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婚姻挤压和大龄未婚男性研究

“婚姻挤压”指的是婚龄人口中的性别失衡程度，在中国，特指婚龄人口中的男性过剩、女性缺失程度（李树茁等，2006a）。由于“梯度婚姻模式”（Gradient Marriage System）的存在，中国历史上就存在男性婚姻挤压，性别失衡使原本就存在的婚姻挤压变得更为严重（刘利鸽等，2009）。那些生活在偏远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的男性总是更易沦为“被婚姻挤压者”。由于普婚制的存在，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地获得婚姻，不能正常结婚的人将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研究发现，中国有90%以上的男同性恋者选择异性婚姻来掩饰他们的性取向（李银河，1998；刘达临等，2005）。因此，相比国外主动选择不婚的人群而言，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的男性群体（本书特指“大龄未婚男性”）大多数是被动不婚的（Yang等，2012a、2012b）。

基于上述界定，目前关于大龄未婚男性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大龄未婚男性的数量测算。韦艳（2005）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使未来的婚姻市场处于男性婚姻拥挤状态。当1980 ～2000年的出生队列步入婚姻市场时，男性过剩人口将在2000万人以上，占该时期出生男性的10%以上。李树茁等（2006b）的研究表明，未来中国婚姻市场上每年有120万名男性过剩人口，占男性总人口的10%～15%；姜全保等（2010）的研究发现，2016 ～2046年的30年时间里，中国婚姻市场上男性和女性的潜在初婚比都在1.15以上，2060年之后保持在1.05 ～1.08的水平。从2000年开始，中国面临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2016 ～2046年平均每年过剩男性为120万～150万人，2060年之后每年在50万人上下。

第二，大龄未婚男性的家庭、婚姻及生活状况。姜全保等（2009）的研究发现，大龄未婚男性在60岁时，丧父的累计概率达到0.8，丧母的累计概率达到0.6；丧父丧母之后被婚姻“挤压”的男性单独生活16年。韦艳等（2011）的研究表明，婚姻市场上性别不平等对贫困男性婚姻困境的影响远比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具有独立于个体内因的社会经济结构性的成因。靳小怡等（2011b）的研究指出，男性婚姻挤压对农村人口婚姻策略的影响初露端倪，明显降低了婚姻质量，城乡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婚姻的正负影响相互交织，男性婚姻挤压对婚姻影响的地区差异逐步加大。刘利鸽等（2012）的研究表明，未婚男性对婚娶有婚史的女性的态度因其在上次婚姻中生育状况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接受有婚史的女性，正成为经济状况差、在初婚市场上处于劣势的男性的婚姻应对策略。

第三，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支持与社会网络。李艳等（2010、2011）的研究发现，婚姻状况显著影响了农村男性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失婚使大龄未婚男性获得的社会支持尤其是情感支持远少于已婚男性；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支持来源也迥异于已婚男性，他们的支持网中有弱关系的可能性低于已婚男性。刘利鸽等（2011）的研究表明，男性自身的特征和资源拥有状况，包括婚前社会网络、个人经济和非经济特征、家庭和社区因素，往往决定着个人的初婚风险水平。男性自身特征和资源拥有状况越差，结婚的可能性越小。吴彩霞等（2012）的研究发现，不同婚姻状况的农村男性和不同地域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资本数量和来源有显著差异，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的社会资本不存在影响，地域因素对被婚姻“挤压”的男性的社会资本也不存在影响。

第四，大龄未婚男性的心理健康状况。韦艳等（2008）的研究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失婚对其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关系和成员的心理压力都造成了负面影响。李艳等（2008）的研究表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面临社区、家庭和个人三个层面的压力，对压力的认知存在年龄差异，并且随着认知的不同，其应对方式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最终导致生理、心理和行为等方面的压力反应。

第五，大龄未婚男性的养老问题。郭秋菊等（2011）的分析发现，婚姻对农村男性养老意愿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已婚男性的家庭意识强于大龄未婚男性，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依靠子女并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养老模式。靳小怡等（2011a、2012a）的研究表明，儿子的婚姻状况与父母经济支持的获得有密切关系；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已经对农村养老产生了重要影响，被婚姻“挤压”的男性成为打算依靠政府救济养老的主要人群；大龄未婚男性给予父母的代际支持较弱，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较低。

第六，大龄未婚男性与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靳小怡等（2009）基于二手文献的研究表明，性别失衡将刺激并加剧既有的人口、社会、经济、健康、文化等一系列风险；在性别失衡背景的宏观社会风险影响下，个体与群体在婚姻、家庭、性和其他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行为失范问题；宏观社会风险与微观行为失范将威胁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靳小怡等（2010、2012b）基于“百村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婚姻挤压现象在农村非常普遍，大多数被调查村庄存在大龄未婚男性群体，西部地区尤为严重。这一群体的存在给其自身、家庭和社区均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成为威胁社区公共安全的重要因素。姜全保等（2011）基于中国历年省级宏观人口经济和犯罪率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的面板回归方法建立人口性别比和犯罪率之间的随机效应模型，发现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对犯罪率的上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人口性别比每提高0.01（正常值为1.06），犯罪率上升3.03%，表明中国的性别失衡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犯罪率的上升，对社会安全构成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