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研究的特色

（一）理论上的一些进展

1．建立了社会资本综合测量指标体系

基于已有研究和实证数据，本书尝试提出了一套综合社会资本三要素，多维度、多指标的测量体系，并使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进行了检验。“社会网络”指标从单一的社团网络增加为社团网络、社区网络和人际网络三个维度；“规范”从私人领域的互惠延伸到公共领域的公民社会规范；“信任”不仅考察了社会信任，还新添了政治信任。建立了社会资本指标体系以后，本书采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用2008年全国大型概率抽样调查数据来检验测量体系的质量。具体而言，本书利用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建立了中国本土化的社会资本指标体系，有以下创新之处。

（1）构建了一套本土化的社会资本综合测量指标体系。本书不同于以往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仅限于社会资本单一内容进行研究，而是在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的内涵上下功夫，指标体系包括了社会资本的三个基本要素：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书中尽量挖掘出各要素的深层涵义，选择量表和指数从多个角度来提高测量的效度，而不仅仅使用单一指标测量。

（2）应用多种方法检验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在对指标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的过程中，采用信度系数、多数据库对比、内容效度、建构效度等方法，不仅更清楚地呈现了所选指标的有效性，而且使得指标的有效性具有说服力。

（3）在统计分析技术上采用复杂抽样设计下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Survey Designe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该方法对因变量的变量等级要求较高，不仅能够有效地检验构建效度，而且提供了回归模型的整体推论信息。即使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和应用回归分析时也很少考虑复杂的抽样设计因素，绝大部分研究仅仅就某个调查分析样本情况，而没有对调查总体进行参数估计。本书希望在此能够提供关于这种方法应用技术的一些介绍，引起学者们对这类方法的关注。

2．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本土化的意义

中国政治学研究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测量的信度和效度、社会文化因素的控制对策等有其学术价值。从社会资本理论兴起至今，西方国家已经有大量文献推动了社会资本及其政治功能的实证研究。西方学者通过经验分析逐渐建立起符合该国实际情况和研究需要的测量指标体系，用它在实证研究中检验社会资本的理论假设、从事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分析社会资本对政治民主、政治参与、政府绩效等政治现象的作用。

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特征和实践经验而得出来的结论。这些理论和经验是否适用于中国？是否适合于从事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哪些指标在中国社会环境中仍然可以准确测量出社会资本存量？哪些指标的作用将会消失？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有没有特殊的内涵……中国政治学研究尚未对这些问题进行过就中国社会的检验和讨论。

本书通过探讨一个概念的测量方法来参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方法论争论。社会科学本土化还是普遍化，是包括政治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争论的重大问题。一派学者认为人与人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区别是表面现象；相似则是根本的，是一种共同的人类本质的体现。因此，社会科学应当研究人类活动中不变的因素，即社会科学从人类因适应不同环境而表现的行为的表面差异中抽取出共同的和具有文化普遍适应性的一般规律。

巴西社会学家阿尔韦托·格雷罗·拉莫斯提出了相反的主张。由于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从欧美发达工业国家，尤其是从美国社会归纳而建立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在应用这些外来社会科学理论时常常发现其并不适用于本国国情，难以应用于本国实践，故而理论家们倡导对外来理论重新进行反思，根据本国社会实际和需要开展研究。拉莫斯于1953年首次提出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支持者们认为，在各种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时空环境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使得文化和政治制度呈现出地域性和时空性。

人类的发展首先是分地域的，不同地域的人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所以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产生带着鲜明的地域性。长期存在的地域性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国民性文化，孕育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大的惯性，不易变更，形成制度文化。虽然在长期的交往中各种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在缩小，但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地域性界限一直明显存在，并占主导地位。我国的社会科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视本土化研究。本书对社会资本测量方法的研究，将为社会科学走规范化还是本土化道路提供新思路：在规范的框架下展开本土化研究。本书所作研究希望能够在这一方面作出一些贡献，并引起学者们对中国的社会资本测量方法的关注和兴趣。

（二）方法论上的一些进展

首先，本书为政治学跨学科引进研究方法拓展了新的视角。社会资本概念来自社会学，因其具有促进集体行动的功能，而被政治学所重视。目前，大多数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偏重于社会学的微观视角，不适合政治学的研究需要。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学移植到政治学，也有必要从定义出发，建立一套符合政治学研究的宏观社会资本测量体系。

就国内研究现状而言，在微观层面，张文宏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对中国微观社会资本进行了细致地研究。在中观层面，桂勇等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国外测量方法进行了整理与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我国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目前，还没有以政治学为视角对社会资本测量方法的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的。

政治学的社会资本研究多在宏观层面展开。宏观社会资本的测量一直是相关研究中的一个棘手问题，虽然已有诸多学者进行了丰富的试验性测量工作，但是距离建立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系统的测量体系还需要相当长期的研究。因此，现阶段有必要对已有的测量方法进行一次梳理。有学者小部分地或者简要地从事过一些工作，但基本仅停留在介绍性的，均未深入涉及对文献中指标选择的归纳与分析。本书将梳理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和细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符合政治学研究的宏观社会资本测量体系，为社会资本概念从社会学领域向政治学领域过渡作一些贡献。

其次，本书从比较的视角探讨了政治学定量方法的应用。比较同样的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在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使用的效度，进而对差异和适用性做原因分析。准确的测量应该能敏锐地捕捉到某一个特定环境的细微差别和复杂性。社会资本的测量始于西方国家，后传入中国。很多学者在使用西方学者的测量方法时，都感到本土化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矛盾。理论假设需要在不同的环境中检验，才能归纳出一般规律。

跨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看待非西方人，而不是站在非西方人的立场上看待非西方人。也就是说，价值观中所包含的文化合理性被忽视了，不同文化成员对某种价值观在理解上可能出现的差异也被忽视了。跨文化研究在价值观领域的这种遭遇说明，要找到一幅世界范围的社会资本分布图，还有赖于文化方面的研究。

考察不同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必须考虑政治和经济环境差异的跨国比较研究。关于中国社会资本的研究最初源于使用外来的量表或理念进行研究，有学者开始检讨这种研究的效度，从理论架构和方法上突破对西方研究的照搬照抄。杨国枢指出，应从强加式的通则性客位研究（imposed etic approach）转向本土化的特则性主位研究（indigenous emic approach）。本书在检验测量指标的理论效度时，特别控制了有可能影响误差的政治心理、经济和社会等因素。本书的测量体系建立在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实证研究方法入手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

最后，本书使用大样本检验测量指标的质量，是定量研究的发展趋势。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最理想的是使用大样本对指标进行检验，目前还没有针对中国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全国大样本检验的文献，研究大多局限在地区范围内。林聚任在山东部分农村分批采集数据，有效样本分别是241份、995份和499份。桂勇和黄荣贵建立了一套社区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检验指标的数据是上海市1587个样本。胡荣使用厦门市669个样本规模的数据库检验了有关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的理论假设。

本书使用的数据库的研究总体是分布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的中国公民，有效样本3989个，分布在73个县的146个乡镇/街道。使用全国范围的大样本数据有以下优点：一是大样本减少随机误差，能够更好地检验指标的有效性；二是能够检验指标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而不只是局部适用性。数据库来自2008年实地执行采集的数据，有利于掌握中国社会最新情况。由于全国调查项目的成本可观，因此，并不能经常实施此类大型研究。国外学者也同样面临使用陈旧数据进行研究的情况。Scott Radnitz等在2009年从事社会资本研究时使用的是2005年采集的数据，Ken'ichi Ikeda等在2005年的研究使用的是2000年采集的数据，Ji-Young Kim在2005年的研究使用的是2001年采集的数据……本书研究的同时期，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正在开展全国大型概率抽样调查项目，使本书得以使用最新的数据库。

（三）现实意义

测量社会资本不仅是一个政治学的理论问题，也具有现实意义。社会资本的产生最初来自于解释工业发达的西方社会，之后在不同历史发展道路的社会中尝试探索其普适性。学者们相继在各国展开了社会资本与公共政策、政府绩效、制度改革等方面的研究。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从“发源地”呈放射型扩散到其他国家，东亚国家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起步相对迟缓，特别是在不同社会类型之间的比较研究。科尔曼、爱德华斯和霍利在不同时期都强调过社会资本实际上是根据具体环境的不同而有差异；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中，但这里的社会资本不一定能够扩展到其他环境中。根据人们所处环境的不同，相同的关系网络可能在一个环境中能够建立信任，在另一个环境中却不能。有必要建构社会资本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分析范式。社会资本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界积极关注这一课题，但现有研究无论是在理论探索还是方法创新上都甚为不足。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提出利用社会资本来解释中国政治现象时，受到了西方社会形态的限制和错误引导。这些文献缺乏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本土化研究，并且仅有的实证研究也大多直接引用西方测量理论和指标，缺乏本土化的实证测量，尤其是没有探讨我国社会资本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面临这样的困境，部分学者已经开始重视社会资本分析范式中国化的问题，但是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修正是细微的、零碎的、非系统的。还有中国学者过于关注用社会资本来解释中国社会中的“关系”问题，而忽略了宏观社会资本的研究价值。

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案例，现在又面临着经济转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构建民主政治是我国的长期战略任务，社会资本作为具有重要价值的稀缺资源，已被广泛认为有助于促成良好的公民社会，促进政治的民主参与。通过实证研究获得中国社会的真实材料，检验社会资本的现实价值，并提出培育社会资本的战略规划具有顺应时代要求的现实意义。

本书尝试在我国宏观社会资本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通过经验分析的方法，检验西方测量理论和指标在研究我国宏观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的适用性；提出本土化的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和指标，用这个指标检验围绕社会资本的一系列理论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