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文明在古代世界的位置
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产生国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追溯中国文明的起源，是研究上古史的重大课题之―。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日新月异，马克思主义古史学研究的深入，逐步实现这一任务已经不是荒渺难稽的了。向来认作传说的历史将会显现其真相，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将会是历史的真实而不是一句套语。
当前，人们比较倾向于龙山文化时期进入铜器时代，它的后期已有青铜器的生产，有阶级分化和国家的萌芽，并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相衔接。但是，对于考古遗存所反映的历史现象，夏代是否是阶级社会，夏代甚至商代前期是否是奴隶制国家，史学界的观点歧异是很明显的。在远古的史实还难以确认之时，我们也不妨舍远求近，首先充分认识我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形态，并以此为基点，比较古代世界同一阶段的历史状况；进而比较彼此青铜时代的前行历史阶段的发展序列，这样也许对认识我国文明起源的历程明朗一些。本文想作这样的尝试。因为，商代是青铜文化的发展时期，这看法现在比较一致，可以作为一个出发点，来研究这个文明在中国和世界古代历史上所应占有的位置。
一
考古学的商文明发现史，已历半个世纪。其发源地都在我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中州——河南省。起先在安阳殷墟，接着在郑州，新近在偃师，一步接一步地打开商王朝后期——中期——早期的都城、宫殿的重重大门，逐渐窥见其金马玉堂“室家之好”。
当初，在安阳小屯出现商代甲骨文和零星所得青铜器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这就是商朝后期的都城；当学者们考证这里就是古籍所记盘庚迁殷的殷墟而展开科学发掘时，成片的王陵区、成群的宫室、成百上千的古色斑斓的青铜、玉石、骨角、陶贝等器物破土而出的时候，人们叹为观止，但对这种盛况的前史则一无所知。新中国的考古学者勇于进取，又在郑州发现了早于殷墟的青铜文化——二里岗期。这里青铜器不比殷墟的繁复，然而却代表了另一个时代——商代中期。器物的形制、纹饰、铭文都显得朴素单调一些，却正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更重要的是进而探出一座周长近七千米的墙垣，占地面积二十多平方公里的古城，以及古城四郊青铜、陶器、骨器生产作坊和城内宫室基址、更多厚重的也较精美的青铜器相继出现，就使人们对商代青铜文明的历史过程开始有一个纵深的透视感。
与此同时，新中国许多省区，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发掘出商代的遗址和青铜器遗存，展示出商文明所拥有的辽阔地域，也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当学术界争论郑州商城是成汤亳都还是仲丁隞都的时候，一座早期的规模几乎同郑州商城相埒的商都，又在偃师尸乡沟出现了，这里正是古书记载汤都西亳的地点，其时代又比郑州商城为早，它的紧邻二里头遗址，多年前就出土过早于二里岗的青铜器。这样，就把商代早、中、晚期都城及其青铜文化发展序列，基本上连成一线了。
下面，我们简述一下商文明的基本内涵。
这时青铜冶铸业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和技术程度。商代后期有一万平方米面积的作坊遗址，有特制坩埚、“将军盔”式和直径达八十厘米的炼炉；能制造各式各样的容器，创造多种合范、浇铸法甚而有可能有槽注法，分别三足器、圜底器等不同的用范和器件配置、两次浇铸、使用卡范支钉、花纹凸出法；使用地纹和浮雕的三叠纹饰，铸出较长的铭文；能铸造八百多公斤重的铜鼎，具有充足的材料，严密的内部分工和组织指挥系统；能达到“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理想的青铜合金比例；青铜器类达数十种，其数量在殷墟出土总计达万件以上，一个王妃墓随葬青铜器四百多件。当时人们认识和掌握了多种金属性能及冶炼方法，如鎏金术，铸造铝器、金器；利用锻铁铸为兵器刃口，利用半生铁矿铸入青铜兵器中，成为后世铁器生产的先兆。
由冶铸业所得的高温和金属工具等条件，创造了原始瓷器，刻纹白陶，晶莹剔透的各色玉雕、石塑、牙雕、骨角等工艺品，奠定了后世这类传统工艺的基础，有的也是“不可企及的范本”。
建筑业方面，建立巨大的城垣，有分层夯筑、分段版筑和主墙与护城坡配合等技术，能构建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四坡出檐、周围廊庑的宫殿，内有支撑较大跨度的设施，有成套组合的宫室群，上有石子路面，下有排水设备，房屋坐向接近磁针方向，可能有最早的“水地以悬”求水平面法。从构造精致的马车可知当时已有技巧高超的木工巧匠。
农业已有悠久的历史，农业区域广阔，此时，不仅黄河流域，西至渭水流域，南越长江远达赣江边都存在着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农作物有黍、稷、麦、稻、粟，“五谷”俱已齐备，还有人工培植野稻；农具除了普遍使用木耒和石制锄铲镰铚外，也有青铜铲锸镰镢，而且出现在各地并远至江淮地区；农田有沟洫灌溉系统，能认识水分、日照对作物的作用，形成了植物水分生理学；有兴云致雨，“龟至有雨”等细致频繁观测的气象学；有施肥、薅草等田间管理技术；一年中划分两段农事季节，推知存在着春秋两季播种的农作物。农业收获丰富，王室仓廪设于多处，用黍稷造酒，饮酒之风特盛，“服田力穑”成为人们的谚语，到商末已有“盈巨桥之粟”的粮食储备。保有当时素材的《尚书·洪范》篇论述农业生产与自然界、社会政治的关系，可以说是农学的萌芽。
与农业密切相关的蚕桑业有相当的发展，能种植地桑和树桑，驯化野蚕为家蚕，可能已由踞织机改进为多
或多综式立式机，能织出平纹和提纱起皱的绢帛纨縠等多种精美的织物，奠定了中国特色的传统丝织业的基础，也是古代世界的先进工艺之一。当时人们冠带衣履齐备而讲究，衣着上面绘饰有美丽的纹绣。
在这种物质生产的发展基础上，数学、天文学、历法、医学也相应地发展起来。数学虽缺乏专门记录，从丈量农田规划沟洫、大型土木建筑工程、房屋构造，各种形制的器皿制造及其容积要求，都需要对构件、体积或合金的精密计算和成分比例、方位、水平面的测定等，必然有应用数学、力学、几何等的运用，更不用说文字记载的有规整的十进位和高达几万、十几万数字的表达，等等。天文学方面，有多种星象的记录，能观察到“新星”（现代称变星）的出现；尤其是在公元前十三四世纪有若干次日食、月食的记录，比古代埃及、巴比伦要早四五百年。历法上大致掌握了回归年的长度，已发明置闰以调整朔望月与太阳年的差额，年分春秋两大季，月有大小月之分，十日为旬，干支纪日，日分时段，计算长距离的时日丝毫不爽。甲骨文记载了各种病名，从人体各部位病变到生育临产答疑，“龋齿”的记录比外国要早七百至一千年；用药物治病已是常事，考古发掘了果仁药品的遗存，文献上说“若药不瞑眩，厥疾不寥”；考古发现了医用砭镰，古文字也有针灸疗法的象形字。据研究，此时可能还有病理学分科。
在商代出现了早期文化艺术的高涨。成熟进步的文字是商文明的一项突出成就。甲骨文字具有完整精密的体系，在十余万件占卜甲骨上，总数达到将近五千个单字，完全具有记录语言的能力，奠定了汉语词汇、语法结构的规范；文字构造方法所谓“六书”均已齐备，还有新的方法有待总结。象形、象意、指事、会意的表意字和形声、假借的衍声文字的大量存在，已经摆脱了纯形意文字的束缚，进入了把部分文字作为符号记录语言的阶段。甲骨卜辞有长达一百五十字一篇的纪事文字，证实了“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初步出现了文学形式，有排偶句、韵语、文献上出现长篇的记叙文字甚至说理文章，以及丰富的格言、成语、韵文、诗歌等。商代的造型艺术和绘画也是古代世界艺术中的瑰宝。
商代有学校教育，有“大学”的设置，贞人、巫师、军官、乐师任教师，甲骨文中有学生习字的手迹。当时乐舞有多种乐章，有多种乐器，成套的铜饶，已有音程关系的组合和音调系统以及固定的音高概念，奠定了古代中国此后长期运用的十二律体系的乐理基础。
这些就是商文明的主要内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充分的发展，“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基于社会进一步的分工，也造成社会的严重的阶级分化，尖锐的阶级对立。恩格斯说：这样发展的生产力和科学艺术，“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1]。这正是商文明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
二
把商文明同古代世界的几种青铜文明加以比较，可以看清她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朝和印度河的哈巴拉文化时期为青铜时代的繁盛期，虽然时间比商代要早一个历史阶段，但待到与商代同时，她们却已衰落；古埃及青铜文明全盛时代在新王国，爱琴文明的繁荣阶段在米诺斯——迈锡尼文化时代，她们都与商文明的时间相当。我们可以把这些姊妹文明和商文明加以比较。
先看青铜冶铸等手工业方面。两河流域的青铜生产技术与商代相当，工艺处于同一水平，而各类手工业比较全面，尤其是民间的手工业分工比商代发达。印度河文明的青铜工具的使用比较普遍。埃及新王国青铜生产比商代为高，能用多个熔炉同时生产，有脚踏风箱，能铸造大的青铜门，工艺上采用了蜡铸法；能制成着色玻璃；造船术很发达；金银丝镶嵌法、釉陶与商代相等。爱琴文明青铜器的制作精细可与商代媲美。而整个来看，商代青铜器皿的铸造工艺技巧的精湛则是独树一帜的。
再看农业经济，古巴比伦、埃及、印度河的谷物均以大、小麦为主，古巴比伦则有粟和豆类作物，印度河与两河流域种植椰枣树，前者植棉最早，但稻米还不能确定为人工培植者，爱琴文明种植橄榄林等技术作物比较突出。商代的谷类作物都比他们齐全，人工培植稻作已经出现，蚕丝业在诸种文明中首屈一指。但其他经济作物则缺乏记录。农具的质料，各文明地区俱为木石兼青铜，有的使用青铜农具稍为普遍；他们俱有犁耕，古埃及最早，爱琴地区较晚，商代的犁耕问题虽在探讨之中而可能性甚大。水利灌溉的工程和工具，在两河、尼罗河流域都很早发展起来，其他文明地区均缺乏记载，商代农田沟洫系统已见完备，甲骨文显示了治河的迹象。而商文明农业经济区域的辽阔则为其他文明所不及。尤其在黄河中下游的农业中心地区，农业地点更为密集。
城市及建筑方面，古埃及的神庙、金字塔和两河流域的神庙、王宫建筑可称宏伟，米诺斯王宫精美而复杂，印度河的摩亨佐·达罗和哈巴拉两座古城的建设最称完备和进步。商代的古城与宫室，时间稍后、用材、结构、设施等方面较之为差，而古城面积之大却为其他文明所望尘莫及，王陵随葬财物的丰富亦称突出。商代城市与商品贸易尚无密切关系；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国外贸易最为发达，私人商业较少，但对社会经济有深刻影响。商代还是“工商食官”制度，商品交换活动主要出现在政府和某些共同体之间，但考古发掘的物产有非本地所出者，应当不完全是掠夺所得，当是由于交换而来。
在科学技术文化方面，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天文学走在几个文明的前头，如天体图、五大行星、黄道十二宫等，可是日月食的记录远在商代的后面。他们的数学也比较先进。艺术方面商代的造型艺术、漆绘等领先，镶嵌工艺也与埃及新王朝并驾齐驱。这时都出现绘画美术，商代与爱琴地区都有壁画。所有艺术的题材，东方多为宗教神话，西方多为自然风俗。文字在这个时代都处于表意和衍声阶段，商代的文字是当时最完善的、自成体系的记录语言的工具。
通过上述扼要对比，可见商代和古代世界同一时期的几个文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她们之间在各种社会文化领域里互有高低，各具特点，可说是体现了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总规律、总趋势。
这里，应该说到的是：商文明所特具的几个明显的优异之点。
第一，尽管地域辽阔，商代的青铜文化却创造出全国统一性和地方特殊性相结合的整体的文化类型。
商王朝前后期都邑所在的今豫北地区固然是青铜文化的中心。最早的青铜礼器在偃师地区出现，从郑州商城内杜岭大方鼎、南关外成批的窖藏重器到安阳殷墟出土的牛鼎、鹿鼎、司母戊大鼎等大型礼器，直至殷墟五号墓一次出土大量精美青铜器，代表了青铜文化的发展形态。而这个中心也不是孤立的，商王朝疆域内的四面八方也同时兴起着青铜器的生产和青铜文化的传播，同样出现瑰丽多姿的青铜珍品。诸如造型艺术，十分精美的典型器物出现在安徽、湖南、山西等地，山东苏埠屯一号大墓出土60多件成套青铜容器和兵器，其中两件大型透雕人面形的铜钺，堂皇典丽为王陵中所未见；湖南宁乡出土100多公斤重的大铜铙，洞庭湖地区广泛出现动物形制的尊、卣，生动多姿；远至西部的四川成都地区，也有商墓出土成批的青铜兵器，且与郑州二里岗期一致；在西北，陕西关中一带都出现与殷墟同样形制纹饰的青铜酒器和兵器、工具；在黄河两岸相对的秦晋地区普遍出土的青铜器，均属殷墟时期而又具有西北游牧民族的特色；在北方，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竟出土商代前期的弦纹大铜甗，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件；而在辽宁喀左多次出土窖藏青铜器，更不必说近在内地的湖北盘龙城、河北藁城、北京平谷等著名遗址和墓葬所出的了。
这些青铜器都并非内地所传出，绝大部分乃系各地区所生产，仅就目前所发现的冶铸遗迹的地点有：山东济南大辛庄、泗水尹家城，江苏铜山丘湾，河南柘城孟庄，湖北盘龙城，江西吴城，湖南石门皂市和宁乡黄材，陕西西安老牛坡和周原，内蒙古赤峰市等。而各地所出铸有族徽铭文的器物上，都显示这些器物为各该族自己所制造；一些还未在中心地区出现的器物如镶嵌铁刃或渗有铁质的铜钺等，亦当为各该地方自产。这些出土青铜器的地方也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点。它们的器物自成一种风格，又具一般商文化特征。如江西鄱阳湖地区，湖南洞庭湖地区，山西西半部等，正如考古学者指出的：“它们的文化面貌尽管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地方特点……但在很多主要的方面和殷商文化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这就表明殷商文化的分布已经远远超出了原先的想象，它不仅存在于黄河中下游，而且发展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可以认为一个由殷帝国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已经在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确立，这种情况既是前所未有的，也为以后的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的文化统一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就目前出现商文化青铜器最远地点说，四至之处截长补短，则所拥有的实际面积不下二百万平方公里，这是古代世界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比拟的。《诗经·商颂》诸篇所称商王朝“奄有九有”，“肇域彼四海”，今天可知并非虚夸之词。
第二，商文明的延续性也是举世仅见的。商王朝之前前后后，有过征服战争和政权更替；在它统治的六百年中，军事冲突也很频繁；史载王朝倾覆的牧野之战，打得“血流漂杵”。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些事件都是发生在已形成为华夏民族作主体的范围内，不是外来野蛮民族的进犯和征服，没有全局性的破坏行动，因而没有发生过文明中断或长期停滞的现象，从而保持了青铜文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至今在考古文化中，夏之与商、商之与周，其间的文化面貌的区别，往往难以弄清，这是历史继承性的明显例证。
反观古代世界诸种文明，情况则大有不同。爱琴世界米诺斯文化被迈锡尼文化所代替，克里特王都被毁灭，几乎靡有孑遗；而多立亚人入侵，这两种文化一同濒于消亡。荷马时代对他们已经陌生了，只靠用口头诗歌来作一些片断的追忆了。当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繁荣几个世纪的哈巴拉文化也几乎荡然无存。至于古代埃及的各王国时期之间，都横隔着相当长的“中间期”，海克索斯人的入侵，破坏性更大。古巴比伦王国末期的加喜特族的入侵、赫梯人的进攻，王都毁灭，几个世纪内社会处于衰微和停滞状态。这些历史状况在王朝的更替中都没有出现过。所以华夏民族文化一直世泽绵延，周王朝取代商朝之后，青铜文化一脉相承而发展，出现“郁郁乎文哉”的局面。
第三，古文字的进步性及其使用时间之长和空间之广，是商文明较同期世界诸文明的又一优异之点。
在公元前二千年之中，各文明古国都使用象形表意并衍声的文字，在这个时代的末期都先后转入音节文字，再晚一些才发明字母文字。字母文字无疑是最先进好用的，但这一大进化的原因之一却是各国的象形表意文字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用形意表音极多困难，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楔形文字是用图画式的符号来象形表意，中间经过复杂化，又到简化、公式化等周折，与原形很不一致，成了符号，仅作表示事物的声音，后来用它们作拼合音节的成分。由于图画符号表现力不强，一形多义，必须在音节上外加所谓“确定词”的符号，没有一致的体例，不易掌握。后来被波斯人改造为字母文字。古代遗留下来的泥板文书，到近代才逐渐加以研读。埃及象形文字接近于古代汉字，有些象征手法也相似。但是表意的准确性差，象形文很原始，形成铭文时只好用集合体的文字画来表达，构成了一些难解的画谜。其中较为发展的象形字又作辅音符号，以为注音或指示符号之用。以致形成两套符号，除象形（意）符号之外，还有一套缀音符号，也是缺乏完整的体系，不便于认读，后来被用作腓尼基字母的基础。过了两个多世纪，再没有人认识这种象形文字了。印度河流域当时还是图画文字开始向象形文字过渡，至今还不能判断它究竟是表意还是表音的符号。雅利安人进入后，亦随着这个文化时代结束而被弃置。爱琴文明的文字与印度相当，由图画文字演变为象形文字，后期出现的线形文字A和B，也还是和一些图画、表意符号、数字符号杂在一起。多利亚人入侵后已不再使用，后来代之以腓尼基字母文字。
上述诸种古文字寿命不长，主要原因是表意手段粗糙，衍声缺乏善法。只有商代的甲骨文字，超越它们之上。甲骨文字从象形、表意到衍声，方法完备，自成体系。有纯粹象形、变体象形，一般象意、复体象意、烘托象意，有顺文会意、重文会意，有类名区别形声字、象意声化、象形声化、加义声化，有以抽象符号指事、附划因声指事，有转注法造成分别字，有进一步纯粹假借字，采用更直接的衍声方法。真是千变万化而又不离其宗。她从华夏土壤上生长起来，不掺杂任何外来因素；她在商文明拥有的辽阔土地上统一使用，甲骨文前身的陶文，从河北藁城到江西吴城都是一个体系；她又直接为西周金文所继承发展，沿用数千年而不衰，表现了顽强的生机；以后，汉字记录了三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史，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被书写成多种不同的姿态风格，形成中国一门特有的艺术，等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所不能相与匹敌的。她之所以能在这个文明时代出现这样完善形态，也是和当时人们思维能力的发展，观察事物的细致，表现方法的精巧分不开的。当然，也正因为这种完善形态，又制约着自身的改造，没有能变为字母文字；随着语言词汇的发展，单字由数千孽乳到数万，使人们不易认读和书写。千秋“功罪”，都是可以评说的。
至此，我们大致了解了商文明在各姊妹文明队列中所处的位置，对商文明也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简言之，商文明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诸领域内，同各文明时代共臻于青铜文化的繁盛期。在某些方面互有高低，各有特点。商文明在天文历数、犁耕和金属农具、农业经济作物、国外贸易、自然风俗的艺术题材等方面，或因缺乏确切记载，而较古代埃及和古巴比伦为弱。但是，她以精致的青铜工艺、多种冶金技术、辽阔的农业区域、齐全的谷类作物、高级的丝织业和进步的文字，最广大地区的统一的青铜文化等优异成就，在当时世界的东方闪耀着绚丽的光辉。
三
以上述论证为基础，对照各文明发展史，我们不妨来探索中国铜器起源——青铜时代——冶铁起源这一生产力发展的序列问题。
当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公元前3000年代晚期，中原的典型龙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等遗址都出现过黄铜器、红铜器和青铜器，当时有冷煅也有冶铸，开始了制铜史。人们也进一步看到，公元前四千年代晚期的仰韶文化的马家窑类型遗址已经存在青铜器，半坡遗址出现了红铜，临潼姜寨遗址出现了以铜锌共生矿冶炼的黄铜，即铜器时代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千年前的时代。也有人认为青铜的起源可以早到距今6000年前。
其他古国文明的青铜发展史，可以作为参照。两河流域在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期的乌鲁克文化时期已有冶铜的生产，到公元前3000年代晚期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进入青铜时代，到公元前2000年代早、中期古巴比伦时期，青铜文明处于繁盛阶段。古埃及在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开始了铜器的冶铸，中经古王国，到公元前3000年代晚期的中王国进入青铜时代，到公元前2000年代后期青铜文明臻于全盛。印度河和爱琴诸文明地区，均在公元前3000年代中叶开始至公元前3000年代晚期和2000年代初叶进入青铜时代。
中国的青铜文化繁盛时期既然同上述诸文明的时间相当，那么她开始铜器生产和进入青铜时代也应相近，即是说在公元前4000年代中、后期开始铜器生产，公元前3000年代晚期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进入青铜文化繁荣阶段，这也可与上述考古发现相印证。考古学界也不断地提出，商代早期发现的青铜器有的已表现出一定的铸造技术水平，推测在此以前，即是说在夏代已经有了青铜器。应该说进入青铜时代，可以上溯到距今4000年以前。
至于青铜时代转入铁器时代，各文明也都有一个大致相当的时间。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都在公元前8世纪或稍晚，印度在后期吠陀时代的初期，约当公元前9世纪，生产出最初的铁器；爱琴文明地区开始用铁在公元前12至公元前11世纪，到荷马时代铁器的使用才增多起来。只有小亚细亚地区生产和使用铁器较早。中国使用铁器的时代，根据考古发掘，是在春秋时代，约当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与上述文明地区相比，是偏晚的。[3]用铁的开始和进入铁器时代，其间要经历很长的时间，两河流域和古代埃及都在公元前3000年代以前出现了利用陨铁制器和铁工具，商代在公元前2000年代后期亦使用铁刃兵器，可是他们都要到1000或2000年以后才进入铁器时代，似乎是一个规律。为什么一经发现铁器不能和青铜器一同发展起来，是否可用铁矿和最初铁器效能的局限性来解释，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原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
[1]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1页。
[2]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第244页。
[3] 现在已可确认在西周晚期，中国已经出现人工冶铁的技术，即河南三门峡上村岭2001号大墓所出一件铜柄铁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