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霸权:中国话语权研究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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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代篇

要正确而全面地把握时代和时代特征

梁柱❋∗ 梁柱,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 时代问题是我们观察和处理国际与国内重大问题的出发点和重要依据。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以十月革命为开端、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逐步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是以生产方式特别是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作为划分历史时代的基础,只要这些要素存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及其所指明的历史发展趋势就不会改变。我们所说的时代,是包括大的历史发展时代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二者的辩证统一,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关键词 时代 阶段性特征 社会主义

时代问题是我们观察和处理国际与国内重大问题的出发点和重要依据。列宁说:“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43页。因而,正确而全面地把握时代和时代发展的特征,对于我们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科学地应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和重大问题,制定并坚持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进退自如,主动在我,始终把握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都有重要的意义。

要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做出科学的说明。这里所说的时代,不是一个具体的局部的概念,而是指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由某个进步阶级所开辟的一个大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上的大时代”。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形象地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42页。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科学角度考察社会历史及其变动的。恩格斯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7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做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4页。结论。可以说这是对未来新的时代特征的深刻的理论说明。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两大发现的科学基础上,虽然它遭到一切反对者的污蔑和攻击,但它的历史真理性永远不会因此而被磨灭。1915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十月革命前夜,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指明了世界历史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并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他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他指明所谓时代的内涵,就是指“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142~143页。

正是这样,列宁认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开创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66~567页。。他又说,“现在地球上有两个世界”《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27页。。也就是说,作为新时代的起点,是两个不同阶级、两种不同社会制度长期并存和相互较量的过程。世界历史发展证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以十月革命为开端、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逐步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时代。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以生产方式特别是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作为划分历史时代的基础,深刻揭示经济制度变更的内在原因,只要这些要素仍存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及其所指明的历史发展趋势就不会改变。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某些策略和统治方式的改变,起到某种缓和矛盾的作用,但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可能改变阶级、民族之间的对立状态;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科学技术革命而继续发挥其潜在力量,可以延长其寿命,但不能改变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这一基本矛盾最终会阻碍生产力发展这一基本趋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科学结论,是不会过时的。法国学者萨特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持这样看法的人,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越来越多,而且观点更加深化而富有现实感。

同样,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和对立的基本格局,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决定我们时代的基本内容和历史走向。人们不会忘记,当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危机的时候,西方世界一片欢呼,称“20世纪是最后埋葬共产主义的世纪”。1989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就直接宣称“这是一本论述共产主义最后危机的书”,并预言“支配21世纪的将可能是民主政体,而不是共产主义”。可以说,在苏联解体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论调充斥西方世界,我们国内的一些软骨症患者也以拾人牙慧为荣耀。但曾几何时,他们面对的仍然是不灭的共产主义的“幽灵”,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这不能不使他们那热得发烫的头脑有所冷却。像布热津斯基这个蹩脚的预言家在1993年又出版一本名为《失去控制:21世纪全球混乱》的新书,他虽然仍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敌意和歪曲,但又不得不承认在他们认定的共产主义失败之后,并没有导致他们所期望的所谓民主自由理想社会的到来。他写道:“今天的世界更像是一架用自动驾驶仪操纵的飞机,速度连续不断地加快,但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地。”原来以为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将成为唯一能够影响和领导世界的国家,将决定世界的未来,但无情的现实又使他不能不承认:“美国的全球显赫地位反而促使甚至创造了使美国越来越在全球无能为力的条件。”“美国的全球力量可能会被美国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全球影响所破坏。”像这样还算能面对现实、比较冷静的分析,近些年来特别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在西方舆论中大有升温之势。这同苏东剧变时西方世界出现的得意忘形、盲目欢呼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我们要清楚地看到,在我们时代发展中出现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形势,会影响我们队伍中一些人对时代产生错觉,甚至因此出现理想信念失落的严重情况。这里需要指出,革命的道路绝不是笔直的、一帆风顺的。还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大钊就说过,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会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方能冲过去的。崇高的理想信念会使人无私无畏,使我们能够“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55页。。最终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坚定信念,不但会升华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精神境界,同时也会在斗争的惊涛骇浪中使那些投机家和懦弱者现出原形。无论革命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经历挫折以至暂时的失败,都是并不奇怪的一种历史现象。但应该看到,苏东剧变后出现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以及国际上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体态势,确实会使一些人的理想信念失落,甚至改换门庭。

其实,革命低潮并不可怕,因为历史的进程不是直线的,暂时的失败不能改变历史所昭示的发展方向;可怕的是,因为低潮的到来,有人会因此惊慌失措,丧失信心,而向西方另找出路。这种历史的短视者往往把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危机,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危机,以为时代要变天。列宁就曾经把这两者做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反映到革命运动内部“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1页。。第二国际后期,由于资产阶级策略上的变化,出现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列宁曾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一次危机。但如果把这种运动的危机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正像列宁所斥责的,这“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竭力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6页。。正因为这样,正确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正确认识历史时代及其特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苏东剧变发生后不久,邓小平就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失败论的国际性思潮,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82~383页。这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形势下,对时代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事业历史命运的深刻阐述,是我们回应、抵制和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和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

社会主义逐步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因为它是以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历史使命的。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的特点,它的发展是波浪式的,高潮与低潮、胜利与曲折、前进与后退会交叉出现,会呈现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因而,正确判断和认识时代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明确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05页。这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做出的科学判断,正如他所说的,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因而和平与发展成为我们时代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主要问题。和平与发展是相对于过去战争与革命而做出的判断。1939年,毛泽东在《妇女们团结起来》一文中说:“现在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势力向上高涨与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向下衰落的时代,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很好的条件。”《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70页。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一次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80页。。这是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做出的科学判断,反映了当时时代发展的阶段性基本特征。这个判断,对于中国革命和当时世界人民反帝、反殖斗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历史的演进中,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邓小平正是根据这种变化做出了新的判断。但是,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并没有凝固化、绝对化,而是善于观察国际形势的变化,提醒我们应该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1989年11月,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领导人尼雷尔时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44页。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更明确提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83页。这些清醒的认识,没有改变对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判断,而是深刻表明要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要对这种阻碍和平与发展的行径进行必要的应对和斗争,而不是姑息和纵容。那种把和平与发展凝固化、绝对化的观点,甚至把我们的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用阶段性的主题代替和改变历史发展的大时代的观点,既不符合邓小平的思想,也不符合当代世界的实际情况。据有关统计表明,冷战时期的20世纪70~80年代,世界各地发生的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平均每年3.5起;而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每年新发生的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约10起。进入21世纪之后,一个霸权主义国家为所欲为、任意践踏别的国家主权的事件难道还少吗?!近些年来在一些国家连续发生的“颜色革命”,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外部势力的插手,它利用所在国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以最小的代价鼓动突发性的群众事件,以达到更迭政权的目的,名为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制造完全听命于美国的政权。“颜色革命”正是“两个冷战开始”的产物。一些人借口所谓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极力宣扬“去帝国主义化”“去阶级化”“去革命化”的错误观点,这种对时代特征的错误理解和歪曲宣传,在客观上助长了霸权主义的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对时代阶段性特征的判断,是基于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正确分析。国际形势是复杂多变的,对国际形势分析的重要内容,就是正确估计和平与战争因素的消长变化。在这里,毛泽东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同当代世界形势的发展相结合,在战争与和平这一关系人类命运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他有许多精辟而独到的论断,并往往为历史的发展所证明。毛泽东明确地把一般战争(局部战争、有限战争)和世界大战做了严格区分,提出在当今世界格局下局部战争、有限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大战有可能推迟和制止的重要战略思想,为争取和巩固世界和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对于世界大战,他始终坚持两点论的辩证观点,即存在打与不打两种可能。新中国建立不久,毛泽东就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毛泽东选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67~68页。世界大战只有打与不打两种可能,这是一回事,而作为一个政治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又是一回事。20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存在绥靖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错误政策,这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1938年9月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定》后,他兴高采烈地说“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结果,第二年纳粹德国进攻波兰,欧洲战争全面爆发。所以,有没有这两种可能的思想准备,是大不一样的。事实上,毛泽东曾多次估计我们能够争取到多少年的世界和平,以便于进行我们国家的建设。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提出保持世界和平“25年可能”。他说:“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毛泽东年谱(1949—1976)》(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638页。同时,毛泽东关于能够制止世界战争的思想,是寄希望于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而不是等待或乞求和平。毛泽东1946年4月发表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就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英等国鼓吹“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论点所写的,当时一些同志由于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因而不敢斗争。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实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的。但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取得某些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185页。。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争取和保持世界和平,支持世界人民反帝、反霸的正义斗争,反对静止地、孤立地看待和平与战争问题,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