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开埠前清朝沿海秩序的崩溃

第一章 闽粤沿海民众的活动与清朝

——以鸦片战争前夕的鸦片贸易活动为中心

前言

18世纪末至19世纪清朝所面临的危机，主要来自内陆与沿海两方面。在内陆方面，叛乱勃发，原因之一在于18世纪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内陆移民潮及其所引起的摩擦，对清朝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影响。同时，沿海地区18世纪末以后鸦片贸易逐渐扩大，清朝的统治体制也发生动摇，最后发展成鸦片战争后的一连串对外危机。对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东亚和中国发生的变动，必须从这两方面加以探讨。

正如绪论中所言，相较于西方特别是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冲击，近年随着相对化研究的进展，起于中国内部的变化开始受到关注。但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而言，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时期是一个变动期；无疑，走向鸦片战争的这段过程，对其后沿海地区的状况有很大影响。本章将针对近年较少被论及的19世纪前期沿海地区的情况，尝试以福建、广东沿海民众的鸦片贸易活动为主轴，重新加以考察。

关于19世纪前期中国沿海的情况，有许多以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为主的研究。在鸦片贸易方面，除了着眼于中英贸易关系，探讨港脚商人（country traders）的活动外，另有关于中国鸦片贸易全貌的研究。至于围绕鸦片贸易的评议，有的着重讨论林则徐，有的探讨清廷中央制定政策的过程与知识分子集团的关系。此外，还有从与广州或广州周边地区之关联来探讨弛禁论、严禁论的研究，讨论中国所产鸦片（中国鸦片）问题的研究，以及讨论内陆地区的鸦片取缔问题的研究等。

除了鸦片贸易，其他与广州有关的研究有讨论行商和海关问题的研究，探讨广州贸易的研究和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社会情况的研究。总之，关于以鸦片贸易为主的沿海地区的情况，就广州附近而言，已有多方面的探讨。

此外，与本章将讨论的福建、广东沿海民众相关的研究有探讨鸦片战争前的汉奸问题之研究及着重探讨福建沿海鸦片贸易问题的研究。此外，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的鸦片战争亦有许多相关研究。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课题尚待分析。第一，以往的研究大多是在“中国”对“西方”、“清朝”对“英国”的框架下进行的，对于无法在此框架内讨论的问题，几乎未曾予以正视过。特别是在探讨实际从事鸦片贸易者的问题时，只注重港脚商人或散商（private traders），将福建、广东沿海民众视为次要的讨论对象。即使有些研究并不重视西方的冲击，其所关注的焦点也多集中在与清廷中央的鸦片政策有关的议论或是广州对鸦片贸易所采取的措施之上，与其他研究同样不重视福建、广东沿海民众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广泛活动。

第二，许多研究认为沿海地区的鸦片贸易的扩大，是清廷对沿海地区的管理能力低弱的缘故，并强调应负责执行取缔的官僚、胥吏、兵队的腐败无能。此虽是重要原因，但在中国，腐败的问题是不分时代与地区的，若要归因于腐败问题，①似乎应先从结构上说明腐败发生的背景。

然而，关于19世纪前期鸦片贸易的结构性背景，特别是清朝统治沿海的实态，除广州周边，几乎未曾被讨论过。对于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研究，也有只注重广州贸易部分的倾向。而且，探讨沿海民众的鸦片贸易活动的研究也将鸦片贸易与其他现象切割开来单独讨论，故同样无法阐明鸦片贸易的结构。因此，鸦片战争之前在中国沿海地区所进行的鸦片贸易一直未获得明确的历史定位，而鸦片贸易扩大及取缔失败的原因也尚未完全厘清。

此外，近年货币史的研究对白银自中国流出的原因有几种看法：林满红认为是世界性的不景气和银产量减少的缘故；万志英（Ricard von Glahn）认为原因在于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促使美国输往中国的银元数量减少；Alejandra Irigoin则指出拉丁美洲在独立之后并未减少银元的铸造，但所铸银元成色各异，使得中国对南美洲产的银元需求减少。无论何者皆强调鸦片贸易并非白银自中国流出的唯一原因。尽管如此，鸦片的价格大部分是以银元或马蹄银来计，故沿海地区对白银的需求未改变，而由全国性银价昂贵的情形来看，银元的需求亦不可能减少，所以无法控制白银进出口才是白银流出的原因。因此，在探讨包含贵金属在内的贸易管控失败的原因时，也必须考虑鸦片贸易的因素。

本章将根据上述课题，以19世纪前期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为中心，考察福建、广东沿海民众所从事的鸦片贸易活动，以及清廷的因应，试图对开埠前夕的中国沿海状况重新进行历史定位。作为本章讨论的前提，第一节将先就清代中期清廷对沿海的统治情况，概观性地描述海上交易与清廷的管理方式，再对19世纪初沿海统治体制的动摇加以探讨。在第二节考察鸦片战争前夕福建、广东沿海民众的鸦片贸易活动的状况之后，第三节更进一步由清廷的应对方式来分析福建、广东沿海民众的鸦片贸易活动日益活跃的原因。此外，有鉴于迄今为止关于广州周边已有许多以鸦片问题为重心的研究，本章将以中国人从事国内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厦门及其周边的闽南，以及国内贸易中心上海、天津等沿海地区为主进行讨论。

第一节 清朝沿海统治的动摇

一 清代中叶的海上交易与治安

以下先简单描述清朝的沿海统治情况，作为本章讨论的前提。清朝统治体制中的沿海秩序，重点在于贸易管理和治安维持两方面，而这在1683年以台湾为根据地、自海上带给清朝极大威胁的郑氏投降之后，首度得以实现。

郑氏投降翌年，清朝解除了海禁，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分别设立了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海关最初只管理中国人出海贸易之事，后来变成统筹管理包含朝贡贸易与国外来舶贸易整个海上交易的机构。各海关必须指定在其下担任中介商人角色的牙行来承包交易和课税，借此来管理交易。此种贸易管理体制与明朝禁止朝贡贸易以外的民间贸易的体制非常不同，其所管理的对象扩大许多，基本上可说是因应明代后期的变动而形成的体制。

清朝管理海上交易的规定主要有：（1）与船只、人员、出航手续相关的管理规定；（2）商船目的地的限制；（3）商船返航的期限；（4）装载武器的规定；（5）装载金、银、硝、硫黄、铜、铁、钉、樟板、马等的规定；（6）有关米粮的规定；（7）有关生丝、绸缎、绢、棉的规定；（8）贸易港的限定；（9）有关朝贡的定例；等等。

关于第一条，就商船而言，必须先在该州县有里甲等的保人，然后才能造船。船造好后，要确认乘船人员的身份，并在船身印上登记号码，发给记载乘船者的年龄、相貌、姓名、籍贯、职业等的船照，船照必须每年更新。出港时，必须通过牙行向海关提出船员和乘客的名册以及装载的货物目录，取得出港的许可。以进行对日贸易的乍浦为例，牙行的功用在于办理海关税口所发给唐船（中国船）的进出港许可之相关手续。第四条对携带武器的规定，也只在对外贸易时才许可携带武器，并规定牙人（牙行）必须向海关报告携带的武器数量。由此可知，不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外的贸易，进出港时都由牙行来确保上述管理规定的实施。

此外，就广州的贸易状况而言，不只是贸易扩大，欧美船舶也纷纷到来，故除了牙行，在澳门、黄埔之间担任领航的澳门引水，以及供给船舶、商馆粮食的买办、通事等，在贸易管理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说如此，广泛的业务实质上是以自粤海关等处承包的形式进行的，其中包含了各种中介业务。因此，正如根岸佶所指出的，这些可说与牙行制度相差无几。由后述天津的客店、栈行的事例中可窥知，在贸易扩大的港口，除了牙行之外，应还有其他实质上具有牙行功能的中介存在。

在这种松弛的管理体制之下，对于未被纳入朝贡的贸易有“加入的自由”,海上交易因此扩大。就对外贸易来看，日中贸易在18世纪前期，因江户幕府限制中国船只的数量及贸易额而逐渐衰退。同时，在18世纪中叶，由厦门出港的戎克船所进行的对东南亚的贸易极为兴盛。18世纪后期，许多欧美船只来到广州，广州的贸易急速扩大，对外贸易所占的比重也增大。如此，因海上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不仅为城市带来了繁荣，甚至还惠及农村。

再就贸易的从事者而言，日中贸易的交易主体由福建人转变为江苏人和浙江人，而从事中国与东南亚贸易者，则以福建人、广东人为主。再者，在广州与西方人进行交易的，主要也是广东人和福建人。

在18世纪一片繁荣之中，国内的海上贸易也有所扩大。福建、广东与江南之间，主要是以福建、广东产的砂糖与江南产的棉花的交易。福建、广东与东北、华北之间，主要是以福建、广东产的砂糖与东北、华北产的大豆、豆饼的交易。在进行这些贸易时，用的是福建、广东的船舶（鸟船），从事贸易的是福建人和广东人。江南与华北、东北之间，有江南产的棉布、棉花与华北、东北产的大豆、豆饼的交易，主要由江南的沙船来进行。到鸦片战争前夕，论其规模，鸟船达百数十只，沙船达2000多至3000多只。基本上，从事远距离国内贸易的主要是福建人和广东人。并且，广州、厦门都成为对国内外贸易的集结地。

如上所述，清代中期的海上交易乃是由海关通过牙行来管理的，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在广州、厦门连接，而远距离贸易不分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主要是由福建人和广东人来进行。

另外，在治安方面，虽然像郑氏那样的反清武装集团已被消灭，但在沿海地区经常有以福建人、广东人为主的海盗活动发生。这也间接表明清朝水师维持治安的活动是有限的。

要实现清廷理想中的沿海贸易管理和治安维持，确保一定的税收及不让沿海地区出现威胁统治的势力是很重要的；至于其他方面，则施行松缓的统治。这种统治方式自18世纪末开始发生动摇。

二 沿海统治的动摇

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清朝沿海统治的动摇，主要可由贸易管理与治安的动摇两方面窥知。首先试就贸易管理体制加以考察。

1．厦门贸易管理体制的崩溃

在18世纪后期的广州，由“福潮船”（福建、潮州船）进行交易的比重增大。这表示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贸易的福建人、潮州人，受到18世纪后期以来因对欧美贸易发展而扩大的广州贸易的吸引。这个情况也给厦门的贸易带来了变化。

如前所述，随着欧美船舶的贸易移至广州，在厦门的有力商人也移往广州。其后，厦门也与广州等地一样，由有力的牙行以洋行、商行的身份各自承包对国外、国内贸易的交易和征税。由1839年刊行的道光《厦门志》可知，厦门的贸易和洋行、商行的状况发生了变化。

按厦门贩洋船只，始于雍正五年（1727），盛于乾隆初年。时有各省洋船载货入口，倚行贸易征税，并准吕宋等夷船入口交易，故货物聚集，关课充盈。至嘉庆元年（1796），尚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以厦门为通洋正口也。向来南北商船由商行保结出口，后因蚶江、五虎门三口并开，①奸商私用商船为洋驳（较洋船为小），载货挂往广东虎门等处，别换大船贩夷，或径自贩夷。回棹则以贵重之物由陆运回，粗物仍用洋驳载回，倚匿商行，关课仅纳日税而避洋税，以致洋船失利，洋行消乏，关课渐绌。至嘉庆十八年（1813），仅存和合成洋行一家，呈请洋驳归洋行保结。经广郊金广和，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以把持勒索，控总督董，批行查禁，奸商肆然无忌。道光元年（1821），洋行全行倒罢，详请以商行金源丰等十四家公同承办洋行之事，维时本地，以商船作洋船者，尚有十余号。而各省洋船及吕宋夷船不至，自后洋船、洋驳亦渐稀少，②私往诏安等处各小口整发，商行亦渐凋罢。迨至道光十二、三年，厦门商行仅存五、六家，关课亏缺，每岁饬令地方官招来劝谕，始有洋驳一、二号贩夷。③燕巢、黑铅来自外洋者，遂须购自广东，及应缴津贴各费，均不能如期呈纳，关课日绌，而商行之承办者不支矣。

如此，厦门的贸易在乾隆初年达到顶点，之后开始衰退，19世纪20年代，先是征税负担重的洋行不胜负担而倒闭，到30年代，取代洋行承办征税的商行也衰退了。负担之中除了正税以外，还有如上文画线处③所标示的燕巢和黑铅的收购，或是须上缴给总督、巡抚的津贴等陋规，致使洋行、商行更深陷困难之中。厦门洋行、商行的衰退，意味着其贸易管理体制的崩溃，但与在广州无法得到扩张贸易的充分资本的外洋行破产、形式化的原因不同。

根据《厦门志》等，厦门的贸易衰退的原因，被认为在于由漳州府绍安等小港口进出的小型船舶贸易的增大、税金等的负担、高成本，以及海盗的猖獗等。此外，受政府征召自台湾载运谷物至福建（厦门）的“台运”，推卸此义务的情况日益严重，并且台湾米也开始输往江苏、浙江等地，这也给厦门带来了打击。那么，厦门的衰退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此，必须注意嘉庆年间厦门贸易急速衰退的现象。其背景是嘉庆年间海盗的横行。海盗的活动给中国沿海的商业流通带来深刻的打击，此也可由闽海关收入减少的现象窥知。然而福建沿海海盗的核心人物蔡牵在嘉庆十四年（1809）没落；广东的海盗也在嘉庆十五年接受了清朝的招抚，故其后厦门的衰退要归因于海盗的影响是很困难的。而且，亚洲境内的贸易在19世纪初以后也有扩大的趋势，广州的贸易亦有增大，故厦门贸易的衰退无法以亚洲间贸易整体的状况来说明。

因此，问题是上文所引史料中画线处①小型船舶在广州附近的虎门等处与外国船进行贸易再将商品运回厦门，以及②诏安等港口的贸易活跃所代表的意义。一般认为，在广州近郊和诏安所进行的贸易中包含鸦片贸易，但无论如何，这表示福建人受到在广州及其近郊所进行的对欧美（印度）贸易的吸引。此外，③所标示的燕窝等东南亚产品也必须在广州购买，这表示随着广州贸易的活跃，以往在厦门进行的中国船对东南亚贸易的路线已变为诏安等小港—广州附近—东南亚。道光十一年来到广东的澳门、江门的戎克船之中，来自漳州府的有150艘，而来自厦门的只有80艘，这表示诏安等漳州府诸港，在华南沿海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变得重要。台湾自清中期以后，与对岸进行贸易的5个正式港口（正口）之外的小规模港湾逐渐兴盛的现象，刚好与此对应。

关于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在19世纪30年代新加坡的戎克船出港记录中，广州、潮州近郊的樟林和海南岛周边比厦门更具重要性（见表1－1）。

再者，就以厦门为朝贡路线的苏禄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而言，自19世纪30年代起，苏禄与厦门之间的直接贸易就开始减少，中国与苏禄之间的贸易逐渐改由西班牙船经马尼拉进行。此外，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也由往来于马尼拉和厦门间的戎克船，转变为往来于马尼拉和广州、澳门间的西班牙船及英国船来进行，戎克船的贸易活动在18世纪后期明显衰退。如此，在中国与东南亚间的贸易活动中，戎克船的活动力降低，欧美船的重要性增加，结果导致欧美船集中的广州变得活跃，而厦门则开始衰退。广州和厦门直到18世纪末所维持的共生关系于是瓦解。

更甚者，闽南商人自己也离开厦门进行贸易。如前所述，18世纪初已有福建商人迁至广州，但此时迁往的目的地不一。1832年搭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Lord Amherst）号到厦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指出，近几年因为征税沉重，厦门主要商人都避开厦门，迁往广州、上海等地与厦门进行贸易。他还陈述，在同一次航行中到访宁波，在当地看到从事宁波和新加坡间贸易的是福建人的船只。1831年到宁波的传教士郭施拉（Charles Gutzlaff）也指出，上海与宁波一样，从事贸易的主要是福建人，一部分福建人拥有戎克船，与东印度诸岛进行贸易。再者，如前所述，福建人也在广州参与对东南亚、欧美的贸易。

注：表中所收录的新加坡中国船只的数据未必是具全面性的完整数据。例如，1837年从年初到4月为止来航新加坡的戎克船有28艘，5965吨（Canton Press , Vol.3 , No.34, April 28, 1838），可见1833年以后的资料欠缺完整性（此统计缺少1833年的8、9、12、26、35、40～42、49号，1834年的7、8、15、38、45～48号，1835年的16、17、19、23、27、34、36、47～52号，1836年的32号等。另外，船只的资料视时期而有零散不全者，特别是1836年、1837年的资料很少，而1837年的部分则因资料不足而予以省略）。但不变的是，由一艘船装载的鸦片数量来看，其规模远不及港脚商人的船舶所进行的鸦片贸易。

资料来源：Singapore Chronicle and the Commercial Register。

福建人的移动范围也及于东南亚。正如所谓“华人的世纪”这一说法所意味的，在18世纪的东南亚，华人的活动极为活跃，而18世纪中叶以后华人劳工也开始移往东南亚。即使到19世纪初，华人在东南亚的活动也丝毫不见衰退，反而随着欧洲对亚洲通商的扩大，19世纪初到30年代是戎克船贸易的发展期和华人移民的增加期。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人已移往暹罗从事对华贸易，并认为与上海、宁波贸易要比与厦门贸易更有利润。如表1－2所示，福建人在东南亚的会馆、义冢等，在19世纪前期相继重建、扩张，这应表明福建人已将根据地移至东南亚。

表1－2 福建人在东南亚所建会馆的重修

由以上叙述可以推测，厦门的衰退并不意味着福建人贸易活动的衰退。总之，福建人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与减轻负担而离开了厦门，转往广州、闽南的小港，中国沿海其他各港以及东南亚等地活动，并且避开厦门进行贸易，因此造成厦门的使用概率大减。这才是清朝在厦门贸易管理失败的真正原因。而且这也意味着清朝无法再掌握以往以厦门为中心的福建人所进行的海上贸易。

如此，19世纪初由于广州贸易的活跃，以往在厦门进行的以福建人为主的中国商人的海上交易离开了厦门，清廷借由洋行、商号等牙行来管理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体制也因此瓦解。对于福建人的海上交易，清廷无法控制的部分也随之扩大。然而，闽海关整体的税收虽然减少，但大致还有达到规定的税额。再者，西方船持续以压倒性的规模来到广州，使得中国船也集中到广州。因此，只要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住广州的贸易，税收不至于减少的话，贸易活动由厦门转移至广州对清廷整体而言并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实际上，至少行商申报的进口税从1828～1829年的780058两，持续增加到1832～1833年的1257822两。嘉庆二十二年（1817）禁止福建西北部所产的茶叶由海路（福州等）输出，试图让茶叶贸易集中到广州，就如实地反映了清廷对广州的重视。反言之，广州既是中国对欧美贸易的中心，在国内贸易及对东南亚贸易上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因此广州的贸易管理体制发生动摇时，清廷便陷入了几乎无法掌握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的集结地之困境。如前所述，广州贸易的扩大导致了洋行的形式化，在广州贸易管理体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引水、买办的机能也随之低下。因而当欧美船舶离开广州在零丁洋进行贸易时，这种危险就会变成现实。

2．嘉庆海寇之乱

除了贸易管理体制的动摇之外，清朝沿海统治的动摇也表现在嘉庆海寇之乱上。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域，自郑氏投降之后就未出现大规模的海盗活动，然而1793～1810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海寇之乱。越南的西山朝庇护以广东人为主的中国海盗，此事被利用作为叛乱发起的契机，而叛乱发生的原因迄今仍有许多不明之处。1802年以后，在西山朝没落以及阮朝对海盗的镇压之下，海盗活动离开了越南，转移至以福建、广东沿海为中心，及于浙江的东南沿海全域，由福建人、广东人进行。对此，清廷在福建沿海用武力扫荡海盗的主要首领，在广东沿海则借重葡萄牙人，最后海盗接受招抚而被编入水师，叛乱得以平定。

由嘉庆海寇之乱可窥见自清初郑成功以来大规模沿海势力的成长。但此海盗势力，不管是广东或闽南势力，主体都是渔民。同时，就商人阶层来看，其与海盗之间虽然存在提供海盗粮食、资金、船舶等的合作关系，但很少有商人直接参与叛乱的事例。相反的，与东南亚等地进行贸易的洋船反而成为海盗攻击的对象，蔡牵等海盗向出入福建主要港口的船舶课税，出港时400元，进港时800元。这种靠支付保障金而得到安全保障的体制并未长期稳定地维持下去。因此，厦门等地的主要商人们选择与镇压海盗的清廷合作的可能性极高。清廷方面也必须依赖商人们的捐纳，例如，位于厦门岛近海的大担岛、二担岛上的炮台是厦门的洋行、商行等捐赠的。这表示由于清廷承认民间商人从事海上贸易，海盗势力未能成为海上交易的主体。

在广州从事贸易的欧美商人也视海盗为阻碍贸易的要因，180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提议协同清廷进行镇压，1809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实际参与镇压。此外，清朝水师的实力无法进行镇压，只能以招抚的形式暂时抑制海盗的活动，这也如实地反映出当时清朝军力、警力维持治安的水平。

如上所述，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清朝的沿海统治从贸易管理和治安维持两方面开始动摇。鸦片贸易便是在这种背景下扩大的。

第二节 鸦片贸易的扩大与闽粤沿海民众

清朝虽然平定了嘉庆海寇之乱，但其贸易管理体制却因鸦片贸易而益发动摇。鸦片贸易的中心在珠江河口附近，与嘉庆时期海盗活动的区域重叠，而鸦片贸易参与者的职业也多是渔业有关，这些都是与海盗的共同点。根据1826年广东巡抚的布告，在珠江口附近零丁洋的海面上进行鸦片贸易的小型快船有许多橹棹，被称作“快蟹”，装备武装，随时有可能重返海盗活动，而用这种快船进行的海盗活动也非常普遍。而且海盗船伪装成取缔鸦片等走私活动的官船袭击贸易船，此类海盗活动也持续发生。

此外在福建方面，嘉庆十五年（1810）向两广总督百龄投降的张保，嘉庆二十五年成为福建澎湖协水师副将。张保熟知鸦片贸易活动，在泉州、厦门附近取缔鸦片走私船，欲借此获取利益。厦门周边的走私船乃是与珠江的“快蟹”类似的武装快船，这种武装快船在走私鸦片的同时也进行抢掠。由此可知，一部分沿海居民由海盗活动转而从事鸦片贸易活动以获取利益。

那么，沿海的鸦片贸易是如何展开的？以下将以19世纪30年代末为中心，探讨当时被视为鸦片贸易中心的广州周边、厦门周边（闽南）、天津和上海的鸦片贸易的状况。

一 广澳地区、闽南沿海的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的中心在广澳地区（包括广州、澳门及珠江口地区）,其次是闽南。鸦片贸易范围扩大的状况为：在内陆方面，以广州为起点，扩大到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或从广东东部和闽南扩大到福建北部甚至江西；在沿海方面，从广州、闽南两地扩大到沿海一带。以下对广州近郊和闽南的状况加以概述。

1．广澳地区

广澳地区自18世纪前期开始有鸦片贸易，早在18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有鸦片市场，初时以澳门为中心进行交易。清廷在雍正七年（1729）曾对此发出禁令，但当时鸦片的进口量尚少，称不上真正的鸦片对策。

但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因白银作为茶的交换流出到中国而受到非难，正式决定出口鸦片到中国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799年12月受广东巡抚之命的粤海关监督，命令行商联络各国主要的管货人（supercargo），要求他们遵守禁止鸦片贸易的规定。这是清廷首次实行明确禁止鸦片进口的具体措施。东印度公司因此再度禁止船舶和仆人携带鸦片到中国，但港脚商人却取代了东印度公司进行鸦片贸易。

1815年清廷以揭发澳门的鸦片业者为契机，制定了《查禁鸦片烟章程》，对澳门的鸦片交易施加压力。葡萄牙当局更让禁止鸦片在澳门上陆的旧例复活，英国商人的鸦片交易于是集中到广州郊外的黄埔。1821年以叶恒澍事件为契机，两广总督阮元强命行商取缔鸦片交易，鸦片交易乃由黄埔转移到零丁洋上的趸船（hulk）进行，其后变得更加活跃。

学界历来只注重鸦片贸易移往零丁洋之事，然而正如后面补论所说的，对广州和黄埔的鸦片交易因支付官员默许费而得以继续存在，对其也有必要加以注意。澳门的鸦片贸易依然存在，故移往零丁洋的与其说是鸦片的交易场所，不如说是鸦片的储藏中心。

广澳地区鸦片贸易的从事者主要是当地的广东人，还有一些潮州人和福建人。道光二年（1822）三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阮元的上奏是具体描述鸦片贸易实态的较早的官方文献，其中记述了道光元年八月至十二月在澳门附近参与鸦片贸易的有：福建诏安县人吴亚昂等、漳浦县人郭亚团等、广东潮阳县人郑阿照等、澄海县人陈亚眉等。吴亚昂是商船水手，搭乘商船到澳门海上进行鸦片贸易；郭亚团在漳浦县借船于广东电白县水东、郑阿照在新会县江门各自进行贸易后再前往澳门；陈亚眉则在澳门经营小规模的砂糖店。由此也可窥知，被广州及其周边的贸易吸引而来的福建人、潮州人参与了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从事者的职业包括从行商到小规模商人等的各种商人、下层官吏、兵卒、渔民、海运及水运的相关人员（船户、舵手、水手）、手工业者等，几乎没有农民。不过，成为鸦片贸易主体的并非行商。1836年5月21日的《广州周报》（Canton Press）对鸦片贸易有如下描述：

行商几乎无人参加鸦片的买卖。此贸易主要是由专门从事鸦片贸易的掮客和几名outside merchants进行的。因为是违法的，所以不像欧洲或印度的进口货品大半是与中国制品以货易货，鸦片的交易只以现金进行。

此处所说的outside merchants是指行商以外的商人，在中国被称作店户、铺户、洋货店等。随着与港脚商人、美国商人贸易的发展，他们的势力也日益扩大，有些商人甚至超过行商的规模。与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交易的中国商人也说，参与鸦片贸易的是行商以外的商人，此也可以作为上述记录的佐证。

参与鸦片贸易的广东人多来自以香山县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清廷认为他们居住在澳门，学习“夷语”（外语），是与外国商人进行鸦片交易时的中间人。事实上，1828年发生在广州的事例也显示，掮客会说英语，熟谙与外国的买卖，每箱赚取2元手续费。

以往的研究指出，鸦片贸易的形态是由数十位出资者组成的名为“窑口”的从事批发和中介活动的商业组织。窑口有2万～3万元的资本，多则有100万元的资本。购买鸦片时，在广州省城内的大窑口进行交易，交易成立后用快船从零丁洋的趸船搬运鸦片到内地。鸦片从这些大窑口供应到散布在各城市、乡镇的小窑口。窑口的形态与需要资金的事业所采取的联合出资的合股方式相同，若包含小窑口的出资者，可发现参与出资的人数量极多。

而前文提到的潮阳县人郑阿照，集资123元直接向澳门的外国船购买26块鸦片，由这个被揭发的事例来看，可知也有一些直接向外国船购买鸦片的小规模交易。由厦门、天津及广东省的雷州府和琼州府来的船舶，也不经过窑口进行交易，因此可知不经由窑口直接与外国船、趸船进行交易的也很多。此种交易还有以更大的规模进行者。例如，1834年12月6日有1艘泉州戎克船在香港附近与4艘清朝兵船交战被击败，260箱鸦片被没收，而事件的发生可能要归因于与贿赂有关的纠纷。

反言之，正如补论中所说的，支付了默许金的大规模交易就不会被取缔。事实上，如此大规模的鸦片交易受到检举是少见的例外，被揭发的交易大多数是小规模的。其理由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富户将交易委托给渔业、水运业者进行，以规避、分散风险；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一般的商业交易是以零星的小额交易为基础。由上述的鸦片贸易形态可知，从事鸦片贸易者有各种背景，他们各自以其能力所及的交易规模和方法购买鸦片，聚集在外国船、趸船上。

2．闽南

鸦片贸易并非仅限于广澳地区。最初，以吸食为目的的鸦片使用方式是自荷属东印度传到台湾的，鸦片的吸食在中国以台湾和福建为最早普及的地区。加上如前所述，厦门的贸易管理体制已经瓦解。于是，鸦片贸易便利用正在发展中的由广州到闽南、潮州的交易路线，自广澳地区扩大到闽南、潮州。清廷认为，厦门周边拥有小港的晋江县衙口乡，惠安县崇武乡、獭窟乡，同安县浒井乡、浔尾乡及高崎乡，马巷厅的桕头乡是鸦片贸易的据点；由此可见，一般贸易的小港发展与鸦片贸易的发展是联动的。

而鸦片贸易不只是利用既有的广州—闽南间的贸易，当嘉庆海寇之乱发生时，葡萄牙船只趁镇压海盗的机会将鸦片贸易扩大到泉州等东南沿海。此外，众所周知，港脚商人在19世纪20年代试着让船只北上，到广州以北的泉州湾进行鸦片贸易。自1832年起，怡和洋行和英国船以外的船只也正式展开由福建至奉天沿海的鸦片贸易。北上的外国船所进行的鸦片贸易逐渐扩大，正如在Jamesina号事例中所见，追求鸦片贸易的人们群聚在来到闽南的外国船只中。此外，如前所述，聚集到外国船只周围的船中，也有与广澳地区相同的武装快船。那么，这些港脚商人的船舶是如何开始北上的呢？

道光十四年（1834）二月二十一日闽浙总督程祖洛上奏曰：

从前烟禁颇弛，即有内地奸民私驾小舟接济，彼此各获重利。夷船来者愈多，而奸民既以接贩起家，遂各私造船只，以便勾通接贩。甚有奸民之贸易广东者，习学蛮语，即在澳门交接夷人，勾引来闽。

由此可看出以下模式：福建人在广东交易→学习外语→诱引外国人来福建。

更具体的事例有道光二十年（1840）一月闽浙总督桂良的上奏中所见的晋江县人林牙美的案件，其曰：

道光四年间，林因起意囤贩鸦片，纠林牙美及林干、林梨春入伙，合出本银七千余元，赴广东、澳门买得烟土十八箱，运回转买，以后毎年贩运，不记次数。又道光八年起，林因别雇能通番语在逃之蔡能等，先后赴澳门，勾引夷船来闽贩运鸦片，毎年获利约计番银一万余元，作为三十股分派，该犯林牙美分得五分之一。十三年九月间，林因复令林牙美等携银前赴澳门，托已获办结之王略同赴噶喇吧夷船上议定烟价，先交定银，将夷船勾驶来闽，买得烟土三十箱，计价番银一万余元，散卖得利均分……六月初间，林牙美稔知粤省鸦片价贱，起意勾引夷船运土来闽，以便囤积，并诱人兴贩，从中抽利。因在逃素识之晋江县人林投能通番语，雇其赴粤省零丁外洋，勾引夷船一只，于七月初间同林投来闽，驶至惠安县辖按头外洋寄泊。

在此事例中，晋江县人林牙美等自道光四年起每年都在澳门购买鸦片，道光八年以后到广东的澳门与外国人进行交易，诱引外国船来闽南，这正好印证了前面的记述。

当然，港脚商人根据自己的贸易战略判断，比起因供给过剩而价格下滑的零丁洋，北上应能以更高的价格贩卖鸦片，但福建人在广澳地区参与鸦片贸易无疑对外国船来航闽南有影响。实际上，1835年有一名与厦门人Hoysay有关，名为Akun的男性，向零丁洋上怡和洋行的船只提议，若让船北上到福州，将支付约每200箱100元的预付金，以及两个月的运费3000元，每超过一日加50元。

在广澳地区和闽南直接与外国人接触的是通晓外语之人。例如，道光二十年七月晋江县人施鸟慈前往惠安县大坠海面的外国船时，由广东人通事向他说明鸦片的价格，由此可知负责翻译的是广东人。这些广东人很多是在澳门学会外语的。此外，福建人在澳门习得外语的也不少，也有在东南亚习得的。这些人在澳门和外国人接触，并诱使他们来到福建。清廷对这些会说外语的人特别加以注意和防范。

包括与上述港脚商人的贸易在内，在闽南沿海地区从事鸦片贸易的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福建人向广澳地区或闽南的外国船购买鸦片，广东人则搭乘外国船或广东船来到闽南海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闽南，身为中间人的广东人所扮演的角色也逐渐在扩大。此外，鸦片贸易者的职业以商人、渔民、海运业者占多数，这一点也与广澳地区相同。

就鸦片贸易的形态而言，即使是在规模比较大的事例中，也不见固定的合资对象、鸦片的采购对象和采购地。以泉州府同安县人张潘为例，张潘居住在同安县浒井乡开设当铺，道光七年（1827）以张秉之名捐纳成为监生。但后来当铺因亏损而停业，张潘从道光十三年开始从事鸦片贸易。根据表1－3，张潘的鸦片贸易活动资金有40～4500元，合资对象以族人为主，但也包括族人以外的人士，每次交易时都有变化。再者，鸦片的采购地也从厦门附近的大担岛（见图1－2）、金门岛、高崎、大嶝岛扩展到广州附近，并且采购对象不一，有广东人、外国船及渔船等。大部分的采购是利用林举，或是委托别人进行，而鸦片的销售也由林举代行，张潘很少亲自进行交易。由此能看出鸦片交易并无特定的路径，而是利用所有人际关系，抓住机会进行的。

从被揭发的例子来看，整体上小规模、合资以及使用小型船只的例子较多。在闽南可见由宗族所进行的大规模交易，这被视为闽南的特点，但从以上事例来看，这种大规模交易应说是由个人的族人或朋友的合资集聚而成的。而且与港脚商人的船只进行大规模交易时，也是以与许多商人交易为前提。如前述Jamesina号的例子，在抵达泉州湾的当天就派2名中国人，拿着记有28名鸦片商人的名单，上陆去请他们前来交易。

如前所述，在闽南也是个人各自利用所有的机会和人际关系来参与鸦片贸易，此点与广州周边的形态可以说是相同的。

由上可知，广东人、福建人不问职业、贫富，只要有机会就搭乘小型快船前往零丁洋或闽南海上，向那里的趸船、外国船或中国船购买鸦片。当然，在被查办的事例中，小规模交易占压倒性的比重，这也许是官方资料上有问题。在此可想到的是，对支付了默许费并达到某种规模的商人或当地有势力的宗族，要直接加以逮捕是很困难的，而且正如张潘的例子所显示的，由代理人采购的事例应也不在少数。再者，供述中的交易规模比实际小的可能性也很大。因此，这些被官员揭发的事例很难说能完全反映鸦片贸易的走向。

然而，虽说采取代理人的形式，在广州以外的地区有无数人聚集在外国船上的情形是不变的。在他们和外国人之间担任中间人的是懂得夷语的广东人和福建人，特别是前者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他们的活动让港脚商人与广东人、福建人发生联系，结果使得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在广州以外的地区连接。

尽管如此，广州的鸦片贸易并未完全移走。如前所述，当广州的贸易管理体制正逐渐形式化时，在黄埔和广州，支付默许费的走私活动已完全常态化了。

这种走私贸易以默许费的形式，对广州海关机构的维持有所贡献。再者，鸦片贸易也具有茶叶贸易的资金调度意义。因此，鸦片贸易对广州贸易的发展可说是有贡献的。总之，在过去以牙行为中心的利权结构的外部形成了非正规的outside merchants的利权结构，而在其外部又形成了新的鸦片贸易的利权结构。并且，在其外部还有零丁洋的利权结构。最初此利权的规模应不足以构成问题（参见补论中表1－5）。

但是零丁洋的情况却有官僚统治莫及的问题。1832年12月20日的《广州记事报》（《广州记录报》, Canton Register）记载：

尝试让走私船浮在两只小船之间的平台上来建造的造船法，在这两三个月间顺利地进行，最近又再继续。听说现在正在用同样的方法建造第三艘。走私船用这种方法建造的理由是，因为河川（珠江）的官僚对［距广州一至二英里以内］以前的“造船”场所受到的默许与保护有很无理的要求，所以造船者们发现必须“不被他们察知”，于是乃倚赖造船者们悉知官僚无意也无能力干涉的“外部船队”（outside fleet）在零丁提供的保护。

由此叙述可知，为了回避支付给官员的默许费，在零丁洋海面的船台建造快船。换言之，只要是在零丁洋上，即使建造船舶，官方也很难加以控制。这可能对既存权益造成损害。如前所述，清朝对船舶从建造到完成都定有管理规则，而此规则因此几乎毫无意义。总之，零丁洋上被称作outside fleet的趸船等船队的活动，即使在贸易以外的方面，也对清朝的贸易管理有重大的影响。

当鸦片以外的商品开始在零丁洋大规模交易时，事态已非常严重。清朝继厦门之后，对广州的贸易管理体制的维持也宣告失败，清朝几乎丧失了控制对外海上贸易的能力。并且，因为这些都不在非正规的利权结构内，故几乎对广澳地区的所有官员都造成威胁。

此外，虽然与欧美船舶相比规模极小，但已有戎克船从东南亚直接载运鸦片到广东沿海、厦门、上海等中国沿海各地。这一点从表1－1中19世纪30年代新加坡戎克船的出港情况也可看出。因此必须注意鸦片流入中国的原因不仅在于港脚商人。

那么，在国内的海上贸易中最重要的天津和上海两地，鸦片贸易又是什么情形呢？

二 天津和上海的鸦片贸易

由于福建人和广东人掌握了从福建、广东到华中、华北的中国沿海贸易路线，鸦片贸易也随之扩大到华中沿海的上海、定海、宁波、乍浦，以及华北沿海的天津、盖平等地。

沿海的鸦片贸易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用洋船由广东、福建经天津运到北京、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另一条是用洋舡（洋船）由广东、福建经上海运到苏州、太仓、通州，再从苏州运到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换言之，天津和上海成了海上贸易路线的主要中转站。以下将以这两个海港为中心来进行探讨。

1．天津

天津的鸦片贸易变得活跃的背景是，从以前就有一些前来进行砂糖、大豆贸易的福建、广东洋船。19世纪30年代后期来航天津的洋船很多，直隶总督琦善指出来航的洋船数量每年从80、90艘到100余艘不等。实际上，道光十八年（1838）有147艘，道光十九年也有167艘，水手（水夫）总计1万人以上。

这些洋船的活动范围不仅止于天津。根据被逮捕的福建船出海（船长）的供述，福建的厦门船和广东各船每年在天津卸货后，前往奉天的锦州，在西锦、南锦、三目岛、牛庄四个地方收购大豆，从天津到奉天只要两个昼夜就能抵达。

这个供述是事实。道光十八年九月九日天津镇总兵、天津兵备道在广东洋船“金广兴”号上查获了烟土12袋，计131536两，以及许多烟具和武器。署直隶总督琦善上奏曰：

……讯据邓然即邓缮供称，伊系广东三水县人，与南海县人畲晖、顺德县人崔四、福建龙溪县人郭有观即郭壬酉，各出资本，在广州府城外水西街万益号，有香山县人李四，经手向夷船代买烟土八十三担，每担约一千五六百两。因来至天津，正值查拿严紧，不能上岸，只将糖货起卸。商同驶往奉天西锦、南锦地方售卖，行至大沽，守风停泊，致被拿获。郭吞供系福建龙溪县人，在金广兴洋船充当水手，伊交给族兄郭有观银五十两，伙贩烟土，余与邓然供词略同。诘以所带烟土甚多，如奉天不能售完，又将驶往何处，是否带回粤省。据供该犯等借贷资本，希图获利归偿，如奉天不能出售，即赴江苏上海售卖等语……臣调验金安发即金广兴洋船照票（通行证），系广东惠州府海丰县船户，自十五年起，俱由天津前往奉天……

正如这个事例所显示的，广东的洋船通过广州商人向外国船购买鸦片。关于这起事件，由两广总督邓廷桢的上奏可知，李四（李亚彦）受郭有观的委托，通过莫亚三取得广州商馆西洋人的契约书交给郭有观，郭有观再到海上向外国船购买鸦片，结账应该是在广东进行的。然后利用既有的广东至天津、天津至奉天（东北）的砂糖、大豆贸易路线贩卖鸦片，而要将路线变更成奉天至上海等地也是很容易的。当然，也可以利用既有的福建、广东→上海→天津的贸易路线。并且，正如广东惠州府的船只中有广东人和福建人合资的船只一样，有各种福建人、广东人参与鸦片贸易。那么，这些成为沿海鸦片贸易中心的洋船与天津的居民又是如何发生关联的呢？

琦善在道光十八年八月二日上奏曰：

郡城设有会馆及分销洋货铺户，半多闽粤客民，彼此勾结，潜运私售。如岭南栈之广盛号，针市街之潮义店、大有店、福广店，均系代为销货之所。

琦善指出，洋船和洋货铺之间是靠会馆、栈行来联系的。客店、栈行代替洋船缴纳关税，可说是具有牙行的功能。总之，由此可看出经由洋船—客店、栈行（牙行）—洋货铺的管道进行的鸦片交易形态。

在此根据琦善的奏文，针对在天津破获的鸦片交易，可以整理出更具体的事例，如表1－4所示。在被捕者的职业中，水手等与洋船相关者、天津的洋货铺等店铺经营者及其用人占压倒性的多数。鸦片购自洋船、洋船船员和洋货铺，而洋船的相关人员是福建人和广东人，洋货铺的经营者则大多是福建人。从上海来航天津的沙船未参与上海—天津间的鸦片贸易，这表示福建人和广东人独占了沿海的鸦片贸易。再者，很多本地人的鸦片购自洋货铺，故洋货铺可以说是洋船和本地人之间的中间人。此外，被捕者和贩卖对象中有山西人，这些山西客商极有可能是将鸦片由天津运往华北各地者。仅就这些事例而言，天津的鸦片贸易很少有大规模的交易，零星的交易占大多数。在表1－4中，几乎不见与客店、栈行有关的事例，此点将在第三节里加以探讨。

2．上海

上海的鸦片贸易也是由洋船利用既有的砂糖、棉花贸易的沿海贸易路线进行的。例如，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山东莱州府胶州，从潮州人船户王万顺的鸟船上查获鸦片。当时，这艘贸易船要运载砂糖到江苏、浙江，途中通过南海县的船从外国船买到鸦片，然后顺风驶到山东的胶州，因为查缉严格无法进港，于是打算在江苏、浙江贩卖鸦片，但在山东等待顺风时就被查获了。虽然这艘船的目的地不一定是上海，但可以算作利用潮州和江浙之间的砂糖、棉花贸易的鸦片贸易形态。

关于上海的贸易，由广东、福建到上海的贸易主要由福建人和广东人负责。运送到上海的鸦片被存放在东关外的牙行，道光十八年八月在上海的亨吉号糖行和永利号店销售鸦片的福建人被逮捕，并在永利号查获了烟土15000余两。因此可说，在上海也是由福建人、广东人和牙行担任洋船和本地人之间的中间人。从上海将鸦片运往各地的是本地人和来自外地的客商。此点也与天津的形态相同。

另外，也有一些事例是先用福建、广东的洋船将鸦片运到黄浦江口附近，再用小型船只运到上海。例如，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知县等人登上停泊在黄浦江口的广东金开仓商船，逮捕了26名船员，并没收了从船内搜出的烟土700余两及被丢弃到水里的烟土3200余两。这艘船应该也是正在上海附近海面等候的小型船。在黄浦江口将鸦片自大型船转载到小型船，与搬运私盐的方法相同，这表示“走私”问题不仅限于鸦片。

由上可知，福建人、广东人一边利用既有的沿海贸易路线，一边促使鸦片贸易北上、扩大。洋船的贩卖路线容易变更，而且洋船之间也会在海面上进行鸦片交易，所以官员很难掌握鸦片贸易。此外，在天津、上海等地连接洋船和本地人、客商的是包括牙行在内的福建人和广东人。

而且，居住在沿海地区的福建人、广东人及本地人，或是直接和洋船船员接触，或是利用小型船自福建船、广东船购得鸦片，很多是小型交易。这种形态与广东、闽南的许多小型船聚集在港脚商人的船只和趸船附近的情形相似。在天津、上海等中国北部和中部的沿海各地，福建、广东的洋船应具有代替港脚商人的船舶甚至趸船的功能。其中，直接与欧美船舶接触的广东洋船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而且，在这些鸦片贸易活动中，与洋船同样受到清廷注意的，是居留在沿海地区，担任鸦片贸易中间人的福建人和广东人。

三 居住于沿海地区的闽粤人

借着在贸易活动和沿海渔业中所占的优势，许多福建人、广东人居住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商业、海运业和渔业等。例如，道光十九年（1839）盛京将军耆英对居住在奉天的福建人进行调查后指出，乾隆五十六年（1791）时希望返回原籍者全数用福建船送回，其余编入保甲，而此次调查时发现的变化为：

牛庄：福建人44人，其中女性2人→死亡或返回原籍。

盖州：福建人965人，其中女性59人→除死亡与返回原籍者，现在保甲内有男女425人。

熊岳：福建人320人，其中女性1人→除死亡与返回原籍者，现在保甲内有男女189人。

锦州府天桥厂：现在保甲内的福建人有589人，流寓的福建人247人。

由此可知，此时期居住在奉天的福建人数量虽较乾隆时期有所减少，但在盖州、熊岳、天桥厂等奉天沿海地区却有许多福建人，他们大多从事海运。

如前所述，天津城外也住着许多福建人和广东人，而且每年有许多洋船船员前来。在上海的大东门、小东门外拥有行栈、从事商业的人，大半是福建的漳州府、泉州府和广东的惠州府、潮州府，以及嘉应州5个府州的人。而根据鸦片战争时的浙江巡抚刘韵珂所言，居住在浙江沿海温州府、台州府的福建人和广东人主要从事的是渔业。而且，正如前面所说的，居住在这些沿海地区的福建人和广东人，许多都与鸦片贸易有关。

随着鸦片贸易的扩大，清朝官员对福建人、广东人的印象越来越差。道光十九年一月盛京将军耆英上奏曰：

迨莅任三月后，初悉奉天沿海一带，无业闽人较多，恶习传染日久，以致商贾、愚民渐次吸食，甚至宗室觉罗注1：、官员兵丁内亦不无有吸食者。

注1：此处的“觉罗”应指因被发现吸食鸦片而被夺爵的庄亲王奕、辅国公溥喜（道光十八年九月八日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3册，第351页）。

在此，耆英认为吸食鸦片的恶习是由居住在奉天沿海地区无业的福建人散播开的，并在金州逮捕了5名无业的福建人，没收了鸦片和烟具。

清朝官员对福建人、广东人抱持的负面印象并不仅限于鸦片贸易。例如，道光十九年直隶有福建海盗出没，在奉天的天桥厂和猪岛分别缉获福建省同安县的鸟船，他们不只在奉天，也在山东的海上从事海盗活动。

此外，琦善在道光十八年一月奏陈，天津海岸和河川沿岸是五方杂处之地，容易混入恶徒，以往海上与陆上皆治安良好，但近来抢劫事件频发，道光十七年冬在天津发生的某起抢劫事件犯人大多是福建人。他又指出，乘船来到天津的人良莠不齐，故有必要加以稽查。这也显示了其对外来的福建人的不信任。

诸如此类海盗活动及在居住地的犯罪行为，使总督、巡抚对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印象原本就不好，再加上鸦片贸易的关系，督抚们看待自己任地内闽粤人的目光就变得更加严厉了。清廷非常敌视这些从事鸦片贸易的福建人、广东人，将他们当作“奸民”“汉奸”，企图对他们加以查办。

综上所述，福建、广东沿海民众对鸦片的积极参与使得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能在广东、闽南沿海连接起来，对广州的贸易管理体制造成打击，而鸦片贸易也借由洋船的贸易活动扩大到华中、华北。在沿海各地，各类人士和各种大小船只群聚于外国船、趸船或洋船处，进行无数零散的交易。在这些交易中担任外国船与中国人、洋船与本地人中间人的，主要是福建、广东沿海民众。结果，居住在沿海地区的福建、广东沿海民众，因他们所从事的鸦片贸易活动而遭到清朝官员的敌视。因此，除了清朝官员与西方人有间接接触的广州，在沿海各地取缔以闽粤沿海民众为主体的沿海鸦片贸易以及居住在沿海地区的福建人、广东人，就成了清廷督抚们的主要课题。下一节主要将从清朝特别是沿海地区督抚们的应对，考察福建、广东沿海民众是如何能够从事鸦片活动的。

第三节 清廷的应对

至19世纪20年代末，在讨论沿海地区的鸦片贸易问题时，主要是以广东或广州为中心。其后，因银价高涨引发对财政问题的关注，鸦片贸易被认为是造成白银流出的原因，故对于鸦片贸易的讨论也益发热烈。关于白银实际上自中国流出的时间有各种说法，很有可能是19世纪20年代后期。稍晚之后全国官员对鸦片的讨论越来越活跃。

道光十年（1830）六月二十四日江南道御史邵正笏的上奏促使上谕命令各省起草禁止生产、流通（种卖）鸦片的章程，而各省上奏的“种卖”禁止章程大部分是禁止鸦片生产的具体办法。翌年在广东，两广总督李鸿宾提出沿海一带的问题，认为必须研拟应对自广东以北各省出港的船只的对策，结果未能实施。同年7月山东巡抚讷尔经额制定《查禁鸦片章程》，虽意识到沿海的鸦片贸易问题，但却未能影响到沿海各省。

道光十二年以后清廷逐渐注意到沿海地区港脚商人来航的问题。道光十四年二月闽浙总督程祖洛奏陈福建沿海英国船来航之事，同年三月七日上谕命程祖洛的取缔福建海上外国船的鸦片交易，闽浙总督于是开始在福建采取应对措施。事实上，1835年3月怡和洋行的报告指出，泉州湾和深沪湾等地的鸦片贸易已经停止。但在更南的港埠，鸦片的交易仍在继续进行。再者，如前所述，鸦片贸易在闽南有所扩大，由此来看，很难相信鸦片贸易的取缔未停止。

如上所述，沿海的鸦片对策是在各地发生问题时才临时由上谕命令加以取缔，而一直受到重视的只有广东。这种状况要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才开始有所改变。

北京的知识分子阶层首先对鸦片的批评越来越强烈，道光十五年成为鸿胪寺卿的黄爵滋在同年九月九日上奏，主张将参与鸦片贸易的外国人和汉奸都处以死刑，又在翌日的附奏中详言广州贸易并提出深入的对策。

对此，主张弛禁论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在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奏，两广总督邓廷桢也上奏表示支持。但此种弛禁论遭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等的批评而被否决。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十日主张严禁论和“将吸食鸦片者处以死刑”的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皇帝参考了各督抚的意见之后，采用了湖广总督林则徐等人主张的严禁政策。

在清廷倾向于采用严禁政策的同时，道光十八年七月十九日各地的将军、督抚接到上谕，受命要严办吸食鸦片者和开设烟馆者。其后，开始在沿海地区正式展开鸦片的取缔。沿海地区以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浙江巡抚、两江总督、山东巡抚、直隶总督、盛京将军为主，各自展开因应鸦片贸易的政策。通过上奏和上谕，试图达到某种程度的区域间联合。整个沿海地区的对策重点是处理在沿海地区活动的福建、广东沿海民众及其船舶。以下主要以天津、上海为中心，一面探讨清朝官员的对策，一面讨论以往的沿海贸易管理体制的问题，并对与此相关的广东、福建的情况做一概观，最后再对沿海居民的管控进行考察。

一 天津、上海的取缔

1．天津

天津位于向北京供应鸦片的路线上，在清廷的鸦片对策中，与北京、广东、福建同样受到重视。在天津积极推行鸦片对策的是直隶总督琦善。琦善在其后的鸦片战争中与林则徐对立，故他的鸦片问题解决对策受到很低的评价。但包含琦善在内，当时许多地方大员都反对弛禁论。如前所述，琦善对天津的鸦片问题有很深入的认识，他处理鸦片问题也很积极，这一点与林则徐无异。他在道光十八年（1838）五月二十六日上奏指出，白银从天津外流很有可能是福建、广东的洋船所造成的，这表明琦善充分认识到福建船、广东船的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的关系。

同年七月二十七日江西道监察史狄听对鸦片从天津流入华北之事上奏曰：

至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査，抵关后委员验货，仅能大概观看，如欲入舱搜査烟土，该船户水手约数十人，势将抗拒，委员等恐滋事端，类皆迁就。査洋船船户并洋货铺，俱系闽粤人，素与本处棍徒连络一气，恃众横行……应请旨饬下直隶总督，设法密拿囤积分销之店铺，人烟并获，根究伙党，尽法惩治。并妥议章程，于每年洋船陆续入口时，实力搜査烟土，毋许丝毫夹带，以期杜绝来源。天津果无烟土，则京城及直隶各省无从兴贩，而吸食者自少矣。

他指出天津对洋船的查禁不够周密，请求命令直隶总督逮捕贩卖鸦片者并制定章程以强化对洋船的查缉。翌日道光皇帝就针对这件奏折下令琦善要严加查禁。对此，琦善于同年八月二日上奏曰：

商船到津，向由船长先来向稽察人役关通，俟各船齐抵东门，并力于深夜一时之间起运烟土上岸，距店甚近，顷刻即到，兼有刀械围护，并无一定时日。该奸商复四路贿通，官若往拿，人少则逞凶抗拒，人多则闻风避匿。此从前之情形如是。

他承认过去的问题所在。在这次上奏之后，天津也还是常有鸦片贸易者被逮捕的上奏。然而，清朝在天津很难有效管控住洋船的主要原因，果真如历来所认为的，是官员腐败与无能吗？

道光十八年八月五日琦善受命制定章程，严格执行搜查、逮捕，绝不允许鸦片登陆；同年九月三十日琦善上奏提出《稽查天津海口偷漏鸦片烟土章程》7条。以下将以此章程为线索来分析以往的问题所在及解决的对策。

此章程乃是以福建、广东的洋船对策为中心。首先，第一、第二条中言及洋船出港时的问题。第一条在引用《大清会典事例》的规定之后曰：

一 ……乃近年洋船携带船照，竟有远年请领迄未更换者。现在搜获烟土之金安发即金广行洋船，即系道光十五年所领船照，出海水手大半更易，所载货物，照内并未填注，无可稽查，殊不足以昭慎重。

第二条曰：

二 闽广商船携带军械，应由原省该厅州县查明，不准违例携带，并于进口时，令其呈交收贮，以重海防也。往边外夷洋船，例准携带炮械，其在内地南北两洋贸易商船，例不准配带。……乃现在搜查金安发即金广兴一船，即有军械多件。

第一条中提及金广兴洋船的事例，指出作为管控洋船的手段应每年更新的船照却长年未曾更新，船照已无效力且有名无实，由此可知船只进出港时并未进行船照的检查。第二条也同样引用金广兴的事例，显示按规定国内贸易禁止装载的武器完全未受到管制。

第一条中提出的对策是，要求福建、广东的商船出港时该地的地方官员应进行检查，将注明船只的所有者，运载货物的内容，客商和出海的人数及姓名、年龄，要求的船照发给该船。同时，向该省的上级官员呈报该船只未夹带鸦片的证明文件，并由该省先以咨文照会直隶审查。第二条中提出的对策是，福建、广东的洋船携带武器时应由所属原籍之省的地方官员进行检查，不允许违例（国内贸易船的武器携带），在天津进港时武器应交给大沽营守备衙门。

第一、第二条中举出的对策主要是要求福建、广东以及其他地区的地方官员实行船舶出港时应采取的措施，只有天津无法适用这两条项目。此外，第一条中提到洋船到达之前该省应事先向直隶报告，这就当时传达消息的情况而言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次，第三条和第五条中对天津关对进港的福建船、广东船的检查问题有如下叙述：

三 ……向来洋船到津，先在海口揽江沙停泊，雇觅渔船引路，及进口后，虽有海口营，大沽营及葛沽巡检查验，文武并未协同搜查，恐致疏漏。迨行抵大沽海关，津关给发印条封舱，该商船仍须驶至东门外停泊，始令行店持照挂号，呈送货单请验，中间时日耽延，难保无乘隙走漏。且洋船来往天津，路径是其熟习，即有新来船只，亦必有熟悉水手，海口潮汐深通，何以必须渔船指引，难保非借此勾通于未经查验之先，潜行起运烟土。（中略）至海口距三岔河，水程一百九十余里，陆路一百零五里，虽无支河汊港，而陆地辽阔，向由镇道派委员弁兵役巡查，诚恐有名无实……

五 ……向来洋船到关，行店呈送货单，两关定期查验，仅止按包按箱过秤，不足以昭严密。

第三条的内容显示，检查只由武官进行，其中也有漏洞，并认为为洋船导航的渔船可能与洋船有勾结。此外，还可知从海河口到天津府城的沿河巡查并未发挥功能。第五条的内容显示海关的检查不够严密。这两条都显示，因为官方的检查不够周全，所以代办手续的行店（牙行）功能极为重要。

第三条对策中，首先是福建、广东船自海河口驶进海河时，不准由渔船来做水路引导，必要时由大沽营守备和葛沽巡检准备渔船，进行严密的检查之后才准由大沽进入海河，且不准停泊在海河沿岸。其次，抵达天津关之后须让行店与该船的出海一起持船照到各衙门办理手续，长芦盐政与天津镇、道须派遣人员迅速展开共同搜查，从抵达天津开始，经过检查、卸货，到出港为止，规定要在15日内完成。再次，试图阻断海河一带的居民和小船与洋船的接触。第五条所举的措施是对福建、广东商船的货物逐一加以检查。

此处很重要的是，将完全只由牙行代办的进港手续改为必须加带洋船的出海与牙行一起办手续，借此防止牙行的独占。如第二节所说的，只要牙行是洋船和洋货铺的中间人，就必须加强对牙行的查缉。但是，在海河一带遭到查缉的不光只是牙行，这表示只靠查缉牙行来解决鸦片贸易问题的效果是有限的。

再次，由第四、第六、第七条可以窥知，除进出港的手续之外，还有其他问题。其内容如下。

四 ……向来洋船到津，直至东门外停泊。河面窄狭，两岸俱系民房铺户，且临河房屋，各有后门接递洋船货物，甚为便易……

六 ……海河道里甚长，两岸村庄居民店铺林立，其中良莠不齐，或代洋船偷运货物，或窝顿烟土行踪诡秘，查察难周。城外行栈铺户，大半皆系闽广客民，多有夹墙地窨，为囤贩烟土之所。旅店客寓，往往容留烟贩，累月经时，若不设法稽查，日久仍循故辙……

七 ……第恐于未进海口之先，勾通上海来津之沙船，及本地贩粮之商船，夹带售卖，仍属不能净尽。且现在搜获金广兴洋船，即有驶往奉天、上海售卖之供，该处囤贩鸦片既多，又必辗转贩运，天津商船时往奉天贸易，上海沙船每年来津数次，尤应实力稽查。

第四条是从洋船在天津停泊的位置指出有可能其与本地人进行走私的问题。特别是东门外有许多小规模的商店，预计会很难进行查禁。第六条是关于和福建、广东洋船勾结的福建人、广东人居民的问题。第七条是关于来航天津的沙船或天津的商船与洋船勾结，以及在其他地方进行鸦片贸易的问题。这三条项目都将洋船和天津居民之间的联结视为问题，这意味着进出港管理体制漏洞的这个部分已成为严重的问题。

第四条中提出的对策是令福建、广东商船停泊在无人烟的地方，以远离民宅、商店及天津的渔船和上海的沙船，断绝天津民众与洋船接触的机会。第六条中提出的对策是请海河两岸居民铺户和天津府城外的行栈、店铺、旅店、客寓一同组织保甲，严格防范与鸦片有关的犯罪。第七条中提出的对策是对沙船和商船一律加以检查。这三条对策的重点都在防止洋船的相关人员与天津居民有直接的交易。

由上文所述可知，福建、广东的洋船可以说是这篇章程的重点对象。此外还可窥知福建、广东洋船在福建、广东出港以及在天津进港时所受的检查徒有一副空壳，不只限于鸦片，清朝对贸易的规定完全被忽视。因此，除了试图重新建立进出港时的管理体制，清廷同时也很重视进出港管理体制漏洞的解决对策。总之，天津贸易管理体制的课题应可归纳为：①出港，②进港，③进出港漏洞。以下将对其中与天津有关的②进港与③进出港的漏洞加以探讨。

关于进港，道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福建道监察御史陶澐上奏指出，只有天津关与其他海关不同，没有发给红单（出港许可证），而且自从海关设立以来，商人纳税时既没有自己的账簿也没有作为凭据的红单。因此，不只是鸦片问题，天津关的管理体制可以说特别松散。这也许是因为天津关不是海关是常关，而常关整体的管理体制较松弛。而且，关税的征收额度并未发生不足的问题可能也是管理体制未被视为问题的原因。换言之，清廷对于天津持续扩大的贸易情况几乎完全未加以掌握，也未课征到与其相应的税收。包含后述的上海，一般的国内贸易中皆可见到这一现象。

道光十九年八月一日直隶总督琦善上奏曰：

再，查向来洋船抵津，仅止盐政衙门收纳税课，地方官并不上船查验，其赴关投税，亦由行户代报，疏漏耽延，俱所不免。

由此可知，洋船进港时的纳税手续是由行户代办的，天津关几乎不加以检查。因此可说实际的情况比前述的章程（第三、第五条）所显示的更为松弛。

针对这个情况，琦善认为这一年应要求洋船进入海河之后不许上陆或与小船接近，抵达天津关之后派遣文武官员打开船舱检查，排除行户的垄断。总之，关于进港的检查，主要将重点放在减少牙行的介入上。

然而，在前述的章程中，有许多针对进出港漏洞的管理措施，反过来说，这也表示进港之际对牙行的管理并未发生作用。

那么，为何在进港的部分牙行没有发生作用，而进出港的漏洞逐渐成为问题呢？如果像本章第二节所阐述的，鸦片流通的路线是洋船→客店、栈行（牙行）→洋货铺，查缉牙行应有充分的成效。但事实上，同时也有许多交易是不经由客店、栈行进行的（参见表1－4）。这个现象又意味着什么呢？

琦善在道光十八年八月十八日的上奏中，对鸦片的交易有如下陈述：

今岁该二省来津洋船一百四十余只，所带烟土，并无成箱成篓大伙起岸运卸之事，与往昔情形迥不相同。即如闽粤客民开设之岭南、大有等栈行，房屋深邃，有多至数百间者，现亦不敢卸贮烟土。从前则由津船汇总，起至栈行，代向各店分销。此时则由洋船零携售卖，或各店自向洋船议价置买，亦不整箱起运，或由水手三两包随身携带上岸，或素相勾通之人，乘夜潜送铺中，零散聚集。

换言之，过去介于洋船与洋货铺之间的栈行（牙行）积存了许多鸦片，但因取缔的关系，大规模交易变得困难，为了降低风险，洋船及其船员与洋货铺、本地人之间，不经由栈行，双方直接取得联系，进行小规模交易之事大增。本章第二节曾述及天津的鸦片贸易规模变得零散，正是这个缘故（参见表1－4）。总之，清廷陷入了一种矛盾，官方越是加强进港部分对牙行的查缉，进出港的漏洞就越加扩大。

此外，天津加强查缉，对洋船的活动也造成了一些影响。道光十九年八月琦善上奏指出：

据称，向来夹带鸦片，惟广州府船最多，本年该府船只，并未前来。伊等远出贸易，原冀稍沾余利。自上年金广兴船只被获之后，知此间查拿严紧，不惟本利全无，且复身罗法网，前车在目，实不敢再行冒险……

前一年金广兴洋船被捕之事抑制了洋船在天津的走私。这显示洋船在衡量、比较了利益和危险之后，退出了天津的鸦片贸易。但这并不意味着洋船从鸦片贸易中退出。天津加强查缉洋船只不过是促使鸦片贸易转移、扩散到奉天等其他地区罢了。琦善在道光十八年九月的上奏中，已由福建船、广东船比例年早出港之事警觉到其避开天津航往东北的可能性。金广兴洋船也将目的地从天津变更为奉天。因此，官员之间携手合作就变得非常重要。

针对琦善的上奏，九月七日盛京将军耆英等接到皇帝的上谕。但是，耆英上奏回应这道上谕是在接到其两个月后的十一月十二日。那之后仍然有通过上奏和上谕建立的合作关系，但这也许是因为缺乏迅速传达消息的方法，并不清楚其到底有多大的效果。

同时，官员间也尝试直接互相联络。例如，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根据在天津逮捕的鸦片贩卖者的供述，琦善发送文件给耆英，耆英根据此消息在奉天的牛庄、锦州逮捕了鸦片贸易的相关者，罪犯被送至天津。由此可知，比起以清廷中央为媒介的联合，官员间更迅速地直接联合起来行动。但这种方式仅限于两地的官员之间，并无法捉捕到洋船。原本从洋船的活动范围来看，清廷所实行的对策必须及于整个沿海地区才行，但就当时传达消息的情况而言，效果应该不大。

以上由天津的例子，对清朝的贸易管理体制做了一番考察。以下将对有可能成为天津鸦片供应地的上海进行探讨。

2．上海

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鸦片供应地，须有重点对策。两江总督陶澍在道光十一年八月的上奏中也认为，流入上海的鸦片大多是由洋船带来的。道光十八年十月陶澍上奏陈述，松江知府文康等人对上海的福建、广东商人宣布只要在九月十七、十八日两日交出所持鸦片就免除其罪后，福建、广东的洋船及黄浦江沿岸的牙行、客栈纷纷交出鸦片，重达41000余两。

在同一上奏中，陶澍也提及在江苏实施的《江苏省现办查禁海口贩卖鸦片烟土章程》，共6条，并根据此章程提出针对上海的福建、广东洋船问题的对策。以下将比照天津取缔鸦片贸易的课题，分①出港、②进港、③进出港漏洞三点来探讨。

首先，关于出港，在章程第一、第二条中有以下措施：

一 在出港洋船的船照上注明不准走私鸦片，如有违反被查到鸦片，则撤销船照，照例科罚，并没收船舶与货物。

二 发给即将出发的船舶写着“严禁鸦片走私”大字的旗帜与牌子。

章程第一、第二条均以由江苏出港的船舶为对象，但只是确认了鸦片贸易是被禁止的，似乎难以作为解决鸦片贸易问题的有效对策。

其次，牙行与进港也有关，在第三、第五、第六条中有如下叙述：

三 福建、广东的洋船进港时，命令船商和牙行必须提交保证不夹带鸦片进入的保证书。据调查，洋船进入上海时，由牙行代为申报关税，船照也由牙行送交检查。行户熟知洋船的各个商人，故当然应该对检查负责。以后福建、广东各船进港检查船照时，最初应先交出船照及未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并且牙行也应在保证书上加切。若有违犯，船商与牙行将一同被处罚。

五 对于行户保管或贩卖鸦片之事，应随时严加缉拿查办。据调查，洋船夹带鸦片进港时，必定由行户代为保管，等待各地奸商前来再贩卖。若能禁断保管鸦片之事，鸦片立刻就会失去贩卖的手段，自然就不会再有夹带之事了。该当道、县应负责随时严格探访调查行户等人，若有违法的行户及进行违法交易的非法之徒敢藏匿、贩卖鸦片，应立刻加以逮捕并严加惩罚，以杜绝根源。

六 若有员弁、兵役收贿包庇鸦片交易，应严格弹劾调查，加以处罚。据调查，向行户等人寄管鸦片并将之转卖，是因有兵役或地保的庇护和纵容，可以肆无忌惮。甚至连守口的员弁中也有人收受贿赂对其包庇纵容，私饱中囊，枉顾法纪，实令人痛恨至极。

章程第三、第五条的内容明确认识到牙行勾结洋船中介鸦片交易的问题；第六条讨论员弁包庇从事鸦片交易的牙行问题。第三条让牙行和船商对进港的手续问题负有连带责任，以作为此问题的对策。第五条对于洋船与牙行勾结，牙行从事鸦片的委托贩卖之问题，以查禁牙行为对策。第六条决定严惩包庇鸦片贩卖的员弁、兵役。

再次，关于进港，第四条中除牙行之外，还提到利用会馆之事，其曰：

四 闽广舡只水手应给腰牌以便稽查也。查闽广洋舡水手，多者百余人，少亦数十人，每于众舡进口时，更有一种杉板小舡跟帮前来，不但潜行登岸代销烟土，且难保无别项匪徒混迹其间。嗣后闽广商舡进口时，责令各该会馆司事，按舡查明，水手每人给与腰牌，书明某舡水手姓名，必须悬挂，方许登岸……

此处将牙行无法应付的对人数众多的洋船水手的管理问题，交托给会馆来管理。此外章程中也意识到在进港部分无法处理的进出港漏洞部分的问题有所扩大。

以上所述上海的情况与清朝的对策，不论是以洋船为对象，还是在进港部分对牙行的重视，均与天津极为相似。而且出港部分以从江苏出港的船舶为对象，也许是上海有可能成为将鸦片运往其他地区的转运地的缘故。此外章程中也意识到在进港部分中无法掌握的进出港漏洞部分问题的扩大，而上海与天津同样有应对此问题的条项，由此可见，上海以牙行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也面临了困难。

此种情形在接下来所制定的章程中显得更为明显。道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与天津的情形相似，江西道监察御使狄听上奏请求取缔上海洋船的鸦片贸易，而当日与翌日的上谕即命令在上海实施取缔并制定章程。对此，道光十九年二月制定了《吴淞海口严查商舡夹带鸦片章程》，其内容如下。

一、福建、广东的商船进港之际，在吴淞口查验船照完成登记之后，用海关的印条将船舶的各船舱逐一封印，然后到海关接受检查。在海关处，若封印条无损，便进入船舱进行检查。

二、增派人员监视吴淞口，严加检查。

三、禁止吴淞口内水路的小型船舶驶往外洋。

四、洋船停泊在吴淞口时，由驻口委员带同士兵到该船查验牌、照，从吴淞口驶入上海时，将船舱封印并在上海海关接受检查；督促驶往其他港口的船舶出航，禁止在海上徘徊游弋、抛锚停留。

此章程中，第一条是针对进港、进出港漏洞部分的问题，第二、三、四条是针对进出港漏洞部分的问题，而以“吴淞海口”为对象明显是企图加强对进入上海港之前的福建、广东船的稽查。而且章程中极为注意与福建、广东船有关联的小型船舶。同时，此章程以吴淞河口为对象，牙行无用武之地，这表明在进港部分中无法通过海关检查或牙行、会馆管理的进出港漏洞的范围正在吴淞口和上海之间扩大，迫切需要集中查禁。此情况可以说与天津海河沿岸相似。

此章程经道光十九年五月二日的上谕批准，命沿海各省观察各地情况，研拟同样的章程上奏。于是各省纷纷制定章程。其中，浙江省规定水师与沿海官吏实施严格的检查。山东省也制定了《海口防缉鸦片烟章程》，其中指出山东半岛南部的行户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商船勾结，在山东半岛南部的港口进行鸦片贸易，故规定行户每五家须负连带责任。但其他条项的内容主要在于强化对沿岸的小港和小型船只的稽查、监视。由此可见，清廷虽重视牙行所具有的管理功能，但仅凭它已无法应付鸦片贸易中的问题，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天津、上海，已扩大到沿海一带。

由上述天津、上海的事例可知，督抚们的鸦片贸易取缔政策的重点，最初在于强化进港部分中通过牙行对福建、广东洋船所实施的贸易管理体制。牙行变成鸦片贸易的中间人以后，必然需要扩大官方干预的部分并加强对牙行的管控。然而这种管理方式反而导致进出港漏洞部分中避开牙行进行零散交易的部分更加扩大。因此，迫切需要制定针对进出港漏洞部分的措施。

在此变得极重要的是，为了缩小进出港漏洞的部分，对洋船不仅要实施进港部分的查禁，还要连带地在广东、福建加强出港部分对洋船的查禁，特别是必须连带地严加控制船照的发给。那么，这些应对措施在广东、福建究竟实施到何种程度呢？

二 广东、福建的取缔

1．广澳地区

如前所述，只有广澳地区对鸦片问题一贯采取重视的态度。在清廷提出严禁政策之前，从道光十六年（1836）起，广澳地区就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主导下，以广州近郊为中心，对进行鸦片贸易的中国人实施严格查办，打击鸦片贸易。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道光帝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决定加强对鸦片贸易的取缔。林则徐抵达广州后，除加强取缔外，还对外国商人和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Charles Elliot）施加压力，没收了2万箱外国鸦片，在虎门销毁。众所周知，此事件成为引发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

对鸦片的查禁加强的结果，在广澳地区没收了数量巨大的鸦片并逮捕了许多人。那么，在这些查禁行动中，对于洋船在出港部分的问题采取了什么对策呢？

广州的鸦片取缔政策也和天津、上海等地一样，是靠牙行来实行的，但如前所述，自从1821年鸦片贸易开始在零丁洋上出现之后，鸦片贸易的中心就离开了广州，因此很难再通过行商（牙行）来管理外国船。

那么，中国船的情形又是如何？道光十八年九月金广兴洋船在天津被拿获，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奉命逮捕相关犯人并严加查办。对此，邓廷桢奏陈，为金广兴作保并代为缴纳税金的福潮行林致和宣称只知金广兴在广州采买商品，对于金广兴离开广州后进行鸦片贸易之事毫不知情。邓廷桢也认为，金广兴在广州因有福潮行的保证，未运载违规物品，但出港后与外国船有接触才是问题所在。因此，邓廷桢拟定的对策是，从广州出港时仍然由福潮行作保，但出港时的检查和出港后在广东沿海各地的水师镇、协、营的检查将更加严格。换言之，他所重视的不是出港部分的问题，而是出港后的进出港漏洞部分的问题，并且他对于出港部分稽查功能的恢复并无其他替代方案。当然，广州当局重视出港后的问题是为了回避广州官员的责任，而此种应对方式也如实显示出出港部分中牙行管理功能低下的问题。

再者，出港部分中的牙行功能，无论在对外贸易还是国内贸易方面，皆因进出港漏洞部分的扩大而逐渐失去意义。船舶若不在广州进港，就无法通过牙行实施稽查，此对外国船和中国船皆然。如前所述，在广州和黄埔支付默许费的鸦片贸易虽继续存在，但主角并非行商，而是outside merchants，要通过他们来进行稽查是很困难的。

随着清朝取缔行动的加强，集中在广州近郊的交易也发生了变化。正如在后文“补论”中所说的，1837年在取缔行动的强化中，默许费的协议也变得难以成立。在鸦片中介业者和outside merchants之下进行的交易因此减少，导致无数小规模的鸦片交易离开广州进行。在第二节中提及的聚集在外国船或趸船上进行零散交易的现象，正是这种情形的体现。

于是，零丁洋上的趸船船队移至香港岛附近的海面。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两广总督邓廷桢指出，惠州府、潮州府的港口也设置了窑口，聚集、贩卖鸦片。翌年以钦差大臣身份来到广州的林则徐，也对鸦片贸易移至潮州、南澳之事抱持警惕。

事实上，位于广东省和福建省交界处的南澳已成为鸦片贸易的据点，外国船向清朝官员支付默许费进行的鸦片贸易也已在南澳出现。广州的外国人所持鸦片被没收之后，道光十九年三月五日南澳附近出现了外国船；林则徐等人据此认为鸦片贸易已离开广州附近，乃命南澳镇击退外国船。这显示在广澳地区的取缔行动加强之后，鸦片交易的中心由广澳地区扩散到广东东部的潮州府和惠州府，而这一情况也在清廷的掌握中。上述鸦片贩卖路线扩大与扩散的情况与天津相似。那么，在邻接潮州府的福建情况又是如何呢？

2．福建

福建的情况也与前述广澳地区的情况相同，约于1837年的同时期加强对鸦片的取缔行动。其后有人指出，林则徐在广东加强取缔鸦片后，若福建的取缔行动松懈，鸦片贸易就会自广澳地区转移到福建。因此道光帝在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命祁寯藻、黄爵滋到福建，与闽浙总督邓廷桢共同实行鸦片贸易的取缔。另外，在此之前，福州将军嵩溥等人于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制定了《查禁闽省鸦片章程》，共4条，第一条指出沿海居民用小船从停泊在外海的船舶上搬运鸦片，船舶不一定要进港的问题，以及外国船来到福建的问题，并规定由水师进行巡逻。第二条指出厦门、蚶江、五虎门（福州）为正口，文武官员易于进行检查，但在渔船进出的其他小港，具名者有数百处以上，无名者更是无数，“奸民”在那些港口进行鸦片贸易，商船也在海上进行鸦片贸易。此种情况引起清朝的关注，规定严格加以查缉。第三条要求水、陆的文武官员担负严格检查的责任。第四条规定海关委员要亲自进行检查。此处应注意的是，这些条文中未见到有关负责稽查进出港船只的牙行的记载。此背景应是如本章第一节所述，厦门以牙行为中心的贸易管理体系已经崩溃。至于福建沿岸其他各港口的牙行，其功能又是如何呢？

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在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上奏指出：

再查，汉奸船只，不外商渔两项，而清厘稽察，最为难周。缘闽商载货出洋，不但盛京、天津、上海、宁波等处准其前往，即夷埠如毘甸、实力、暹罗诸国，亦无例禁，其船均由沿海地方官，给照出口。奸徒往往以载货为名，驶出外洋，向夷船购买烟土，分往北洋售卖。其回至福建者，则又满载而归。州县给照之多者，每年可七八十船，但凭一纸呈请，即行用印发给，一经出口，则纵其所如。给照之官，势不能随船稽察，又无行家保结，可以责成。此清厘商船之难也。

由此奏文可知，不分商船、渔船或国内、对外贸易，沿海地区的船照发给实际上是毫无限制的，对于船只航行的目的地也未加以限定。而且，原本负有责任的牙行并未发挥其机能。如本章第二节所述，福建的鸦片贸易形态是以聚集在外国船或中国船上进行零散交易为主，而这种贸易形态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从上述内容来看，以牙行为中心构建的贸易管理体系在广东、福建的情况是，在出港部分逐渐失去作用，导致进出港漏洞部分扩大。在此情况下，出港部分要和进港部分产生联动也是很困难的。

在广东、福建的取缔之所以造成许多人被捕，是因为出港部分和进港部分的漏洞即进出港漏洞部分扩大。而且，清朝的军力、警力集中在广东、福建水师的根据地，即水师提督的所在地广州（虎门）、厦门附近，因此对军力、警力所不及的沿海小港的管理是很薄弱的。

如上所述，沿海地区各地的鸦片贸易变得零散化之后，不只是对洋船，对个人的查缉也变得很重要。因此本章的最后将试对清朝对居住在沿海地区的民众所进行的管控加以讨论。

三 对居民的查缉与会馆

地方督抚们在取缔鸦片贸易的同时，也对福建人、广东人居民加以查缉。盛京将军耆英下令驱逐暗地居住在沿海一带的无业福建人，除了逮捕在盖州、牛庄贩卖、吸食鸦片的福建人之外，还将无业的福建人用福建船遣返原籍。同时，屡次在各地进行保甲的重编。在此暂且不讨论督抚们的所实施的直接查缉，仅就历来通过会馆来管控居民的体制加以探讨。

天津曾尝试通过闽粤会馆来进行管理。道光十八年一月，直隶总督琦善云：

查闽广商人北来贸易，本有会馆专延董事，约束海船舵水，经理一切。其于同省来津之民人是否安分，应无不知。随饬天津镇道会督府县，酌议章程，饬令该董事，详查将素有营业者，开造姓名年貌籍贯清册，出具保结存案。如系来历不明，由地方官随时究逐。

然而，通过闽粤会馆来管控居民是很困难的。如前所述，与会馆关系密切的栈行及福建人、广东人居民勾结洋船参与鸦片贸易，而琦善也对此情况有所认识。

加之，闽粤会馆的负责人廖炳奎董事是个完全无法信赖之人。廖炳奎原籍福建省顺昌县，因拔贡而被任为教习，后被选为山东省昌乐县知县。道光九年二月被弹劾免职，在任时因挪用公款而被处以4年徒刑，道光十五年五月被流放到山东德州。然而廖炳奎在流放地因生活穷困无法养家，听闻无人充当天津闽粤会馆的董事便思逃逸。道光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他潜逃，二月一日到达天津，后来由同乡公会选为董事。

廖炳奎身为闽粤会馆的董事，在客商要搭船返乡时会为其作保。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廖炳奎因要前往山东而将会馆业务委托给代理人时，吩咐如有商民前来申请出港时的保单（保证书），调查其来历之后立刻发给。此外，岭南、双峰客栈的房舍属于会馆所有，客栈的房客中有人贩卖、吸食鸦片被捕，廖炳奎虽然知情却因同乡之谊未向官府报告。如此，闽粤会馆董事自己即是罪犯，对居民的查缉亦不积极，甚至默许鸦片的交易和吸食，故清廷很难通过会馆来实施管控。

上海自18世纪中叶起也设立了福建人、广东人的会馆。在盐务方面，私盐的取缔也是以会馆为中心，清廷除了确认会馆是否贮藏私盐，还企图利用会馆来管控居民。同样的，关于鸦片贸易亦如本章第二节《江苏省现办查禁海口贩卖鸦片烟土章程》中的第四条所示，要求通过会馆来进行对水手等的查缉。

然而19世纪初以来，上海的福建人、广东人居民大增。道光十一年（1831）刻立的泉漳会馆碑碑文中记述，现今自泉州、漳州两府至上海经商者极多，玉石混杂，其中不乏藏匿会馆所有地产的原契，非法贩卖，徇私交易者。由此也可看出，上海在居民大增的情况下，会馆可能无法再对居民进行管控。此外，道光十九年对鸦片的取缔变严格后，潮州帮、惠州帮被其他帮怀疑有参与鸦片贸易的嫌疑，潮惠会馆就是在此时设立的。由其后来参与鸦片贸易之事来看，此时潮惠会馆本身极有可能与鸦片贸易有关。

再者，道光十八年在苏州胥门外的广东嘉应会馆有7名贩卖鸦片的广东人被逮捕，1600多两的土烟被没收，可见会馆本身已成为鸦片交易的据点。如此，通过福建人、广东人会馆进行鸦片贩卖与吸食，在商业性薄弱的北京的会馆也同样可以见到，可以说在全国的会馆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鸦片既然是违禁品，就无法像对牙行一样，赋予会馆征税权，让会馆独占鸦片的经手权，借此进行贸易管控。因此，很难强迫会馆对从事鸦片贸易的居民加以管控。而且，原本会馆对居民就没有足够的管控能力，因此通过会馆来管控福建人、广东人居民也是无效的。

清朝对沿海鸦片贸易开始进行查缉后才发现，进出港时牙行的贸易管理体制在整个沿海地区都非常松弛，对福建、广东沿海民众的交易活动几乎全无管控。对此，清朝官员先开始在天津、上海对联结福建、广东船舶与本地人的牙行进行查办，但此举却导致鸦片交易变得更零碎、分散，故不得不集中稽查聚集在洋船上的民众及小型船舶。

在广东、福建方面，广州、厦门牙行的贸易管理机制不论是对外国船还是中国船都已经崩溃、瓦解。因此，无法期待牙行在出港部分和入港部分发挥查缉功能，结果只好动员军力、警力在沿海地区对为数众多的鸦片贸易从事者进行缉拿。

沿海各地的鸦片贸易从事者被大量揭发、逮捕的现象，可说是针对扩大的出港部分和入港部分的漏洞即进出港漏洞部分进行大规模查处的结果。并且，由鸦片贸易在整体上有所减少的事实来看，这一大规模的取缔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这距问题的解决仍相当遥远。以往的贸易管理体制先限定出港和入港的地点，再赋予牙行征税权，借此集中管理交易，企图使进出港漏洞的部分缩减到最小。然而，在鸦片贸易扩大之前，因为小港口的利用机会增加，出港和入港的地点就已增多。加之，鸦片是违禁品，无法通过赋予牙行、会馆征税权使贩卖路线集中。总之，牙行在出港和入港部分的管理方面陷入功能不全的状况，而清廷对牙行的查办使得进出港漏洞部分扩大，导致牙行的功能更加低落。

再者，对于扩大的进出港漏洞部分，除了水师等军力、警力集中的主要地区（广州、厦门、上海、天津周边）之外，其他整个沿海地区都无法管控。此点由被揭发的鸦片贸易事例大多集中在这些地区即可推知。此外，关于军力和警力，有许多研究指出清朝官兵的腐败和吸食鸦片等问题，因此长期性的持续动员应是不可能的。

欧美贸易商人及英国方面并无放弃鸦片贸易的打算，仍继续在中国沿海进行贸易活动，并且因为中国商人和东南亚华人的船只仍然从东南亚直接开往中国沿岸，要让贸易集中在广州、厦门等地并借着在出港、入港部分的查处让进出港漏洞部分缩至最小是不可能的。

此外，在沿海地区对从事鸦片贸易的福建人、广东人居民的管控也与牙行的情况相同，因官方无法赋予会馆鸦片的利权，会馆也无法掌握居民而极为困难。

无论是对贸易的管控，还是对居民的管控，清廷都是利用既有的牙行、会馆系统，但只要鸦片被列为违禁品，就缺乏能管控沿海地区的福建、广东沿海民众及其活动的手段。清朝虽能暂时强行压制住鸦片贸易，但并未根本地解决其在贸易体制上的问题。

结语

清代的海上贸易是由海关通过牙行来进行管理的，主要由福建人和广东人来执行。此外，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是借由广州与厦门两港连接的。然而在鸦片贸易扩大之前，广州的贸易已开始发展，厦门的贸易因此衰退，借由洋行、商行等牙行进行的贸易管理体制于是崩溃。结果除广州的贸易之外，清朝几乎无法再掌握住海上贸易。

在此种情形下，福建、广东沿海人民联结港脚商人所进行的鸦片贸易日益扩大，在广州之外的地区进行的交易比重增加，对广州的贸易管理体制造成打击。福建人和广东人还诱使外国贸易商人至闽南等地，借由洋船的贸易将鸦片贸易扩大到天津、上海等华北、华中地区。因此，对这些福建、广东沿海民众所进行的鸦片贸易及居住在沿海地区的福建人、广东人的查禁就成了清朝官员的课题。

鸦片的严禁政策被采用后，清廷以牙行为中心实行鸦片问题的对策，但既然鸦片被当作违禁品，主张弛禁论的许乃济上奏遭否决，就无法再重建以往利用赋予牙行、会馆征税权而施行的贸易管理体制。而且，出入港时对牙行的稽查被强化后，反而使得不以牙行为中间人的零散交易增加。此外，通过会馆对居民所实施的管控，也因同样的理由而未收到效果。因此虽动员军力、警力逮捕了许多进行零散鸦片交易的人，却无法掌握交易情况，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总之，19世纪前期鸦片贸易扩大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港脚商人的活动，另一方面在于福建、广东沿海民众利用清朝在整个沿海地区的贸易管理体制实态乘机扩大活动。正如历来所指出的，负责取缔鸦片贸易的官员的腐败并非主要的原因。毋宁说，既有的牙行与官员结合的利权结构中无法纳入鸦片贸易，故在此结构的外围出现了非正式的利权结构，此非正式的利权结构乃是围绕着鸦片贸易，由收受默许费的官员、士兵和福建、广东沿海民众所构成的，而此应也助长了官员的腐败。在财政上已僵化的结构对非正式的利权结构有利，更加助长了官员的腐败。此点与清末其他的腐败问题原理相同，而取缔的强化也破坏了此种非正式的利权结构，使得事态更混沌不明。

如此看来，鸦片贸易管理最终的失败在于否定了许乃济的上奏而采用了严禁政策。在当时的清朝体制下唯一能采用的对策就是将鸦片合法化并加以课税，而对此最感到忌惮的无非就是外国商人。许乃济上奏之后，1836年5月2日反映广州外国商人意见的《广州周报》（Canton Press）刊登了一则“记事”：

鸦片的进口一旦合法化，鸦片消费者就可不冒个人风险用自己的管道吸食到可能比现在更便宜的鸦片，因此鸦片的消费量将大增，鸦片的价格也将下跌。但那时［行商以外的］outside merchants已无法从事鸦片贸易，整个贸易都被行商独占，行商的权力将无限增大。这当然无法全面改善中国的外交贸易，相反地，将使行商独占、垄断的情况更为严重。鸦片的进口者已收不到白银，只能用以货易货的方式收取商品；鸦片买卖之际也不当场付款，取而代之的是行商以茶或丝绸分期付款，甚至连交货时间都必须视行商的方便而定。

以往对零丁洋的供货被当作是外国人社会的“最后手段”，对外国人社会甚为有益，但却与中国当局争议严重，而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同时，对零丁洋的供货势必也将停止。巨大金额［的鸦片］将被带到广州置于中国的管理之下，外国贸易最后也会移动到广州，一切将如广州总督（两广总督）所想的进行。

之后在7月16日的《广州周报》中，可见到担忧鸦片贸易征税的承包制会由特定的商人独占的“记事”;其后也数次刊载了对鸦片贸易合法化抱持警惕态度的“记事”。由此也可得知，清廷弃弛禁论采严禁论之举实际上对从事鸦片贸易的外国人是有利的。

若由更长期的视野来看此问题，对清朝而言，自17世纪末以来，只要沿海地区海上交易能维持安定，税收得以确保，无反抗政府的集团存在，就没有任何问题。因此，就委托牙行或会馆执行船舶进出港时的贸易管理业务，故清朝的贸易管理体制长久以来处于一种松散的状态，对于厦门的衰退也无应对的方法。福建、广东沿海民众便利用这种管理上的漏洞与outside merchants或港脚商人联系，担任中间人，将鸦片贸易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当旧有的贸易管理体制因他们而崩溃时，清朝就无法再利用以牙行为中心的既有贸易管理手段来彻底禁止鸦片等违禁品的运输。对清朝而言，如何重新控制住这个在沿海地区无限制地扩大的交易，以及如何管控沿海地区的福建、广东民众，就成为鸦片战争之后的课题之一。

19世纪前期清朝所面临的课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明末清初之际明朝、清朝所面临的问题（后期倭寇及台湾郑氏的问题）相似。不同的是，流入中国的是鸦片而非白银，但若考虑到鸦片日后逐渐具有货币功能之事，此点或许也说不上有太大的差异。然而与明朝相异的是，清朝并未禁止民间从事海外贸易；明末清初欧洲势力在东亚的影响力有限，相对的，19世纪英国的影响力之大远非其所能及。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在沿海地区的统治因为与英军的战斗而进一步动摇。在这种情况下，福建、广东沿海民众与清廷的关系也被迫发生极大变化。同时，开埠后英国等的船只开始直接进出上海以南的中国沿海，从事贸易活动。结果，以往几乎独占包括鸦片贸易在内的中国沿海贸易的福建、广东沿海民众，就必须直接面对那些以英国为中心，正式在沿海地区进出的列强及其商人们。在本章中已能窥见另一个即将发生的新问题的征兆，即广东人的抬头。关于这个鸦片战争爆发后产生的问题，将在本书第二章以后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