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什么称之为民间规约

在《中国古代民间规约引论》中，笔者对于为什么要用民间规约这一词语，只是指出，人们习惯上用的乡规民约一词，不能概括文人会社与城镇的工商行规，而民间规约在外延上比乡规民约为宽，包罗更广。这显然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需要进行补充说明。

有必要指出，在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最早使用规约一词的是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在对中国古代村落法的研究中，他曾经写过专文论述元明时期的村社规约。他在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贡献及在日本学界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笔者说明这一点，不是拿外人的说法作为护符，不过是表示不欲掠美之意。

其实，规约一词是中国古人自己的创造。

（一）古籍中的“规约”

检阅古籍可知，在我国古代，以规约指称社会规范，宋代已经开始。而且大多用于民间事务方面。现借此机会，列举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对规约一词的使用情况，作一比较系统的考察。

1．规约一词用于宗族所创立的义庄之管理规则方面

义庄是仕宦之家购买庄田赡养族人的一种建制。创立者是北宋的范仲淹。他出钱购置土地，将出租土地的所得用以赡养族人。为了对于此项土地的收入分配进行妥善管理，以使之长期延续，他制定了一个分配管理办法，将之称为“义庄规矩”。后人则往往以“规约”称之。宋人楼钥在论及义庄管理工作的艰难时，就使用了规约一词。在《范氏复义宅记》一文中，他说：“自熙宁以至政和，随事立规，关防益密，今之 ‘规约’又加密矣。一门同姓为此义事，其难如此，而况天下之大，思所以为亿万世之计者，又可忽乎？”

南宋刘克庄曾经撰写《松山赵氏义庄规约》，见于《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九。此外，他在《赵静斋诗稿后叙》中，也用了规约一词，文中有“后十年，始见公义庄规约”句。文中的“义庄规约”即前文篇题中的“义庄规约”。

南宋著名的学者王应麟在《义田庄先贤祠记》中，纪念具有类似举措的汪、沈两位乡绅，写道：“汪、沈二公比善协心，闻者乐施，其 ‘规约’密，其给授公，立义以为的，一乡莫不知义。”称赞其规约的细密与给付的公平。

曾巩也创建有和义庄功能相同的“义田”。其管理制度如何不见文献记载，未得其详。后人的评论则将其长期延续与其制定的规约相联系。元代的虞集指出：“是以官爵不过于郡守，奉入无逾于常僚，然犹悉其赀力，置义田于临川郡城之后湖，与属邑金溪之南原，立为 ‘规约’，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谓能行其法意于可为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吴师道将其与范仲淹相提并论，曰：“范文正置义田于苏，子孙至今遵守不废。尝叹以为世之若此者一家耳。今读虞公所著南丰先生祠堂记，知先生亦有义田在临川金溪二县，世守 ‘规约’，与范氏不殊，两家盛德之长，异哉。”

规约一词在宗族事务管理的功能上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宗族之共用墓地的维护。杜范说：“坟墓非子孙莫保，而坏之者亦子孙也。……周君虽贫，乃能为富人所不能为，自曾髙而上，苟有域兆可寻，皆立石而志之。捐己产以赡守茔，详 ‘规约’以期永久。属乡之笃行之士戴君彦肃为之记，以诏后人，真可励薄俗矣。”以实例说明规约在这方面所起的长期作用。

2．规约一词用于民间社仓的管理

社仓是古代民间救济灾荒的设施，其设计是将社区农民平时结余的粮食收集起来作为集体积蓄，以备灾年赈济之用。最早为朱熹所倡导。其创立之初，将管理的规约称为“条约”与“事目”，随着社仓的推广，规约一词终于取而代之。如魏了翁撰《显谟阁直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许公神道碑》说到这位墓主人许公的生前事迹：“尝欲行古社仓法，捐钱五百万，命弟契买善田，试之一乡，自为 ‘规约’。”在《知黎州兼管内安抚高公崇行状》中歌颂传主高公：“二年旱，明年春饥，公发常平米为食以食之，移书张义立请饭饥一月，散之日又给一月，使者是之，所活不下千人。又立为社仓‘规约’，俾邑士遵行之，至今不废。”

真德秀（1178—1235）在任潭州知州时写过《劝立义廪文》，提倡建立社仓。“以居乡之日所为义廪 ‘规约’，以劝有力之家。”他还在《建阳县复赈粜仓记》一文中，推崇朱熹与刘克庄的做法，认为二人制定的规约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其云：“若夫施置纤悉，则有两侯 ‘规约’。”而在此之后，王锜于淳祐年间为湘阴丞，在其《重建崇因社仓记》一文中则对真德秀在任期间的举措给予肯定，其中也提及设立规约的意义，他说：“宋西山真先生帅潭日，创属邑社仓，湘阴凡七所，崇因其入焉。锜负丞措置，始至，见其因廊为廒，檐暗廒矮，顾瞻太息。若职掌，若窍实，若支遣，若盘量，昔西山告之君父、盟之神祇，具有 ‘规约’在，有人心者当知所遵守，锜不敢不勉。”

宋董煟撰《救荒活民书》曾录有两种社仓管理的规约，一种题为《金华县社仓规约》，一种题为《清江县社仓规约》。规约文后有董煟的按语。煟曰：“社仓 ‘规约’虽不同，使天下郡邑皆能钦此意以行之，虽有水旱，民不困乏矣。”可见两县社仓规约为董煟所亲见，是宋代的作品。

除了民间社仓管理外，在真德秀的文章中还曾提及民间另一社会救济组织——养济院的规约。“豫章为江西都会，四方宾旅之有事于其土者不绝。不幸疾病则茕然无所归。忠定（指赵汝愚）之为漕也，捐私钱百余万，创养济院，俾病者得药与食。以无转死沟壑，岁久浸移为他用。公（指赵崇宪）至，讨寻修复，立 ‘规约’数十条，以愈疾之多寡为赏罚，弃儿于道者亦收鞠之。”

3．规约一词用于称呼民间书院的管理规章

《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引黄东发《日钞》曰：“东莱先生乾道四年《规约》以孝弟忠信为本。明年《规约》以明理躬行为本。”这里的规约指的是学规。东莱先生是南宋学者吕祖谦的尊称。“乾道四年”规约之文载于吕祖谦文集《东莱别集》卷五《学规》中。《台州金石志》有应与权撰写的《乾道规约碑题记》，表明该规约后来还镌刻成碑。

在宋代，白鹿洞书院是最著名的书院之一，其学规为朱熹所作，初称为“揭示”。其基本精神为后代书院所继承，而后世学规则大多以规约为名。故元虞集撰《白鹿洞书院新田记》就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的揭示称为规约，其云：“南康白鹿洞书院……及朱文公作而兴之，以讲道其间，其 ‘规约’之要被乎天下，学者向往以为宗焉。”

规约还用于民间各种学会。《黄榦年谱》载：（嘉定）十年丁丑。春，朋旧生徒毕集于法云寓居，先生为立《同志规约》以示学者。《同志规约》以每日各读一经、一子、一史，而以《论语》《周易》《左传》为之首。日记所读多寡，所拟事目，并疏于簿。在郡者月一集，五十里外者季一集，百里外者岁一集。每集各以所记文字至，与师友讲明而问难之。大要欲明义利之分，谨言行之要，以共保先师遗训之意。

宋人林景熙撰《庚申玉枢会规约序》，文中说：“庚申会，崇老氏教也。”元人徐明善撰《学古文会规约序》，文中说：“士，学孔子者也。”前者是研究道家乃至道教的学会，而后者则是研究以孔子为宗师之儒家学说的学会。看来两学会都制定有规约作为自己的组织与活动规则。

宋代还有一些对于应科举考试的读书人助考的民间组织，也用规约作为组织活动规则。真德秀的文集中有一篇《万桂社规约序》，记述了他所认识的一个家境不富裕的读书人得到社会团体“万桂社”的经济资助参加科举考试的事，联系自己的早年遭遇，他说：“忆余初贡于乡，家甚贫，辛苦经营，才得钱万，囊衣笈书疾走不敢停，至都则已惫矣。比再举，乡人乃有为所谓 ‘过省会’者，偶与名其间，获钱凡数万，益以亲友之赆，始舍徒而车，得以全其力，于三日之试遂中选焉。”文中提到的“过省会”与“万桂社”都是民间的助考组织，也都以规约作为指导活动的准则。与之类似的还有贡士庄与兴贤庄，也都制定有规约。宋欧阳守道撰《庐陵贡士庄记》曰：“庐陵县贡士庄者，郡太守豫章李侯某从邑人刘君某之请所建也。……刘君于是又建庄于郡庠之东，以端待士之籍庐陵者，为屋若干，立‘规约’刻石植之庑。”这是将规约刻于石碑的例子。无独有偶，魏了翁撰《靖州兴贤庄记》提及自己作为地方官时的类似之举曰：“予自迁靖，食土之毛，继廪之粟，六年于兹……念欲与士共之，乃会居积行粮之余，市近郊田，积三岁所入，以给三邑之新旧进士，为之 ‘规约’，识于碑阴，州府与校官掌其贰。”文章中提及的规约也是铭刻于碑上的。其对于集资助考资金的使用之重要性不言而喻。

规约的应用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民众自发集资应付官府职役的所谓“义役”，需要制定其运作所遵守的规则，往往以规约称之。宋人陈傅良撰有《义役规约序》，刘克庄著有《安溪县义役规约》，元人徐明善撰有《冷东斋义役规约》，都属于这方面的记录。史载：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访闻处州松阳县，有一两都惮充役破产之苦，议欲相约，各出田谷，以助役户，风义可嘉。望下本州，许从民便，依旧循“义役规约”行使。官民愿预者听增入，仍乞令知州胡沂，将六县已结义役详细“规约”缮写成开缴进。从之。

看来，“义役规约”是朝野上下通用的词语。

此外，《宋史》卷二百四《艺文志三》载有汪楫《乡饮规约》一卷。这里的规约大概指的是举行乡饮酒礼时需要遵守的规范。

以上所说是宋元时期的事。至于明清，规约一词的使用更是普遍。如程敏政撰《故唐孝子黄府君祠堂碑铭》曰：“二仲之望，族长率子孙之胜冠者举祀礼焉。饮福受脤，具有 ‘规约’。”有的族谱，也称族规为宗祠规约，认为：“尤有事关宗祠，非家法所能预定，又非家训所能备载，不得不另立一则以定准绳，谓为 ‘规约’。”章懋撰《路西陈氏复义庄记》曰：“初田在塍头昭福寺之傍者，已为他人所有，弗可复得，则以己田之在北岸者充之。去庄二里而近。其 ‘规约’视旧则又加增损焉。”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实际上，规约一词不仅延续了下来，而且使用范围有所扩大，如用以指称寺院之清规。丘浚撰写的《重修杭州石屋寺记》指责僧侣中的败德行为，曰：“今世所谓高者，往往华服，用精饮馔，居则侈屋宇，出则盛骑从，甚至争总摄之位，购住持之檄，终讼以告讦，持梃以相向，至于犯戒律、违‘规约’，则又其日用常行事耳，若是者岂佛教使然哉。”将规约与戒律相提并论。《武林理安寺志》全文刊载了明代崇祯年间修订的《箬庵禅师同住规约》《禅堂规约》《禅堂结制规约》《客堂规约》以及《厨房规约》《两序规约》《接引庵规约》等，俨然一个结构严密的规约体系。而《大屿山志》载有《宝莲寺同住规约》《禅堂规约》《云水堂规约》《念诵规约》,《云门山志规约篇》载有《共住规约》《客堂规约》《戒堂规约》，其名目大同小异，显示了这一称谓的逐步趋同。

此外，规约还扩大到了用以指称乡村的村规与城市的行规。用之于乡村规约者，清人李光地撰《答陈眉川中丞四首》中曰：“弟抵里来见，自家子弟及乡党间习染深重，未暇与之语上，聊为立 ‘规约’数条，望其去太甚者，知怀刑守法而已。”

用之于城市手工业者的行规，则见于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四的记述：“先是，业金箔者以所业微细，自立 ‘规约’，每人须三年乃授一徒，盖以事此者多，则恐失业者众也。”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九记述：“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其 ‘规约’颇严，凡属工徒皆有会馆，其总会曰九皇。九皇诞日，例得休假，名曰关工。”

在台湾的法律文献中亦有规约存焉。如《台湾私法商事编》中的《鹿港泉郊规约》，首句就是“泉郊金长顺炉下等号，为重新 ‘规约’以杜弊窦事”；《台湾私法人事编》中有《新港郊规约书》《盐水港街新旧港郊联合规约书》与《天公坛炉下同人规约书》。《盐水港街新旧港郊联合规约书》不仅以规约为题，其正文首句就是“遵将港郊新旧联合及新添当堂共议‘规约’列左”。此外，在台湾文献中，还有《建设隘寮规约》《隘务规约》等，文中也常见规约二字，如“窃思耕农必尽乎沟洫，‘规约’当遵守而勿坠”“为整修埤圳，申明 ‘规约’事”“以后仍旧前任 ‘规约’施行”“如有不遵 ‘规约’，罚戏一台”，等等。

由于笔者眼界所限，上面列举的规约，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数量算不上很多，但足够说明规约的使用源远流长。

上述义庄、社仓、书院、寺院以及城镇乡村的规约，都具有非官方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民间规约。

不可否认，国家法律也有用规约为名者，但属于极个别情况。《文献通考》卷三十五《选举考八》记述：“崇宁五年，参在京小学规约，颁之州县小学。”这里的“小学规约”指的是国家中央政府举办的学校规章。宋周应合撰的《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二保存有《府学赆送规约》，是地方官办学校设立的资助本地士人参加国家考试的管理办法。此外尚没有更多发现用于国家法律者。故可以说，规约作为民间事物与国家法律有明显的区别。

（二）规约的现代意蕴

在现代，规约主要用于科学与技术某些方面的相关规定，如电力、通信等技术规范，还有语言学方面。法律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两者都适用于不依赖或者不存在国家强制的场合。前者与法律的不同，体现了社会规范与科学技术规范的区别；后者与法律的不同则体现了国家强制与超国家强制的区别。而在中国古代，规约一词的使用与法律的不同则体现了官方与民间的区别。

规约是规与约的结合。从字义上说，规即圆规之意。《诗经·沔水》注谓：“规者，正圆之器也。”正义曰：“圆者周匝之物，以比人行周备。物有不圆匝者，规之使成圆。人行有不周者，规之使周备。”至于约，其初始的含义是纽结。所谓“约者，谓以物穿纽、约结其带”，故可以引申为约束。我们可以把规约理解为规定与约束的结合，也可以理解为规与约的合称。因为古代民间组织的规章名称虽然形形色色，却以“规”与“约”为多。如宗族组织多称族规、宗规、祠规以及宗约等。书院组织则称学规，工商组织则称行规，村社组织则称乡规、村规与乡约。在族规、学规、行规、乡规这些词语中，“规”是规条或者条规的简称，条规与规条自然也包括在规约之中。至于约，则除了大家熟知的“契约”外，尚用为誓约、盟约、合约、公约、要约、条约等词。

我们用规约而不用规范、规则、规章，并不是绝对排斥后面这些词语。在有些场合，将民间规约称为民间规范、民间规则并无大碍。只是由于规范一般作为社会规范与法律规范的构成因素；规则往往更具一般意义，譬如说游戏规则；规章则具有近现代色彩。

还有一个不算作理由的理由，就是民间规约与乡规民约的词素近似。熟悉乡规民约的人，看到民间规约一语，会很自然地将两者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