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国海权战略确立的历史背景与海权理论的创立

19世纪末，美国选择了海权的道路，这一选择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海权理论的创立是分不开的。

一 海权战略确立的历史背景与海权理论的出现

1846年，通过与英国达成协议，美国正式将俄勒冈地区并入其版图。之后通过墨西哥战争，美国又以1500万美元的代价从墨西哥手中买下面积达52.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及怀俄明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的一部分。这次战后和约同时还确认了美国对此前军事占领的得克萨斯的所有权。1853年，美国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希拉河流域的三角地带。1867年，美国又诱使俄国以720万美元的低廉价格将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阿拉斯加转让给美国。至此，美国版图正式抵达太平洋沿岸，大陆扩张基本实现。为了巩固大陆扩张的成果，美国随后通过内战解决了美国大陆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运动，打开了通往太平洋沿岸的交通，从而成为贯通美洲东西两面的陆权大国。

与此同时，19世纪后半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19世纪最后30年，一方面生产力急剧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相对狭小而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大大放慢。特别是美国内战结束后，经济便转入到高速发展时期。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持续高涨，美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需求也日益强烈和迫切。正如后来参加柏林会议萨摩亚问题讨论的美方代表约翰·卡森所说：“如果美国不能为其工农业品找到销售的海外市场，那么我们的剩余产品很快就会从大西洋海岸涌回美国内陆，经济繁荣的车轮将由于过多财富的负担而裹足不前。”1873年，美国就爆发了内战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且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这加快了美国通过海洋战略向海外寻求市场的步伐。

其次，由于海外利益对列强的发展越来越重要，因此，大国对世界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随着美、德、日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其实力已经赶上或超越了老牌的英、法强国，欧洲的多极均势体系趋于崩溃，旧有的封闭、排他及以占有土地为主要目的的殖民体系面临危机，难以为继。而作为具有特殊地理环境的美国，要想在新的世纪占据有利的战略位置，就必须西控太平洋，东渡大西洋。于是，对海洋的控制和利用就被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从而推动了美国从陆权大国向海权大国的转变。

独立战争结束后的美国，随着领土的兼并扩张、西进运动等如火如荼地进行，在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产生了海洋主义的萌芽。其中代表性人物包括从事太平洋勘测和探险的查尔斯·威尔克斯，主张建立以墨西哥湾、加勒比海为轴心的海洋帝国的海军上尉马修·方丹·莫里，将美国设计成“太平洋商业帝国”的威廉·西沃德等。

19世纪晚期，美国海军史学家阿尔弗莱德·塞耶·马汉系统地阐述了海权理论。根据马汉的观点，海洋之所以成为社会历史中最重要和最惹人注目的因素，是因其拥有可以充分利用的海上航线，确切地说，海洋是人们借以通向四面八方的公有地和必由之路。尽管海上充满各种危险，但无论是旅行还是运输，海路相对于陆路来说还是安全、方便、迅速和便宜的。因此可以说，海权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以海洋的巨大交通作用为前提和立论基础的。通过对欧洲历史的分析，马汉认为在欧洲政治家的心目中有一种注定利己的、以侵略为目的的权力正在稳步地、明显地、不可阻挡地建立起来，这种权力就是海权。以英国海权的建立为例证，马汉阐述了建立强大海权需要两大前提：一是建立广泛、健康、有活力的对外贸易体系；二是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影响各国海权建立的因素主要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结构及其相关的物产和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政府的性质包括国家机构。

马汉在他的海权理论中提到了海权的三个环节：产品、海运、殖民地。产品，其目的在于交换；海运，保证不断交换的实现；殖民地，则是为了促进、扩大以及保护海运。由于海外贸易可以给国家带来巨大财富，因此海洋国家都在竞相获得更多殖民地，以给本国的货物寻找更多新的销路，给本国舰船取得更多活动场所，给本国人民谋求更多的职业，使本国更加繁荣昌盛。合理地使用和控制海洋，只是积累财富的商品交换中的一环，但却是中心环节，因为谁拥有海权，就可强迫其他国家向它付特别税，并且历史也证明，它是使国家致富的最有效的方法。

由此也可以看出，马汉的理念中渗透着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观点。他把治国权术和战争看作是经济安全和繁荣的手段，并且认为充满活力的对外贸易是工业国家经济健康发展最根本的因素。内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使美国具备了成为工业大国的基础，因此开拓国际贸易的能力是美国强大海权的重要内容。在马汉看来，如果没有立法的障碍，允许把有利于兴办企业的地区填补起来，那么美国要不了多久就会取得海权，因为美国人具有进行贸易的才能，富于冒险精神，而且对关乎利润的各种线索有敏锐的嗅觉，如果未来有地方需要殖民化，美国人将会毋庸置疑地把他们在自治和独立发展方面的一切传统才能带到这些地方。

国家的繁荣需要海外贸易，然而可用的海外贸易的额度是有限的，这样就会导致竞争。马汉在其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开篇就解释到，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上来说，涉及促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者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但主要是一部军事史。海运体系是一个暴露性的交通体系，因此存在很大的危险，而殖民时代贸易的竞争性和国家扩张势力又使武装冲突成为必然。为了保证宗主国、殖民地、市场之间贸易交通线的安全和畅通，使川流不息的运输船只得到保护或者免遭袭击，必须要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只有通过军事力量控制海洋，通过对贸易战略中心的长期控制，才能有效地破坏敌人的贸易、运输能力，从而瓦解其海权体系；只有通过一支强大的海军进行战斗并取得战争胜利，才能夺得对海上交通、贸易及一切主动权的控制，从而增强自身的海权。仔细考量欧洲国家一个世纪的海权历史，马汉认为，海上战役总是由平时和战时都保持有主力舰的一方获得胜利，因此在和平时期也要保持一支战舰。没有强大的海军就没有制海权，没有制海权，国家的商业活动就要受到威胁，国家的繁荣就无法保障。因此，海上军事力量是获得制海权、确保国家安全、贸易繁荣的重要条件。然而，由于地理和经济的优势，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视自己为孤立主义的国家，海军建设自建国以来几乎被忽视。根据马汉新的海军理论，美国不再可能依靠自身的地理优势，实行静止的海岸防御，或者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来消除敌人的威胁，而是要靠集中的、强有力的进攻性海军。

虽然海权对海军具有天然的依赖性，但是一个国家拥有了强大的海军，只能说它拥有了实现海权的前提条件，不能说这个国家就拥有了海权。因为海权的实现，还需要执行正确的海军战略。因此，海军政策和战略的军事科学以及创造“海权”的实践应用价值，成为马汉在创作中的主要兴趣。马汉指出，“海军战略的最终目的就是既要在和平时期也要在战争时期建立、维护和不断发展本国海权”。

马汉吸收了瑞士将军A. H．约米尼的有关拿破仑战争的研究观点。根据约米尼的理论，所有的战略都受到不变的科学原则控制。因此他相信，战争中不存在必然的事情，但是有关战事的基本原则、战略方针是永恒的，不管是哪种型号的舰船，不管是哪个历史阶段，也不管是在海上还是陆地上作战。这些原则能够指导平时或者战时的国家安全政策。由于缺乏蒸汽船作战的实践材料，马汉的海权理论是在引用和描述帆船时代大量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但他认为，在蒸汽时代海上战役的战略和帆船时代仍然相同，大量战略原则是恒久不变的。马汉在其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中，都引用大量的海战资料来详细阐述集中兵力的原则。他论证了17～18世纪欧洲战争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主导海上贸易的海上霸权国家。他进一步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某个海权国家必须集中它的舰队，并部署战术打败敌人的海军，封锁其港口，孤立并接管它的殖民地。“在战略上集中优势打败敌人的主要舰队”，这一原则永久适用，它指导一个国家在一些决定性的战役中集中自身兵力打败相对较弱的敌人。20世纪初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又在其他著作中分析了日俄战争的战略原则，指出战舰分离是极其危险的做法，即使是和平时期，因为分离后的各个部分一般比对手弱小，所以很容易被敌舰各个击破。

“战舰的进攻性部署”是马汉所阐述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则。他援引了大量海战的例子来说明主动控制战略的重要性。例如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由于罗马人实现了海上武装力量的进攻性部署和对海洋的主动控制，致使汉尼拔兄弟的相互支援只能绕经高卢的陆路，从而使自己掌握了战争的主导权。根据这一原则，美国的繁荣和海军的成功实践，最重要的是新战略要建立在对海洋的主动控制上。只有控制了海洋才能阻止一切对美国的攻击，建立或者解除封锁，保护或者破坏商船。1890年以前，美国海军主要由巡洋舰和低舷铁甲舰组成，各小分队分布于世界各主要据点，其主要任务是港口防御，这样的海军显然已经不足以适应新的世界形势，美国的私掠船已经无法阻止敌人由战舰组成的舰队，并将不能打破敌人舰队对港口的封锁。对海洋的控制必须由一支集中的、进攻性部署的舰队来完成，并且这支舰队能够投入到与敌人进行的一场决定胜负的大海战中。

马汉反对通过任何形式的国际裁军或是限制军备的规定来束缚海军的发展。他在《美国的海权利益》中指出，“美国的海军和军事力量已经在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中赢得了巨大的成功……人类已经通过‘剑’实现了飞跃的上升”。1899年5月18日，第一次国际海牙裁军会议召开，马汉作为美国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之所以能作为代表是因为美国政府相信，马汉的参加将“阻止海军建设的任何情感化的后退”。马汉反对任何限制使用武器的国际条约，但会议仍然采纳了在海战中禁止使用毒气的规定。马汉是唯一对此项条款投反对票的人。他指出，“让武器变得温柔是不合逻辑的”，毒气在海战中有巨大的使用价值，“可以在半夜袭击战舰后将敌人窒息溺亡”。有关马汉对美国裁军政策的影响，可以引用英国驻美国大使朱利安·庞斯的话来总结，在会议召开之前他就告诉伦敦方面说：“美国将绝不会讨论任何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款。”1907年，马汉又代表美国参加第二次国际海牙会议。鉴于美国的海洋战略加上全球权力均势出现复杂的变化，马汉仍然不同意任何限制海军军备的提议。在会议召开之前，他就说服罗斯福不在会议上提出任何关于限制海军的问题，因为那样将会对美国极为不利。

为了获得美国国内对海权的广泛支持，马汉竭力证明美国正处在危险当中。他认为过去有利的环境已经结束，美国即将步入激烈的竞争当中。1890年，他还写了另外一本著作《美国向外看》，在书中提到，横穿中美洲巴拿马的运河即将建成，届时欧洲大国的注意力将转向加勒比，经过运河形成一条直通远东的通道。这条运河的建成不仅招致欧洲列强将战舰驶入美国东海岸，并且将在美国势力范围的加勒比地区寻找基地，这种情况下会使美国西海岸很容易受到侵犯。大英帝国或者是德国将很可能在加勒比地区建立燃料补给站以维持其舰队，并且会控制巴拿马运河。显然这样的局势将会置美国于极其不利的境地，因此，马汉主张美国必须在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舞台上首先把自己建设成海洋国家，而作为海洋国家，迫在眉睫的就是建立以战列舰为主力的舰队。

二 海权理论的指导意义

1886年，斯蒂芬·卢斯少将曾对海战学院的学生说：“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蒸汽时代的海战科学，我们相信有一位智者将为这种科学创造理论基石，就像瑞士的约米尼为军事科学所做的贡献一样。”这正是马汉后来所努力的，他的综合性研究及海权理论的提出为美国海军的革新奠定了坚固的理论基石。就像历史学家皮特·卡尔斯滕形容马汉时所说的，“他的杰出在于他正式地系统地综合了他的同事及其那个时代的海军哲学”。

马汉结合自己的时代对历史所进行的分析和对经验的总结，不是单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将浩瀚的历史浓缩成精髓去支持一条海权的道路。在出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时，马汉告诉英国的出版商说：“我特意采用了‘海权’这一术语而非‘海洋的’这个形容词，因为后者过于轻描淡写，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力，而我希望可以引起公众的注意并能够广泛流传开来。”就像马汉所认识到的一样，对一种战略的解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听起来合理，公众才会接受。这就是为什么马汉要著书立说，为什么要故意创造“海权”这一术语以引起公众注意并引导公众的观点。他曾向他的朋友共和党参议员亨利·洛奇坦言：“我的目的就是想用过去的经验去影响将来的观念和政策取向。”

马汉和“海权论”信仰者为美国的繁荣和强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说服了一代美国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举止应该和当时的大国一样。这也是他们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马汉显然是所有海权论者当中将“海权”阐述得最清楚、最深刻的一位，他是“海权论”的鼻祖。他在一系列著作中详细阐述的制海权理论，在世界上引起轰动，也给美国的海军建设、海外扩张及国家的繁荣带来深远的影响。

马汉及其同僚把海军看作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力量和美国未来命运的掌握者，这为海军在未来展开大张旗鼓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对海权的阐释，使美国海军对于自身在新的海洋世界里追逐自己的目标充满自信。他们对海权的定义及其对目标和手段的阐述，简而言之，就是为了向海军人士及公众解释“为什么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海军舰队能做什么”，“怎么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及“在哪里做”。

主动控制海洋的战略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的接受，有其合理性，因为马汉引用大量历史事实来论证：假设美国在一个时间里只有一个敌人，那么对海洋形成控制将是容易的；而拥有两支舰队的海军控制了海洋，能否取得胜利还要看是否集中了优势兵力和正确运用了战术。此外，一套决定性海上战役的理论有着自身的优点，因为这意味着有限的战争时限和范围，以及相对于陆地战争更少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公众比较乐意接受这种让战场远离家园的主张。

可以说，海权理论不仅从历史上总结了基本的海军作战经验和原则，还提供了当时有关国家安全、繁荣问题的最好途径。海权理论对于美国海军建设及海军之后实战产生了相当深刻的积极影响，就像著名海军军官布拉德利·费斯克在海军部工作33年（1870～1903）后所描述的，“战争其实就是一场比赛，作战只是决定比赛结果的一种手段，每一场战争都存在目标以及战争理念的冲突，作战双方都试图赢得有利于自己的战争结果，但我发现更清楚自己战争理念和目标的一方，一般准备更加充分，更容易采取有效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

海权理论提出之时，正处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变革时期，而美国在经济上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已经具备发展成为海权国家的前提条件，迫切需要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为自己寻找战略性的角色地位，这一角色应该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及政治影响力相匹配。海权理论诞生后不久，海军机构官员、海员大量增加，舰队大幅扩建，美国海权战略得到基本定位。海权理念和对外扩张政治的广泛接受，使进攻性海军舰队在国防中一直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改变了海军部对自身作用的定位，也改变了美国人对海洋及其海军的思维方式，给历史转折时期的美国指明了一条适应时代潮流的繁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