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工农文化话语权思想历程及其现代启示

话语权又被称为话语权力（discourse power），是一个政治领域的概念。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在《话语的秩序》中写道：“话语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的连贯和前后相继形式的实证性实践，既不同于线性的言语或书写，也不同于流变的意识。”话语（discourse）又称为言语，不是语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现实的意识。语言是人头脑中的意识，而话语则是意识的实践，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权不同于话语权利（discourse right），话语权利是个人针对私人事务或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而话语权则以受众的存在和话语权利为前提，体现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及其政治、社会地位。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话语权就是文化领导权和意见主导权的意思。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话语权从来都是很少一部分人的“专利”，广大工农没有表达自己的渠道，经济上的剥削导致政治和文化上的剥削。因此，评价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性质，从文化话语权上就可见一斑，就是看文化主导权和意见领袖们属于哪个群体、哪一部分人，为谁说话，替谁办事。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建立了我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名为“工农革命军”；在茶陵县建立了第一个人民政府，称为“工农兵政府”。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大众主要指的是工农兵，当然也包括革命的干部、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使用了“人民大众”一词达23次，并对人民大众文化话语权进行了深入思考：“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自己的思想改造历程，毛泽东回顾道：“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回顾历史，毛泽东的人民大众文化话语权思想经历了一个启蒙于传统民本思想，提升于近代民粹思潮，升华于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过程。

一 在传统民本思想中启蒙

1．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

民本思想在古代源远流长。“民本”一词出自《尚书·夏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诗经·风》中保留了众多无名氏集体创作的成果，至今广为传颂。先秦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对于君王来说，得到庶民真心实意的支持和拥护是最重要的事情。汉儒贾谊指出：“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民欲”至关重要，只有让庶民和士兵与君主上下一心，战争才能取得胜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朝诗人杜甫表达了深切的忧国忧民情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诗句揭露了战乱和兵役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上层社会的无动于衷。明清之际黄宗羲将传统民本思想推向新阶段，主张“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他颠倒了传统的君民主客关系，解构了君为臣纲的根本原则，认为君臣是师友同事的关系。在近代，孙中山将政治纲领命名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初期，传统民本思想都折射出中国精英阶层对广大底层民众的同情和重视。

2．传统民本思想的启蒙

早在1938年，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从小就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熟读《三字经》、《论语》、《孟子》、《诗经》等。考入湖南师范后学习宋明理学、朱熹哲学，熟读《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日知录》等。传统民本思想在出身农家的毛泽东脑海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毛泽东1936年在同斯诺谈话时说：“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少年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文化话语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事实。在后来的求学中，他试图去探索其中的原因和解决之道。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学习时，毛泽东在习作《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找到了问题根源所在——民智未开。他写道：“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如何开启民智呢？青年的毛泽东在学习新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Paulsen）和当时维新派的著作后，认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呼吁“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出生于农民家庭的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

3．传统民本思想的不足

在任何阶级社会，统治者的经济所有权性质，决定了文化话语权必然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这一点可以通过中国历史绝大部分文学作品描写的主人公都是有权有钱人家，很少有工农占主角来印证。在中国近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清王朝被推翻，连年的军阀混战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状促使知识分子纷纷思考救国之道。精英阶层中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国民之愚”，要“开启民智”，纷纷采取各自不同的唤醒民智的方式：有的从政，有的从文，有的办学校，有的将其写入政纲，等等。由于文化话语权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这种“化大众”的方式并不能自然转化为“大众化”。一方面，人民大众在连生存都是问题的情况下，无暇顾及这种在他们看来有点不切实际的做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法吸引大众，甚至有的连联系大众都没做到，老百姓既看不懂也听不懂，只能在精英的小圈子里打转，结果团结大众沦为空谈。另外，精英阶层的先进分子“意识到”并不等于“能做到”，既无能力也无勇气挑战既得利益者。

二 在近代民粹思潮中提升

1．近代民粹思潮的中国引入

“民粹”是以民为粹、粹藏于民的意思。与民本思想不同，民粹主义（populism）是极端的民主君客模式，将民众当作真理的代言人而无限地仰视，并具有明显的反精英倾向。显然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少见的。它源于法国思想家卢梭（Rousseau）、伏尔泰（Voltaire）等人倡导的启蒙运动，兴起于19世纪的法俄美，新文化运动期间传入中国。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在自然状态（没有法律和道德的兽性状态）中，人是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政府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一种契约。人们愿意放弃个人自由并被他人所统治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看到个人的权利、快乐和财产在一个有正规政府的社会比在一个无政府的、人人只顾自己的社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随着拿破仑远征军被俄罗斯军队击败，进剿巴黎的俄罗斯军官惊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结队前往卢梭故居接受精神的洗礼，感慨道：“从来都是鞋匠们造反，要做老爷；未见过当今老爷们造反，却为的是——要做鞋匠！”1861年，俄国沙皇宣布解放农奴，“村社”组织如雨后春笋遍布各地。俄国精英层掀起一场运动：“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那儿有你的位置，从知识的宝座上流放自己，你将成为代表俄国人民的勇士。”“村社”逐渐成为俄国民粹思潮的现实寄托。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刘师培、陈独秀、李大钊、王光祈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中国的民粹思潮。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提倡用人民群众的语言阐述国家大义。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李大钊在《介绍哲人托尔斯泰》、《青年与农村》、《平民主义》等文章中赞美了农村田园式的美好生活，主张向俄国学习，向青年知识分子发出号召：“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在实践层面上，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和“工读互助团”，尝试在中国建立俄国“村社”式的“新村”，从纯朴的农民中寻求真理，继而将这种田园生活扩展至整个社会。

2．在民粹思潮中提升认识

1919年，康有为因为广州修马路要拆毁孔庙大殿“明伦堂”，斥责道，“强要折毁，非民国所宜”，乃“侮圣灭伦”。毛泽东评论道：“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积极投身“白话文运动”，主编《湘江评论》，一律用白话文。他在创刊宣言中写道：“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对于平民革命，毛泽东比较了马克思与克鲁泡特金的主张，认为前者很激烈，是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后者较温和，不求急于见效，先从对平民的了解入手。二者相较，后者意蕴更广更深远。

毛泽东不仅有思想，更有践行。当选湖南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的毛泽东，看到学校附近工厂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和半文盲，满腔热情地主办了一个工人夜校，“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为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对工人有了初步了解的毛泽东，受当时“新村运动”思潮的感染，毕业后一直设想建设一个“新村式”的新家庭、新教育、新社会，欲除当时青年“非生产、非实际生活、骛于都市而不乐农村”之弊，计划在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列举如左：（甲）种园。（一）花木。（二）菜蔬。（乙）种田。（一）棉。（二）稻及他种。（丙）种林。（丁）畜牧。（戊）种桑。（己）鸡鱼。”“以时间实数分配，即：睡眠八小时。游息四小时。自习四小时。教授四小时。工作四小时。上列之工作四小时，乃实行工读主义所必具之一个要素。”“新村”不是改良其旧，而是创造其新，实现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的根本理想。

3．近代民粹思潮的不足

恩格斯针对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句名言：“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列宁提醒人们注意恩格斯的这句名言时说：“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世外桃源般的“新村”是精英阶层先进分子对破解民本主义困境的一种探索和尝试，试图在精英阶层与人民大众中找到一种矛盾的调和。他们看到了家国社会的弊端，但又不想激化双方矛盾，不想也没有能力斩断“裙带关系”进行“流血革命”，只能向统治阶层发出“粹藏于民”般的呐喊。相对民本主义的说教，民粹主义更进一步，从“知”上“同情”上升为“行”上“共命运”，试图通过“白话文运动”式的教育改革打破剥削阶层“文化话语权”的垄断，用“到农村去”冲锋式的口号和实践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进而引起统治阶层的关注和采纳。但从经济的视角来看，这种理想只能沦为空想，既得利益者不会因为精英阶层极少数人的理想而放弃自己的利益，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也不会因为这些新人的加入，就得到生活的改善和文化话语权，只会隔壁多了几个“慈善的地主”而已。民众与精英仍是“隔河相望”，“新村”的理想最终只能是陶渊明的“独善其身”，而非“兼济天下”。

三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中升华

1．毛泽东的思想转变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两次北京之行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对于第一次北京之行，正如毛泽东于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所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在第二次北游期间，毛泽东与李大钊经常在一起讨论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和赴俄留学等方面的问题。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研究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的问题。毛泽东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罗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了自己因思想转变带来的感情变化的经验，以前总认为工人农民是脏的，“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2．毛泽东的革命实践

1920年11月，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在湖南长沙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组织工会，发展工人运动，撒播革命的火种。但是大革命的失败证明，在中国只知道照搬照套苏联的革命道路，对不了解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唯命是从，是行不通的。中国人必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道路。为了解决在革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1927年3月深入湖南农村，开展了32天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总结：“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在这段文字中，毛泽东表达了对文化话语权的特殊理解：文化话语权应该随革命的发展由地主返回到农民。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只是靠教育改良和政治呼声，是没有出路的。要让广大农民真正拥有话语权，根子在经济上，重点在政治上。他说：“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文化和文化话语权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因此广大工农要争夺文化话语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从经济基础的革命开始。

首先，解决经济基础问题是赋予人民大众文化话语权的基础。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先后到宁冈、永新等地开展社会调查。通过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土地是农民群众根本的经济利益诉求。“有山又有田，家乡叫山田。农夫做牛马，土豪像神仙。同生一块地，穷富两个天。何时得平均，我要问苍天。”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较好地发动和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真正赋予人民大众文化话语权。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各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武装力量为保障，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争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人民大众文化的创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8年1月，翻身做主的遂川农民们贴出春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委员。在共产党领导下，边界涌现出一大批表达工农心声的文艺作品。广大工农拥有了自己的文化话语权，形成了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井冈山新文化。

其次，推行教育改革是赋予人民大众文化话语权的关键。早在1927年，毛泽东发现一个事实：“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1934年11月，国民党军攻占中央苏区宁都县后曾进行过社会调查，称共产党“对于教育，似更积极……遍设列宁小学及俱乐部，尤以消灭文盲运动为更积极，每家悬挂一识字牌，联合四五家派一识字者，担任教授，各通衢街口，亦是悬有识字牌，其余如文化展览室、书报所、夜校、消灭文盲协会等，到处皆是”。美国记者斯诺记录道：“群众教育在情况稳定的苏区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这甚至包括晏阳初在洛克菲勒资助下在定县进行的‘豪华’的群众教育试验。”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1964年，中国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文化素质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文盲的扫除打破了精英与大众的分水岭，“民众其实是可以不要知识分子来代言的，他们并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么愚蠢无知，而且能够表达自己，但即使如此，他仍发现存在着一个话语权力，民众是被排斥在外的”。文盲的扫除标志着人民大众从此可以在文化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摆脱依靠知识分子代言的被动局面，为自己争夺文化话语权创造了条件。

再次，培育人民文艺是赋予人民大众文化话语权的重心。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Gramsci）认为，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文化话语权的争夺，特别是大众对意识形态的同意与认同，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培育人民文艺，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二是改造现有的文化资源，让它行使人民大众文化话语权。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将白话文引入农家、带进军营，通过创办各种形式的识字活动和学习班提升工农和官兵的文化素质，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文艺形式，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基层实践相结合，成功地走出一条工农文化创建的新路径。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鲜明地提出了一条新的文化建设思路：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详细阐述了人民大众文化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重点研究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如何去服务”、“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问题”、“整风运动的问题”等。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成功地改造了旧的文化资源。1944年，毛泽东看完郭沫若新编的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写信给作者表达了他异常兴奋之情：“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最后，群众工作方法是赋予人民大众文化话语权的保障。毛泽东在肯定人民大众历史创造和文化创造的同时，也强调教育民众、克服民众自发性的重要作用。1943年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于群众路线的思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1945年党的七大和1956年党的八大有过系统的总结和概况。党的七大第一次在党章中系统地阐述群众路线问题。八大党章第一次写入了“群众路线”的概念。邓小平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把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放在一起，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并对群众路线的内涵概括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十三大修订的党章中又加了一句，“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形成了关于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都做了大量论述。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领导不是百事通，不是万能的。要做群众的先生，先做群众的学生。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多同群众交朋友，多向群众请教。要真正悟透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四 赋予工农文化话语权的现代启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虽然80多年前战火烽烟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历史发展却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和重叠性。当前国际环境正处于大调整、大变革、大发展时期，我国也正处在“四个全面”的十字路口，处在大数据时代舆论斗争的风口浪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优秀共产党人积累下来的有关工农文化话语权的宝贵经验，对于当今继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文化话语权，扩大人民大众话语传播平台，为党和人民培育一支忠诚可靠的舆情队伍，利用网络评论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要矢志不移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短短两年四个月的井冈山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第一支人民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通过建立士兵委员会开创了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实现了党铸军魂的开端；建立了第一个人民政府——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大众自己当主人；打响了一场重要的人民战争——黄洋界保卫战，一改数千年两军对垒的战争格局，支前群众与人民军队紧紧站在一起，展现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开办了第一个百姓市场——草林红色圩场，打倒了大地主大奸商，还市场风清气正。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都坚守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原则。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个别政府官员和私企勾结形成巨大既得利益集团，呈现出各种丑态：有亲属借风型建立“自家”权钱渠道，有属地抱团型形成“地头蛇”，有行业垄断型“靠什么吃什么”，有秘书跟随型形成的“珍珠链”，还有商业进贡型的“背后”经纪人和大管家，凡此种种使得既得利益集团在不同层面上构成了点、线、面、体的网状排布，形成赤裸裸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大绊脚石。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警告全党同志：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八项规定。但八项规定只是开始，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紧接其后的是全面从严治党，自上而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既得利益集团成了新时代的土豪劣绅。习近平强调，党内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对出现的“四风”种种变异问题，要保持高度警惕，坚持露头就打；对顶风违纪现象，严肃责任追究，加大查处力度，用反腐败重塑政党形象。打虎无禁区，拍蝇无死角，老虎苍蝇一起打。十八大以来，已有超过100名省、部及军级以上官员落马，拍下的大大小小“苍蝇”成千上万。中国社会反腐已经进入有腐必反、有腐必惩的新常态，成为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武器。

二要巩固和扩大话语权所代表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14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新一届的世界500强，在106家中国企业中，国有企业占88家。公有制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有制经济仍占据数量上的优势。近年来，我国国有经济在全国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中从1978年的近100%下降到不足25%，非公有制经济占75%以上，国有经济的比例还在逐年下降。经济的所有制性质决定了财富的分配形式。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收入差距相对合理。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2014年已接近0.5，贫富差距较大。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内，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2%，特别是房产价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5%；农村的财富积累速度年均增长率只有11%，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一半。2014年中国内地人均GDP达7324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特征是，经济徘徊在人均GDP处于1万美元以下很难突破，同时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详细阐述中国经济“新常态”，指出要打破依靠高投资、廉价劳动力的经济“旧常态”，就要努力克服十八大以前长期改革滞后形成的“体制病”和宏观失衡“综合征”，迎接“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的挑战，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建立经济新常态。“新常态”要求经济发展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来源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全国齐心建立经济新常态过程下，动力来源和结构调整的变化，意味着非技术、低学历、低技能人才的就业和收入情况不会像前几年那样增长较快，甚至有可能下降。贫富差距过大从根本上抑制了经济发展，经济的所有制性质变化又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如何逐步减小城乡区域差距，提升居民收入占比，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这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巩固和扩大工农文化话语权的基础。80多年前，毛泽东正是通过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发现土地是农民群众根本的经济利益诉求，于是通过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争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工农文化话语权的创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80多年后，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力争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人均GDP必须突破1万美元。这就意味着，中国能否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未来的5年，关键在中国政府能否正确判断和解决老百姓最直接、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关键在能否解放和发展广大工农的劳动生产力，关键在能否巩固和扩大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为工农真正拥有文化话语权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要整合众多强势的话语传播平台。2012年，联合国发布《大数据促发展：挑战与机遇》政务白皮书，指出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5.55亿，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4.60亿。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网络用户和网络新闻用户第一大国。在大数据时代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通过大数据霸权占据政治话语权，通过网络技术推广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文化来混淆视听，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无声地隐蔽在没有硝烟的战场，抢占精神生产的制高点，既向腐败官僚投掷糖衣炮弹，又在网络空间倾销其意识产品，联合贪腐官僚，麻醉人民大众。全球共有13台根服务器。其中1台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另外12台副根服务器中9台在美国，3台分别在英国、瑞典和日本，没有1台在中国。美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还不到我国的一半，但网络主机数量是中国的28倍。大型搜索公司和巨头社交网站成为大数据时代的弄潮儿。在中国如火如荼的互联网行业中，除华为和联想外，腾讯、新浪、百度、阿里巴巴等企业的最大持股方皆为外国公司。

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任副组长。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大力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开放共享，加快政府信息平台整合。在大数据时代，只有把核心技术和重要平台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通过开展识字运动和推行教育改革，使得人民大众有能力在文化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摆脱了依靠知识分子代言的被动局面，为争夺文化话语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在网络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同样要摆脱大型搜索网站和社交网站被外国持股的局面，通过着力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深度整合众多强势的话语传播平台，明白为谁说话、为谁服务，打击和清理散布淫秽色情、暴力、恐怖、残酷、迷信等有害信息的网站，有侧重地选取反映百姓生产生活的典型素材，凝聚中国力量，发出中国声音。

四要培育一支能打硬仗的舆情队伍。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2002年，“博客中国”为中国开启了自媒体时代，培养了一批“博客控”。2009年，新浪微博将长篇累牍的博客微缩了，培养了一批“大V”。2011年，腾讯微信被推出，短短5年已经覆盖中国90%以上的智能手机，建立了许多“朋友圈”和“订阅号”。随着微博微信的兴起，网络水军把造谣的主要阵地从网络论坛转至微博微信，更牵涉出一条“大V”转发谣言的产业链。“秦火火”、“立二拆四”、傅学胜、周禄宝等网络名人，相继因造谣传谣、敲诈勒索落网。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事件被网络水军恶意炒作，而一些“大V”的参与往往成为事件从“冷”变“热”的关键，让大批不明内情的普通网民蜂拥而上，甚至连传统的主流媒体也纷纷跟进，一夜之间就炒火了一个话题。

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交锋的主战场之一。要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一方面要制定网络底线，倡导网络道德；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网络评论的作用，建立一支能打硬仗的舆情引导队伍，利用网络评论积极引导社会舆论。2013年8月，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举办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上提出了七条底线：一是法律法规底线，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底线，三是国家利益底线，四是公民合法权益底线，五是社会公共秩序底线，六是道德风尚底线，七是信息真实性底线。这七条底线，不仅是广大网友形成的共识，更要网络名人自觉遵守。毛泽东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72年后，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为建立一支能打硬仗的舆情队伍，共青团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共青团工作五年发展纲要》中明确号召全团“凝聚社会新组织，进军网络新媒体”，经过5年努力，力争实现共青团在网络新媒体领域不仅有阵地、建队伍、发声音，而且重内容、出影响、见效果，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走在青年前列。

 

（卢雁 赵艳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