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农民培训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国外关于培训理论的研究源于20世纪初“科学管理之父”泰勒，他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提出的科学管理四大原则之一就是对工人进行教育培训使之成长。在此之后，1913年，雨果·闵斯特伯格出版了《心理学与工业效率》，强调教育培训的重要性。总体而言，早期的培训理论大多强调进行教育培训的重要性。现代培训理论从赛耶和麦格希的培训需求分析理论开始，一直沿用至今。人力资本培训理论的代表是西奥多·舒尔茨，他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论述了带动者知识和技能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高于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之后他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即相配套的农业制度（制度的现代化）和造就新型农民（农民的现代化）。

1．国外农民培训经验研究

（1）关于农民培训的模式。关于农民培训，较为成熟和典型的农民培训模式有三种。第一，实施多层次培养的东亚模式。东亚人均耕地较少，很难形成较大规模的土地经营。此类模式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立法为保障，通过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培训主体对不同的培训对象进行多层次、多主体、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例如，韩国建立了“四H”教育、农渔民后继者教育和专业农户教育等多层次的农民教育培训（杨正洲等，2005）。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最先在东亚成立农民田间学校（FFS），对农民进行知识的传授和科技技能的培训，帮助农民学习如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M. Odendo和G. Khisa通过研究FAO在肯尼亚的试点发现，学习了除草技术的农户产量相对较高。这些案例都凸显了农民培训的重要性（Khisa, 2011）。第二，奖励与考核相结合的西欧模式。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下的西欧以畜牧业、林业、种植业以及渔业为主，主要以家庭农场为主要经营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农场规模小而分散，但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将各级政府、农业学校及科研单位、农业协会有机结合，形成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等多种形式的西欧模式，代表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如英国颁布了《农业培训法》并且设立了严格的奖励与考核制度以保证培训的质量与效率。第三，规模经营与机械化三位一体的北美模式。北美农业专门化、商品化和机械化的程度都比较高，耕地多且集中，农业人口少且机械化程度高，形成了以农业机械化与规模化经营为主要特点，以农学院为主导的农业科教体系，实现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与农业科技培训三者的有机结合，代表国家是美国（马超、张义兵，2008）。

（2）关于农民培训的保障机制。政府对保证农民培训工作有效有序地进行起到重大作用，国外一些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立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支持农民培训。美国学者W. W. Cochrane（1957）分析了公共财政投入与农业科教体系的关系，指出国家财政的支持力度对于农民教育和农业教育至关重要。汪广荣（2007）强调在政府的支持下，农民是新村运动的主体力量，在政府支援下，几乎所有部门都应该参与新村开发。政府在农民培训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1914年，美国Smith-Lever Act（《史密斯利费法》）在各州设立培训站为农民提供多种形式的培训，推动农业科技迅速转变为生产力。法国相继制定了《农业指导法》和《2000—2006年全国农村发展计划》，这些法律和文件的颁布进一步为农民培训提供了保障机制。澳大利亚1975年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和1990年的《澳大利亚培训保障法》为农民的培训提供了法律依据。其规定了农民培训经费的投入，一般每年每个农民有6000澳元的培训补助，并要求年收入25万澳元以上的农场雇主将其工资预算总额的15%投入农业科技培训。这保障了农民培训的资金投入，为农民培训的开展和有序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志军、黄日强，2004）。

M. A. Burton（1994）通过组织农民参与灌溉管理角色游戏，使农民在游戏中体验交互技术、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使人们更加关注机构人员与农民沟通的重要性，在培训中增进认识。Hashemi等（2012）通过观察对155名农民使用22种农用杀虫剂的安全培训，发现农民受正规教育是很重要的，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对培训的需求不同。

2．国内农民培训的研究综述

我国的农民培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对相关农民培训的探索，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培训的发展。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关于农民培训的探索主要有：黄炎培提出在农村推行职业教育；陶行知将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晏阳初主张对农民实行技能培训；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强调农村教育和农民培训的重要性；毛泽东思想也对农民培训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1958年各类夜校都促进了农民培训的开展；“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技推广虽遭破坏但还有地方性的探索，如“农业学大寨”，也培养了农民技术队伍；改革开放后，农村职业学校发展迅速，从1979年起国家提出对县一级的农业推广进行重点发展，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科技项目的推广对农民培训起到了重大作用；2005年我国共培训农民250万人，2006～2010年，平均每年培训农民600万人，农民培训有重大发展。下文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综述。

（1）农民培训模式研究。赵正洲等（2005）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对我国农民培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总结出现行的培训模式包括现场传导型、典型示范型、项目推动型、能人培育型和媒体传播型等。赵邦宏等（2013）指出农民培训模式可以分为“三类十一型”，即政府主导类、政企配合类和市场运作类共三类，其中再分为工程型、院校培育型、远程教育型、创业扶植型、文化活动型等十一型。殷瑾等（2012）提出加强学员与培训师之间以及学员相互之间沟通交流的分散式培训方法。

（2）农民培训体系研究。韦云凤和盘明英（2006）认为在政府政策支持方面，国家应以立法规范农民培训，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并鼓励社会力量的投入；在培训的组织管理方面，由农业部牵头将与现有农民培训相关的部门协调起来，建立健全的农民培训机构和资质认证；在运行模式上，通过涉农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开展培训，培训的方式主要有讲授、现场观摩、田间示范和入户跟踪指导等；在教学体系方面，应注重将农村的基本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衔接。张峭和徐磊（2009）根据农民培训的供给和需求构建出中国农民培训体系框架，主要包括培训需求分析、培训的供给情况和农民培训外部环境三部分。也有学者认为要构建农民培训体系，就要统一领导统筹规划、大力推进培训机制创新、发挥农业高等院校等的作用。

（3）关于培训需求的研究。培训需求是农民培训的关键问题，因为只有先了解清楚农民的培训需求，才能有针对性地对需要的知识技能进行有效培训。张彤等（2008）运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对农民培训需求进行调查，发现农民培训在内容、方式、费用等方面亟待改革。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政府的宣传不到位、组织缺位等因素使农民的许多培训需求得不到满足。从需要的内容上来看，传统农区农民对种养技术培训、非农就业培训和创业技能培训需求比较大；而在逐渐脱离传统农业生产的地区，农民对管理、创业、电脑等知识表现出更强的学习意愿。

（4）关于培训机制研究。有序运行的农民培训机制是农民培训的基础和前提。在经费投入机制上，有学者提出社会各种力量共同担负，也有人提出建立“培训券”制度。在管理机制上，有学者提出市场化长效机制，整合资源，加强各个环节联系。在宏观决策机制上，要民主化和科学化，建立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程序规范的培训决策机制（邓东京、饶异伦，2008）。

（5）关于农民培训评估研究。农民的培训评估能检验农民培训的效果，也能为农民培训提供宝贵的经验与教训。高翠玲（2010）认为农户的收入不能真实反映农民培训的效果，需要全面评估农民的培训并总结了农民培训评估应该由三部分构成：需求评估、过程评估和效果评估。在此基础上可构建由是否需求调查、需求的满足度、农户的满意程度和组织化程度4个层次，以及关于人才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31个指标组成的农民培训评估指标体系。刘红燕（2009）从政府、学校和失地农民三方面出发，提出条件评价、绩效评价，以及“合作—制约立体链”的评价模型。

（二）农业产业化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为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一些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农业产业化。Drabenstott（1995）认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正在成为被高度关注的话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农业公共政策和相关服务落后于农业生产的发展。Lynne（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农业产业和农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农产品的数量有明显的增长。但也有学者认为农业产业化进程中规模化种植和生物技术的使用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Jackson, 1998）。Ming（2003）通过对新时期农业的特点和所遇到问题的分析，指出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是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Dong等（2011）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视角下研究了农民分化问题，表明地域、社会网络资本、公共政策是农民转化为农业经纪人和企业家的主要影响因素。Cui等（2012）指出现代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有金融、农业科技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农业科技的研发和普及以及建设农业基础设施都将极大地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应该在坚持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加快体制机制的创新、因地制宜地引导农业产业的发展。

雷玉明（2010）认为产业化在国外主要有三种形式，分别是完全一体化、合同一体化和农业协会，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是美国、巴西和日本。美国农业实施一体化经营，其一体化的模式主要有三种：垂直一体化农业公司、合同制经济联合体和合作社的一体化经营。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农业一体化模式，共同构成了农工商和供产销一体化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美国联邦通过《联邦农业改良及改革法案》，提出要探索更高级的技术扩展农业产业链来提升美国的农业竞争力，促进美国农业产业化过程的可持续发展（Kugler, 1997）。日本具有农业协会企业一体化的是日本农协，其为农业、农村、农民组织为一体的综合型社区组织。农协共同采购生产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提供信用业务；筹集资金，办理农业保险；发展农业基础设施等。农协有政府立法支持，以兴办实体为支撑并有健全的组织，对日本农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巴西拥有具有政府参与特征的农工联合企业。政府起到重大作用：一是采取鼓励性的政策措施，二是直接参与建立农工企业。张百放等（1998）也对这三种农业产业化生产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比较。蔡荣等（2007）则将发达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分为六种类型，并得出对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启示。下面将从农业产业化与传统农业的区别，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研究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四个方面阐述关于农业产业化的研究进展。

（1）农业产业化与传统农业的区别。方军（1998）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是实现国民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而农业产业化是适合中国农村和农业生产传统改造的方式。杨文钰认为农业产业化与传统农业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传统农业是自给和封闭的一个产品生产方式，农业产业化则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传统农业是分散的、超小规模的家庭生产方式，而农业产业化是实行规模化布局、确定主导产业联合成专业化生产形成规模优势；在生产管理方面，传统农业不是一个完整产业，产前产后是分割的，其完全依靠政府来进行，而农业产业化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按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运行；在产品形式和销售方面，传统农业所生产的产品大部分直接用于农业人口消费，商品率和经济效益都比较低，而农业产业化多是经过深加工形成高一级的产品以进入市场并获得较高的收益。

（2）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谭静（1996）从不同角度对农业产业化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农业产业化的特征是农业生产手段的现代化、生产技术科学化和组织管理科学化；在纵向上产供销一体化，在横向上是资金技术人才的集约经营等。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社也对农业产业化的特征进行了详细叙述，与谭静的观点基本相同。仇坤（2008）认为农业产业化的五个基本特征是生产专业化、经营一体化、管理企业化、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就是规模化生产，对土地资源适度调整，实行种养、产供销和服务等产业链相连接的系列化经营，形成产品产业优势；经营一体化，即产供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综合经营；管理企业化，即实行规范化经营，形成严密的核算体系，为正确处理公司与农户间利益提供制度保证；布局区域化，即按照区域的比较优势进行资源配置形成主导产业连片发展。

（3）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研究。目前农业产业化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龙头企业带动型，即“公司+基地+农户”的组织形式。农业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以及农户通过契约，结成紧密的一体化的农业生产体系。这种形式弥补了“公司+农户”直接联合方式在管理上的问题，其中又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纵向组织将农业生产者同其产前、产中、产后的相关企业在经济和组织上结为一体，代表类型有企业集团型、工商企业带动型和合同约束型。而农业产业化的横向组织则是把分散的从事小生产的众多农业生产者在维持独立性的基础上结为一体，实行资金、生产技术、农业人才等方面的横向联合，主要包括社区合作组织，专业合作组织，科、农、工、贸一体化合作组织三种类型。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进行了不同研究，如“合作社联农户”，其实质是形成两种模式，即“公司+合作社+农户”格局和“股份公司+入股农户”模式。刘怀珍（1998）按照产业化中的主体——农民是否能够独立决定自己产品的生产、销售、经营、加工的情况，将实践中产生的集中组织分为半独立型、基本独立型和完全独立型三种。张润君和吴强（2002）提出我国农业产业化应以外部牵引型组织模式为主，主要有农户自组织型、龙头企业带动型、政府主导型和科技服务型等形式。沈雅琴（2005）则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组织演进过程以及运行效率。此外，也有人主张加强农业产业链的信息化，针对农民需求集成、延长产业链，在产前、产中、产后分别进行信息化指导（He, Hua, et al., 2012）。还有学者通过实地考察，提出要通过有效的评估实现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综合评价、输出效果科学化，进而建立产业化项目评估体系（Du, Wu, et al., 2013）。

（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比较高，在利益连接、标准化生产以及农业国际化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傅青等（2007）指出发达国家的龙头企业能把分散的农场或者农户通过市场或服务连接起来，在利益上形成紧密、相互依赖的销售服务体系。这样，企业效益提高了，农户的收入也整体提高了。他们认为发达国家龙头企业在优化农业产业化结构方面也成绩显著，并以美国的蔬菜种植销售为例进行了阐述。龙头企业实施标准化生产，整体上促进了本国农业的发展，并以德国农业企业标准化产生的最佳秩序和效益以及美国农药残留监测工程为例进行说明。在对外开放、加快国家化进程方面，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也做出了贡献，龙头企业的跨国经营，使资本不断扩张，并以英国的希尔斯顿公司为例进行分析。另外，王旭和张国珍（2005）也从侧面提出国外龙头企业规模较大，有明显的主导产业可形成产业优势，各地之间存在良性的竞争。因此，发达国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整体上规模大、带动能力强，具有明显的产业优势。

龙头企业指的是在具体某个行业中，对行业中其他企业具有深远影响和一定的示范带头作用，并对该区域、行业或者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它包括生产加工企业、中介组织和专业批发等流通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从事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等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并通过相应的利益连接机制，与农民结成相对稳定的关系，实施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贮藏和销售一体化的加工或流通企业。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龙头企业的数量和实力不断增长，国家的政策扶持力度也越来越大，但同时存在一些问题，如整体实力偏低，覆盖面较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带来的经济效益相对偏低、没有形成足够的控制力，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缓慢、对龙头企业的发展缺乏统一规划，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曲建勋，2005）。在当前的国内外市场背景下，农业产业化经营及龙头企业的发展面临机遇的同时也经受严峻的挑战，而政府要做的就是予以引导和大力扶持。

进入21世纪以来，龙头企业更是发展迅速。我国目前农业龙头企业的数量和实力增长较快，截至2002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营业额达到1042亿元。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分布不均，东南沿海是其主要分布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龙头企业的数量、规模都比较小。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地域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龙头企业已经向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各级财政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增强，呈现国际化经营发展势头（张维达、王连忠，2008）。周中林（2005）指出我国龙头企业具有科技性、公益性、综合性和开放性四个明显的特征。除了整体描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外，王晓旭研究了杨凌示范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指出龙头企业发展状况与固定资产规模成正比，与企业投资金额成正比，却与带动农户数量成反比。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竞争力得到很大提升。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894家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19亿元（赵海，2012）。销售收入达到1.43亿元，这表明龙头企业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总体来说我国龙头企业的竞争力还是不够强。李军岩等（2011）指出目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存在以下问题：辐射性较弱、科技贡献率较低、信息化程度不高。王爱群和郭庆海（2008）认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竞争力来源于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仅要研究其自身的价值链，还要研究供方、买方等的价值链。他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设计出一套龙头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并对全国31个省（市、区）进行了排名；他还对吉林省76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进行了分析，指出要提升龙头企业盈利能力、扩张能力等。李燕琼和张学睿（2009）构建了涉农龙头企业价值链模型，认为农产品基地建设、农产品质量的提高、营销能力、社会资源开发等是价值链上的关键内容，进而提出一系列诸如非核心业务外包、横向一体化等战略措施。

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融资是其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尽管各地政府部门联合银行逐步在解决这个问题，不断为龙头企业的融资创造便利条件，但是融资难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落后的西部地区。李婵和刘小春（2013）认为龙头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融资意识普遍薄弱、方式较为单一、担保不够完善以及偏好不尽合理等问题制约了龙头企业的融资。罗哲和曲玮（2011）针对甘肃省的调查认为龙头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在于：经济与政策环境不利、政府支持力度不够、金融体系运作与规则不利以及龙头企业自身发展能力不足。他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对策，认为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人民银行要激励、引导商业银行，使其在贷款方式、服务手段等方面进行创新。郑慧娟（2012）选取了甘肃省21户龙头企业进行调查，发现融资困难是制约甘肃龙头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并对企业融资特征进行了总结，同时提出了发展对策。

（三）新型农民和农民科技培训体系的研究综述

1．关于新型农民的研究

早在1964年，国外就有学者提出了新型农民的概念。Wein traub（1964）从居住区域、社会形态和农户能力三个方面定义了新型农民，并认为合作社是新型农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组织。Hamilton（2010）基于美国农场的调查研究指出应从公共政策和法律两个方面支持新型农民的发展。Corum等（2001）指出了新型农民在农产品市场中的经营者角色。Mailfert（2007）分析了互联网对新型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作用，以在法国开办农场为例阐述了网络在快速整合资源方面的功能。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背景下研究新型农民的观点认为：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农民的发展使农产品的品种越来越单一，应从植物遗传学的角度进行“原产地认可”以保护品种的多样性（Salazar, et al., 2007）。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进程中，新型农民的综合素质是保证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Hamilton, 2011）。

2．关于农民科技培训体系的研究

（1）关于农民科技培训主体研究

孙敬国等（2013）的研究将农业科技培训的主体分为政府、培训机构和农民三类。其中，政府是农民科技培训的推动者，应从培训理念、培训体制机制、培训经费投入和培训相关配套政策四个方面进行宏观把控。培训机构是农民培训的实施者，应从基层培训机构建设、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及培训师资五个方面进行服务。作为农民培训的接受者——农业生产者，则应从对科技培训的认识和文化素质两方面展开学习。他还认为农民科技培训的趋势是加强对农民科技培训财政支持政策的分类界定，分析和评估不同机构的实施效果并分析各类科技培训需求。马云启（2012）认为农民科技培训有三个需求主体：一是宏观需求主体——政府，既是培训提供者也是利益主体；二是中观需求主体——企业，主要追求经济利益；三是微观需求主体——农民，他们是最基本的利益主体。Thompson在1999年对农业科技培训教师的调查表明，在高中阶段生物课和物理课的基础上增设农业科技类课程，这有利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对农业的兴趣。Thompson在2001年对农业院校的调查表明，农业教育改革的核心是整合教育资源以及加大政府对农民教育的资金投入。

（2）关于农民科技培训的形式、路径研究

房桂芝（2012）对山东部分地区的调查表明，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电视和人际媒介。由于农民自身内生力不足，所以当前政府要推动构建多层农民科技培训网络，还要发挥专业大户的辐射作用以及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农民科技培训。郝婷（2012）列举了农民科技培训的具体形式，如农业部组织实施的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阳光工程以及以高校为依托实施特派员示范培训工程。其中，特派员示范工程就是将带着项目资金的年轻科技干部派到贫困边远地区开展科技扶贫的一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