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

以上概述不是为详细介绍两国个别高层领导人现有的观点。相反，本报告的首要目的是希望抓住两国首都高层政治精英的主要相关观点，以期这种不加任何粉饰的说明能够为两国的决策者提供些许价值，只要双方还希望与对方建立建设性关系。

正如上文描述中所强调的，尽管在很多问题上双方具有丰富的交流经验，但中美关系确实存在着大量深层的战略互疑，且呈增长之势。产生互疑的原因不尽相同。在中国方面，这种不信任更多是源自北京的历史教训；而美国方面的不信任，更倾向于是因为华盛顿不确定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将会如何应用其不断强大的实力。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不同的政治体制和价值严重加深了两国与生俱来的对对方国家意图的不信任，同时越来越不能够完全理解是什么塑造了对方国家的态度和行为。

把中国的近代史及其仍在不断发展的国内体系考虑在内，北京深切关注的不仅是美国对华的战略立场，还包括华盛顿对中国的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终意图。相比较而言，尽管目前国内困难重重，但是华盛顿丝毫不担心美国政治体系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它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未来取决于美国如何有效处理国内问题。美国更关心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以及会对美国推进其长期原则和利益的能力造成怎样的影响。

总之，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加深的战略互疑有三个基本来源。

第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以来，两个政体之间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在美国看来，中国的非民主政治、侵犯人权和不透明，使这个政府不值得信赖；尽管中国在1978年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和社会生活在此之后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领导层则认为，美国对中国一贯抱有敌意，因为它图谋削弱北京自身的权威和合法性。因此，北京很难相信美国人在表达他们希望看到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国时，是带有诚意的。

这种不信任的根源已经被两国的一些机构和团体进一步深化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两国的国内安全和国防建设，包括它们的情报机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中美关系不友好的假设下开展工作的，因此，它们的工作进而会增加对彼此的怀疑。对于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很多人来说，对另一个国家的战略不信任是显而易见，且有正当理由的。此外，美国媒体经常刊登关于贬损中国和中美关系的报道。而近年来，中国的媒体也发现，关于美国的一些耸人听闻的负面故事和评论对国内民众极具吸引力。综合以上因素，这些机构和团体的行为推动了两国各自在国内建立了一种政治正确性。有了这种政治正确性，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互信变得越来越难。

第二个战略互疑的广泛来源是，对对方国家的决策过程、政府与其他实体的关系理解和鉴别不够。每一方都倾向于认为对方的行动更具有战略目的，是精心设计的，而且内部协调比实际情况要好。例如，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在美国的投资，通常被怀疑是中国领导层实施的“大战略”的一部分。然而，在现实中，这些企业的决定大多是受商业利益驱动、自行制定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彼此不相关。对美国政客而言，中国共产党的职能和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是未解之谜。对中国来说，在中国经营或者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私人基金会和教会通常被视为都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且是由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赞助的。尽管美方否认这种联系，但是这种否认并不能改变中国政治精英的看法。因此，美国政府经常被认为要对那些损害中国利益的美国公民和非官方团体的行为负责。

第三个战略互疑的总根源，是公认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在最近几年之前，还不存在太多关于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并且可能成为全球霸主的讨论。今天，这种预期变得很“真实”，并在两国中广泛传播，尽管北京和华盛顿对此态度截然不同。

中国将在可预见的将来代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政治经济体，美国对此表示担心，而中国则对此表示乐观，这种状况具有深刻的政策寓意。美国的担心可能导致它将更加怀疑中国已经有“打败”美国的雄心；中国的乐观很容易变成一种担忧，即美国将尽其所能阻止中国向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迈进。

可以确定的是，华盛顿和北京的领导人在评估两国各自在世界中以及与对方相比较而言的实力和地位的时候，要比两国大多数公民和评论家拥有更多消息来源，更加老练。但是，两国社会中危言耸听的民族主义倾向通常以零和思维方式呈现，从而限定了华盛顿和北京高层领导人的政策选择范围。

总之，上面提到的战略互疑的第一个来源，突出了在美国和中国存在的结构性和深层次因素，这些因素不会出现重大变化。因此，对华盛顿和北京而言，更加实际的做法是着力于战略互疑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来源，增进彼此对对方国家国内形势的认识，同时共同努力实现双边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更有效的国际合作。

在这一过程中，很重要的前提是，要清楚地认识到，北京似乎比华盛顿更接受战略互疑这一判断，这一反差可能反映了中国对西方霸权统治带来的“百年屈辱史”记忆犹新，并且清楚地认识到相对于美国来说自己的实力地位处于劣势。正如以上论述所阐释的，华盛顿认为，两国建立正常的大国关系既是可取的，也是非常可能实现的（尽管并不是肯定能实现）；但是北京认为，这种关系虽然可取，但不太可能成为现实。中国对与美国发展长期正常大国关系的可行性越是充满疑虑，反过来就越容易让华盛顿官员对中国本身的意图感到担心。

除了以上讨论的实质性问题之外，两国在风格和实践上的不同也为建立战略互信增加了难度。例如，美国人普遍认为，信任应该建立在共同携手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并且以此来界定。在双边关系中，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在把中美关系定义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之前，应该表现出更多的意愿，采取更主动的行动，合作解决诸如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知识产权、气候变化等问题。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人倾向于认为，应该首先明确界定个人、机构或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双方至少应该先做出正式承诺，之后才可以更好地相互交往，相互配合。因此，中国的官员和外交官煞费苦心地说服他们的美国同行，要他们预先接受自己挑选的用以定义两国正在努力实现的国家关系的表达方式。

另一种文化差异的表现是，美国人欣赏在讨论困难问题时表现出的直率和诚实，因此可能会认为中国方面总是对争议采取“搁置”态度是缺乏诚意的表现；中国却可能把美国的“直率”看作不仅是不适当的，而且有时是故意傲慢并且带有侮辱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