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基础

毛泽东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在我们党诞生以前，基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和工人运动的科学总结，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9世纪40～50年代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其实践运用中发展出的列宁主义，就已形成可总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一道，历来都是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这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不容动摇。

然而，近年来党内却有人同党章规定唱反调，公开否定列宁主义，编造了“苏马非马论”，即把主要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人主政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酿成的苏东剧变和苏共败亡，归因于“苏马非马”，胡说是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所致。并断言：“我们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前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经过整理、理解、取舍、发挥后的马克思主义，用斯大林的概念叫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中走了不少弯路，其中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主要的影响来自苏联”，意指主要原因也是来自“苏式马克思主义”。声称要“批判苏马”，“要澄清苏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要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中去”。

列宁和列宁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继承、发展和推进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指导俄国人民赢得了十月革命胜利，第一次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变为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是列宁及其战友立足于自己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而使马克思主义同俄国（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同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此揭示和深化了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认识的同时，发现和阐发了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能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能获得超越式发展的特殊规律。简要地说，列宁主义在实践运用中，在捍卫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基础上，同时多方面地坚持发展和深化创新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主要是：（1）创立“帝国主义论”。（2）提出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3）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4）坚持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5）倡导实施“新经济政策”，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理论。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列宁主义为中介的马克思主义。其客观基础就在于，俄国在近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上，就处于发达的西方和落后的东方的中间性地位，其革命所固有的特殊性也处于中间性地位。列宁对此指出：“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者）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正因为这样，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列宁主义，对于我国革命影响就具有客观基础，并具有更切近的借鉴、启发和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早已是不争的客观事实；而今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正继续推进这项伟大事业。

第一，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一面思想旗帜，就包含同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列宁主义的理论启示和思想渊源。如果我们党像当年陈独秀那样机械地照搬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理论，认为中国也要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才宜搞社会主义，从而放弃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革命胜利后让资产阶级执政，以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的“二次革命”，那就没有党和人民的革命的胜利。虽然，俄、中两国两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的根据地有城乡之别，但党和毛泽东像列宁及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坚持革命发展的历史辩证法，依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一国胜利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中国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才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且，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中，都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政治智慧。例如，我们党在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中，都必须始终掌握革命领导权；以及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主要的问题都是党对农民的领导、组织和教育，实行“工农联盟”的问题；其根本的政治保证，都是要始终坚持、加强和维护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即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建设和领导地位；如此等等。如果我们党和人民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指引，那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社会主义。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思想结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面思想旗帜，同样也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作为理论构架的。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源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列宁的探索和毛泽东的探索。仅就邓小平探索同列宁探索的关系而论，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可以说，是深受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启示的。其中，特别是受到了列宁所说的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就在于它要用外人所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可是又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启示，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思想理论原因。又如，列宁在谈到利用外资和发展商品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时说：“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牢牢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从内容到用语与此都很相似，只不过邓小平是把国家“牢牢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表述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已。

第三，我们党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中，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又要采取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必须肯定，十月革命胜利、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曾有过的辉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发展，都反复验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真理。所谓“苏马非马论”及其声称“要澄清苏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要“批判苏马”即列宁主义的，这一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所谓“要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中去”的说法也是片面和扭曲的。因为后者实际上否定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而前者把当年苏联出现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尤其是把一些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犯的罪过，都扣在列宁主义头上，则是别有用心地倒打一耙。如果说“苏马非马论”对我们有什么反面启示的话，那就是：必须把因为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犯的严重过错，同这一科学理论相切割。如果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造成的历史性曲折，同这一科学理论混为一谈，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理论思维的起码逻辑，因而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谬论。

（李崇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