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难点与对策

杨鲜兰

话语体系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密码，蕴含着一个民族国家特定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乃至意识形态，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当今，人类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交往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在这样一个时代，谁的话语体系更具影响力、感召力，谁就拥有更强的国际话语权，谁就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是我国理论学术界乃至全体国民面临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一

一般而言，话语应为全面准确反映具体实践过程的实质内容的观念体系，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话语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要素。人类的一切认识和思想传播都是通过话语获得的。同时，话语是人类交往行为的重要中介。在交往中，各个主体之间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语言符号，建立起表达与接受、解释与理解、评价与认同等多重认知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的同时也生产着他们的社会关系，包括思想关系和语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可以说，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一种话语关系。

然而，话语在现实的应用中并非只是人们之间一般的原初的意思表达，也不简单就是交流工具，它要受到思想的支配。话语运用的目的又指向价值实现，当话语成为一种价值性的工具时，它已被赋予了更复杂、更深刻的含义，包括思想文化、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等，特别是在应用于不同群体、不同民族国家时更是如此。许多思想家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葛兰西将某一社会集团在文化、思想、道德、意识形态等方面所取得的领导权，称之为“文化霸权”。在福柯那里，话语以及话语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其全部思想的主题。他认为，话语不是简单地指个人的语言表达方式，更强调隐藏在人们观念之下的深层意蕴，支配着不同主体的言语表达、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甚至体现意识形态的语义。由此，话语不仅具有表达功能，而且还隐藏一种力量。福柯指出：“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两样东西：权力和话语（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隐含的；不相应地构建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而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因此，在福柯那里，话语和权力密切相关。

话语何以被赋予权力？这既源于话语本身，也源于话语的外在支持。从话语本身来说，无论是口头话语还是书面话语，都是用来表达一定思想、观念、理论、文化、价值观的，也就是说，思想、价值观等是其内容、核心和本质。话语权力就蕴含在其内在的思想、理论、价值观中。一般而言，话语体系与思想理论体系是内在统一的。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受思想理论体系制约的。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因此，有强大的思想理论蕴含其中，用以表达的话语一般情况下应该有强大的力量。同时应看到，任何思想理论体系都需要一定的话语来表达，不同的话语表达对于思想理论体系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就话语的外在支持来说，任何话语应有主体和用以表达的手段和途径以及表达话语的环境等，话语的主体是谁，表达话语的手段、途径如何，表达话语时的环境和条件如何，都会影响到话语的能量。在福柯看来，权力就是一种关系，是各种势力关系的复合体。权力已成为社会文化框架中必要的条件，它既可以是有形的机构和条文，也可以是无形的观念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而且，就话语表达来说，由于有诸多条件、手段等因素的影响，就有是否能表达，以及表达的程度的问题。话语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力量。因此，不仅有人们正常的话语权力，还存在着话语霸权。当前，西方大国借助经济、军事、科技、信息等硬实力和软实力，极力强化“话语霸权”。在此背景下，国际话语权斗争日趋激烈。话语权在传播国家的价值观念、表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上担负重要使命。国际话语权表现为对外发言权与评判权等，是为国家对外战略服务的重要工具。国际话语权的大小既取决于一国的综合国力，也取决于一国话语体系对外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在国际竞争中就能更多地占据主动地位。福柯认为，权力对于话语的优先支配地位和决定性值得重视和警惕。

中国话语，如同中国特色、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经验、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中国梦、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一样，体现了固有的独特性，是一种可以反映和再现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并表达其真实的现实需要的本土话语，表现为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中国话语是中国特定的基因密码，是中国文化的具体诠释，它展示着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的话语与语境有着本质区别。“话语是一种表达工具，话语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力，话语体系的影响力是政治经济实力对比的结果。在国际社会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用中国的话语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需要，是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了解认识的必然需要，是扩大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影响力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打破西方话语强势与垄断、结束中国被动状态的战略举措。

二

如果简单认为中国没有话语及话语体系，那是在否认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明。事实上，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已形成了一套传统话语，至今仍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我们党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成功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话语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取得理论创新成果。但是，时至今天，我们突然发现，在世界话语体系中，“西强我弱”的局面十分明显，甚至出现了“失语”现象。尽管世界上随处可见“中国制造”，但是鲜见“中国话语”。这些都说明，中国话语的影响，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极不相称的。也正因为弱势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国家形象频频被误读、被抹黑、被妖魔化。那么，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重振中国话语权的主要难点在哪里？

第一，最大的难点是一些国人缺乏民族自信。应该说，现在很多中国人是自信的，但是也有一些人缺乏自信，既对民族传统文化缺乏自信，更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缺乏自信。客观上，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我们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举世瞩目，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还是很弱的，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自身，在于我们一些人迷信西方，言必称赞西方，贬低自己，抹黑自己，存在着严重的殖民文化心态。他们既不懂得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对社会现实缺乏科学的评判，既看不到我国的快速发展成就，也看不清西方资本主义的衰落趋势。“这种妄自菲薄，动摇的是中国发展的精神支柱，消解的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同时，有些人既不愿对中国传统话语进行创新，又不愿创新核心概念和核心内容，有些学科阵地为西方话语所“掠夺”。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崇拜西方话语，习惯于套用西方概念和话语解释中国，在现实中常常“削足适履”，即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正如有的学者说的，“反思长期以来我们要么与西方对着干，要么跟随西方，这其实都是围绕西方的经验和理论在做文章，无意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话语能力”。种种表现既体现了一些国人对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文化的不自信，又体现了对自己的文化基因、对自己的能力的不自信。如果对自己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到的正确道路、理论、制度没有自信，依然对西方盲目崇拜，是绝不可能完成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这一重大任务的。

第二，复杂的社会存在导致混乱多元的话语格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今天，社会多元化现象严重，贫富差距较大。处在不同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的人们产生不同价值观是不可避免的，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矛盾、对抗和冲突大量存在，一些陈旧的思想观念又死灰复燃。不同生活状况的人们的话语及话语权有较大差别。同时，各种社会思潮泛滥，自由主义对集体主义和公有制思想的消解，民主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对抗，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华文明史、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的颠倒歪曲，有些人鼓吹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公器”“意见领袖”，把自己说成“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如此等等，使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度不断弱化，主流价值文化、主流话语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人们的理想、信念、信仰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而且，对于国家的发展与国家形象，一些人悲观，一些人过分乐观，声音有些杂乱无章，也就很难说出和谐动听的话语。

第三，一些学者缺乏社会责任感，不良文风、学风盛行。建构一个话语，产生一个思想理论，绝不是凭空捏造。否则，就不能产生让人信服的话语和理论。然而，当前理论界存在的学风问题十分突出，有人对西方知之不多却一味推崇西方国家的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标志，简单套用西方理论任意剪裁中国国情，甚至达到某种痴迷的程度。有人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很少、理解不深而妄加评价、妄加批判。也有人热衷于背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个别结论，或生吞活剥、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脱离现实实践，脱离时代特点：或借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和词句，甚至借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之名，行背离马克思主义之实；不愿、不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缺乏社会责任感，不关注丰富的现实生活，不关注复杂的社会实践，热衷于从理论到理论的语言文字游戏；在文风方面也存在欧化、洋化、故弄玄虚的问题。正如陶德麟先生所说：“恕我直言，现在有的文章很像用汉字写的洋文，艰深晦涩，佶屈聱牙，不知所云。我以为也不可取。苏轼当年曾批评扬雄 ‘以艰深文浅陋’，认为 ‘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语虽尖刻，却有至理。把深刻的道理表述得准确晓畅，才是高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都离不开优良的学风和文风。”如此不良的学风、文风，既表明有的学者缺乏社会责任感，也使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异常艰难。

第四，西方大国极力强化“话语霸权”。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国家交往日益频繁，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深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较量日趋激烈。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有些西方大国又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对西方价值理念、制度模式的挑战，从而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西方大国越来越多地利用“话语霸权”，竭力遏制中国话语的正常生成和正常表达。他们号称“国际社会代言人”，履行“大国责任”，炒作国际议题，炒作中国话题，无端指责中国，无据评判中国，给中国贴标签，对中国发难，制造负面舆论，发动意识形态围攻，妄图干涉中国内政，极力抹黑中国形象。“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责任论”等此起彼伏。特别是，西方大国通过各种手段、各种途径、各种办法，扰乱了中国话语。他们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作后盾，而且，强大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无孔不入，“普世文明”或“普世价值”强势蔓延，使得西方大国的文化霸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并推至全球。同时，面对西方大国的话语霸权，一些国人也尽显洋腔洋调，甚至充当了西方话语的传声筒和接力棒，或者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由此，在国际话语权斗争中呈现出“西强我弱”“西攻我守”的局面，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中处于被动局面。

除此之外，还存在传统的中国话语开放性与现代化不够以及当代中国话语不成体系等问题。传统的中国话语具有突出的诠释传统，通过微言、微意的叙事风格，开辟了让人们领悟世界的丰富解读空间。当前，尽管逐渐形成了中国语言的现代性，但并不代表中国话语传统被消解了，事实上，它一直隐藏在中国现代话语实践中，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中国话语传统在当今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国际话语环境中很难被恰当理解，要以中国自身的话语传统与外部世界对话，仍有一定困难。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话语用现代性的手段、办法、途径诠释不够，从而严重地影响其开放性和吸引力。同时，毋庸置疑，当前中国话语的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如，一些概念零星化、碎片化，无法触及实质内容，无法形成完整系统；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壁垒森严，自说自话，彼此缺少相互照应；学术话语、政治话语、百姓话语之间产生隔阂，等等。还要重视的是，凡话语体系都应有内核价值理念、中介转化、生活化运用等多个层面。当前的中国话语，还没有形成全体国民的共同话语基色，生活化话语的一致性就更不用说了。

三

构建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不断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道路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改变世界话语体系中长期存在的“西强我弱”局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多重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从容应对复杂的国际话语权斗争，从而不断增强中国话语的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

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是在吸取了以往全部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又是与时俱进的，我们必须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由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90多年来，正是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持续自觉地推进理论创新，才使我们党始终保持正确方向和旺盛生命力，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获得成功。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才有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历史表明，我们党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今天，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强力渗透，面对国内各种社会思潮的泛滥，我们的制胜法宝仍然是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当今世界需要马克思，需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世界矛盾和人类向何处去的理论分析，更需要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和经验。”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当代中国建设、改革与发展日新月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层出不穷，都需要给出有力的解释，都需要进行深入的概括，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紧紧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实践课题来确立理论主题，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经验、中国梦想进行科学正确的解读，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立足点。同时，只要我们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会让任何企图用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儒家等来诠释和代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无法实现。由此可见，增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实质上也就增强了当代中国的话语权。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核心和灵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概念、判断、表述以及由此构成的理论表达，是构成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核心元素，把它们完整地纳入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根本保证。构建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重中之重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不断为中国话语体系注入新的内涵。具体而言，就是要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其关键是要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不断深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在回答中国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中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表述。当前，要着眼于解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由内而外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容应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内核，具有统摄和引领作用。而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内容是其重要载体，现实中的生产生活语言是其具体表达。在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统摄和引领作用的同时，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元素，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相结合，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从主要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应当深深地打上中国的烙印。而且，要进一步扩大中国话语的世界视野，遵循开放的原则，大胆学习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在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交流中加深理解，也可以从西方话语中吸取有用话语。但是，绝不能盲目照搬，因为西方话语体系有它的特有内涵和价值主张，无法准确地解释、也不会准确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第三，需要全体国民树立起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习近平希望全体国民既要对中华文化传统自信，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开创性 ‘修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就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热情、凝聚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斗精神、提升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认同感，最大限度地使财富创造的源流涌现、盘活并有效整合现有的内外资源，最大限度地捕捉和利用每一个发展的机遇、应对每一个阻碍发展的挑战。不管你承认与否、学习与否，这个 ‘体制’确实有其过人之处，这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是一种积极的情感，是一种精神品质，有自信才会有持久执着的坚守，才会有理直气壮的表达，才会有自觉自愿的践行。纵观历史，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有志气、有担当、有自信的民族。今天，一些人必须从心底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自觉增强政治敏锐性和理论鉴别力，坚持独立思考和平等对话的态度，敢于打破弱势心理和殖民文化心态的束缚，勇于从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对西方的理论话语保持审慎警醒态度，不能盲信盲从。从一定意义上讲，提振全体国民的自信心是增强当代中国话语权的重要前提。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和宣传思想队伍应该成为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生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我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思想和思维形式上的反映。语言是思维的现实。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虽然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但是，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和宣传思想队伍尤其责无旁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许多学科现已建立自己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与理论话语。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要进一步端正学风、文风，改进作风，走出书斋，深入实际，勇于和敢于直面问题，同时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汲取生动、丰富的思想源泉，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贯彻“双百”方针，坚持科学严谨的学术规范。同时，特别注重吸收来自基层的思想和语言，注重对基层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在此，一定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百姓话语的关系，要自觉坚持群众立场，满足群众的需求，既要让话语鲜活生动、通俗易懂，又要规范百姓话语、引领百姓话语主流化。宣传思想队伍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要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在思想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绝不放弃思想舆论阵地。由于不同的话语表达对于思想理论体系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的效果大不相同，因此，要着力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必须研究对外传播艺术，用恰当的形式和手段表达中国观点、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有关部门还要加强对民间舆论、民间话语的引导，特别是要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和利用。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已成为影响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舆论的重要因素，要善用媒体，围绕深化宣传普及、增强认知认同、着力提高媒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