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士人的“旁观者心态”

元代特殊的统治政策导致了士人出现集体性的“旁观者心态”。与此前相比，人数更加庞大，力度上更加强烈。“旁观者心态”是一种消极的心态。从本质上讲，“旁观”的主要依据是士人和政权的关系。但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又因人而异。

一 “旁观者心态”之内涵

士人“旁观者心态”形成原因有二：一是士人没有机会“被用”；二是“被用”却没有得到“重用”。前者是“在野之士”，当看不到希望后，彻底对政治失去了热情；后者是“在朝之士”，当待遇和理想过大，转而以麻木的态度对待政权。

“旁观者心态”贯穿元代士人始终。元中期的“延祐科举”选拔了一批汉族文人，在一定程度上稍微缓解了这个问题，但效果不大。之所以称为“旁观者心态”，其主要依据是士人与政权的关系。左东岭在概括这一心态的内涵时指出：“旁观者心态是一种异己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敌对的状态（当然在政治格局发生急剧变化时也可以转化为敌对的心态），它往往是文人们在失败失望而又无奈无助时所形成的一种人生存在方式与深度心理。此种心态虽不以激烈的方式作为其外在形态，却能以润物无声般地潜藏于意识的深层，从而左右着文人们的人生模式与兴趣爱好。”在中国古代，读书求仕乃士人立身之本，除了极少数因出身优越或实在不愿为官者外，大多数士人奉此为圭臬，当然这也是中国儒学教育的核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士人群体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旦科举成功，把自己融入官场体制后，士人呈现的面貌往往雷同，其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整齐划一。一旦志不获伸，则面貌千奇百怪，或怨怼，或纵情，或隐忍，或偏执，反倒成就了出色的文学成就。元代士人恰恰就生活于这样一个无法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时代。在前期与中期，他们尚对政权抱有一定的希望，历经挫败后，基本丧失信心。可以说，元代士人“旁观者心态”的形成，既经历了一个时间过程，也经历了一个心理适应过程，从“想负责任”到“负不起责任”，最终到“不想负责任”。

由于元末明初诸侯割据的复杂性，元末士人的“旁观者心态”，还应作如是区分：是仅仅对元政府的“旁观”还是对整个政治参与的“旁观”？二者有一致性，但又有区别：前者针对的只是元政权，并不意味着对政治心灰意冷，一旦重遇明君圣主，便会再次出山；后者可以由前者引起，但政治参与热情彻底丧失。据此我们可以对元末士人的“旁观”，作以下细分。

（一）对元政权“旁观”，进而对整个政治“旁观”。代表人物为杨维桢。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浙江山阴人。别号铁崖、铁雅、铁笛精、东维子、桃花梦叟、锦窝老人等。少年聪慧过人，曾于铁崖山上筑楼读书，足不下楼者凡五年。早年有着强烈的“用世之心”，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授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在任上计除黠吏，为民请命，颇有政绩，但因其“狷直忤物”，坐十年不调。后授江浙行省四务提举，转建德路推官。再迁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恰逢兵乱，未赴任，避地富春山，徙钱塘。筑草玄阁、拄颊楼，放浪于三淞五泖间。时值张士诚叛，累招不就。又因忤达识帖木儿丞相，被迫徙居松江以避祸。明太祖朱元璋素闻其名，于洪武初召修礼乐书，凡两征之。不得已而安车诣京，居百余日，待礼乐书叙例略定，即乞归。抵家而卒，年七十五。

杨维桢的一生，大约可分两期。前期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希望借发奋读书进而报效元廷。为了实现抱负，甚至不惜使用一些小伎俩：“士有学周孔之艺者，不幸不荐于有司，而其志不甘与齐氏共耕稼，则思自致于京师，不幸其艺又不偶，始不免资小道于王侯，以冀万一之遇者，十恒八九。若星风之占，支干之步，色鉴骨摩，以及瞽巫妖祝，驱丁没甲，丹沙黄白水火之术，凡可以射人隐，簧人惑，一诡所遇者，无不屑为焉。”哪怕因旁门左道之才而获重用，也应该尝试一番。然而杨维桢还是太天真，他似乎没意识到元廷官场根本接纳不了他这位圈外人（南人），无关才情，晚年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纵情风月，自娱自乐，频繁往来于苏州、松江、杭州、昆山等地：

戴华阳巾，被羽衣，泛画舫于龙潭凤洲中，横铁笛吹之，笛声穿云而上，望之者疑其为谪仙人。晚年益旷达，筑玄圃蓬台于松江之上，无日无宾，无宾不沉醉。当酒酣耳热，呼侍儿出歌《白雪》之辞，君自倚凤琶和之，座客或翩跹起舞，顾盼生姿，俨然有晋人高风。

如果杨维桢无此转变，也难以成就其诗坛盟主地位，但是对元廷的心灰意冷最终导致他丧失政治参与热情，否则也不会出现后来他的拒张士诚召、拒朱元璋召等行为。再如王冕（1287～1359），早年也曾参加科举，但科举落第后，则对仕途彻底失去了兴趣。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吏，王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杨维桢和王冕，由对元政权的失望而引起了对政治的失望。可以说，他们的“旁观”，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内心抉择与转变。

（二）始终对政治的“旁观”。代表人物有顾瑛、倪瓒。二人都被时人及后人视为“高士”，既是富商又是文士。顾瑛16岁开始经商，曾力辞会稽教谕一职，后经商有方，修建玉山草堂以会文士，可以说，他压根就不愿意走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的老路。倪瓒更是以“桃园高人”、“梅妻鹤子”形象自任。顾、倪的“旁观”不是因为对元政权的失望，而是根本不愿受羁于政治的约束。敛言遁迹的生活，无论其后伴随着多大的政治利益，对于放达的顾瑛和狂狷的倪瓒而言，都无甚诱惑。

（三）对元政府“失望”而“旁观”，但并不放弃政治追求。代表人物有刘基、宋濂。二人都曾对元政府抱有幻想，而元廷的腐败击碎了其政治幻想，于是二人改弦易辙，另投新主。不同的是，刘基是元代的进士，曾一度在元廷为官，他是以元廷旧臣的身份加盟朱元璋集团。而宋濂在元代经过两次科举打击后一度隐居。这也导致二人后来对待元廷的态度不同：刘基尚有“遗民”情结，而宋濂则丝毫没有这种感觉。

刘基23岁中进士，三年后授江西高安县丞。任职期间，以清正廉洁著称，得罪豪强权贵，改任江西行省掾，又因秉公执政得罪权贵，辞职寓居杭州。至正十二年（1352）又一次接受江浙行省征聘，起为浙东元帅府都事。其时方国珍起兵浙东，刘基认为应该坚决镇压，而其他高级官员因接受了方氏的贿赂，主张招安，所以刘基受到多方排挤。至正十六年（1356），刘基再次被任命为江浙行省都事，与行枢密院判官石抹宜孙共守处州。在和石抹宜孙共处的两年间，他自募义军，积极镇压农民起义。至正十九年（1359），因执政者袒护方国珍集团，故意压制刘基，将其降回原级，且夺取兵权，仅由儒学副提举格授处州路总管府判官。刘基对元廷彻底失望，愤而辞职，归隐青田。此后不久，他写了著名的《郁离子》。

后一年，刘基应朱元璋聘，至南京，“陈时务十八策。太祖大喜，筑礼贤馆以处基等，宠礼甚至”。从此，刘基成了朱元璋麾下的股肱之臣：“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朱元璋对待刘基的态度，和刘基在元代的仕途乖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王祎、刘桢、宋讷等，早年都热衷于仕进，却在元代备受轻视，自觉报国无门，于是纷纷加入到其他割据政权。宋濂虽然在仕途上没有这种强烈的对比感，但其加入朱元璋政权也是因为看透了元廷，只是在元廷的官僚体系中，他没有刘基等人走得远。

在元末割据时代，对于刘基、宋濂这种因对元廷失望而改易其主的选择，是士人的普遍现象。吴中文人中也多有此例，北郭诗人尤为典型。他们大多都没有在元廷出仕的经历，但张士诚入吴后，他们纷纷加盟。可以说，他们也曾对张士诚抱有幻想，只是一方面他们自己没有受到重用，一方面张士诚后期越发无能。和早年的杨维桢相比，他们的功名心较弱；和宋濂、刘基等相比，他们又未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因此，他们的“旁观者心态”更加隐晦，这在后文中还要论及。

二 “旁观者心态”之表现

“旁观者心态”作为描述士人对政治的态度，究其本质是一种消极隐晦的心态。这种政治态度还深刻影响着他们其他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态度。具体到元末文人身上，“旁观者心态”主要分为三种表现情态。

（一）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责任感淡漠。这集中体现于元末隐逸群体的空前膨胀，又分两种情况。一是未能出仕，但感觉时不可为，高蹈以全其志，如陶宗仪。二是因仕途险恶，转而选择归隐。如庐陵张昱，“仕元至江浙行省员外郎。尝赞忠谟于戎幕，元末政坏，遂弃官不仕”,“时人咸谓其迂阔于事情，以故发谋出意，卒不与俗合，而后来言与事之验者十八九。居士叹曰：‘世方混浊，断断乎不可以有为也已。’于是婆娑夷犹，放情逸乐，芒鞋藜杖，葛巾野服，或浩歌长啸，或酒酣谑笑，无世累，惟适之从。人有问之事者，但一笑而已”。再如崇德鲍恂、广陵苏大年，都和张昱一样，有着先出仕、后归隐的经历。更有甚者，退却仕途，转而托迹于僧道之中，佯狂遁世。如温州陈麟（1312～1368），至正十四年（1354）中进士，后授浙东副元帅，领慈溪县事。据戴良为其所作墓志铭载，方国珍降元为左丞，陈麟“单骑往谒，方忌君，留之不谴。或说君潜归为自守计，君不忍危其民，即尽散其兵为农。方以君既势失，陈兵胁之。君正色曰：‘吾先朝廷，不可以两虎斗，故只身以至，杀我非男也。’方愧悟谢过，然卒置君海山之岱山……君之岱山，即着道士衣冠，而舍其宫”。对这种改头换面的行为，戴良不加批判，反而激赏：“君独善处权奸，免祸乱世，生有荣名，死有遗爱，庶几哉古循吏之遗风矣。”再如余姚王嘉闾（生卒年不详），至正二十三年（1363）授广东道宣慰副使佥都元帅，“然度时不可为，年未六十即黄冠野服，逍遥物外”。西域马文郁，尝为南台御史，后出为黄冠，变名云林子，为尘外之游。大量文人或仕进无望而心怀“旁观者心态”，或因仕途险恶而逃避，一时隐逸之风大盛，所谓“处处言离乱，纷纷觅隐居。山林增气象，城郭转空虚”。

（二）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唐宋以来，中国的理学体系得以建构。尽管其中又有不同的思想派别，但都将士人的道德与国家的治平连接在一起。换言之，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一以贯之的过程。前者是起点与方法，后者是归宿与目的。但元中断了这个传统，所以在元代士人心中，道德修持并不一定是为了政治参与，守道也不一定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当然也有杨维桢这种连“修身”、“守道”都放弃的士人，但仍有相当一批士人愿意坚守道德的底线。只是，他们的“守道”只为道德反省，塑造理想人格。如杨维桢的《东维子文集》，其中卷十三至卷二十二都是为朋友所作的“记”，以“斋记”为多。从这些斋号中可见大量的士人以读书修道为尚：内观斋、守约斋、约礼斋、素行斋、好古斋、尚志斋、改过斋、正心斋、来德堂、修齐堂、安雅堂、凝碧轩、凝香阁，等等。再如宋濂，元末入龙门山为道士，后著《龙门山凝道记》，着力于修炼品德，以致成道。尽管宋濂走的是道家一路，但和理学之修为有诸多相似之处。高启塑造的“懒渔”形象也是如此，面对众人诘问，“懒渔”辩称以《诗》《书》为渔之具，以群圣之学为渔之地，而义理之潜、道德之腴，则为渔之所得。高启认为此公所为才是“大人之事”。孔齐则将先父所赠之铭书于镜背、几杖、铭匣，“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宁存书种，无苟富贵”。读书并不是为了富贵，这才是他们普遍奉行的“修道”观。而入明后，许多士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只“参与”，弃“修道”。方孝孺对此躁进之风批评道：“今之人不如古，岂惟资于天者不足哉？亦急于用而无凝道之功耳。”元末明初这些怪相，都违背了理学的基本要求。

（三）闲散的生活态度和放纵的个性追求。在尚武的时代，大量的儒者非但缺少发挥才学的机会，反倒被嘲讽为“迂”、“拙”。对此，余阙深有体会：“自至元初奸回执政，乃大恶儒者，因说当国者罢科举、摈儒士。其后公卿相师，皆以为常然，而小夫贱隶亦皆以儒为嗤诋。当是时，士大夫有欲进取立功名者，皆强颜色，昏旦往候于门，媚说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者之所不能为也。”如果说前中期的儒者对“迂”、“拙”之称尚存愤懑之情，那么，后来者便以“迂”、“拙”自许了。如蓝仁在《拙者自号》中说：

吾生何为者，老以拙自名。眼拙摇空花，耳拙起虚鸣。手拙持战栗，足拙方欹倾。寸心更苦拙，百事无一成。语言拙少味，交游拙寡情。学拙志虑耗，道拙忧患并。行当死于拙，掩骨依先茔。傍人笑我拙，我拙亦有程……宁甘抱拙枯，不作背拙荣。传拙与子孙，用拙尽平生。

蓝仁不但不感觉耻辱，反倒津津于以“拙”自许，并希望能“传拙与子孙”。如果说儒者以“拙”、“迂”自任尚带有“守道”的自律，那么文士则选择了放纵的生活态度与追求，尤以吴中文人为甚。而这种追求又以雅集结社的形式出现，如“玉山雅集”。再如维扬地区，贝琼说：“维扬，东南一都会，四方之所走集，百货之所填委。民生其间，不务稼穑。虽髫龀之童，耳乱郑卫而目蒿妖冶，长则走狗飞隼，击丸蹋鞠，穷日夜为乐。盖其风声气习之使然，而诗书礼乐之教有不能入者。”在这种崇尚享乐的风气下，大量诗酒文会的产生就不足为奇了。后来高启总结道：“天下无事时，士有豪迈奇崛之才而无所用，往往放于山林草泽之间，与田夫野老沉酣歌呼，以自快其意，莫有闻于世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元末东南地区的士人，在“旁观者心态”下所呈现出的千姿百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