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二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价值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价值体系经历了一系列多元化发展过程。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联邦干事长、该党基本价值委员会成员格里茨在1983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说道：“在1945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继承了一条传统路线，这条路线经过艾希勒、内尔逊、弗里斯和马克思，回到康德去而不是回到黑格尔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伦理社会主义不断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主流意识形态。

伦理社会主义是把社会主义归结为单纯道德伦理关系的一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主要以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唯心理论取代唯物史观，认为伦理原则可以消除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而是道德的价值。伦理社会主义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是不要无产阶级革命，不要实行剥夺而是采取温和的方式。它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合道德性，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的“道德伦理具有阶级性”的论断。伦理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们直到20世纪70年代，依旧在许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设想，“为创造一个符合基本价值的新社会，归根到底，不仅国家而且整个社会的所有的局部领域都必须以制度的形式实行民主化”。伦理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变得更加有利于一个自由、平等社会的最终建成，它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来说更加具有实践性。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纲领的调整不断地强化伦理社会主义的正面阐释，从而完成一种引领全党实现价值观的更换以及最终的统一过程。这种政党主要价值体系的建成与调整虽然目的是旨在加强政党的凝聚力和党员的政党认同，但是随着社会结构变革的不断深化，通过修改政党纲领而达到团结党员及吸引选民的目的并没有有效实现，而结果恰恰相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价值的调整所能收获的共识远远低于其可能产生的党内分歧。

但是随着政党政治的不断发展，无论是传统的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他们的政党发展越来越趋同，在争取了更多的中间选民的同时也渐渐偏离了他们原先依靠的阶级。“1945年之后——在民主的西欧——左翼党派或者掌握政权，通常与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抱有怀疑态度的社会基督教联盟一起，或者他们变成主要的反对党。”多党制国家的传统大党，为了获得与其他政党进行联合的可能，也势必将指导思想向更加包容的方向发展。

一 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社会党领导人开始积极恢复社会党人的国际组织，1951年6月30日～7月3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社会党国际的重建。大会通过了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原则声明，即《法兰克福声明》，从此成为各国社会党的正式理论和纲领性文件。《法兰克福声明》和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型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以抽象的“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和以民主为目的的社会生活方式。

社会民主党人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伦理原则或道德要求，他们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不仅因为它造成了经济上的浪费，也不仅因为它使群众不能享受物质权利，最主要的是因为它违背了社会党人的正义感。”社会党人推崇的自由、公正、团结的价值观，集中代表了他们的人道主义倾向。

“民主”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二战前社会党人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理论、一种政治体制，还是实现自由、公正、团结等基本价值的手段和方式。二战后，随着对民主价值认同的急剧加深，民主社会主义对民主的诠释也发生了改变。1951年的《法兰克福声明》将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最高形式”,“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完成。而民主制也只能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得到完全实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整体性制度替代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逐步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消失。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名称改变也意味着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被资本主义当下现实问题的解决思路取代。“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既然共产主义在西方已经土崩瓦解，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已经衰落，那么，继续固守左派立场还有什么意义呢？”“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型过程中诞生的。全球化与福利制度的危机共同导致了西欧左翼政党思想普遍右转。加之后冷战时代政治竞争的加剧，使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普遍向右移动，最终在一个代表中间大多数稍微偏左的政治谱系中获得稳定。

二 多元思想指导社会民主党

二战结束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试图将包括欧洲古典哲学、人道主义和宗教思想在内的诸多思想纳入社会民主主义的指导思想，并通过调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来进一步加强其原则的多元化特点。到了20世纪50年代，《哥德斯堡纲领》颁布前期，德国社会民主党逐渐在党内形成这样一种价值发展态势，即在党的指导思想中不再存在一种居于统领地位的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只是这个多维指导思想体系中的一维。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在二战后其他各个社会党的政治发展中也逐渐降低。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了通过论证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性来论证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随着人道主义、宗教等思想维度在社会民主主义体系中地位的上升，一些基本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团结、互助等便成了评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尺度，伦理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在二战后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推崇。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历史唯物主义而选择伦理社会主义，并不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不再能够提供理论支持，而更多的是由于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革命思维被过度解释了。当时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也是出于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的现实政治需要而在政党指导价值上作出了这个方面的调整。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过去的历史发展中早已形成的以经济为基础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分析的传统，并不能像更改基本价值的阐释那样被立即放弃，而是继续作为分析工具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使用。因此，指导原则上的人道主义与以经济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共同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指导思想，并为该党的思想发展铸就了最为分裂的两个极端，这也常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二元性。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扩大社会民主主义来源的过程中总是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融合，坚持主张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两个理论来源。社会民主主义借由与马克思学说所共有的自由主义价值基础，将马克思学说伦理化，并将社会主义作为其发展的目的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整合。自由主义起初获得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固定形态，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以及与其他新兴思潮的融合，自由主义已经在事实上表现为一种更加广泛深远的社会原则，它将自己的目标设定为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也可以被称为“有组织的自由主义”。

在二战后的实际政治实践中，意识形态之间的联合渐趋普遍，这也为持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进行合作进而共同建立社会福利国家增加了可能性。社会福利国家制度是自由主义政党与社会主义政党共同建立的。“所有使马克思学说伦理化，包括人道主义化的做法，不论主观上有多大的善意，都大大脱离了本来的马克思学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发展也逐渐从方法论的角度吸取了马克思学说的精华以充实在党内不断占据主流的伦理社会主义。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类型的政党为了获得诸如选票一类的现实利益而对原有基本价值的阐释进行持续的调整，从而进一步实现彼此意识形态的融合。它的消极影响是政党的基本价值随着政党政治的实际需要而发生的改变越来越容易，不断使政党丧失传统价值根基，最终失去政党个性。

当然，这种价值的调整功能在于使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可能，例如德国的自由主义政党（如自民党、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主义政党（如社会民主党）在福利制度的改革方面实现的合作，逐渐淡化的意识形态差异慢慢地让位于政治经济政策实施的需要，或者说是维护政权的需要。他们虽然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方向一致，但是在方法上和对一些问题的解释上都保留了政党各自特有的方式。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自由主义政党主张大力推行紧缩政策，削减社会福利，但由于福利制度具有一定的刚性，真正能做到的削减并不多。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主张维护国家的福利制度，但面对严峻的经济现实条件也不得不在某些社会福利削减的问题上有所妥协。双方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自由主义政党认为福利国家制度是导致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社会民主党则只是主张改进这一制度。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部分人提出一个疑虑，社会的变化是否也会“彻底加强成立团结互助的自治组织和进行伙伴式交往的意愿”，并从而“释放出从事改革和革新的力量”来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载体。这也可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考虑通过价值的转型来实现与其他政党达成“求同存异”从而在政策推进的过程中实现联合的动因之一。

引起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断进行基本价值调试从而使其在政党竞争过程中获得更多支持，以及在大选后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结盟的执政伙伴，其根本目的是执政的需要，而政党纲领的修改也为其对基本价值的解释提供了平台。此外，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价值解释上的调整也从客观上促进了政党自身的发展。历史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每一次党纲修改所引发的政党价值的大讨论，都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党员参与政党建设的积极性，也吸引了更多的选民，提高了社会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党变革的关注度。而这方面的成就是明显的，在战后的23年中，德国社会民主党除了在一开始的选举中选票有过小幅度的下降之外，在其后每次选举都会增加3%至4%的选票。这种选票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民主党不断调整价值阐释的结果，政党地位的渐进提升也反过来刺激着社会民主党对于政权的进取心，同时也激励着政党按照时代发展的要求对政党价值进行重新解读的理论自信心。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基本价值导向不断地以一种政治上恰当的和卓有成效的方式把原则的绝对性、手段的实用性和论证的开放性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在原则指导下的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

三 对基本价值的阐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结构不断地分化，社会利益诉求也随着政治文化的发展不断地多元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基本价值的解释也更具包容性与开放性。该党在总结自身思想发展历史时，通常是将几种思想并列，力图扩大其对各种政治经验、意识形态变化以及文化的适应性，因此它必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另外，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二战后着重将对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价值观的解读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核心，并将其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统加以结合进行阐释。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追求的是这三个基本价值的实现及它们之间的协调，并将此作为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意向。

三个基本价值以自由为首具有非常特殊的含义。它的出发点是将人的发展视为本质，而不是将其单单作为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排在基本价值第二位的是公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由概念的一种延伸，要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能妨碍到他人的自由发展，他人的自由是每个人自由的界限和条件，社会应该为所有人提供同等的发展机会。互助也是基于个人自由的，而不是强迫的，它要求人的自由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保护，要求人作为社会的人通过互相帮助，来保障彼此的自由。“互助”要求自由与公正不应只靠制度来保证，而是要依靠人与人之间互敬友爱的社会关系。社会民主党人强调，人类社会越是实现自由与平等，就越能实现互助。这三个要素各自的意义及其相互协调的关系也同样构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核心价值观，并集中表现在该党战后主张并实施的以下几方面的政策中：（1）分配制度合法化；（2）缩小收入及财产的突出差别；（3）加强二次分配；（4）维护教育公平和机会公平；（5）推进福利国家的建设等。

随着社会发展速度加快，政党对于基本价值的表达也不断贴近于政党发展的现实需要。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的话来说，“一旦现代社会的各种职能体系达到一定程度的复杂和分化，那么这样的纲领转化成现实时就一定会与基本价值本身发生严重的矛盾”。德国社会民主党历次纲领对于基本价值的阐释是在西方传统和现代多元化意识形态的综合作用下得出的，这一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修改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52年在多特蒙德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中就已经指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基督教、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该决议后来又在1954年柏林代表大会加以确认；此外在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中，对思想根源的提法稍作修改，加入了“伦理”的概念，将基督教改为基督教伦理，其他保持不变。198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纽伦堡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在基本价值来源中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其他的基本价值保持不变。《柏林纲领》在党的基本价值体系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将“自由、公正、互助”的内涵和三者之间的互相补充、互相制约的关系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汉堡纲领》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称自己是左翼人民党，植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和工人运动的经验，并受到妇女运动和新社会运动的重要推动。“现代社会越是变得复杂，在社会民主主义的自我意识中越能清楚地看出，为了它们力求实现的社会变革，不能以固定不变的模式设想和制定纲领，也不能把对任何时期都有约束力的组织模式和结构模式当作它们的政治行动的指导方针，而是只能把政治的基本价值和基本要求当作模范化理念用于经济、国家和社会的改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不同时期对于基本价值来源所进行的论述中所产生的变化，为该党在寻找的改革合法性方面提供了理论支持。社会民主党按照不同的时代要求，不断对价值根源进行阐释，以此指导党的改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