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般性行为研究

一 一般性行为发生率和发生频度

性行为发生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人群以及不同研究中均存在较大差异。美国青年风险行为调查（The National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 YRBS）发现，1991～2011年的20年间，美国青少年和成人人口中的性行为发生率从54%逐渐下降到47%，而3个月前的性行为发生率也从38%逐渐下降到34%（YRBS, 2012）。另一项在14 ～94岁美国人口中的调查则发现，超过20%的25～49岁的男性和20～39岁的女性报告过去一年中进行过一般的阴道性交（Herbenick、Reece、Schick、Sanders、Dodge和Fortenberry,2010）。一项针对中国合肥在校大学生的调查显示，12.6%的在校大学生报告有过异性性交经历，其中男性为15.4%，女性为8.6%。（Chi、Yu和Winter,2012）。中国人民大学相关课题组的研究指出，大学生总体的性交发生率，从1991年北京的10.7%到1995年北京的9.4%再到1997年全国的10.1%，基本持平；到2001年上升为16.9%；过了5年到2006年上升到32.0%，形成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其中在2006年，男生的性交发生率是36.6%，女生则是26.8%，男生仍然比女生多出近10个百分点，形成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潘绥铭等，2004b）。

与一般性行为发生率类似，一般性行为发生频度视地区、人种等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例如，美国一家跨国制药公司对韩国、美国、英国、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墨西哥、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士13个国家的34岁以上的12063个男女进行了性行为调查。结果显示，韩国人平均每周性行为的次数为1.04次，在这13个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而性行为最活跃的国家是葡萄牙，平均每周2.05次，其后依次是墨西哥（2.03次）、罗马尼亚（1.96次）、奥地利（1.53次）、比利时（1.44次）、瑞士（1.43次）等国。芬兰（1.21次）和丹麦（1.10次）与韩国水平相当（新浪网，2011）。由杜蕾斯公司发起的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国，31%的受访者每周有两次性生活，而在全球这一数值仅为23%，中国24%的受访者每周有3～4次性生活，全球平均值为19%；其中，84%的广东人每周有两次以上性行为，在所有省市中最高，而在天津，这一比率仅为48%，在所有省市中最低（搜狐网，2012）。

二 性行为发生率及发生频度的影响因素

不同人群中的性行为发生率、发生频度的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一般认为，性行为发生率、发生频度与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压力状况都具有显著关联（刘达临，2005；潘绥铭，2007），但也有一些影响因素与所研究的群体特征紧密相关。例如，Chi等（2012）的研究发现，对男大学生而言，恋爱关系、过去的性教育经历、较低的教育期望、上网时间以及城市环境可能引发较多的性行为发生率；而对女大学生而言，恋爱关系、城市环境可以预测性行为的发生。针对波多黎各11～18岁青少年的调查发现，心理健康失调的男性和女性青少年更易较早地和更频繁地发生性行为，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性行为发生率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Ortiz、Soto-Salgado、Suárez、del Carmen Santos-Ortiz、Tortolero-Luna和Pérez,2011）。而来自中国南京市大学生的一项调查表明，城市生源、高年级、艺术专业、每天上网大于1小时、登录色情网站、看色情影碟、光顾色情场所、赞同婚前性行为是发生性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刘志浩等，2008）。

三 性行为与性福利

通常而言，性行为发生率和发生频度本身就是性福利的主要指标之一，也是性福利的重要影响因素。性行为匮乏、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也就意味着性福利受到损害。例如，有研究发现，接受乳腺癌治疗的荷兰妇女的性行为较少，其主观性福利感受也较低；而当她们完成治疗开始更多地介入性行为中时，她们对主观性福利的评价也更为积极和正面（Kedde、van de Wiel、Chultz和Wijsen,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