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从抗日战争全过程，即抗日战争的发动、坚持、发展和胜利去考量的，是从其在14年抗日战争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而得出的结论。具体而言，它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环境及其艰巨性、特殊性、复杂性是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抗日战争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是工业国家，是世界强国；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农业国家，是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国。日本在军力、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有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据有关材料统计，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0%，而中国的现代工业（包括外国在华企业）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日本的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约为中国（13.6亿美元）的4.4倍。反映工业化程度的几个指标分别如下。钢产量，日本高达580万吨，中国仅为4万吨。石油，日本高达169万吨，中国仅为1.31万吨。在军事工业方面，日本能大规模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舰和航空母舰等（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年造舰能力52422吨），而中国除能生产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外，其他大型武器装备基本不能制造。日本海军有大型舰艇200艘，共77.1万吨，中国仅有舰艇66艘，共5.9万吨。日本有作战飞机2625架，而中国的作战飞机只有305架。日本一个常设师团与中国一个整编师相比，步骑枪比中国多1.5倍，轻重机枪多1.1倍，野榴山炮多3.1倍，并且还多有炮兵车和辎重车1000余辆，坦克24辆。日军不但武器装备好，而且人员训练有素，长期受武士道精神灌输，在作战中十分顽强。这种敌我力量的巨大差距，决定了进行并夺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简单和主要采用世界现代史上国家战争中普遍的、通行的战法（如互相攻防的阵地战），这种战法必定导致失败，而是要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形出奇制胜，要挖掘和发挥中国拥有的优势和潜在能力，利用中国的天时、地利、人和和日本侵略者的缺陷，用以对付和打击日本侵略者，加深其劣势，并逐渐减杀其优势，使敌强我弱的形势不断逆转，在坚持抗战的过程中最后战胜强大的日本侵略者。也就是说，必须实行别具中国特色的应敌之策，否则将难于与日本帝国主义抗衡并取得胜利。在这些方面，中国共产党有众多的创造和成功的应对，从而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应是正确认识国共两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抗战作用的重要角度。

与中国共产党相比，执政的国民党未能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按照常规，中国的抗日战争应由执政的国民党领导，通过调动全国资源，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组织全国力量，充分发挥自己优势去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但是，国民党错误的方针政策和其固有的缺陷，使其未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一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之时，国民党当局以举世罕见的不抵抗主义应对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结果轻易丢失东北三省，造成严重的民族灾难。其后，蒋介石秉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在日本的侵略面前一次次妥协退让，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换来日本更大规模的侵略。华北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宣告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破产，而其错误的应对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加深了民族灾难。概括地说，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面临反对日本大规模侵略任务的历史关头，国民党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的6年多时间里，没有承担起抗击民族敌人、保家卫国的责任，并且使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二是，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提不出行之有效、推进整个抗日战争发展并制胜敌人的理论、纲领和战略方案。在关系中国抗日战争进程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国民党在很长时期内甚至直至抗日战争结束，都没有清晰的认识。比如，国民党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的抗日战略方针，但其基点是“苦撑待变”，等待国际形势变化，通过美、英、苏等大国干预而制胜日本。在对抗战阶段即抗战进程的认识上，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分别以南京、徐州、武汉失守为标志划分战争阶段；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又将以前的抗战统称为战略防御时期，以后则进入敌败我胜的战略反攻时期，而否认战略相持阶段的存在。由于忽视和不能发动人民群众，因此找不到战胜敌人的力量，缺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国民党在全国抗战爆发及其后很长时间里，把抗战目标局限在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范围内，蒋介石说：“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和日本开始谈判；假使能够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可以开始谈判。以外交的方法，解决东北问题。”也就是说，国民党缺乏驾驭抗日战争全局，在极其复杂、艰苦环境下引导战争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化、领导中国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能力、魄力和理论。三是，国民党没有发挥引领中国抗日战争不断发展的作用。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表现了抗日积极性，在南北战场与日军正面作战，同时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设立国民参政会，制定惩戒汉奸条例，释放政治犯，承认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等。当时，出现了全国各党各派拥戴国民党抗日的局面。中华职业教育社表示“拥护政府及最高领袖”，“服从领袖命令”。救国会“七君子”呼吁“国民应为赤诚拥护政府抗战，务使政府无内顾之忧，由此能尽其全力对外”。第三党认为国民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可与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媲美，对国民党寄予“新希望”。李济深、陈铭枢等解散了所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认为“国民党已经居于唯一领导抗日的地位”，呼吁国内各党派“一心一德拥护政府拥护领袖”。各个地方实力派也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1937年8月7日，刘湘、阎锡山、龙云、李宗仁等在南京国防联席会议上一致表示：“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纵横的局面消失。中国共产党积极赞助国民党抗日，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与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坚决赞助其实现”，并表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地位”。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中共重申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承认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由此形成全国抗日高潮。但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国内政策严重后退，制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对中共进行各种污蔑，严格限制、封锁中共的活动。在军事上大搞反共“磨擦”，甚至掀起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压制民主党派，“几使其他党派无存在余地”，“各小党派及一般文化人，……不堪其苦”。不仅没有使全国抗战的形势进一步发展，而且严重损害了团结抗日的局面，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国民党日益加深的腐败尤为触目惊心，严重损害了抗战事业。甚至连蒋介石也公开承认：“我们党现在实在是极其腐败”，“现在国土被敌人蹂躏，同胞受尽苦痛，完全是本党的责任”。1939年1月，蒋介石指斥说：国民党一盘散沙，“一般党员和党部的职员，最大的毛病就是懒惰废弛”，“虚伪粉饰，应付了事”。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各级机关人浮于事，大小官员竞相聚敛，“因贪污被诛之军人、公务员，为数颇多，而后来者仍毫不畏惧，群起效尤”。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交通部长张嘉璈、重庆卫戍司令刘峙、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第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都不同程度存在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挥霍浪费行为。重庆等大都市大小官员吃喝成风、奢靡成风，时人对此批评道：“前方吃紧，伤师失地；后方紧吃，醉生梦死。”甚至蒋介石也看不过眼：“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市……在一般社会，方苦物价之高昂，我党政军人员乃日食万钱，无稍顾惜。”抗战之初，国民党明确提出：必须“达成‘国防第一，军事第一’之任务”，要求“必须于抗战中求国军创设之完成”，具体规定为“注重国防心理的建设，培养豪侠忠勇的情操，吃苦耐劳的习惯，报仇雪耻的决心，杀敌致果的能力”。但实际结果大相径庭，从蒋介石的言论中就可见一斑。1940年4月，蒋介石批评说：“上层官兵不知奋发补进，而且驰懈偷安。”1941年10月他再次批评说：高级将领精神堕落，只知道做官。敌人来了，不能抵抗，敌人退了，不能追击，几次战斗，毫无俘获。但这种情况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每况愈下，越来越严重。比如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抗战后期国军某些部队缺额率高达50% ～80%，国军士兵逃亡比例惊人，最多时是伤亡人数的3倍以上。严重的腐败，极大地影响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影响了抗日大业，是导致1944年豫湘桂战役大溃败的重要原因。

而中共始终以中国抗日救国为己任，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屡屡提出救亡之策、采取积极行动，发挥了推动抗日战争发动、发展和取得胜利的引领作用。国民党对中国抗战的相对消极表现和中共主导性作用的充分发挥，使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呈现逆向演进的态势，中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发动、坚持、发展和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所谓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其历史内涵，就是不论在多么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始终高举抗日大旗，坚持抗战，不惧怕，不动摇，不妥协，就像屹立在黄河激流之中的砥柱山一样，不管河水如何湍急拍打，都能够巍然挺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动、发展和胜利中发挥的作用，恰好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