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研究方法

1 前提假设

一提起“前提假设”，就很容易招致攻击——“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但是，此假设非彼假设。计量经济史所说的“前提假设”是对研究对象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的主要特征所做的简单抽象，这是研究的起点。经济学家们基于自己对市场的观察，将纷繁复杂的制度、习俗、追求、惯常行为等抽象为几个扼要的重要条件，这是经济学家们展开分析的逻辑起点。这有点像数学上的充分必要条件，接下来的逻辑推理要受制于或受益于这个“充分必要条件”，经济学家们将这些条件称为“前提假设”。不仅如此，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和完善也是从对前提假设的重新认识开始的，各家各派经济学理论的分歧也在于各自理论的前提假设不同。例如，凯恩斯经济学在研究货币需求时，做短期分析自不待言，又提出了不同于剑桥方程式的前提假设——存在着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于是，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就与剑桥方程式显著不同，影响因素变成了收入和市场利率两个变量。麦金农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时，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凯恩斯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完善的金融市场、没有齐一的收益率，甚至国内市场都不甚统一……于是，麦金农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就是另外一种模样了。

要抽象宏观经济环境的主要特点，就必须查阅、分析大量的历史资料，否则，这一工作难以完成。比如，要研究近代中国法币改革前的货币供给问题，就必须研读近代中国白银流动、银行和钱庄（更早包括票号）的存贷款业务、贷款的行业结构概况、银行券发行和兑换业务、铜币发行和流通等方面的资料，然后抽象出几个基本特点，将其作为研究起点，从此开始货币供给的逻辑分析。还是以货币供给问题为例，因为货币供给问题涉及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主要是通过贷款进行的，于是，我们必须搞清楚近代中国的产业投资资金是主要来自股票市场、银行贷款（外源融资），还是自己积攒和向亲友借款（内源融资）。这个前提如果没搞清楚，在货币供给问题的研究中就可能发生逻辑混乱。又如，研究近代国际贸易必然涉及汇率是否影响进出口的问题，这就取决于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汇率是否变动。近代中国与金本位制国家之间的货币汇率反映金银比价的变动，所以汇率是不断波动的。而金本位国家之间，在货币含金量不变期间，汇率是固定的（只受输金点影响，有些许波动）。在这样的前提假设下，我们的逻辑判断应该是，近代中美贸易受汇率影响是可能的，而英美贸易受汇率影响是不可能的。

综上，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历史不允许假设”中的“假设”大概是指虚构之意，计量经济史也是不同意虚构的，这没有问题。计量经济史的“前提假设”是对主要市场环境特点的抽象，是建立在大量史实基础上的，丝毫没有虚构的意思，批评者切不可望文生义。看得出，这需要计量经济史研究者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逐渐养成一种历史学家常说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会帮助计量经济史学者区别主次，激发研究灵感。对于计量经济史学者来说，前提假设是最难做的，前提假设也是绕不过去的；前提假设是有所建树的起点，前提假设也是迈向错误深渊的第一步。若前提假设与历史经济环境很贴切，训练有素的计量经济史学者会用有效的逻辑分析工具得出合理的、有意思的结论；前提假设如果远离当时的经济环境，逻辑分析再精致，一般也不会得出有效的结论。

1.1 上位前提假设——宏观经济态势

计量经济史的特点是使用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和分析方法研究历史上的经济运行，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选用何种理论框架作为分析工具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计量经济史研究的时间跨度较大、地域范围较广，除了考察特定时空中的研究对象的制度、习俗、追求、惯常行为等因素之外，首先应该考察的是研究对象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还是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我们将总供求态势称为“上位前提”。从经济学说史的理论模型反推，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上位前提假设应该是供给约束，即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总供给，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均为影响供给的因素；而现代经济学的上位前提假设是需求约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总需求，模型中的变量均为影响需求的因素。因此，在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前提假设必须比其他领域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前提假设还要增加一个层次，即“上位前提假设”——总供求态势。这样才能确定对特定时期问题的研究时，是选用现代经济学还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型。

1.1.1 供给约束型经济

凯恩斯在其巨著《通论》中已经断定，1929～1933年大萧条发生的病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一种经济病，它可能是在什么样的机体上发作呢？一个正确的逻辑是，应该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体”爆发“有效需求不足”病。接下来的问题是，是不是1929年世界经济才开始转化为“需求约束型经济”？如果不是，那么，世界经济何时发生的转变？大概任何经济学家都不能对此不假思索地回答了。

首先，我们来讨论大萧条之前几个世纪的世界经济总供求态势，这恐怕要追溯到亚当·斯密时代。大概由于供给不足，当时的有识之士都在如何增加物质财富问题上大动脑筋。在亚当·斯密看来，勤劳和储蓄是好的，而奢侈浪费则是可憎的，这位经济学之父强调积累、赞美积累，因为“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游惰”。他认为，“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劳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妄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增多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抽下来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抑或以有利息地借给别人，使其能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决不能加大。”

这如果是非经济学人士的言论，也许他会因观察的偏颇和自身的好恶造成的判断失误，但是，作为经济学大师的力作，他应该是对市场充分观察之后才发表的言论，是可信的。从亚当·斯密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对市场总供求态势观察的结果。倡导节俭，倡导资本积累，说明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供给一端，并且，亚当·斯密几乎用语言表达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见，总供求态势应该是供给约束型的。这使我们想起了1978年之前，在中国短缺经济状态下，城市里到处可见“储蓄一元钱，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标语。我们也记得那凭票凭证供应的年代，别说是正货，就是残次品都有大把人抢购。采购员满天飞，各工厂几乎用不着销售科，卖商品根本不是问题，供给不足体现在各个行业的各个层面上。当年的英国、欧洲虽然不是计划经济，但由于市场经济起步时间不长，供给约束市场态势应该是和我们经验中的改革中国、苏联、东欧大同小异的，见图1-1。

19世纪初，当时的欧洲经济出现了某种结构性的商品滞销，著名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论命题。这一命题可以归纳为简略的公式：一个人之所以卖出商品是为了买回商品。换一句更符合萨伊观点的话说，市场实质上就是产品和产品相交换。这个公式还可以表述为：每个卖主都是买主，而每个买主又都是卖主，由此形成“卖主和买主形而上学的均衡”。萨伊认为，这是他的发现，是个“重要真理”。萨伊的命题很清楚，即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于供给而不在于需求，即使有暂时的商品滞销，那也应该是结构性的（是因为其他商品生产少了），一旦其他产品的生产跟上来，暂时的积压就会消除。换言之，在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市场出了问题，要从供给方面治理。

后来的批评者认为，萨伊的学说是把市场经济同简单商品经济相混淆了，是以物物交换来解释商品流通，忽视了货币的作用。我们认为，批评者也该被批评。显然，批评者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提供的证据来定萨伊教授的罪了。出售商品或劳务之后是否立即购买商品或劳务，取决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在不算富裕甚至仍显贫困的时代（如果可支配收入离生命预算线很近），人们的储蓄是微乎其微的，几乎全部可支配收入都得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才能维持生存。如果储蓄的份额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微小，那么，“卖主和买主形而上学的均衡”之命题成立也无不可。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将取得的收入马上用于购买，由于不富裕，货币的贮藏功能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萨伊“忽视”的正是货币的贮藏作用，而这种忽视也不无道理。在经济学史上，萨伊是一个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因为我们不怀疑萨伊的智慧，所以，我们也不相信萨伊睁眼看到法国人大把大把的储蓄却闭着眼睛制造“卖主和买主形而上学的均衡”之谬误。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中国计划经济的贫困年代，一个5口之家，年人均储蓄恐怕不会超过10元人民币。甚至有许多家户是负储蓄的。那时候，有点儿额外的收入就立刻补充家用，根本不会进入储蓄范畴。我们的人均储蓄额突飞猛进不过是近30年的事而已。可以想象，欧洲的18～19世纪之交，人均收入也高不到哪里去。当然，这是个实证问题，用18～19世纪的经济史数据完全可以解释。这个问题留待后面讨论。

凯恩斯革命发生后，有些学者认为萨伊理论一无是处。难道萨伊真的错了吗？和不怀疑凯恩斯的智慧一样，我们也不怀疑萨伊的智慧。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在萨伊生活的时代，欧洲经济是供给约束型的。

从几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那里，我们推断出，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中，世界经济是供给约束型的，经济学家的理论来自当时的经济现实，即来自我们眼中的经济史。我们如果花些时间研究世界经济史，即可得出有数量依据的结论。

在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经济增长是由供给一端发动的，总供给曲线的右移和斜度变缓都会产生经济增长的效果。

在图1-2中，总供求初始位置是AS1和AD1，如果总供给曲线AS1斜度不变，只是向右移动到AS2的位置，那么，总需求曲线AD1如果相应上升到AD2的位置，则有产出从Y1增长到Y2，价格从P1上涨到P2；如果总需求下降到低于AD1的位置，则有经济增长依然增长到Y2和价格下降（低于P1）的局面出现。在图1-3中，总供求初始位置是AS2和AD2，产出是Y1，如果总供给曲线的位置不变，斜度变缓，呈AS2的形状（设价格弹性小于1），且总需求曲线上升到AD3，则价格上升到P3，产出从Y2增长到Y3；若总需求曲线下降到AD1，则产出增长到Y2（＜Y3），价格下降到P1（＜P2）。由此看来，总供给曲线在供给约束性质范围内斜度变缓时，总需求是能够发挥一些作用的，但重要的变量仍然是总供给（通过Beta系数可以算出来重要性）。总之，在供给约束型经济中，经济增长可能伴随着价格上升，也可能伴随着价格下降。在供给约束型经济实际运行中，图1-2和图1-3的情况可能同时发生，可能交替发生，也可能在某一时段内以某一种情况为主。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逻辑来解释，固定资本增长的作用是推动总供给曲线右移，而效率参数和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的作用则应是将总供给曲线变缓。于是，从经济运行实践来看，应该是总供给曲线右移发生的概率高于斜度变缓。

1.1.2 需求约束型经济

显然，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的转变即使是发生在一个时点上，我们也无法精确地发现这个时点，只能将其大略地估计在某个不大的区间上。何况，这个转变应该是渐进的，应该在一个时段内发生。从逻辑和经验角度分析，我们把两种经济态势的转折点确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个时间区间内。我们的这个经验来自美国经济史。

1913年，亨利·福特首创“传送带生产线”，即“流水装配线”，大大提高了机械效率和管理效率。这种管理模式逐步由汽车工业传播到其他工业领域，成为制造业等相关产业的主要生产管理方式。汽车制造业的迅速壮大和成熟，给美国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石油生产、轮胎制造、钢铁冶炼、公路建设等行业在汽车工业的带动下快速发展起来了。工业产业突飞猛进，造就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只要你下订单我就能供货，而且，1921年曾出现了货物积压成堆的现象，供给的约束力渐渐消失了。这从“柯立芝繁荣”出现的新事物中可反映这一新的总供求态势。

第一，“一战”后，分期付款方式在美国普遍推开。这是以未来作抵押，刺激公众的需求的有效手段，这一手段可以保持产业始终正常运转。依靠分期付款的方式，美国人不仅可以购买到一般消费品，而且可以购买20世纪才有的汽车和拖拉机这样的城乡生活和生产必需品了。如果没有分期付款这种商家推出的赊销措施，很多人不知何时才能攒够这笔钱，有效需求不知会被推迟到何年何月。

“一战”后，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自己被现金余额限制了消费是一种过时的行为，应该用“自己的信用”支付账单。这种刺激消费市场和产业发展的方法甚是灵验，据经济学家对战后20年代的测算：所有零售额的15%都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完成的，1927年用分期付款方式销售的汽车占总交易量的60%，大约60亿美元的商业证券业务也是通过分期付款方式完成的。如果说不是经济态势转化为需求约束型，这种产销两旺的局面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一战”后，美国的推销员和促销员满天飞。美国的推销员和促销员制度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这一制度的出现，说明厂商已经把销售置于与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置于比生产更重要的地位了。厂商们非常清楚，终端消费者对于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如果不是消费者被推销员和促销员们耐心说服并且大量地购买各种各样的商品，那么多的六汽缸汽车、收音机、电冰箱、各种化妆品和各种口味的香烟会有多少人问津呢？

美国的20世纪20年代，推销员和促销员（也包括广告商）是架在消费者脚下、通向供给者的桥梁，他们手中掌握着市场大门的钥匙。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为了销售各种商品，推销员们使尽了全身的解数，促销手段也变得愈加复杂多样。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用谦恭直白的语言介绍自己的产品，等着顾客下决心购买的早期做法了，而是把推销当成一种职业，从设计到实施无不精细筹划。推销人员不仅要制订宏大而细致的宣传计划，而且还要请教心理学专家，学会揣摩购买者的心理，然后劝诫（甚至是欺骗和恐吓），千方百计地说服顾客购买他们的产品。当时一位著名的经理人说：“你再也不能只做一个接收订单、等待顾客上门的人，你必须成为一个推销员，走出去，走到有可能需要你产品的顾客中去。”在强大的销售压力下，各路推销高手奇招频出。

第三，“一战”后，美国的广告业终于成了一个重要的行业。战后初期，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广告的重要性，但到了1923年，有人就预言广告将成为一个行业。到了1927年，美国的广告费用就超过了5亿美元。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广告商们大显身手，绞尽脑汁，推出了精美的广告设计、贴近民众生活的现实主义图片以及更为灵活生动的宣传方式。广告商们根据不同的产品，针对不同的顾客群，不仅表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态度，而且在表达技术上也进行了微妙的处理。他们针对不同的受众，揣摩他们的心理，根据他们想要的，如怎样会更加年轻、受人喜爱、显得富有、不能让邻居瞧不起，甚至让人嫉妒等，撰写投其所好的广告词，完全不必在产品的特殊品质和优点上浪费笔墨。

广告和推销员联手，左右或控制了消费者的选择，透支未来的支付方式——分期付款，则使这种选择变为有效需求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不用权衡“一战”后美国的个人可支配收入，也不必观察美国人的消费倾向，仅从上述市场表象和活生生的事实观察，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国此时巨大的生产潜能（供给对需求巨大的吸纳能力），基本上可以得出需求约束型经济的结论了。也就是说，美国的供给没有问题，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需求。在这种经济态势下，一旦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投资需求不足，发生大规模经济动荡的可能性极大。

不仅在美国，大洋彼岸的欧洲，经过战后的经济恢复和产业更新，供给潜能也有了大幅度增长。1937年，世界级的女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在《就业理论论文集》一书的“外汇”篇中，从国内外的供给、需求两个方面分别考察了在进口供给弹性和出口供给弹性不同的条件下一国汇率变动对进出口双方的影响并着重研究了一国采取本币贬值政策时，进出口弹性对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在马歇尔局部均衡和弹性概念的基础上，勒纳曾加以完善和发展，罗宾逊夫人从此出发，创立了著名的“马歇尔-勒纳条件”（M-L条件）。经过严格的逻辑推理，货币贬值可以改善贸易收支的条件为：

当然，和其他经济学理论一样，M-L条件受到多方质疑，并不断修正补充，最后完善为罗宾逊-梅茨勒条件的理论模型。这些修正和补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罗宾逊夫人的四个前提假设中，第二个假设就是“所有有关产量的供给弹性均为无穷大”，以另一种方式肯定了市场总供求态势为需求约束型经济。显然，这应该是罗宾逊夫人对欧洲经济，起码是对英国经济长期观察之后，对市场环境的抽象概括。即使在M-L条件遭到质疑时，这一假设基本上也被认同，说明当时经济学界对市场看法的一致，特别是M-L条件是在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后问世的，这个共识的达成是比较容易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厉以宁也认为，“应当承认，在30年代资源未充分利用时，弹性分析中关于供给弹性无穷大的假设不是不合理的”。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巨著问世，将1929～1933年的大萧条诊断为“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病症，必然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发作，就如同供给不足病症必然发作于供给约束型经济一样。后者用萨伊的药方，前者必须吃凯恩斯开的药。凯恩斯认为，著名的三大心理因素造成的阻碍，使得需求约束型经济中会产生有效需求不足，即较多的收入被储蓄起来了，并未转化为投资，储蓄远大于事前投资。这显然是“富贵病”，短缺经济或贫困经济是得不上这种病的。短缺经济或贫困经济（供给约束型经济）如果患病，那一定是营养不良的“穷病”——有效供给不足，见图1-4。

1929～1933年，世界经济重病发作，但不是说世界经济的机体刚刚转变为易于害这种“富贵病”的体质，而至少在10年前或更早就发生转变了，用凯恩斯的话说，大萧条“是由一个经济阶段过渡到另一个经济阶段时，在重新调整中的痛苦”。经济学家何正斌认为，在生产不足的年代（供给约束），鼓励消费与鼓励节约和储蓄相比，后者显然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当已过了生产不足时期进入生产过剩（需求约束）的时代后，由于仍受传统和习惯影响，在较长的时期内，人们还是固守旧说。只有当出现了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大过剩，才震醒了像凯恩斯这样敏锐的人。而前人的思想不仅给他以反叛传统经济学的信心，同时也为他的学说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如图1-5所示，在极端的需求约束型经济中，总供给曲线AS0是与横轴平行的，总需求在政策干预下依次由AD1上升到AD3时，价格不变（P0），对应的产出水平为y11、y22和y33。在常见的需求约束型经济中，总供给曲线AS1的斜度非常平缓，但不是与横轴平行的。当政策干预下总需求依次由AD1上升到AD3时，价格是小幅上升的，对应的产出水平为y1、y2和y3，产出的增幅小于极端状态，但远大于价格涨幅。

从实证角度来看，我们先前的一项研究认为，美国从1919年开始进入了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英国更早，在维多利亚时代前期就进入了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陈昭的研究认为，日本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从供给约束型经济转变为需求约束型经济的。

1.1.3 新供给约束型经济——以日本为例

日本经济泡沫崩溃至今，经历了20多年的低速增长时期，国内外学界对这一现象做了多角度的研究，文献目不暇接。从上述文献的结论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日本长期经济低迷在于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而且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误。我们认为，从总需求角度考察，日本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有效外需不足”，内需管理性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对日本国内供求关系进一步分析的结论认为，日本国内供给虽产能巨大，但对国内需求的增长来说，大都属于“无效供给”，从总供求态势角度来看，呈现“新供给约束型经济”特点。本节拟结合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考察日本“新供给约束型经济”的机理，从逻辑角度论证一个假说。

我们将日本的GDP实现过程分解为国外和国内两个市场。在图1-6中，图（a）为国外市场，图（b）为国内市场。在国内市场上，横轴A表示国内因素导致的本国产品的实现额：

式（1-2）中，C表示消费；I1表示国内因素促成的投资需求，是总投资的一部分；G表示政府购买；C+I1+G的和减去进口M之后，意即本国公众对本国产品的购买，但这不是全部“内需”，因为投资并不完整，还有一部分投资I2是国外因素导致的。

在图1-6的国外市场部分中，纵轴表示间接标价法的日元汇率，即日元越是升值就越沿纵轴向上。横轴表示日本GDP，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因素促成实现的总产出之和：

式（1-3）中，X表示出口，I2表示出口拉动的投资。前面说过，我们将日本总投资分解为两个部分：国内因素拉动的I1和国外因素拉动的I2。I2的投资是出口品制造厂商和为出口品制造厂商服务的其他厂商在出口订单驱动下的投资，显然，这部分投资的趋势应该是和出口同升同降的。I2虽在国内实现，但由于是国外因素拉动的，所以算作外需部分。

1．对日本国内市场的讨论

我们首先从日本国内市场角度做一些逻辑判断，分别讨论供给、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宏观经济政策释放需求的能力。

第一，国内供给。在图1-6的国内市场部分中，Sd表示本国产品的供给，Dd表示本国产品的需求，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A和价格。我们设定的Sd曲线开始与横轴平行，到达拐点之后则比较陡峭，意在表明：日本国内在既有科技水平的产品生产平台上，供给弹性相当大，但由于缺乏诱人的领先科技产品，所以，既有科技水平产品需求基本饱和之后，大量供给能力成了“无效供给”，新科技水平产品不足导致供给曲线相当陡峭。因此，国内市场实现的GDP只能在0增长水平附近徘徊，政府的调控政策最多能使供给曲线小幅右移（由Sd1到Sd2），而不能使供给曲线的斜度放缓。

第二，国内消费需求。从消费需求角度来看，日本的消费率相当稳定，我们计算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本消费率，基本上稳定在55%，几乎不存在大起大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志君的考察结论是，日本从经济起飞阶段到泡沫经济破灭，走的是均衡经济增长的道路，实现了全民充分就业，很好地解决了经济增长和民生的关系，实现了共同富裕。日本的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0.2，直到1993年，它的基尼系数还是0.249, 2011年是0.31左右，社会贫富差距很小，9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所以，在既有科技水平的消费品市场上，日本居民不是因为买不起消费品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缺乏诱人的新科技消费品供给而造成的“有效供给不足”——没什么可再买。

第三，国内投资需求。由于对既有科技水平产品的需求增长畸慢，对既有科技水平资本品的投资需求I1就自然受到了极大抑制。除非有新科技水平的、可以大幅度提高利润水平的资本品供给，否则，投资需求也必然增长畸慢。于是，不能发生耐用消费品的批量更新——消费稳定，也不能发生固定资本的批量更新——投资也稳定，巨大的产能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对日本国内来说是“无效供给”，而可以引诱有效需求的“有效供给”则发展缓慢，导致国内需求量稳定在供给曲线的拐点附近（见图1-6中的国内市场部分）。

第四，政府购买与货币政策。由于城市化进程基本结束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完善，公共工程只有小修小补的余地，政府财政金融调控政策的着力点太少，只能推动Sd曲线小幅度右移。与此同时，往往是国内市场供给曲线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于是就弱化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致使A值在横轴上右移的幅度很小，同时还时常伴随着价格小幅下降。在我们先前的研究中，曾讨论过日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失去的十年”效果极不显著的问题。结合上述宏观经济运行的背景状态，政府购买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启动高增长，而不是政策出台的时机和力度存在失误的问题。在具备某种激情和狂热的时期可以引发经济泡沫，而在泡沫破裂和外需受阻造成的市场悲观情绪笼罩下，则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甚微，无能力重拾昔日的辉煌。

2．对日本国外市场的讨论

在日本国内市场需求饱和和有效供给不足的前提下，经济增长主要影响因素来自国外市场，我们分别从需求、供给及对投资的拉动等方面做初步讨论。

第一，日本的国外供给。在图1-6的国外市场部分中，Sf是日本对国外市场的供给曲线，包括出口产品和国内厂商制造出口产品所需的资本品。我们设定的Sf曲线是比较平缓的，这和国内市场供给曲线拐点之前的情形是相似的。日本以既有科技水平生产的产品虽在国内市场基本饱和，但对国外市场来说，因为日本的产品技术先进远未到达拐点，只要价格合理，日本产品还有广阔的国际市场。同时，由于日本产业的市场准入、融资、技术革新、劳动力转移、进出口等市场机制都是相当健全的，不存在某种明显的“瓶颈”，所以，在既定的价格上供给满足合理增长的需求不是问题。因此，供给曲线应相当平缓。

在图1-6的国外市场部分中，当汇率从e1上升到e2时（日元升值），对国外进口商来说，折合本币或美元的日本商品价格全面上涨，供给曲线便从Sf1上升到Sf2的位置，如果国外进口商的需求曲线Df位置不变（如Df1），则日本的出口量必然会下降。

第二，出口与投资的关系。由于出口下降，日本出口产品制造商对资本品的购买I2也会下降。我们在先前的一个研究中做过日本投资与出口的数量关系分析，经一阶差分和三阶差分之后，出口每变动1%，总投资就同向变动0.23%。虽然目前我们得不到总投资中出口拉动的投资数据，无法做二者准确的数量关系分析，但出口与总投资的数量关系也可以大致反映二者的趋势，因为在1980～2003年的时段中，不可能有连续20多年的其他投资与出口走势一致的偶然相关现象。

第三，国外需求。在图1-6的国外市场部分中，Df是国外市场对日本产品的需求曲线。需求曲线的斜率反映了需求量变化对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这与产品自身的用途和特点有关，如资本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相对较小，而消费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大。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计算出一个平均弹性，因此，需求曲线的斜率能够确定。若需求曲线相对陡峭，汇率变动对日本的出口影响不大；若需求曲线相对平缓，则日元升值对日本的出口影响较大。在图1-6上，考虑到日本产品的先进性，我们设定的Df曲线相对陡峭，如果有可靠的数据，可以做出准确的需求曲线。

需求曲线的位置高低首先取决于进口国的国民收入，收入越高，则曲线的位置越向右上方移动，反之则反是。这就是说，日本出口受世界经济周期变化的约束。不仅如此，需求曲线的位置高低还取决于日本的竞争产品的性价比。进口国在同等收入水平上，如果多买了和日本出口产品竞争的产品，就会少买日本的出口产品，需求曲线就会向左下方移动，反之则反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各地不断蚕食着原本属于日本出口产品的市场，使得日本出口产品的需求曲线不断向左下方移动。深入一步思考，日本出口受到亚洲新兴国家排挤的症结，也在于日本领先科技产品的缺失。成为富裕国家之后，日本的劳动力成本上涨是必然的，出口产品的价格劣势迟早会显现。随着新兴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出口产品的性价比必然下降。日本在受到“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冲击”之后仍能保持出口产品的优势，除了依靠技术和管理降低成本之外，当时没有亚洲新兴国家的竞争大概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日本自经济泡沫崩溃以来，新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笼罩了日本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失去了十年，又失去了十年。今后若不能建立领先科技产品的生产平台，加之与中国交恶而渐被逐出这一潜力巨大的出口市场，再失去多少年也未可知。我们将上述假说的逻辑抽象如下（见图1-7）：

从总量数据上看，在既有的生产平台上，日本经济增速骤降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但是，从有效需求的结构上看，一国总需求包括内需和外需两个部分。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回推，“有效需求”无疑指的是“有效内需”，“有效需求不足”大致与“有效内需不足”同义。因此，在运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手段调控宏观经济时，先对一国经济中的问题是不是“有效内需不足”做出正确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内需即C+I+G，如果进一步考虑对国内产品的内需，就是前面所做的式子：C+I+G-M。按凯恩斯理论来解释，消费需求C是比较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一旦投资需求I不足，经济萧条就可能发生，需要政府购买G来补偿或启动投资，然而，日本的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全然不似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学界常说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或“失去的二十年”，但是，需要研究的是日本在这十年或二十年中究竟失去了什么？数据表明，日本失去的是先前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经济低迷是指增长速度低迷，而负增长是很少见的，像美国大萧条时的负增长是绝对没有的。日本人的消费水平没有下降，中产阶级仍占大多数，根本没有发生1932年美国的惨剧，经济增长率和同时期许多欧洲国家相比，都不算低。我们曾在一项研究中按历史的顺序将日本经济态势划分为“供给约束型”“需求约束型”和本文讨论的“新供给约束型”三个阶段，从内需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在明治维新到1950年左右的“供给约束型经济”中，公众手里的钱虽不多，但难以买到足够的商品，经济增长的“瓶颈”在于供给不足。②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需求约束型经济”中，生产能力足够大，最终实现的GDP取决于总需求。于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总需求一端。③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供给约束型经济”中，消费者买得起商品，但除了正常循环的消费-投资需求之外，没有更好的供给产品可以诱发需求增长。于是，经济增长的“瓶颈”在于“新供给”不足。在出口需求旺盛时，这一“新供给瓶颈”被掩盖了，即内需的饱和被外需强劲增长所掩盖——总需求持续增长。但是，若外需增长一旦停滞或衰退，导致经济低迷，当局则认识不到新供给约束型经济的内在逻辑而做出错误的市场诊断，进而下错药。的确，从经济总量数据层面考察，若不考虑总需求的结构——内需和外需，不考虑投资需求的结构——国内因素拉动的和出口因素拉动的，日本宏观经济运行的表象应如图1-8所示。

图1-8中，忽略小幅价格波动后，简化的总供给曲线AS在拐点之前是与横轴平行的。AD1、AD2和AD3表示高增长时期的总需求，增长幅度很大，体现在横轴上的Y值增长率相应很高。经济泡沫崩溃之后，总需求如图1-8中的AD4和AD5，向右移动的幅度很小，若在“失去二十年”中观察，有时还有衰退发生（向左小幅移动），于是，横轴上Y3到Y4、Y4到Y5的增长率和高速增长时期相比便相当之低（有时还有负增长）。其实，在AD1到AD2，再到AD3的时期（产出从Y1到Y2，再到Y3），高速增长的总需求中已有相当大部分是外需，即出口和出口拉动的投资。从总量数据得来的这个解析几何图大略可以描述日本经济的表面现象，于是，这个“需求约束”的表面现象就掩盖了图1-6“新供给约束”的真相。日本政府频繁启动“看得见的手”，力图将经济重新拉入高增长的轨道，但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无力创造新供给，也无力促成日元贬值和阻止亚洲新兴国家的竞争，其政策效果必然是极不显著的。

在2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轮番出台，但经济增长率始终没有超过2%，远在泡沫时期的5%之下，更不用说“伊奘诺景气”时期的10%了。对我们新供给约束假说有显著支持的事实是，在2002～2007年的“伊奘诺景气”时（平均增长率不足2%），经济增长仍是外需拉动的，原因是超宽松货币政策及2003下半年至2004年3月大规模外汇干预导致了日元贬值。看来，日本巨大的产能对内需增长来说，确属无效供给。

综上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新供给约束模型的基本前提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①总收入和人均收入水平很高；②中产阶层占人口比例很高；③生产平台的科技水平居世界前列；④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并非持续负增长。

第二，日本经济在泡沫发生之前就进入了“新供给约束”态势，产能对于内需增长而言，大部分属于无效供给，但正常的国内需求仍可消化供给一端在原有产出水平上的产量。经济增长靠外需拉动。外需拉动的含义不仅在于出口量，而且还包括出口拉动的投资。从日本的经济结构推测，出口与出口拉动的投资之和应占日本GDP较大的比重。

第三，日本的新供给约束型经济在需求约束表象的掩盖下，其宏观经济运行逻辑与凯恩斯经济学基本前提大相径庭，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是内需，而是外需和新供给。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外需增速下降，新供给跟不上，日本经济增速大幅回落。当局和学界对新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缺乏正确判断，并在误判的基础上实施拉动内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结果是催生了资产泡沫。泡沫崩溃之后，继续推行拉动内需的积极宏观经济政策，效果极不显著，反而是一度干预汇率的货币政策对出口有所促进。

1.1.4 总供求态势的判断——数量分析思路

目前，我们的研究结论仅限于对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两种经济态势的判断，而“新供给约束”很大程度上尚属“未来经济史”，我们的研究正在进行中。受亚当·斯密、萨伊和约翰·穆勒的启迪，我们考虑了三个实证路径。

第一，从总供给、总需求与价格的关系角度入手，考察样本中左右价格的是总需求还是总供给。以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为理论基础，并放开某些脱离实际的前提假设。如果对于价格变动来说是总需求因素重要，那么，经济态势无疑是供给约束型的。以小麦为例，当新小麦没有成熟时，如果面粉需求陡增，小麦存量的增长可能性为零，那么只有价格上升来抑制面粉需求了。这无疑是一个供给约束态势，价格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需求。反之，如果总供给取决于总需求，则经济态势无疑是需求约束型的。从技术角度来说，在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用β系数方法可以得出变量的重要性来。

若上述逻辑的数量模型为P＝a0+a1D+a2S，则有判断两个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的方法——β系数法。其基本原理为，由于偏回归系数与变量的原有单位都有直接的联系，单位不同，彼此不能直接比较。为此，可以将偏回归系数转换为β系数，其公式如式（1-4）：

β系数就是按照解释变量的标准差与因变量的标准差之比例对估计的斜率系数进行调整，其数值与测定变量时的单位无关，即是一个“纯数”，因此可以直接比较，用以确定计量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在图1-9中，总需求的β系数就是AD推动价格向上运动的力度，总供给的β系数就是AS向下压迫P的力度。显然，在供给曲线陡峭时，总需求的β系数应该显著大于总供给的β系数，反之则反是。

换个思路，供给弹性学说也对分析经济态势提供了有用的分析框架。在可考的经济史上，可以断言，从未出现过总供给曲线严格与横轴垂直或平行——价格供给弹性严格为0或无穷大的极端现象，供给曲线应该总是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见图1-9。

图1-9中，AS1和AS2是两条极端的供给曲线。在AS1和AS2之间，有无数条AS曲线，其中的AS3是平均价格弹性线等于1的一条供给曲线，显然，这也应该是一种特殊现象，但有出现的可能。在a区域内，平均的总供给价格弹性大于0而小于1，即0＜ηs·p＜1。由于AS3的价格弹性等于1，因此是a、b两个区域的分界线。在b区域内，各条AS曲线的平均价格弹性都是大于1而小于∞的。a区域内的各条AS曲线具有共同的特点，即总需求变动1%时，总供给的变动总是小于1%的，总需求的其余能量被价格吸收。AS曲线越是接近AS1，需求拉动供给的能力越低。到达极端位置——AS1时，总需求的力量全部转化为价格，产出变动率为0。总之，在a区域内，经济态势表现为供给约束型，AS曲线的斜度越是陡峭，位置越接近AS1，供给约束的强度越大。在b区域内，各条AS曲线的共同特点是，总需求变动1%时，总供给的变动幅度会大于1%，即总供给强大的潜能有抑制价格上涨的功能。AS曲线的斜度越是平缓，位置越接近AS2，总需求拉动总供给的能力越强，价格上涨的势头越弱。到达极端位置——AS2时，总需求的力量全部化为产出，价格变动率为0。总之，在b区域内，经济态势表现为需求约束型，AS曲线的斜度越是平缓，位置越接近AS2，需求约束的强度越大。

上述分析留给我们的疑问是，弹性是两个变量变化率之比，弹性等于1时，只说明两个变量变化的百分比相等，并不说明两个变量的绝对量相等。这样一来，AS3还可以作为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的理论界限吗？我们对此问题做一点讨论。计算弹性的原函数是指数函数：

当η＝0时，则有：Y＝Y0，即供给曲线为AS1。当η＝∞时，则有：P＝P0，即供给曲线为AS2。现在，我们对式（1-5）两端取对数，得

为了使两个变量在两轴上的标度单位相等，令Y＝P，则有

当实际经济中的Y远离Y0时，即Y0值很小或Y值很大时，，即η≈1。我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从极端的供给约束（假如存在这条曲线）发展到将向需求约束过渡的地步时，Y必远大于Y0。接下来的工作是，只要算出总供给曲线的价格需求弹性，我们就可以判断一国经济所处的总供求态势了。

第二，价格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是否正相关？如果正相关，是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反之，则是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用贸易条件考量国家利益，只有在供给约束型经济条件下适用，于是从这个角度观察世界经济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从这个角度做实证分析有一定难度，因为许多国家出于不同的考虑，总是在干预进出口，需要剔除许多人为因素。

贸易条件概念最初的含义只是进、出口之间的比价，所谓贸易条件的恶化或改善最初也只是进、出口价格指数的相对上升或下降，即价格贸易条件。在以后的贸易实践中，贸易条件的改善或恶化，成了评价一国国际贸易绩效的重要考量指标。贸易条件学说其实暗含着“供给约束型经济”这一假设。即使穆勒时代没有这个词，也有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思想存在了。恐怕也只有在此前提下，方可以此学说考量贸易绩效。不管穆勒时代（或之前）供给“瓶颈”在哪个层面上，只要是供给约束成立，供给曲线陡峭或与横轴垂直，供给量就与价格关系不大或无关了。于是，当供给量一定时，提高贸易利润率的途径只有提高价格。假定贸易双方都是供给约束型的国家，于是，两个价格之比绝对就是利益之比了。如果进出口价格指数能大略算出来的话，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的走势应该是相同的或正相关的。难怪，国际贸易学早期理论常用的案例都是靠天吃饭的农业和畜牧业及这两个产业附属的加工行业——小麦、葡萄酒和呢绒。这些产业不用说都是供给约束型的，由于经济关系简单、便于分析，直到现在，国际贸易学教科书依然沿用这些案例。

进一步地，我们换个角度，对现实中的反倾销现象来做一点探讨。倾销、反倾销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倾销是在外国市场上的低价销售行为。对于倾销国来说，出口价格降低，则贸易条件恶化，倾销就变成了一种自愿恶化贸易条件的行为，为了贸易伙伴（进口国）的贸易条件改善而进行生产销售。再说进口国，当遭遇倾销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反倾销，事实上，一方面进口国的贸易条件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却通过复杂的反倾销程序极力地拒绝这种改善。贸易条件理论在此必然推出荒谬的结论：一边是出口国奋不顾身地自愿恶化贸易条件，另一边是进口国宁愿撕破脸也不愿接受贸易条件的改善，双方还要通过复杂的博弈以示决心。用穆勒的价格贸易条件考量，当代国际社会交易双方这种行为是既愚蠢又多余的。问题当然不是这样荒诞不经。理论与实践不符，只能说明理论本身的逻辑出了问题或理论应用的前提发生了质变。穆勒是一位令人尊重的经济学家，犯逻辑错误的可能性不大，较大的可能是社会经济背景变化到了与穆勒模型的前提假设相反的地步。

倾销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反倾销法的出现距今也只有百年，而被国际社会严重关注则是“二战”之后若干年的事情。当年的星星之火缘何到如今才成燎原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该行为本身的因素暂不探讨，我们从倾销、反倾销赖以茁壮成长的经济条件着手，做一简单分析。我们知道，实施倾销行为的前提是要有足够多的产品，在几百年前，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产品有限，这样的供给约束型经济体决定了倾销在其成长过程中的营养不良命运，供给约束型经济体是倾销不成规模的根本原因。在供给约束型经济体中，整体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但局部生产力水平较高是正常的，这时出现偶然性的倾销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供给约束型经济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倾销在几百年前出现却不能成规模。同时，贸易条件在需求约束型经济前提下是荒诞的这一事实，也可以提示我们，贸易条件在供给约束型经济中也许是考量国际贸易绩效的重要工具。从众多文献看，在当代经济中，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大都是负相关的，即贸易条件恶化了，贸易收支却改善了。

随着贸易条件与经济发展现实间矛盾的显现，学界开始修正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了收入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试图将一国以出口为基础的进口商品的能力数量化，而不仅仅体现出口与进口之间的价格关系。其值为价格贸易条件与出口量指数的乘积，即：

式（1-8）中，Qx为出口量指数。我们不清楚收入贸易条件为何假定进口量指数不变，这种逻辑在国际贸易现实中是绝对行不通的。如果借用双要素贸易条件的思路，加入进口量指数，逻辑上还可以是通顺的。收入贸易条件与价格贸易条件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供给“瓶颈”消除了，出口贸易量是可变的，提高贸易利润的途径不再单一，扩大贸易量，薄利多销也不失为正确的贸易思路了。贸易量一旦可以变动，价格贸易条件与收入贸易条件便同室操戈了，往往是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而收入贸易条件改善。其实，收入贸易条件事实上是在考量贸易收支，但由于测算公式中缺少进口量指数，因此，对贸易收支的测度也是含混的。在此方面分析比较到位的是马勒条件，而不是这种收入贸易条件。

第三，也可以从马勒条件角度做实证，如果马勒条件普遍不成立，说明经济态势是供给约束型的，因为“本币贬值—出口价格下降—国外需求增长”，如果仍不能使出口增长，说明产量无法增长，经济态势是供给约束型的；反之，如果马勒条件普遍成立，则说明经济态势是需求约束型的。

马歇尔首先提出国际收支调节弹性理论，勒纳在马歇尔的弹性理论基础之上得出马歇尔-勒纳条件（又称马勒条件）。之后，罗宾逊夫人做了大量工作，对其进行了修正。它主要被用来考量一国货币的贬值与该国贸易收支改善程度的关系。众所周知，对一国来说，货币一旦贬值，在贸易品本币价格不变时，会造成出口商品外币价格的整体下降或是进口商品本币价格的整体上升，无论用哪种货币计算，价格贸易条件必将恶化。马勒条件实际上考察的是，政府行为导致的价格贸易条件主动“恶化”之后，会不会产生“双”收入贸易条件（出口量和进口量的变化同时考虑）的“改善”。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会考虑主动“恶化”价格贸易条件呢？问题在于，国际贸易的评价原则主要是考量总体获利程度，获利是目的，价格是手段而已。马歇尔、勒纳和罗宾逊夫人之所以做这样的分析，是因为多数西方国家的经济态势和穆勒时代相比，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产量是可以大幅增加的。在低价格的诱惑下，出口量是可以增长的，生产一端没有问题。此时的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从理论上说，厂商可以满足任何数量的有效需求。在马勒条件的几个假设中，四个供给弹性均为无穷大是很重要的，这基本上说明，新古典主义者们的分析框架是在“需求约束型经济”假设之下建立的。因此，降价刺激国外需求，薄利多销，进而在贸易收支差额上获利是新古典主义者们的理性选择。在一系列假设下，马勒条件推导出了价格贸易条件主动“恶化”可以改善总体贸易收支的基本条件：

式（1-9）中，Ex表示对出口品需求的价格弹性，Em表示对进口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如果一国的经济条件满足式（1-9），本币贬值将改善贸易收支。根据罗宾逊夫人的推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Ⅰ）当Ex+Em＞1时，有。贸易收支变动与间接标价法的汇率变动呈反向变动关系，即币值越低，顺差越大（或逆差越小）。

（Ⅱ）当Ex+Em＜1时，有。贸易收支变动与间接标价法的汇率变动呈同向变动关系，即币值越低，顺差越小（或逆差越大）。

这里我们没有讨论Ex+Em＝1的情况，是因为在现实经济体中，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即使发生，也是不稳定的，Ex+Em＝1不是现实经济体的常态。

结论（Ⅰ）表明，Ex+Em＞1，意味着需求是富有弹性的，同时，罗宾逊夫人的模型假设供给弹性是无穷大的，则此时的经济体是需求约束型经济。我们套用一下萨伊定律的句式来描述就是，需求可以自动创造供给。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体中贸易收支变动与本币币值变动呈反向变动关系，即本币贬值可以改善贸易收支，马勒条件成立。换句话说，马勒条件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体中是适用的。

结论（Ⅱ）表明，当Ex+Em＜1时，意味着需求是缺乏弹性的，即价格对需求量的刺激能力太弱。国外需求量（出口量）增加产生的利益不能抵补价格下降造成的损失，国内需求量（进口量）下降节省的开支不足以抵补价格上升造成的开销增加。这种情况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需求的问题，其实，这无疑是供给方面有较大的问题。首先，在出口外币价格下降时，国外需求不能有效增加，说明供给方面无力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或商品品质，存在着较大的供给“瓶颈”，供给弹性无穷大是一句空话。其次，进口品本币价格上升时，国内替代产品的产量上不来或根本没有，更是与供给弹性无穷大无缘。这说明，当Ex+Em＜1时，该国经济是供给约束型的，货币适度升值可以改善其贸易收支。

第四，前两个实证工作完成后，考察该时段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平均消费倾向或边际消费倾向，从国民收入角度得出供给约束型经济的物质指标，完成这个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研究工作。

1.2 下位前提假设——制度安排和其他市场条件

在上一节中，我们将总供求态势称为“上位前提”，这个概念是我们提出的，尚不知能否被学界同仁接受。相应地，我们把对制度、习俗、追求、惯常行为等因素的抽象称为“下位前提”，亦即经济学理论中惯常使用的前提假设概念。若大致分类，经济史上的阶段性特征、结构性特征和经济制度安排与变迁的轨迹特征可被称为正式约束，而居民的习俗、宗教和主流意识形态等方面特征则可被称为非正式约束。如果说上位前提假设是经济史研究过程中宏观分析必须找到的起点，那么，下位前提则是在宏观和微观各个层面经济分析中必须掌握的充要条件。

1.2.1 关于正式约束——制度安排对经济行为的规范

无论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还是人们每天生活的现实中，社会公众的经济行为必然受到某种官方的或经济大环境的约束。无视这些约束，越雷池半步则极有可能遭受损失，在理性人假定不可能被推翻的条件下，社会公众经济行为的自动反应函数的起点必与这些正式约束密切相关。因此，在对经济史或现实经济运行做分析时，无疑首先要掌握下位前提。否则，设置的逻辑关系就可能出现严重错误，从而导致结论的不正确。

在本节我们仅举两例，从而讨论制度安排对于经济行为中因果关系的重要意义。

1．关于货币需求研究的前提假设

前面我们曾提及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前提假设，在此我们做一详细讨论。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都建立在一些公开的或暗含的前提假设之上。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最重要的假设是：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是发达和完善的，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可用齐一的市场利率表达。在此前提假设之上，建立了著名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见式（1-10）：

我们来观察一下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中设置的变量与前提假设之间的关系。

首先，对于国民收入Y与货币需求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无须赘言，只要是处于市场经济中（无论发达与否），就会有这样一种经济逻辑。其次，根据假设，国内金融市场是健全发达的，公众面临着齐一的市场利率，于是，这个不断变化着的市场利率（有价证券收益率）就成了公众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率，Md与i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成立了（理性人假设是其微观基础）。

建立于上述前提假设基础上的货币需求理论能否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研究？这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问题。从前提假设上看，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要建立某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必须首先抽象出该国宏观经济的前提假设。通俗地说，一味药主治一种病，绝无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特定国家的经济病症在哪里、该用什么药、多大剂量？需要研究者自己去研究。如果从经济学大师那里学来的是一套“诊断方法”和“药理”，而不是死记硬背的药方，那你才可能成为诊治经济病症的“好医生”。

2．关于劳动力流动制度安排对相关逻辑关系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由于不存在限制性的户籍制度，劳动力流动不受制度性因素的阻碍。从我们阅读到的文献来看，也未见到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做过鼓励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安排。再考虑到近代中国工业化水平较低的情况，因此，城市就业量应该是劳动力需求的函数。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默许了蓝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或称“准”自由流动），如今学界都承认，如果当年没有“十万川军下广东”，就没有当时被津津乐道的“深圳速度”。到20世纪末，中国的蓝领劳动力依然可以视为呈“无限供给”状态，城市就业量仍是劳动力需求的函数。

进入21世纪后，随着老一代吃苦耐劳的农民工逐渐退出城市劳动力的蓄水池，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新生代需求期望的大幅提高，捆绑着诸多福利、尊严，甚至家庭成员前途的户籍制度渐为蓝领和白领劳动力流动的共同障碍，珠三角地区首先出现了“民工荒”，这种趋势渐而向长三角蔓延，甚至向内地发达地区扩散。在这样的前提下，城市就业量就不再是劳动力需求量的一元函数了，一些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必须在就业函数中有所考虑。于是，在这一新显现的制度安排约束下，城市就业量就应该是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两条曲线的均衡值。

1.2.2 关于非正式约束——习俗、伦理和传统等因素对经济行为的规范

从横向角度观察，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主要指某些态度和行为方面）。虽然这个差异不是随便就可以准确地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但是我们就实实在在地能感受到这个差异。深究一步，这个差异的决定因素就应该是习俗、伦理和传统等因素，这些因素对人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入的，甚至可以影响到举手投足。从纵向角度观察，即使是同一国家、同一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也会有一定差异。在这种历史性差异的背后，推动力无疑也应该是不断演化着的非正式约束。

从某种意义上讲，非正式约束对人们的规范作用往往比正式约束还要大。非正式约束一旦形成，从微观上看，社会公众的某些个体偶尔可能会有反常举动；但从宏观上看，整个社会行为则基本上被约束在既有的习俗、伦理和道德的边界之内。同时，在非正式约束下，对公众行为的监督成本很小。

非正式约束既然影响到人们很多方面的态度和行为，因此也必然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和态度——价值评价体系。这样，在分析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经济运行时，非正式约束就应该是经济逻辑之起点——前提假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譬如，在人均收入相近的两个国家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节俭或奢侈的习俗不同，边际消费倾向肯定是不同的。有节俭习俗的国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有奢侈习俗的国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肯定高。又如，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约束之下，企业家的行为是有较大差别的。美国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和埃及的企业家虽然本质上都是逐利的，但各自的惯常行为表现会有较大的差异，对利益链条上各个环节的取舍各有特色。这和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各自的行为反应函数应该是有一定差异的。

1.2.3 关于阶段性特征——同一经济态势下不同阶段的市场特点

前面我们讨论过，从世界角度看，市场经济走过了供给约束态势、需求约束态势，并可能走向“新供给”约束态势。然而，无论哪一个经济态势都是慢慢向下一个经济态势过渡的。在某一经济态势的早期、中期和晚期，市场情况必然不同，经济行为受制或受益的“大环境”必有差异。在需求约束型经济的早期，政府、厂商和学界对经济运行逻辑的认识往往停留在供给约束型经济时代，某些不正确的意识不可避免地影响学者的言论，影响厂商、消费者乃至当局的决策和预期。大萧条爆发的20世纪30年代，大抵就是这种情形。当世界经济步入需求约束型经济中期后，政府、厂商和消费者对总供求态势的认识比较一致，政策效果一般都比较显著。当某些发达国家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晚期后，需求约束的经济意识空前强化，全社会都进入了强烈的“路径依赖”状态，往往对下一种经济态势——新供给约束型经济的来临认识不清，产生泥古不化心态，致使经济长期徘徊。

1.3 技术性假设——分析过程中的简化手段

本节的标题一目了然，技术性假设是为了分析方便而暂时规定的，只用于一项研究的过程中，而最终结论一定要放开这个假设的约束。比如，在物理学中，很多研究的中间阶段都做了“不考虑空气阻力”“忽略摩擦”一类的假设，目的是暂时排除诸多干扰因素，集中分析主要因果关系。但是，在研究最终结论的阶段都必须放开这些与自然现象有冲突的“荒唐”假设。换言之，技术性假设约束下的结论仅仅是整个研究的一个中间环节，这种研究套路类似于数学上对函数中的某一自变量求偏导数的思路。整体观察研究过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走到最终结论时，所有的影响因素都在变化，就有数学上对函数做全微分的意思了。

在经济学理论研究过程中，特别是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技术性假设是经常用到的。在技术性假设的约束下，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与市场真实情况不完全一致的，不能作为分析工具使用。有待于将一系列技术性假设放开，继续做逻辑分析，必须将研究做到最终环节时得出的结论才是有用的分析工具。例如，《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一开始就分析消费者的需求函数，教科书上给出的曲线如图1-10所示。

从图1-10观察，技术性假设一定是除价格以外的其他条件都不变，而“其他条件”都作为常数归入了Q0。于是，当价格为P2时，需求量为Q1；价格下降为P2时，需求量增长为Q2。在几何平面上，用一条平滑的曲线将a点和b点连接起来，就有了DD这条负斜率的需求曲线。把图1-10的逻辑写成线性方程，则有：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中，实际上众多的“其他条件”都是变化的，教科书的这一章节是要分析价格对于需求量的影响，所以将前提简化为“其他条件不变”。接下来，若想进一步分析需求的影响因素，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首先，收入变量（Y）对需求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如果放开“其他条件不变”中的“收入不变”，且收入越高需求量越大，方程就应该变为二元的：

其次，我们知道，消费者通常都有“买涨不买落”的心态。为什么呢？因为在价格上涨期间，消费者通常的预期是价格还会涨；在价格下跌期间，预期价格还会跌。因此，价格预期（Pexp）对于需求量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于是，式（1-12）应修正为三元的：

继续分析下去，不断放开技术性假设，式（1-13）还会扩展。如，存在消费信贷条件下的利率、消费者偏好、替代品价格等，此处略去对需求函数技术性假设的进一步放开和逻辑分析。显然，如果不知道经济学教科书中存在着技术性假设的分析套路，把式（1-11）选为最终分析工具，用以讨论某一具体国家历史上或现实中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需求规律，那是要犯严重错误的。

在经济学纯理论研究中，学者可以做任何假设，只要在假设的基础上可以顺畅地推出结论，都可以被称作“理论正确”。但是，如果假设做得很离谱，经济中没有出现过，或者按现有的制度安排就不可能出现，则这种结论虽然是“理论正确”的，却是“无效”的，不能用作研究某一国家某一时代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工具。这就如同某医生开出了这样的药方：如果患有X综合征，就吃Y药加Z药。假如按照医理、药理都是合乎逻辑的，那么，这个药方就是“理论正确”的。但是，假如从来就没有这么一种综合征，于是，这个药方就是“理论无效”的，没有人会照方抓药。

在后面的“研究案例”部分，列入了我们对凯恩斯“流动性陷阱”假说的研究。凯恩斯做“流动性陷阱”假说，意在用极端方法论证萧条爆发时货币政策无效，有效的是财政政策。我们通过对需求约束型经济以来最为悲惨的大萧条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第一，货币当局没有能力向经济提供无限的货币供给；第二，证券市场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公众一致认为的“低得不能再低的收益率”。经济中既然不可能出现这两个暗含假设的情形，于是，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说，“流动性陷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假说虽然理论正确——从前提假设可以顺畅地推出结论，但这个假说无效——不能用作经济分析工具。

计量经济史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做技术性假设，但最后一定要放开，方可得出最终结论。笔者近几年审阅了不少博士学位论文，发现很多博士生在研究中国某一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做过技术性假设，但最后不放开这些“荒唐”的假设，例如，劳动力同质假设、高效的证券市场假设、价格不变假设、工资不变假设等。在和这些博士生交流这些问题时，他们竟没有觉得这是失误，理由是教科书上经常做这样的假设。于是，书来信往数次才讲清楚这个问题，本节的文字大都取自和这些博士生交流时笔者写的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