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地缘政治与美国再平衡战略

美国2009年宣布“转向”亚洲，2011年公布亚洲再平衡战略，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和战略部署。这不仅打破了亚太战略均衡，更是给中国的安全环境增添了复杂因素，成为中国在制定对外战略尤其是建设自身安全能力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美国学者对亚洲再平衡战略做过这样的解读：“（美国）再平衡战略意味着调动各种资源和伙伴关系来抵消任何可能的挑战”; “今天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无论是维持优势地位还是抵消挑战，奥巴马总统日前访问亚洲四国、美国防部长哈格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就钓鱼岛和南海问题针对中国咄咄逼人的表态，都表明美国将坚持推行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不惜为此动用各种资源，包括在西太平洋聚集美国60%的海空军战略力量。

当然，也有不少专家包括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中东、欧洲和亚洲是美三大战略投入重点，前两者依然局势错综复杂，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已经演变为“阿拉伯之冬”, “伊斯兰国组织”恐怖势力异军突起，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对峙，美国没法也不愿就此脱身。

但是美国亚洲再平衡的客观结果是，东盟国家陷入“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拉住美国”的怪圈；日本借此国家极度右转，在钓鱼岛等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中国的个别邻国也乘机在海洋权益上肇事生非；美国则走入“经济上与中国发展关系，安全上牵制、遏制中国”的双轨，软硬两手并使。亚洲形势负面因素增多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有密切的关联。

美国作为一个利益遍布全球、希望维系世界霸权的守成大国，需要考虑如何与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打交道，调整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包括安全治理体系，使之适应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的现实。其他国家也有一个逐步适应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的过程。而作为一个全球利益不断拓展的新兴大国，中国在被国际体系接纳、认可的同时，必然会遭到一些成员的猜疑和恐惧。对此不必大惊小怪。中国应该考虑如何提高自身全球安全治理能力，突破上述“安全困境”，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才是中国面临的紧迫课题。

这就是说国际社会成员大家都需要“安全感”，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彼此适应。只找自己的安全感，而不顾别人是不是安全，甚至以损害他人的安全来换取自己的安全空间，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看，中国已经从各个方面紧密地融入国际体系，在过去几十年里完成了从革命者、批判者到认同者、融入者的“华丽转身”。

2013年，中国约有9000万人次出境，已有2万多家企业遍布近200个国家。当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7.76%，对亚洲经济增长贡献超50%。中国还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维和经费摊款最多的国家。为支持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中国向马里派出成建制的维和部队。为帮助非洲“重建更加公正、平衡、团结和道义的全球治理体系”（前非盟秘书长让·平语），中国发起“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援助非洲整体维和能力。目前经常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超过123个，亚洲和非洲占中国对外援助的80%。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首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迄今已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类似关系。

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及其机制建设中扮演着积极和引领的作用，是全球安全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中国这样积极、进取的安全维护者角色显然与身陷上述“安全困境”是矛盾的。这样的矛盾虽然说是特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但对中国确实也是不公平的。

中国在全球尤其在周边地区有自己合情、合理、合法的安全利益和诉求，中国不会把自己的要求强加给他人，也不接受别国强加给中国的要求。要实现国际、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就必须兼顾中国和其他国家合理的安全诉求，减少乃至完全排除造成“安全困境”的种种现实和潜在的问题。这道难题现在已经摆在各国面前，无法回避、无法推迟了。

不妨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认清亚洲地缘政治利益的现实与未来，逐步构建兼顾各方利益的亚洲安全框架。

亚洲地缘政治的近代历史，简而言之是西方列强以战争、殖民、结盟等方式逐步取代以中国为中心、自然生成的“朝贡体系”，最后形成美国控制的地缘政治大格局。

近年来，亚洲地缘政治与全球同步出现多极化趋势，其中突出的是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俄罗斯的复兴、日本强硬推行“国家正常化”、美国实力和控制力的相对下降。

就中国而言，现在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包括台湾、钓鱼岛、南海等问题都是西方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一手造成的。

目前亚洲没有切实的安全框架，或者说安全秩序是混乱、无序的。除了美国与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韩国等双边军事同盟，尚无涵盖亚洲的地区安全平台和机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经济论坛；东亚峰会也是论坛，虽然讨论的问题范围较广；东盟地区论坛以讨论安全议题为主，沾了一些安全的边，但依然是论坛，而且级别不够高。目前，迫切需要地区主要国家和东盟等区域组织在照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探讨建立亚洲安全机制和框架的现实方案与路径。由易及难，由小及大，“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建立信任，搭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

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亚洲安全框架的最大变数。虽然美国学者曼宁等认为，这个战略是防御性的，主要是应对中国崛起后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并非着眼于遏制中国。但是它本身极具进攻性，就是想把美全球军事资源调集到亚洲，并通过加强美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等盟友关系以及与越南等国的军事联系，来“抵消”中国在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军事影响力。

美亚洲再平衡战略起码存在四点负面影响：①增大中美的战略猜疑；②削弱中美在全球性问题上合作的积极性；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安全义务就越多，将不堪重负；④增加中美直接军事对抗的概率。大国之间需要安全感和舒适度，只有对方感到安全，你自己才会安全，而不是相反。美国需要三思而后行。

澳大利亚学者怀特最近撰文指出，美国要学会在亚洲与崛起的中国分享权力，因为美国想长期维持在亚洲的优势地位既不现实，也代价太大。中国的发展是阻挡不住的。但是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的能量依然很大，而且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本能反应就是加大竞争与遏制，防止后者的强大。这种冲动很难遏制。这从美国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心态复杂可见一斑。据说是美国从中看到中国想在全球事务中谋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真是想多了！

二，继续做大经济合作的“蛋糕”，结成亚洲经济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虽然说国家间经济高度相互依赖未必一定会导致和平、安全的局面，但是要实现亚洲的长治久安，没有经济高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做基础，那就一定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

这方面亚洲已经走在世界前面。东亚是全球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内部贸易目前已超亚洲外贸总额的50%，中国与东盟新的钻石十年已经起航。中国领导人2013年提出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建设区域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加强区域合作的综合性举措。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亚洲的经济合作，也需要美国、俄罗斯、欧洲国家等域外国家的积极支持、深度参与，因为亚洲经济是开放的，是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的。

三，搁置争议，稳妥处理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走出一条“非冷战、非热战”的和平竞争、和平共处之道。

中国不是美国，没有称霸地区和世界的野心，根本没有搞“门罗主义”亚洲版的想法。习近平主席访问欧洲时多次公开表示，中国没有国强必霸的基因。中国历来爱好和平，十分希望有一个稳定、和平、安全的周边环境，以更好地发展自己。中国的发展成果将惠及周边各国。中美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的发展是美国的福音，正如中国衷心希望美国经济迅速复苏一样。仅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就超过2万亿美元。这不是利益共同体那又是啥？

由于历史的原因，亚洲存在一些主权、海洋权益、岛礁权益争端。这是事实，无法回避，也不需要回避。过去几十年大家大多相安无事，现在却矛盾集中爆发。为什么？这难道不需要深入思考吗？

日本现在天天喊要国家正常化。为何不自己好好反省？其实日本的现状是自己造成的。如果日本没有企图通过侵略殖民亚洲国家，并以战争失败而告终，就不会有今天日本所谓“非正常国家状态”。看看美国和欧洲国家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德国首相默克尔的表现令人敬佩。这才是人间正道！

日本想打破现状，推翻二战确立的全球和地区秩序，不仅做不到，反而可能重蹈覆辙。安倍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新日本人与其父辈、祖父辈毫无二致。这话就很危险，说明安倍及其政府压根儿就没有认识到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浩劫。不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那一定会犯错误。

中国的诉求和立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无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中国人的基因里就没有。中国的发展及其利益的拓展是互利、和平的，中国希望和平发展，也希望别国和平地发展。新兴大国的崛起是会对现存大国构成挑战，但显然中美没有地缘政治利益的直接冲突，没有理由不和平共处、和平竞争。

只要各国能充分考虑和照顾对方的地缘政治利益，充分尊重历史，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暂时不能找到解决办法，也可以将争议搁置起来，留待以后再议。现在可选择一起商量，共同开发有关资源。说到底，亚洲的和平取决于，地区各国和域外大国对各自的地缘政治利益有恰如其分的认知，并做出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