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思维方式（thinking style）是指人们在看待和思考问题时的一种基本倾向，它不仅反映个体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且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侯玉波等，2001, 2002）。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心理学对文化研究的重视，对东西方文化、思维方式等问题的研究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热门课题（Mead, 1953; DeVos ＆ Hippler, 1969; Hofstede, 1980; Hsu;1981; Hansen, 1983; Markus ＆ Kitayama, 1991; Ferraro, 1995; Peng, Nisbett, ＆ Wong, 1997；余德慧，1996; Chiu Chi-yue, 2000；侯玉波等，2001；杨中芳，2009）。来自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学者们想知道：为什么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对理解不同文化中个人的行为有何意义？如何用科学的方式去衡量个体的思维特点？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成为思维方式研究最直接的推动力量（侯玉波，2004）。
Nisbett和Peng等人把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与东西方文明的起源联系在一起，认为东西方不同的本体认识论（folk epistemologies）造就了思维的差异（Morris ＆ Peng, 1994; Norenzayan, Choi ＆ Nisbett, 2002; Peng ＆ Nisbett, 1999）。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性的（holistic），这种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善于用辩证（dialectics）的观点看待和处理问题。中国人的辩证观念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适度的合理性。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则更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维，它强调世界的统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认为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
中国人思维的第二个特性是强调看问题时的整体性（entity），这种整体观念主要体现在对事物与其背景关系的看法上。Ji、Peng及Nisbett（2000）等人发现，中国人在看待问题时所采取的认知取向是整体性的，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往往会把一个问题和它所处的背景结合在一起。与中国人相反，美国人则善于用分析式（analytic）的方式处理问题，强调事物自身的特性，善于使用分类等方法把一个事物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在Nisbett（2003）等人看来，这种整体性与分析性的对立与东西方文明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Hansen（1983）、Moore（1968）等人认为，由于中国人历来强调人际关系，他们把世界看成是由交织在一起的事物组成的整体，所以中国人总是力图在这种复杂性的基础上去认识事物，对事物的分析也不仅限于事物本身，往往包括背景与环境。与中国人不同，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人则认为世界由无数个可以被看成是个体的事物组成，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特性，并且这些特性是可以从整体中单独分离出来的，因此西方人更善于分析个体的特性，从而对事物的本质特性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对东西方思维的这种对立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西方人见木，东方人见林。
Nisbett等人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在一项关于东西方归因模式的研究中，Morris和Peng（1994）发现中国人和美国人对社会事件的归因模式存在差异：中国人常常从个人所处的背景中理解行为，而西方人则强调个体的本质特性。比如一个人杀了人，西方人会归因于杀人者的内在特性，而中国人则认为是外界的因素促使他杀人。Peng和Nisbett（1999）还以中国人对矛盾的认知为基础，研究中国人和美国人对辩证格言的偏好、日常冲突的解决、辩证性论据的使用以及矛盾的处理等，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辩证性以及受辩证思维的影响（SpencerRodgers, Peng, Wang ＆ Hou, 2004; Spencer-Rodgers, Boucher, Mori, Wang, ＆ Peng,2009）。
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仅仅是开始，还有很多问题亟须解决，其中最首要的问题是：我们怎样衡量中国人的思维特性？Peng、Richard（1999）及Nisbett（2003）等人从许多方面发现中国人辩证与整体思维的证据，并论述了什么是辩证思维与整体思维，但是这些论述还没有被操作化，缺乏衡量中国人思维特性的工具。香港学者赵志裕（Chiu Chi-yue）（2000）编制了一个测量中国人中庸思维的量表，但中庸只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个层面，并不能从整体上衡量中国人的思维特性，所以构建一个用于测量中国人整体思维特性的量表成了目前这一领域研究的重点，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编制出一个这样的工具，使其成为测量中国人思维特性的有效工具，为以后进一步从事与思维方式有关的研究提供测量工具和理论指导。同时，由于考虑到测量量表的文化契合性，我们需要把对中国人思维特性的测量和对西方人思维特性的测量仔细加以区分。所以从策略上讲，我们将完全用中国人的资料来建构适合测量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量表，这和跨文化心理学的思路有着本质的不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确认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思维方式对中国人认知过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