶，千载犹存。但到了近代，日本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中日文化出现了反向流动。近代日本在华的文化存在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无形的，一为有形的。

前者主要指甲午以后，中国从语言文字到政治教育制度出现了日本化的迹象。如语言文字，近代以来日本词汇大量流入中国，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对于此点，学术界基本达成了共识，承认“日语词汇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很大，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外来词的主要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来源；许多欧美语言的词都是通过日语转移入现代汉语词汇里的”。至于具体有多少日语词语流入了中国语言文字中，迄今没有定论。据实藤惠秀统计，后得谭汝谦、林启彦补充，仅“中国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语”就多达844个。相信被国人沿用已久而不自知的日语词语还有不少。而这大批日语词语进入中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中国的新名词增多。当时人即注意到：“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者辄以之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言谈笔端随处可见“团体”、“民主”、“方针”等日语词语。最初这些日语词语还只是趋新者乐用，但流传到后来就是那些守旧者也在不知不觉中使用上了。如清季笔记中就多有张之洞不喜日语新词而无意中仍用日语新词的记载。大量日语词语进入中国除了增加新名词外，也使中国的文体发生了改变。诸宗元就曾指出：甲午战后“日本文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浸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之稍稍变矣”，从而说明了中国文体因“日本文译本”的冲击到近代已有所改变的事实。在这一文体流变的过程中，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以至于这种“日本化文体”又被称为“新民体”。由此可见，中国近代的语言文字从词语到文体都带有日本化的痕迹。至于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日本的模仿和学习。如晚清颁布的《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就都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晚清的预备立宪则主要仿照日本的君主立宪。这种种迹象都显示：日本的文化制度在近代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甚至某些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后者，有形的文化存在主要指日本在华设立的文化机构。日本在华设立的文化机构最早可以追溯到1876年，是年8月小笠栖香顶等人在上海英租界设立了“净土真宗东本愿寺上海别院”。但直到“七·七”事变前，日本在华的文化机构仍不十分发达，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日本对华工作最落后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对华文化工作”。当然此说只是相对日本在华其他方面及欧美在华文化机构而言的，若纯从日本在华文化机构的数量而言，并不算少。截至1914年日本在华学校68所、医院77家、寺院35间、教会6所；从地域分布看，63%的文化机构设在东北。此外日本在华还创办了多家报纸，仅1895~1919年间，其创办的报纸就有61家。其中日文报49家 (包括1家中日文报纸)，英文报3家，俄文报1家，其余为中文报。日本在华创办的中文报虽数量上比不上日文报，但因受众面广，影响力常高于在华的日文报纸。如《顺天时报》自1901年创办至1930年停办，存在时间近30年，在北京报界甚有影响，一度成为华北第一大报。日本人在东北创办的《盛京时报》也是当地主要的报纸。

总的看来，日本在华的文化存在尽管不如日本在华的政治存在与经济存在那么强大，但还是随着日本侵华程度的加深而逐渐扩大，日本在华势力最强的地方也往往是日本文化最浓的区域。同日本在华经济存在一样，日本在华文化存在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多重的。一方面，日本在华兴办各种文化事业，扩大日本文化在华的无形影响，有它实施文化侵略以配合日本侵华的一面。周作人就曾直接指责日本在华所办的学校及报纸都是“阳托圣道之名，阴行奴化之实”，专替日本侵华服务的。另一方面，日本在华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中国各类文教事业也有或多或少的促进作用。像日本同仁会在华所开展的那些医疗事业，既一定程度提升了中国的医疗水平，也增进了中国民众的医疗知识。

总之，到了近代，随着中日国力的逆转，日本在华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势力日益明显，这既是日本在华侵略加剧的表现，也是日本在华进行扩张的手段。日本在华的各项存在都以日本在华控制的范围及程度为转移。日本控制越强的区域，往往是日本在华存在表现最明显的区域。日本也利用这些在华的存在给中国政府及民众施加各种影响，以维护与扩大其在华利益。以此而言，日本在华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日本控制中国的工具。相应的，若中日发生纠纷，直面中国冲击或攻击的就是日本在华的这些存在。大量日本在华的存在也成了作为弱势一方——中国向日博弈的重要筹码。不论如何，日本在华的大量存在是中日双方都不可忽视的一个变因。

近代日本在华存在的增强所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增加了中国人认识日本的途径。在近代以前，能直接与日本接触的中国人并不多，中国人主要还是通过以前官书与典籍的记载来认识日本。像魏源编辑《海国图志》，涉及日本内容时，仍以传抄《明史》、《武备志》、《海国闻见录》(陈伦炯)、《坤舆图说》(南怀仁) 等前人著作为主。但甲午以后，因为大量日本存在的出现，在中国境内，不仅出现了众多的日租界、日货及日译书籍，而且来华日人也日益增多，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中国人跟日本直接接触的机会与频率，改变了中国人以往仅靠阅读认识日本的状况，从而使得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更直接更深入。而日本在华存在的种种表现也直接影响了国人的对日观感。

随着中日交通的发达、日本在华存在的增多，近代中国人也开始了对日的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