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七子”探实
〔加拿大〕白润德 著 孙学堂 译
【内容提要】 本文简要勾勒了明代正德文学复古集团中活跃人物的相互关系和聚散过程，并强调，在弘治、正德时期的文学复古中并无“（前）七子”的称号，其热心参与者不限于这七个人，他们也没有明确的文学口号。文学史上关于这个七人集团的成员、口号等“共识”都来自康海、王九思等几个陕西作家的几篇文章，而这些文章都作于复古思潮回落之后的若干年，与历史的真相相比有所侧重而不够真实。
【关键词】 七子 共识 口号 关系 陕西
与明代的另一现象“资本主义萌芽”相似，“前七子”——由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所组成的文人群体——主要也是由后来文人所认定的事实。很多人都知道何景明，知道他属于一个叫“前七子”的群体，其领袖是李梦阳，其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就如其他许多人所共知的事情一样，这些知识虽不十分离谱，却被有意识地严重简化了。与法国的“六人团”或中国自己的“竹林七贤”相似，“前七子”更近乎文化公众有意追逐的幻影，当我们将其纳入仔细研究的视线之下时，会发现它失去了清晰的轮廓和统一的属性。本文将简要考察何景明和他周围的文学关系，以及“七子”这一称谓在后来文献中的出现。
根据横田俊辉的意见，“七子”之称最初可能相较用于“后七子”的概念。在“前七子”自己的文集，以及同时代人、第一代追随者为他们所作的传记资料中，并未见到“七子”之称。事实是，他们被冠以其他各种各样的群体称号。《皇明献实》和《皇明名臣言行录》关于何景明的小传列出何景明、李梦阳、边贡和徐祯卿为“四杰”。后来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也列了这四个人，说其他三人“附和”李梦阳振起文风的活动（1573）。凌迪知所辑《国朝名世类苑》和李贽的《续藏书》都沿袭了《皇明献实》的说法。《明史·李梦阳传》或许是采纳了何乔远《名山藏》的说法，列了一个“十才子”群体，包含“前七子”中除王廷相之外的六人，外加顾璘、郑善夫、陈沂和朱应登。横田俊辉强调1507～1511年间七人诗文中提到的几个群体的重要性，而这些群体仅仅包括七人中的少数。
何景明的“六子”组诗，包括李梦阳、边贡、康海和王九思，另外还有何瑭和王尚
。这与传统所谓的“前七子”列表是最接近的，但没有他的好友王廷相和与他过从不多的徐祯卿。
李梦阳的“九子”组诗，包括与复古者关系较密的孟洋和戴冠，但没有一个人是“前七子”的成员。当然，李梦阳这组诗的写作对象是朋友，而非文学同好。
王廷相写了一组“四友”诗，四人是李梦阳、何景明、何瑭和盛端明（1470～1550）；他还另有一组诗列了“十八子”，包括孟洋、何瑭、崔铣、王希孟、王尚、田汝耔等，其中只有何景明一人在“前七子”之列。
翻检“前七子”的文集，未发现徐祯卿和康海、王廷相有交往的证据，边贡和康海之间也没有。
徐祯卿在1506年短暂离京之时，李梦阳写了一首长诗细数当时的文学盛况，谈到何景明，一则称赞他是时下最杰出的青年诗人，同时也提到徐祯卿尚未与之谋面。在诗中他还把边贡与何并提。徐缙可能与李、何、徐都熟悉——他并赞何景明和徐祯卿，说他们与李梦阳相“颉颃”。
《四库全书总目》说，和李东阳关系密切的储巏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人“相倡和”。这条材料不但时代较晚，而且也未说清储巏是分别与这些人唱和，抑或是与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群体。
最早全部列出“前七子”成员的资料，是康海为王九思文集写的序：“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复古昔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仪封王子衡，鄠杜王敬夫，吴兴徐昌谷，济南边廷实……而予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关于这篇序文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它写于1532年，与序中所指的时代已相去三十年。这一点决定，它尽管重要，但在细节上不一定准确——或由于人的记忆力常常不那么可靠，或由于写作时的特殊心态导致回顾过去时持着不一样的视角。其二，他提到的“七子”活跃的“弘治时”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段，徐祯卿直到1505年即弘治朝最后一年才通过进士考试，而几乎所有资料都表明，他受到李梦阳的影响是在进士及第之后。
王九思的学生王献在作于1533年的《跋渼陂先生集》也罗列了“前七子”中除王九思之外的其他六人作为当时的杰出作家。在1521年之后到1540年去世前这段时间，康海为他的朋友张治道文集作序，称赞他能继承弘治时期的“五六君子”恢复汉唐文学的传统，所列出的也是李、何、王、边和徐祯卿。在他去世后不久，张治道为他编纂文集并写序，说李、何、徐、康和王九思结成“文社”。更晚一些时候，同样来自陕西的乔世宁在为何景明写的传记中，把何与李梦阳、康海、王九思、边贡并提，说他们“皆好古文辞”，并“与论文语合”。
在相同时代与复古者有关的其他人所作的序文和传记资料中，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他材料，但都不能证实康海和张治道的说法。边贡1532年去世后，李廷相为他作的神道碑把他和李梦阳、何景明并提。后来声名不佳的首辅严嵩，在1534年为孟洋所写的墓志中提到当时人们熟知的一个“十才子”群体，但他只给出了六人的名字：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崔铣、田汝耔和孟洋本人。严嵩提到的“十才子”与《名山藏》所列不同（见前）。1535年杜柟为孟洋文集所作的序列出“七子”中除康海之外的六人，且增加了孙一元（1484～1520）、郑善夫和孟洋作为当时的文坛巨星，但文章并没有说他们持有共同的文学理想。
李开先于1568年去世，他尚在壮年时（1531）受到康海和王九思影响。他在所撰《何大复传》中说何景明时常与李梦阳和边贡为群，有时与崔铣或来自关中、吴下的绅士们并称“弘德七子”。他为王九思写的传记引王的话，列出何景明、王廷相、徐祯卿、边贡和王自己，说李梦阳和康海为他们修改诗文。这里列举出了七子的全部，尽管没说他们七人各自互相交往。
要之，尽管康海的序文很重要并且有“建设性”，但我们还需要探讨许多细节，包括“前七子”以及比他们更多甚至多达十八人的数量，逐一考察他们的关系，包括私人关系和文学关系。是他们共同发起了明代的复古运动。
在这些人中，最早到达北京的是李梦阳，他在1493年通过进士考试，但很快就丁忧还乡，一直到1498年才返回。另外四个可能与复古主义有关的人，王九思、熊卓、顾璘和边贡，都在1496年登进士第。四人中只有王九思的成绩居中等，其他三人都在名单的末尾。两年后李梦阳返回北京时，顾璘（确定）和熊卓（可能）都已到各省任职，而王九思和边贡仍然在朝，可以推测他们与李梦阳的结识始于此时。早在1491年，杨一清就称赞李梦阳的才能，时杨一清在朝任职，且作为李东阳文学圈子里的一员，而李东阳正是1496年进士考试的主考官。更早在李梦阳第一次参加举人考试之前，他还曾与李东阳圈子的另一个人邵宝一起学习。或许是这些关系成为三人（边贡、王九思、李梦阳）结识的机缘。
在1499年的进士中，唯一一个与复古关系密切的是朱应登。李梦阳与南方文学青年的联系或许都是通过他建立的。据李梦阳为朱应登写的墓志，朱及第之后的某一时间被任命到南京任职。尽管在他的文集中找不到很多他和“七子”其他成员交往的痕迹，但显而易见，直到1505年他赴任南京之前一直在北京。李梦阳、边贡和刘麟（1474～1561）为他送行，李梦阳为他们的送别诗集写了一篇序，在序中规劝朱应登超六朝诗风而上之。
当然，此时距朱应登中进士已过了六年，传统的看法认为认定七子派在这一年成立最近情实。何景明、王廷相和康海都在1502年中进士。何景明与李梦阳的密切关系由此时开始是清楚的，而王廷相是否加入则不很确定。他和何景明关系密切，也在诗文中几次提到李梦阳，并曾为李、何文集作序，但李梦阳的诗文中并未提到过他。
康海的情况比较清楚。张治道告诉我们，他拒绝了李东阳，“乃与鄠杜王敬夫、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吴下徐昌谷为文社”。但具体时间同样难于推断。康海在1503年返回家乡陕西，直到1505年夏才回到北京，而何景明1502年及第之后回乡，1503年返京，1505年春就出使云南了，可知二人的交往时间一定很短。
在同一个群体中同时出现何景明和徐祯卿，在时间上应该是错误的。当然，这一时期徐祯卿在何处还难于确考。一般认为他在1505年才遇到李梦阳。但我们知道，徐祯卿1501年就通过了举人考试，他有可能进京参加了1502年的进士考试而未考中。李梦阳写给他的一首诗《赠徐祯卿》很可能作于1502年，诗中直署徐祯卿之名，显示当时徐祯卿并未获得朝廷的官职。诗里写到徐将离京赴“江湘”，而在徐1505年进士及第之后，似乎没有这样的行程。更重要的是，诗的基调明显显示徐祯卿刚刚经历了某种挫折，而考试失败似乎是比较合理的解释。这样看来，徐祯卿可能在1502年进士考试前后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并与李、何及其他人有过短暂的接触。
徐祯卿的特殊性还在于他来自公认的南方地区的文化艺术中心苏州，更重要的是，他在当地已经成了重要的文学人物，他到北京之前，尽管非常年轻，却已成为文徵明、唐寅等文苑领袖的密友。他已经写出了一部视野开阔的文学批评论著：流传至今的《谈艺录》。然而到达北京后，或许通过朱应登和顾璘的介绍，他很快接受了李梦阳的影响。他起初给李梦阳写信，建议他们相互唱和，就像晚唐皮日休和陆龟蒙一样。李梦阳的反应是提出了更高的目标，继而要求徐祯卿洗脱南方人普遍的六朝习气，转向汉魏盛唐。这样的转变是不容易的。李梦阳责备徐在他的新作中还保留着旧有风格。这样的风格转变为徐祯卿诗集的编纂带来了难度。但这一转变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尽管徐祯卿短暂的余生差不多在北京度过，尽管其苏州的故人嘲笑他转向北方的朴野文风，他的转变在苏州还是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下文将要谈到的顾璘和黄省曾一起，他们的影响将在下一代南方文人中显现，并导致了16世纪中期王世贞与“后七子”——大都是南方人——的出现。
无论如何，在1502～1505年间，徐祯卿之外的其他六人都到过北京，但并非一直在那里。李梦阳时常因到各省出使而短暂离开；何景明进士及第后回乡待了多半年；康海大部分时间都在陕西。1505年，又有新的进士加入进来。不但包括徐祯卿，而且还有殷云霄、孟洋、郑善夫、田汝耔、崔铣。田汝耔和崔铣与复古派的关系不在创作，而是因为他们与复古派中的某些人有亲密的私人关系。特别是崔铣，我们发现他是复古群体的一位很重要的记录者，他为同时代的许多人写了纪念性文章。殷云霄和郑善夫在及第后不到一年就离开了北京。郑善夫1505年回乡守制，殷云霄在后续的几年中回乡学习、写作，都不再与其他人保持更多联系。但是殷云霄显然受到了李梦阳观念的强烈影响，并一直坚持；而郑善夫则成了何景明的好友和仰慕者。
1505年标志着复古圈子在北京活动的高峰，因为一般所说的这七个人聚齐之后，他们的离析也就开始了。在这一年进士考试结束之后的几周内，在位十八年、在明代皇帝中算是较开明的孝宗突然去世，他的废物儿子武宗即位。这一事件的一个意外结果是何景明出使云南，这使他离开京师近一年之久。到1506年底，刘瑾掌权，京师的局势发生转变。王阳明遭到廷杖后被放逐，李梦阳周围的文学青年或辞职，或到远方任职。在1507年年中，何景明和孟洋都离开了北京，何到家乡养病，孟到省中任职。李梦阳已经被罢免了职务，回到了开封——更坏的事情还在不久的将来等他。1508年，王廷相被谪亳州，在那里遇到年轻的薛惠。薛的出色天赋给他深刻的印象，他预言有朝一日薛将绍继李、何之地位。1509年边贡到省中任职，只剩下康海和王九思，而随着1510年刘瑾的倒台，他们也谢职还乡了。徐祯卿在1511年四月去世，仅仅三十多岁。
结果是何景明1511年年末回到北京的时候，那里的复古派成员已经很少。他成了“七子”中唯一留在北京的人。不久后王廷相从山西回京，但只待到1514年便被贬为赣榆县丞。在这段时间里，他跟何景明的关系似乎很密切，且在王廷相离开后，两人还保持着通信。可是，他们共同关心的主要问题似不在诗。何景明在京的绝大部分时间接触的人，崔铣、陆深、何瑭、吕柟等，都不是复古文学运动的参与者。王廷相的位置被他在亳州发现的富有天赋的薛惠取代。薛在1514年进士及第，但我们知道在上一年的年末他已经和何景明一起在北京了。中进士后他离开了北京，1516年返回，直到1519年，他和包括何景明以前的学生孙继芳在内的许多人一起谏阻武宗南巡而被廷杖、解职。在京的这段时间，他与何景明过从甚密，但他似乎从未与李梦阳有过私人会晤，他在诗学趣味上抑李扬何的倾向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无法知道何景明和薛惠谈论些什么，但他们现存的作品不能表明他们关注的焦点在文学复古。
实际上，可以说明代复古思潮的第三阶段大致始于此时。在令人兴奋的弘治后期、多灾多难的武宗时期之后，1520年代的复古运动呈现出高潮过后的秋天或中年的感觉。这时人们写了许多纪念性文章，为收集起来的文集作序，年轻人到开封拜访李梦阳或给他写信，表达对这位宗派领袖的尊敬——1521年，李梦阳已届“不惑”。徐祯卿的诗集在1520年刊行，王阳明为之作序。殷云霄1516年去世，我们看到的他的文集序作于多年之后的1549年。曾在1518年拜访李梦阳、有时也被视为复古派羽翼的张含，他的文集序由陈沂写成于1520年。另一位南方人周祚大约在1522年写信给李梦阳，表达对梦阳的仰慕和对其诗歌的赞赏，李梦阳在回信中尖锐批评了何景明在与他书信往来中表现出来的倾向，征引了何景明的话，但没有指名道姓。何景明文集的“雍本”和“申本”也编辑于1520年。
这一时期随着李梦阳在1530年去世而终结。他退居开封生活了十五年，写诗，偶尔接受像周祚、黄省曾等文学青年的敬仰。他退休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与一群居于开封的徽州富商保持广泛联系。他成为这些人的文学顾问，为其中一些人的文集写序，为自己的文学主张提出重要补充。有些人认为他的文学观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转变——他在1524年为自己的文集作序时表达了对自己诗歌的不满，称其“非真”。显然他是以民歌为“真”，而自己的诗作过于“工于词”。实际上，这篇序虽然作于后期，记录的却是他多年前的谈话。事实证明这不是他生命后期的新思想，而毋宁说是对于他终生信奉的文学必须抒“情”（emotion）这一主张的坚持。几位中国当代学者没有注意到谈话的年代，从而在阐释李梦阳的文学观时出了错。
实际上，晚年的李梦阳不必对复古失望。尽管他们中最杰出的诗人徐祯卿、何景明和李梦阳自己在1530年都已去世，边贡也卒于1532年，但他们的作品却均已付梓。更重要的是，他们中活下来的人和他们的追随者继承了他们的文学理想。其中两位南方诗人需要特别提及，他们是顾璘和黄省曾。
顾璘与熊卓、边贡、王九思同在1496年中进士，其一生主要的时间在南京任职，曾经在1510～1513年间在开封任知府，1511年回过北京，与李梦阳等人一起写诗。李梦阳为这些诗写的跋回忆了1507年之前在北京与他关系密切的诗人，强调了顾璘为首的南方诗人的重要性。任职开封之后，顾璘被谪全州，一直到1516年，他与何景明的妹夫孟洋交往甚密。回到南京后，顾璘成为文学领域的知名人士。他在1536年撰写《国宝新编》，表达了对李、何及徐祯卿、郑善夫和朱应登等人的敬意。顾璘、边贡在南京多年，毫无疑问有助于古典主义的“存活”，有助于将复古的兴趣传向下一代南方诗人。
黄省曾是后期诗人的一个典型。这一时期的某些时候他也在南京，后来成为王阳明的门人。在何景明文集编纂时，他曾向戴冠提出细致的建议。但更主要的，他是李梦阳的仰慕者。在1528年他给李写信，表达了在李、何论争问题上对李的支持。他还刊行了李梦阳的文集。虽然并不是杰出的诗人，但他是热心的出版家和文学爱好者。他似乎有着充当他人弟子的爱好，在1523～1526年间随王阳明学习，之后又有一段时间追随湛若水。他的出版活动与复古主义者所追求的保存和复兴古代文明的意图高度一致。他还刊印过一些手稿形式的唐宋诗学著作，尽管其中部分作品真伪还难于确定。黄省曾最终成为南方文学圈最受尊敬的一员，这使得他对李梦阳诗歌与诗学的推崇在那里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
最后，剩下康海和王九思在陕西，在参加京师文学活动之后的多年，还留存着他们当年的回忆。实际上简锦松曾提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康海和王九思之所以明确提出一个“七子”的阵营，乃是出于一个清醒的意图：抵制顾璘和其他人把复古诗学的中心确定在南方。从以上论述我们已经得知“七子”的说法由他们敲定，下面我们把话题转向关于明中期文学复古主义的另一“共识”，我们发现，它最早的记载也是出现在陕西。
我要谈到的当然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一口号。这种表述在李梦阳和何景明的文集中都是找不到的，虽然这样的趣味的确存在，并且其倾向之激烈也相差不远。我们能找到的最早表达这一严格主张的文献见于王九思为张治道写的《太微后集序》，他说：“呜呼，文岂易为哉！今之论者文必曰先秦两汉，诗必曰汉魏盛唐，斯固然矣，然学力或欠，模放（仿）太甚，未能自成一家之言，则亦奚取于斯也？”尽管文中没确指李梦阳之名，但看起来他最有可能是文中所引的“今之论文者”。
明代其他人谈到李梦阳，也记录了相近的表述。袁袠在他的《皇明献实》中引李梦阳的话是“文莫如先秦西汉，古诗莫如汉魏，近体诗莫如初盛唐”。李开先在给王九思写的《渼陂王检讨传》中，指出王九思1469年中进士时尚“随例”于李东阳之列，然后加入了李梦阳、康海的阵营，与他们讨论文学，口号是“文非秦汉不以入于目，诗非汉魏不以出诸口，而唐诗间亦仿效之，唐文以下无取焉”。因为李开先曾经与王九思会面，我们可以推断这一表述出自王九思本人。李贽的同时代人王稚登（1535～1612）把李梦阳的话记得更为严格，说“古不汉魏非古也，律不盛唐非律也”。这是我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直接将这一口号归于李梦阳个人的记载。但他言辞简略，似乎由此可知他的预期受众对此非常熟悉。王稚登是王世贞的朋友，他关于复古诗学的原则，一定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世贞的理解。
综上所述，“前七子”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轮廓清晰、观念齐整的群体。关于他们的一般看法来自康海和王九思的几篇文章，而这些文章作于他们离开滋养复古主义的文学和政治土壤而不再活跃的若干年后。他们的看法成为“共识”，是被后来持着特定目标的批评家重新宣扬的结果。同时也需指出，他们的说法并无大错，只是与它应该描述的复杂事实相比，因为有所侧重而不够真实。
译者附记
本文是加拿大学者白润德（Daniel Bryant）的英文专著《伟大的复兴：何景明和他的世界》附录的一节，文章原题为《明“七子”》。白润德，1942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1978年获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指导老师为叶嘉莹和Edwin George Pulleyblank（蒲立本）。后为维多利亚大学人文学院荣休教授、美国东方学会西区（Western Branch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主席，著有《南唐词人冯延巳和李煜》（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何景明丛考》（台北，学生书局，1997）等。《何景明和他的世界》2008年由荷兰BRILL出版社印行（“莱顿汉学书系”之89卷），全书700余页，对何景明其人、其诗及其文学关系的研究精细而深入。
译者2013～2014年在维多利亚大学访问期间受到白润德先生的热情接待，本文即经过白先生本人的仔细核校。得知白先生于2014年9月25日因“特发性肺纤维化”疾病突然去世，已无法见到本译文的刊出，译者十分悲痛，附记于此，聊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