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缘起

关注和研究藏族生态移民问题，缘起有三。

其一是缘于我对藏族和藏族文化三十年来的接触和认识。

最早近距离地认识和了解藏族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是1986年，我刚上大学，在陕西师范大学就读，入学后住的是八人一间的女生宿舍。从生源看，室友均来自大西北——陕、宁、青、新。比较与众不同的室友有两位，一位祖籍湖北，但她高考时投亲靠友，是从新疆报名参加高考的，大学毕业至今一直在新疆克拉玛依工作；还有一位是来自青海同仁县城的藏族姑娘，她能歌善舞，那时我并不太理解，大家都叫她尕央。应该说，尕央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藏族，从她和她的人际交往圈中不时出现的藏族大学生，以及她的一些话题中，我开始有了对藏族最初的感性认识。后来，一个较大的转折是1989年，一个偶然的日子，我在北京认识了东·华尔丹，他是藏族，年长我1岁，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读大学，从他这里我开始了对藏族、藏族文化、藏族社会漫长的更多和更近的接触，自此和藏族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成了人生伴侣。经历了理想与现实的种种撞击，至今我们已共同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于藏族的一切就很了解和理解，反之亦然。可以说，这些经历是我有志趣于有关藏族问题研究的潜隐的缘由。

其二是缘于我对藏区的初识和之后多次在藏区不同地方所见所闻留下的诸多不解。

1991年我和东·华尔丹同年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地处甘南的合作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当地人习惯于说“合作师专”，我回到宁夏参加工作。直到1994年秋季学期伊始，东·华尔丹才从那里调出，来到了宁夏银川。而我第一次去藏区是1991年冬天，去的就是合作师专，是父亲陪我一起去的。那时不比今日，交通不太便利，通信也不发达，从我的家乡宁夏中宁出发到甘肃兰州，再从兰州坐长途汽车到合作，这后半段大约六个半小时的路程，一路上什么状况，已没什么记忆了，只是初次在合作师专停留的数日，印象比较深的是学校南面有一片松树林，在寒冷的冬季，从宿舍楼的窗户远远望去还绿绿的，就觉得好奇，现在才知道那是一座神山。此外，还依稀记得第一次在那个地方所见冬天做面的情形，揪面时如果下到锅里的面条是一指宽，等煮熟后几乎就变成了两指宽，据说是海拔高的缘故。对于高海拔，以及在高海拔地区生活的藏族究竟是什么样子，那时并无清晰的概念。

可以说，起初对藏区印象最深刻的应当是我第二次去，那是1992年暑假前夕，我独自前往，穿着一条休闲裤和一件圆领半袖衫就去了，在从兰州到合作的长途客车上只有我一人穿得这么单薄，到合作后才发现，虽然是夏天，但他们都穿着毛衣。这纯属无知……甘南的夏天，气候怎么样，我事先一无所知，也不曾有人提起过。那时，与外界的联系方式，除了写信，就是发电报，难以及时联络。身临其境，才切身体验到那里的天气，雨雪冰雹，说变就变，印象中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变六次。我没带稍微厚一点的衣服，只好穿上了东·华尔丹的一件毛衣，还好，这件毛衣是读大学期间我亲手给他织的。因为时间久远，那时到藏区的记忆已经碎片化了，但这次的甘南行，因为是夏天，从兰州前往合作的途中，第一次觉得从深山老林经过，有些地方就像是原始森林，山那么高，树那么绿，森林那么茂密……还有记忆中在合作师专周边看到的金黄色的油菜花，以及烙印在脑海中的对合作的印象。当时虽然还没去过深圳，但凭我对外界的认知，感觉合作市与我的出生地宁夏中宁县的差距就如同中宁与深圳的差距，从内心觉得合作那个地方很落后，就是这种真切的感受！当然，今非昔比，事隔多年，2015年8月又一次驻足合作时，印象中的合作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城市。

再往后，由于姻缘关系，出入比较多的地方之一就是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我的婆家所在地，时常会从那里听到一些关于西藏及其与内地关联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有亲戚在拉萨工作。

2006年我开始攻读民族学博士，由于学缘和业缘关系，所到藏区由先前的甘南、天祝扩展到塔尔寺、环青海湖、拉卜楞寺……所接触的藏族已由20世纪的大学生扩展到今天的博导，我对藏族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深层次的认识，并参与完成了东·华尔丹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青藏铁路建成与藏族文化和谐发展研究”。也因此，在工作、生活和求学中关于藏族的知识日积月累，不断增多，但对这个民族的很多东西还是只知其貌，不知其理。这无形中也培养和激发了我探索藏族未知领域的兴趣。

其三是缘于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孙振玉教授的点拨和启发。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似乎找不着前行方向的时候，已过不惑之年的我进行了坚定的选择——做博士后。根据孙老师的提议，博士后研究计划是关于生态移民问题的。在着手查阅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生态移民问题已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就甘宁青地区来看，回族生态移民主要集中在宁夏，而甘青一带则主要是藏族生态移民，尤其青海基本上是三江源藏族生态移民，从已有成果看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和充实，于是我将目光投注到三江源牧区藏族生态移民问题当中。2012年，我有幸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资助后拟开展的课题即为“甘青牧区藏族生态移民产业变革与文化适应研究”。因而三江源藏族生态移民成为我主要的聚焦点，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则成为我首要的目标。

1900年，美国植物学家、植物生态学的先驱考尔斯（Cowles）首次将“群落迁移”的概念导入生态学，提出了“生态移民”这一概念，并认为“生态移民”是指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而实施的移民。自此开创了科学研究“生态移民”的历史进程。首先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而后逐渐在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埃塞俄比亚、越南等国展开。1993年，“生态移民”首次出现在国内的文献中，任耀武是国内最早提出“生态移民”概念的学者。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在内蒙古、新疆、贵州、云南、宁夏等地实施了以扶贫为主的移民政策。为保护和恢复三江源区的生态功能，总投资75亿元的“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于2005年8月启动，由政府主导并执行的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面积36.3万平方公里，包括16个县1个乡，涉及22.3万人，是仅次于三峡移民的大工程。生态移民问题也由此成为我国学者的研究热点，李培林、包智明、施国庆等著名学者都推出了许多深有影响的学术成果。2014年10月，在总结一期工程10年经验的基础上，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建设暨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二期工程正式启动，总投资160.6亿元。为保护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导致大量藏族游牧民的迁移，与搬迁牧民生计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适应及后续产业发展便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较之回族生态移民，牧区藏族生态移民问题研究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对世代逐水草而居并且以游牧方式生存的牧民而言，移民搬迁不仅仅是牧民生存空间的转移，更深层次的是他们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一次重大转型。牧民搬迁后，从游牧到定居，从“相对单一”的藏文化环境到“多元”的文化环境，从“牧业为主”向“二、三产业”转移的产业变革，面对生计方式、后续产业、文化适应等突出的相互关联问题，如何提高藏族生态移民的社会融入度和使其掌握适应新环境的生计方式，如何促进产业变革与社会、文化适应的良性互动，处理好生存与发展方式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基于以上缘由，我义无反顾地展开了对三江源藏族生态移民问题的调查研究，以青海玛查理村、果洛新村、和日村三个生态移民新村为田野点，通过对三个村落各自独立的田野报告的呈现，审视和了解三江源藏族生态移民的整体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