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文本

第一章 理学古村

一 旧村

2007年11月，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几个朋友来到地处粤西的梧县渡桥镇。负责接待我们的镇干部文质彬提起，该镇的圩镇旁边有个叫程村的“古村落”保存得“非常完好”。我问：“保存了些什么”？他说：“祖屋，主要是祖屋。”文质彬就是程村的包村干部，他联系了村委会主任程前进，一同带我们去看程村。

我们到了位于程村北塘自然村的程氏大宗祠，见门口贴着对联：“春风道貌，理学家声”。程前进介绍道：“这就是我们的程氏大宗祠，我们整条（个）村都姓程，你们看这对联，就是说我们是程颢的后代，据说他好有名、好有学问的。”见他再讲不出什么，文质彬接着作介绍，讲述变得系统而有条理。

从介绍中，我们得知，据《程氏族谱》记载，该村始建于明代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现“古建筑”占地面积达4.5万平方米，主要建于明清，但也有少量民国时期的房屋，村民常称之为“祖屋”。祖屋基本上都采用青砖、红瓦为外，木质梁柱为内的结构。整个“古村落”的房子横成排、纵成列，井字形主干道宽约3米，房与房相隔约1.5米，相连的房屋有锅耳山墙将每座房屋的屋顶隔开。村中道路原本用宽约40厘米的青石板铺就，绕村还有石板路。但是，现在已有不少地方石板被撤走，变为土路，绕村石板路更是只剩下不到百米，且断续不连。原本村中的沟渠由石板或青砖砌成，错落有致，成网状通向村外，但现在有多处被堵塞、淤埋。环绕村庄的原本是相连不断的水塘，尤其在三个朝西的祠堂和一个朝东的祠堂门口，是四个面积均在10亩以上的大水塘。在朝西的程氏大宗祠门口，还有水塘闸道与梧桐江相连（珠江上游称西江，梧桐江为西江的支流）。但现在程氏大宗祠门口的水塘已被填，用于建房（1978年梧桐江改道工程竣工后，故河道变成了一片洼地），其他各处的水塘也已被填，用于建房、种菜、种树或修路。只剩下南塘自然村朝西的祠堂门口左右侧各有一个水塘（分别约3亩、1亩），北塘自然村朝东的祠堂门口左侧有一个约0.3亩的水塘。

除规模大小有别外，几座祠堂和普通民居建筑风格大体相同（大祠堂为一层、高约7米，普通民居为2层、高约6米）。以程氏大宗祠为例，其外墙为青砖，屋顶红色面瓦，密实厚重，两旁外墙是加高的防火墙，向空中呈月牙形朝上面弯曲，屋顶横梁上还装饰有各种陶瓷吉祥动物。整个宗祠为二进结构，进门后即是前厅和一道竖立的屏风（可打开为一扇门）。据说，在“旧社会”只有达官贵人进入时方能打开屏风，以便直入厅堂。在屏风后面是第一个天井，往后是横向中厅，再后是第二个天井，最后是里厅（正厅）和神龛。正厅神龛上有程氏祖先的牌位，置放着烛台和香炉。两侧连接诸厅的则是长廊，廊柱为石材与木材的混合结构。内外屋檐均用石雕、木雕、砖雕、灰塑等装饰，内容主要为各种神兽、民间故事和花草图案。在少数屋檐下的墙壁上，还保留了一些花草图案、民间故事的壁画，此外还有少量已然字迹模糊的“大集体”时期的标语、口号及公告栏。其余的大部分内墙只剩下陈旧的灰白色，大部分外墙的青砖风蚀严重。

村子东南西北分别布有水井，其中南端的水井最大、最深（约10米），也是村里挖的第一口水井，井沿用青石板砌就。如今不少村民家自打了压水井，或从周边山上引来泉水，这几眼井仅作周边部分村民洗衣、洗澡等生活用水。井边常有香烛之蒂，是村民祭拜水神留下的痕迹。

进入“古村”内部，可见少量还有人居住的房门上贴着门神，以及常见的对联。在一些公共堂屋的门口，则也有“春风道貌，理学家声”“渊源宗洛水，枝叶发梧林”“理学文章留万古，光风霁月祝千秋”“理学配尼山，渊源同洛水”等对联，纸张鲜红，显然是张贴上去不久的（此后几年里，我发现对联是周期性更换的，除办红白喜事外，对联的内容却总是这几句）。除主干道的部分路段之外，其他道路旁均长满了野草，近半人高，房屋外墙的墙脚布满了苔藓，霉味甚浓。除了少量公共堂屋，因村委会特意组织打扫过，其他房屋大门紧闭。有不少房屋可透过窗户见其内部因漏雨已长了不少菖蒲、野芋头，不少叶子甚至已高过人头。此外，还有不少地方已完全是残垣断壁。程前进指着一处已倒塌的房子说，“我们这条（个）村历来很重视读书的。这个就是原来宗族的书院，姓程的子弟都在这里读书的”。文质彬则接着道：“耕读持家是理学家强调的传统文化。这条（个）村子出过文、武举人。”

在“古村”的边缘，也有部分房子属于拆了老房建新房的。尤其是在程氏大宗祠及北塘朝东的祠堂后头，已有好几栋新房是在老地基上盖起来的，与周边的破旧老房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北塘程氏大宗祠门前及南塘旧房子的南端，有两个晒谷场。前者为2002年用水泥新铺就（同时也是个篮球场），后者则仍保留了1960年代的石灰地。在南端的晒谷场旁，有两棵大榕树，原本靠水塘，后因填土而距水塘约40米。据说，原来在大榕树靠晒谷场的方向还有一颗很大的龙眼树，1990年代末已被砍伐。

我后来曾拿了渡桥镇为推动程村古村落旅游开发而制作的宣传资料，以及我本人拍摄的照片，就程村“古村落”请教过几位对广东历史或古建筑颇有研究的学者。从他们的专业分析中，我得到了一些新的信息。

旧村的总体建设，显然有十分严谨的规划。虽然这么大的村庄不可能同一时间开工建设，但整个村庄以最老的公共堂屋为中心，西侧所有的房子坐东朝西，东侧所有的房子坐西朝东，而且间隔统一，显然是后建的房屋延续了先建的标准。村中的祠堂、公共堂屋、普通住宅建筑规格各不相同，但总体建筑风格相似。村中的沟渠也有整体设计的考虑，中间高、四周低，大小布局合理。

房顶上的锅耳墙带有一点徽派建筑的风味，既有美观效果，又有防火功能。屋顶横梁的砖雕、瓷器、灰塑，以及不少墙面的笔画、窗户的青花瓷窗，表明当时的户主应该比较富有，也是文化品位的标志，在寓意上则主要代表吉祥如意、镇妖辟邪。祠堂更是讲究颇多，如屏风即是根据风水知识而作的一个设置，它可使气流变曲，一方面可阻挡外面的“煞气”，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庭院的“气”外泄，此外还可增添私隐性。

旧村占地与周边的山水协调，显然也受到了风水知识的影响。程村建在梧桐江的大拐弯处，属于东南山地向江边延伸的平地，梧桐江在由南经江北自然村折向西，然后再向北，从南塘、北塘自然村的西侧流过，再向东流去。再加上“古村落”四周都设有鱼塘，如此一来，整个村庄就如水中之岛，接近风水知识中象征富贵、吉祥的“莲花地”概念。祠堂门口的大型鱼塘，在风水上也是用来抵挡“煞气”、除妖镇邪的。此外，环村水塘与梧桐江相连，在消防、排水、运输及防范匪患等方面也具有实用功能。

可是，“古村落”与“理学”的关系，却很难说有直接的证据。宗祠、公共堂屋等建筑体现了儒家，尤其是明清儒家倡导的宗族理念，当属毋庸置疑。同时，后建房者不能随意布局，而只能遵照先建之房的风格、布局而建，以致村庄的总体布局能得到有效执行，大体可说明有强大的宗族组织在维持这套建房规则。但村庄布局及建筑本身，则受易学思想影响更明显。而仅凭族谱，很难被认作程颢后裔的充分证据。在岭南，诸如李姓、朱姓村落依据族谱宣称自己为李世民、朱熹后裔的情况十分常见，但大多无从考证（另有体质人类学者告诉我，从体质特征上来看，程村人可能是北方人口南迁与南方土著混合的后裔，但南方特征更明显）。此外，可确定的是，在自称为程颢、朱熹后代的诸多村落当中，程村的规模并不算大。

至于程村“古村落”的保存状况，则更是不算好。有一位专家开玩笑说：“如果不是还有极少数老年人还住在里面的话，都可以叫 ‘遗址’了。”的确，后来我了解到，长期从事华南乡村研究的吴重庆教授曾以当天可往返广州的距离为限，对这类古村落做过相对系统的调查（2011）。他发现，很多古村落规模都比程村大得多，数量达数十个，而且还不包括保存完好、已开发为旅游景点的“古村落”。我也发现，即使就在程村周边，保存完好程度、建筑规模与之大体相当者还有好几个，只是不靠近圩镇，交通不便。如在相邻某镇有一古村落，村民主要姓窦，祖上曾出过巡抚。这个位于西江边的村落，因水运不再兴盛，而在陆运系统中地处偏远，已然衰落，但其传统建筑规模比程村“古村落”更大，保存得也更完好（因其经济状况不如程村好，不少村民仍住在旧村中，全村约占半数以上的房屋是旧房）。

二 新居

如前所述，程村“古村落”中间及边缘地带，已有少量新建筑。用渡桥镇和程村干部的话来说，它们对“古村落”的建筑风格和整体布局，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真正的问题似乎还不在此，而是旧村的外围，以及通向旧村的各条道路旁，都已是新房。

在空间布局上，程村村民的新居已没有整体的“村落”特点，而是零散坐落在几条蜿蜒的公路边，以及田间地头开阔处。因为依照道路走势而建，房子的朝向各异。而且，因为有的地基为祖传，有的是后来在自家自留地甚至耕地里建房，房与房之间的距离也就无从规整，有的相距数百米，有的则相距不到5厘米（两家墙靠墙相邻而建，但不共墙）。在高度上，有的房子高达6层、约18米，有的则只有2层、约6米。如最早开始建新房的程守义家，就建有5层。因其地基原本就较高，站在他家房顶上，几乎可以俯瞰整个程村。从远处看，其房子像是“古村落”东北角上的“烟囱”（程前进语）。而如果从“古村落”四周甚至更远点的地方看去，像“烟囱”的房子还不止这一家。甚至就在程氏大宗祠大门的对面，隔着篮球场，就是两栋约18米高的新房，而在大门口右侧的晒谷场边，也是一栋约18米高的新房。

程村的“行政”中心，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办公室（村民习惯叫“大队部”），原本位于北塘自然村的程氏大宗祠，但现已搬到位于江北自然村通向渡桥圩镇的路边。而这里，已纳入渡桥圩镇的规划，道路笔直、宽约8米，两旁的房子也呈直线排列，但房子的大小差别甚大。究其缘由，是在当初划分地基时有120、150、200平方米等不同的规格，村民根据不同的财力状况，选择了不同的地基。由此，房子的高低也就难免有了差别，有建2层的，也有建3层，甚至5层的。

总之，无论从平面看，还是从立体看，程村的新居都极其凌乱。在一次聊天中，程守义将之形容为，“像狗咬过一样”。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讲，他说：“有个成语不是叫 ‘犬牙交错’吗？狗咬过的，当然就这么不整齐啦。”

既然新居的布局呈“犬牙”状，统一的排水系统就无从谈起。大部分新居四周都有用水泥和红砖砌好的水沟，但这些水沟没有更大的沟渠网络相配套。若是房子在田间地头开阔处的，即直接通向菜地或耕地的水渠。而在公路旁的房子，则往往就近随意通向公路旁。由于公路的大部分路段两旁都没有沟渠，在雨天，公路就成了宽阔的“水渠”。再加上，村内并没有统一的垃圾处理系统。未能焚烧的包装纸、塑料袋等垃圾随水漂过菜地、公路，通向渡桥镇的河涌和梧桐江，少量未漂走的则残留在菜地水渠、公路和河涌边，以及水塘里。

不过，就单家独户的房子而言，新居毫无疑问要比旧村中的“祖屋”好很多。

不少村民都告诉我，旧村里的“祖屋”，前后间隔太小，通风条件不好，再加上窗户也很小，房间采光条件也不好。另外，由于左邻右舍都挨着，没有院子，一开门就对着别人家的房子。

除少量建于1970年代的房子仍用青砖之外（其建筑式样已是“现代”），程村新居的设计，一般都是红砖为墙，钢筋混凝土为楼板，屋顶也是水平的钢筋混凝土，不再有红瓦前后斜顶。就外墙而言，大多数为裸露的红砖，但也有不少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用白色瓷砖或者青色、红色大理石板材装饰。另有一些村民因财力有限，则只将新居的正面刷成了白色。在外表上与“祖居”很不一样的还在于，不少新居都设置了阳台，而阳台的栏杆，越来越多地采用白色或绿色的陶瓷葫芦柱。

若无熟人介绍，要进入程村村民的新居，已非易事。因为，这些新居都在大门口建有院子。有钱的村民家设有达一两亩的高墙大院，经济条件差或因地基有限制的村民家，至少也有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院。在路上可见到村民新居的大门，但若主人不来开院子的大门，就无法直入其厅堂。为什么要建院子？不少村民的回答是，有防盗功能。除此之外，也有些有“学问”的村民说，如果宅基地风水有点缺陷，门口的院子可以挡“煞气”。因现在村民建房只能将就路边、自留地甚至自家耕地，要选风水宝地越来越难，建院子也就有必要了。但也有村民认为，主要是为了隐私。如程守义就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他也建了一个占地约1亩的院子，内有小游泳池、假山、凉亭等，其排水则流向旁边稍低于其院子的公共池塘（即北塘自然村朝东祠堂门口左侧的池塘）。其目的，他表示主要是“要有一种家庭别院的感觉，不是随便什么人想来玩就来玩的”。

与程守义有所不同，程村村民建新居，即便没有太多选择地基朝向的余地，大多数还是会请风水先生“计算”一下方位，并从各个角度完善它，以符合风水理论。例如，有村民因院子太小，在门口的院子里面挖个一两平方米的小“鱼塘”，或在大门口左右侧摆放小石狮，以挡“煞气”。有个名叫程鹏程的、开石材厂的老板，其院子约有两亩，大门近处对着梧桐江故道，远处对着国道。为挡住国道的“煞气”，除在大门口建假山、喷泉，以及在门楣上悬挂一面圆形镜子外，他还在院墙内种了一排罗汉松、侧柏和柑橘树（而对之不满的村民则说，这样的房子是“在青松翠柏之间”，暗喻“长眠于此”）。

新居的大门，经济条件较差者仍用木门，而经济条件较好者则往往采用不锈钢防盗门（因市面上普通不锈钢防盗门不够大，此类大门往往属定做的产品）。如程鹏程等不少富有的村民，还将大门的门框做成了罗马柱的形状。大门口的对联，常见的内容多为：“安居奋发事业兴隆，小舍落成生活富裕”“福到财来千秋富，家和业旺万事兴”，等等（在很会写对联的村民程守德看来，这些对联都没什么文采，只有粗俗寓意）。另有少数基督徒家的对联则以歌颂“主”的内容为主。与大门一样，新居的窗户也显然有层次高低之分。较普通者用木质窗框，镶嵌普通玻璃。较“现代”者，则采用铝合金窗框，镶嵌加厚的绿色玻璃，外加不锈钢防盗窗网。

至于新居的内部装修，差别更是明显（相同的只是都在追求“现代”）。好的如程鹏程、程守义，以及曾担任过村支书的程成信等人家，一楼为大理石板铺地，二楼以上为瓷砖铺地，墙面采用环保漆刷白。较好者如程前进家，一楼、二楼为瓷砖铺地，三楼以上为水泥地，墙面采用一般涂料刷白。较一般者则多是一楼为瓷砖铺地，二楼以上为水泥地，墙面用石灰刷白。而较差者如程守德的好友程守宽家，虽然是新式建筑风格，但是是裸露的青砖墙、水泥地，而程守宽的长子程敬祖家的房子，则是裸露的红砖墙、水泥地。

在程村，村民新居客厅内的摆设，大体上与其房子建材和装修档次成正比例。如程鹏程、程守义、程成信等人家，客厅里墙上挂的都是液晶彩色电视机、音箱和高档挂钟。座位是真皮沙发，茶几是大型大理石板并刻有精美图案。村中客厅如此摆设者，据程守义估计，不下100家。而程守义本人被认为是最懂得享受生活者，除客厅之外，在游泳池旁还建有一层楼的独立茶室。茶室里除了液晶电视、音箱外，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大型根雕茶几，据他本人说，其价值超50万元。

总之，程村的新居，从单家独户来看，除少数外，都已经颇为“现代化”。但村民仍还有风水意识，除了在建材“硬件”上把房子搞得宽敞、明亮和整洁之外，都会力所能及地把风水这一“软件”安排妥当。但是，村庄的整体协调则显得付诸阙如。宽敞、明亮、整洁、富裕的单家独户别院，坐落在脏乱差的道路、排水沟渠和公共池塘边。单家独户别院从每一个细微的布局、装饰着手，尽量满足风水标准要求，整个村庄却因凌乱不堪，已毫无与风水相协调的可能。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今的程村人就已经完全不再在乎整个村庄的风水。只不过，面对整体风水被破坏的局势，谁也不愿去改变，唯独剩下一些茶余饭后的议论和抱怨。例如，2008～2012年，江北自然村出现了一连串非正常死亡事件，很多村民认为与该自然村的整体风水被破坏有关。他们给出的具体“证据”是：第一，建于江北自然村村口的牌坊，原本隔着马路与对面宽阔的田野及远处的河流、山川相望，风水很好。但在1997年，村口马路两边的土地被镇政府征用，卖给农民按照统一规划建房（程村人习惯叫它“大队部一条街”）。这样，江北自然村牌坊的正前方，被隔着马路的房子挡住，变成了一道“死门”，风水也就被破坏了；第二，江北自然村的祠堂大门，原本隔着一个晒谷场（同时也是篮球场）朝向梧桐江（故道），隔江与开阔田野及远处丘陵对望。但是，2007年两户村民在梧桐江故道边的滩涂地上建了两栋房，且比祠堂高，把祠堂的风水挡住了；第三，祠堂侧面长了一棵高过祠堂的芭蕉，也属破坏祠堂风水、让村庄“死气沉沉”的东西，但芭蕉是一个“粉仔”家的，他本人已入狱，无人敢砍掉它。

三 镇官

在程村和渡桥镇断断续续做过一年多的调查后，我得知，将程村北塘、南塘自然村的“祖居”作为“古村落”进行旅游开发的想法，源自时任镇委书记方立正。方立正提出计划，得到了镇长何平、副镇长文质彬等人的支持。

2008年农历岁末之际，文质彬开始愿意比较详细地谈论这个计划出笼的过程，谈话过程却是从意想不到的“官场经”开始的。此时，我与文质彬已经非常熟悉。而且，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我在他那里已被归类为“无公害产品”。他说道：

兄弟你这个做调查，我看就是闲着没事干，满足读书人的好奇心，还美其名曰“搞文化研究”。你这种（人）都是象牙塔里的，属于无菌产品，或者说无公害产品，不要紧啦。一开始，讲实话，我还有点担心你和记者是一样的。对记者呢，我搞这个（工作）是又爱又恨。一方面，要靠他们宣传程村，另一方面又怕他们报道负面的东西。他们就像随时会爆发的病毒……记者冇可能像兄弟你这样长期待在村子里的啦。

我答道：“我们是朋友，是兄弟嘛。”文质彬却摆手道：

前提是，你要是记者的话，我们就冇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更冇可能是兄弟。搞我们这个就像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有利害关系的人，可以寻找共同利益、合作，但不能掺杂太多感情因素啦。用你们“捞仔”的说法就是，太热乎啦，就难以冷静考虑问题、权衡利弊啦。

文质彬说这番话，显然是为了证明，他所说的话有很高程度的真实性。但我有意激将他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书记和镇长的真实想法？你们又不是兄弟。”文质彬则申辩道：

我们是在同一个棋盘上玩这个游戏的，都是局中人，当然知道啦，这是最起码的啦。如果这都不知道的话，早就该出局，这芝麻官就别当啦……另外，当然也是因为我们三个人没有实质的利益冲突，尤其是我，所以他们对我说话也比较开诚布公一点。方（立正）做完这一届肯定要么往上走，要么就去县局（当局长）啦。何（平）嘛，不出意外肯定就接书记的职位了。我是无党派，我另外有我自己的关系渠道，不会走他们的路。（这一点）他们也知道的。

据文质彬所说，方立正最开始决定包装、宣传程村“古村落”，主要是要“做出点成绩”（从旁人的角度说也即“政绩”）。一开始，它就是个“一箭双雕”的计划。

方立正在镇班子会议上，强调“古村落”搞旅游开发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只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便有望开发成功。他要求全镇干部在招商引资及其他与外界打交道的场合时，要突出宣传程村“古村落”开发的“优势”。他分析出来的“优势”，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对这一点，笔者也有直接体会。当我和朋友最开始到渡桥镇时，对从省会广州“下”乡的我们来说，此地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若是面对一幅广东地图，在自上而下的眼光中，很难发现它在广阔的西江流域中有什么格外值得注意的地方。但包括方立正在内的镇干部反复说我们从广州“上”来、“辛苦了”，明显说明他们有着跟我们很不一样的空间感。究其缘由，是他们主要以水路为参照系，而广州位居西江下游。

他们在地图上比画着，说渡桥镇和程村是多么重要的位置。例如，西江的重要支流梧桐江由南向北流经程村，渡桥圩镇原本与程村隔江相望，后因河流改道已几乎连成一体。以程村为中心往外看，越发像是粤西的一个重要“中心”：往西沿国道约30公里，是梧县县城（简称“梧城”），同时也与地级市栖市的市区有重叠之处；往南沿梧桐江或省道约30公里，是梵县县城（简称“梵城”），梵县某寺庙较有名，且富有温泉。再往西南延伸可至湛江；往北沿梧桐江或国道约30公里，是另一地级市桐市市区（简称“桐城”）。桐市是梧桐江和西江之交汇处，也是广东的旅游景点之一；往东沿经过邻镇的高速公路，约2小时可达广州。

方立正认为，“生得好不如生得巧”，程村这个“古村落”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处在这么“中心”的位置。他描绘了“优势”转化为现实旅游资源的蓝图：大量游客从桐市旅游结束后再去梵城旅游、拜佛烧香或泡温泉，路过渡桥镇即可看看古村落；大量前来梧城购买石材的顾客，路过渡桥镇也可稍作停顿，看看古村落；广州人若周末想参加一天可往返的农家乐，程村古村落也可作为一个选择。这些蓝图，从技术环节上讲，只需加强与一些旅行社的合作，即可部分实现，但还缺少人投资修复古村古建筑，建设配套娱乐设施、餐饮业，以及打广告。

不过，这只是方立正提出招商引资开发程村“古村落”的目标之一。据文质彬说，在班子会议上，方立正曾提到一个构想：配合“古村落”开发，镇政府将程村与渡桥圩镇之间的洼地，也即梧桐江故道及原河边滩涂地，全部征收过来，发展为商业一条街、餐饮住宿一条街。在非正式场合的聊天中，方立正又跟文质彬说，古村落开发能成则更好，不能成也无所谓，可以退而求其次，一次性解决好几百亩地的征地问题，政府也是有收益的，而群众也可更好地将这些不太好的土地用起来（现主要用作养鱼或种菜）。

文质彬评价道，不能不说，方立正花了不少心思琢磨这个问题。他也确实有些佩服方立正“很有才，心思缜密，一箭双雕，互为表里、相互支持，进可攻、退可守，稳赚不赔”。我说：“他前面这个可能只是虚晃一枪吧？应该叫 ‘虚实结合’或者 ‘表里不一’。”文质彬并不这么认为。他表示，很难说前面的（目标）就彻底是“虚”，如果真能招到商、引到资，也可变成“实”。他说，方立正曾考虑过在征收程村洼地后，出让部分土地开发权，而不是仅仅靠“古村落”本身，换取老板投资。也即，前后两个目标一“虚”一“实”，但通过在“实”的目标上出让一部分利益，则又可让“虚”的目标转化为“实”。这中间，能撬动整个计划的“底牌”，其实就是程村的洼地。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文质彬认为，这个计划的第三个目标，当然就是为了给方立正本人的升迁积累“政绩”。

我相信，至少文质彬分析的“虚”“实”之说，是比较真实的。因为在第一次去渡桥镇之前，我曾在广州遇到方立正与何平。当时，广东省正在以县为单位启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为2020年前土地利用设定法规依据，但对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尚未提出明确要求（后来规定由县级国土部门统一组织乡镇级别的规划）。方立正与何平想以渡桥镇的名义，主动顺势编制该镇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于是尝试到广州寻找、委托有资质从事土地规划的专家开展规划。他们当时提出，渡桥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首先考虑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程村的洼地，要将它规划为建设用地（这意味着将来在农用地转成建设用地时，有规划依据，容易获得批准和办理用地手续）。

提出发展程村“古村落”旅游的计划后，方立正请了《栖市日报》的记者进村考察了一番。记者在该报上连续发表了四篇短文，图文并茂，报道明清建筑群“惊现”渡桥镇，为读者“揭开古村落神秘的面纱”。报道除了以优美的笔调介绍程村“祖居”的建筑、水井及风水之外，还添加了一些风俗习惯、传说故事介绍，以求营造出渡桥镇领导们所希望展现的“神秘色彩”、“乡土气息”和“古朴味道”等“亮点”。

不久后，何平又通过朋友关系，从几所高校找到了4位“搞文化研究”的专家。几位专家到程村“古村落”考察一个上午后，在渡桥镇政府会议室召开了一次简短的“研讨会”。他们指出，程村古村落可以称得上“岭南理学第一村”。同时，古村落体现了五个“合一”：天人合一，村庄布局有“八卦”之味，建筑与山水相映成趣；理佛合一，村民是程颢后裔，且距梵县某著名寺庙才百余里路程，村民不少人信佛；粤皖合一，建筑（主要是锅耳墙顶）有徽派特征，但糅合了广东特征；耕读合一，村民受理学影响，既重务农，又重教育；根枝合一，有程氏大宗祠，也有各房的小宗祠。此外，古村落的五个“合一”暗合佛教禅宗六祖惠能和尚“花开五叶”的理念，而其外形又暗合莲花状。文质彬后来跟我说：“几个专家简直太 ‘醒目’啦，他们再清楚不过我们要什么了。”此后，渡桥镇政府在各类宣传中，直接采用了“岭南理学第一村”“五个合一”“两个暗合”等说法。

为吸引投资，镇政府还利用新农村建设等专项资金，将程村所有公路铺成了水泥路。可是，由于程村洼地的价值仍太低，它终究没有能够撬动够分量的老板，前往程村投资“古村落”旅游开发。作为分管干部，文质彬陪同方立正、何平跑了不少地方，但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结果，“一时间，大家都有一种挫败感”。

2008年春节后，广东省开始实施“腾笼换鸟”的发展战略，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开始从珠三角地区外迁。渡桥镇顺势从位于珠三角的佛山市引进了两家投资数亿元的陶瓷厂，程村古村落招商引资之事随之迅速“凉”了下来。2010年，方立正“升迁”到梧县某局任局长，何平接任渡桥镇书记，文质彬不久后也调往栖市某办任科长。2011年，何平还是努力准备材料、积极争取，让程村列入了广东省某部门认定的“古村落”清单。问及用意，他答道：有牌总比没有牌好，先拿着，或许以后有用。文质彬认为，其目的一是名气，其二将来或许可用“古村落”反过来“撬动”程村的洼地开发。

四 村干

关于推进程村“古村落”旅游开发的事情，文质彬多次表示对村干部有点“恨铁不成钢”。在村干部当中，一个高中毕业生都没有。村支书梁胜利属西溪自然村村民，对程姓村民的“祖居”不太熟悉，而且其口才也很一般。至于村委会主任程前进，倒是北塘自然村的“正宗”程姓子孙，无奈其口才（尤其是普通话）实在太差，更是难以与外界交流。甚至于，他对程姓宗族的历史也知之甚少。更让文质彬失望的是，即使镇政府的“笔杆子”将“古村落”的故事整理好了，程前进仍始终背诵不下来，一旦脱稿就讲不清楚。不得已，一旦有外人来访，文质彬自己经常得充当“古村落”的介绍人。至于其他的村干部，交际能力也大体如此。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另选贤能进入村干部队伍呢？文质彬给出的答案是：一方面，有能力的人往往愿意自己外出做生意，赚大钱，愿意长期待在村里“搞政治”的能人并不多；另一方面，农村的事情很复杂，尤其是支书和主任这两个位置，不是随便谁都能干的，而且，从总体上来说，在最近几年里，梁胜利和程前进用起来还是比较顺手的。

如此一来，我常见到，凡有外人到程村“古村落”来视察、参观时，都是程前进忙前忙后地带路、打开祠堂的大门，介绍程姓祖先故事的开场白：“我们太公是程颢的后代，因为战乱从河南迁过来的，在这里娶的太婆……”之后则需要镇干部“补充”讲述程姓祖先的故事。有好几次，等视察或参观的人离开后，我都曾见到文质彬教导程前进，下次该如何说。但问题是，“下次”真正来临时，程前进的表现终究难如文质彬之意。在2010年8月的一次聊天中，文质彬“盖棺定论”道：

（程前进）这个可能只能是这样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不仅是口才的问题。更重要的可能是水平和眼界的问题，水平就摆在那里，想提高很难，见领导就有点紧张。眼界（问题）也是，没出去见过大世面，说话总是不会察言观色，不知道外面的人想听什么话，尽说些无关紧要的，抓不住要点……这并不是因为他傻，搞村子里熟悉的事情，他还是比较“醒目”的。

文质彬说程前进比较“醒目”是有所指的。概而言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比较懂得“领会”镇领导的意图，并会努力“配合”工作，“跑腿”比较积极；其二，在完成工作的同时，也很懂得“顺势”为自己争取一些“好处”。

2007年上半年，文质彬第一次跟梁胜利、程前进说起程村“古村落”旅游开发的设想时，梁胜利的反应是：“镇领导非常有眼光，我们一定积极配合。不过这主要牵涉北塘和南塘（自然村），可能要（程）前进老弟多跑一跑。”而程前进则与文质彬非常详细地讨论起旅游开发的细节，其中即提到同时开发程村洼地的设想。此后，他又提出希望镇里在新农村建设的时候优先考虑程村，至少先把马路修成水泥路。同时，他让文质彬“私底下”给予照顾，将他家门口至马路一百余米的路段也纳入水泥路规划。他的理由是，土路不方便领导到他家做客，也有损程村的面子，而他自己则经济能力有限。文质彬后来忆及此事时说，冲着程前进能如此准确地“领会”镇领导关于程村洼地的想法，以及愿意主动为之“跑腿”的表现，怎么都不能拒绝他在修路的问题上“顺势”得点“好处”。

梁胜利见“古村落”“开发”确实能带来“好处”后，也开始热心起来。2007年12月，他主动跟程前进商量（同时请示了文质彬），一起组织了一次“古村落”大扫除，参加人员主要有村干部、程村小学高年级师生，共约300人。他们清扫了“古村落”内的部分垃圾，洗刷了一些墙壁和电线杆上的“牛皮癣”。在总结该活动时，梁胜利、程前进商量后将之算作了镇里的工作成绩。最后，镇党委、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活动总结报告中写道：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古村落的保护和推介工作。为改变古村落内各村环境卫生较差的落后面貌，真正体现“岭南理学第一村”的特点，镇党委、政府在古村落内开展了一次以“扮靓理学古村、争做文明村民”为主题，以全面整治村容村貌、清理垃圾积水和除“四害”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活动……共清理了3拖拉机的各类垃圾，消灭了卫生死角16个。

至2007年底，程村“古村落”招商引资仍未有任何进展。但用当地镇、村干部常用的词语来说，它确实“撬动”了一些东西。虽然单就“古村落”本身而言，干部们还没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成绩”，但“办法总比困难多”“种豆得瓜”“东边不亮西边亮”。以“古村落”开发为“契机”，渡桥镇党委、政府与程村党支部、村委会达成了几桩重要“买卖”。

正是这年冬，颇感诸事有些不顺的方立正，重提了一个在渡桥镇干部中曾讨论过的老话题（方立正曾在渡桥镇任副书记兼副镇长，于1999年调往某镇任镇长，2005年再调至渡桥镇任书记）：渡桥镇党委、政府大院风水不够好，大院门口的马路比办公楼地基高，从大门至办公楼的院落也是由高到低的坡面，象征着“下坡路”，干部们天天上班都在“走下坡路”，当然干不出好成绩。尽管事实上渡桥镇不乏干部，包括方立正本人，曾得到升迁，但班子会议还是同意了方立正的看法。方立正还一再责怪前任干部道：“这件事，我在这里做副镇长的时候，就说了很多年了，可就是没有行动。‘老大’们魄力不够。”2010年8月，文质彬跟我说起此事时，笑道：“兄弟你以为班子会议是多么严肃的事情吗？乡镇就这样山寨（不正规）的啦，不比你们城里……当时的班子会议真的就在讨论风水问题的。”

经方立正提议，“班子”成员一致认为，镇中心小学的位置比较适合新建党政大院。可是，按照梧县教育资源布局的规划，渡桥镇中心小学不可能被撤销。而且，渡桥圩镇那么多适龄儿童也确实需要有一座小学。

这次，不只是由文质彬一个人出面，而是方立正、何平、文质彬一起出面请梁胜利、程前进吃饭，名义是私人朋友过节聚会。在这次“私人”聚会上，方立正再次分析了程村“古村落”的旅游开发前景。这番分析在“乐观”中隐含着“悲观”，与其在公开场合为招商引资所作极其乐观的分析完全不同。然后，他建议通过把程村小学变为镇中心小学，以吸引学生家长来程村洼地上盖房或买房。对此，程前进回忆道：

先是方书记说的。他说，古村落旅游开发可以带动餐饮、旅店，但是在开发初期的时候，不见得会有什么效果。我们这个位置离梵城、桐城和梧城都不算远，一方面是一个优势，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劣势。因为，游客可能只是来这里看看，然后可以随便去哪个城里吃饭、住宿。所以，刚刚开发的时候，可能还是要立足本地，吸引本地的农民来这里买地基、盖房子。这个呢，现在，靠小孩子读书是个办法。把我村里的小学改成镇中心小学，反正离街上（圩镇）也不远，做（镇）中心小学也说得过去。然后，不少外村的人要让小孩子来读书，就有可能来这个边上租房子或者建房子。何镇长、文镇长也在旁边帮着说话，我和老梁（梁胜利）觉得还可以，就同意了。

程村小学变为镇中心小学，意味着原本已有些空闲的学位变得不够用。镇里答应出资在程村小学校园里加盖一座新的教学楼。梁胜利、程前进则提出，可以“祖屋开发”、“兴教助学”的名义找一些程村老板及侨胞“化缘”，用于建教学楼，而镇政府的钱，则可以匀出一部分用于程村党支部、村委会办公室装修。镇里同意了梁胜利、程前进的方案。2008年春节后，程村花费约10万元将已破旧不堪的两层办公楼（上下各一个大会议室，另有4间小办公室），进行了装修。镇政府还将广州某单位捐赠的一套远程教育设备（1台电脑、1台彩电、1套卫星信号接收设备），送给了程村。一时间，程村“大队部”焕然一新。程前进常在人面前表示，新办公楼和村小学教学楼只是“古村落”开发的前奏，他一定能为程村做更多的事情，“绝对对得起（每月）800块工资”。

对程前进此类说法，不少村民不以为然。他们指出，承建小学教学楼的老板是某领导的“关系户”，承接“大队部”装修的两个老板则是程前进和梁胜利的亲戚或朋友。所以，他们认为，没看到村干部真正靠着“祖居”为村里办成什么事，倒是他们自己“顺势”得了“好处”。如程守义就认为，程前进是典型的“吃窝边草”: “在村里很懂得为自己争小利，但真正有外面的大领导来时，又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更别说抓住机会为村里争取利益。”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发现，梁胜利对村民的评价从不作声，被村民认为很“低调”，因此也少有人议论他。而程前进引起村民不满的意见较多，但他一方面常在人前辩解说自己很“委屈”，另一方面并不真正在乎。至于“古村落”，在2011年国庆节期间与我聊天时，他表示：

我也知道，真的开发旅游，不是这么容易的。但总归是人家镇领导对我们的“祖屋”有兴趣，我当然要表现热情啦。再说，作为一个村干部，镇领导决定了的事情，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不管有冇“好处”。何况，这个对我们程村多少还是有点好处的啦。

至于办公楼装修的事情，他表示是因为“工程要求质量、价格，没什么钱赚，问了几个老板，没人愿意做”，所以才找了自己亲戚来做的。他感叹道：“虽然说大家都是从古村落出来的，现在人心杂了，口也杂。你为古村落做贡献，他们（是）不（会）看的，一（旦）有一点小利，就眼红。”

五 族老

关于“古村落”的历史，我一直认为程前进讲得不太清楚，文质彬这样的镇干部讲得又太有“包装”的痕迹。于是，我曾让程前进帮忙介绍一个对村庄历史比较熟悉的老人，然后我可以住到农户家里去。一开始，程前进表示，“基本上就这些了，也没有什么比我了解得更多的老人了”。他带我在北塘和南塘自然村找了两个老人，他们在喜庆时负责给祠堂写对联，但谈起宗族事务来也并不清晰。至于住宿问题，虽然我一再强调“我们做农村调查的就是要和农民 ‘同吃同住’的”，程前进却以广东人的风俗习惯为由，推脱“不方便”。他与文质彬都曾劝我住渡桥镇政府大院，里面卫生条件好、方便，夏天还有空调。见我坚持要住村里后，程前进把我安排在“大队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用木板和板凳架了一张简易床，吃饭的问题则让我自己到“街上”解决。

从北塘、南塘自然村的两位老人那里，我得知江北自然村的程守德才“是文化水平最高的人……（他）是族老”。考虑到他们也被程前进称之为“族老”，他们所指的人显然是相对了解宗族事务的。事实上，户籍仍在程村的中专生不下10位，而程守德只是高中生。在我点名道姓提出要求的情况下，程前进终于将我介绍给程守德认识。

从“大队部”走路到镇政府大院，只需过一座梧桐江故道边河涌上的桥，然后横穿一条老街和两条新街，步行10分钟即足够。程守德有两处房子，一处为在江北自然村的青砖房，另一处是老街上的老铺头。他常住在老街上，经营着一个几乎再无多少人光顾生意的钟表修理店。若论及喝茶，他的老铺头里却总是比较热闹，常有中老年人三五成群地喝茶、聊天。在此之前，其实我几乎每天三餐吃饭都路过程守德的家门口，而且他也早已知道我在程村调查“古村落”的事情。

程守德原来当过老师，所以大家习惯叫他“程老师”。程前进介绍我们认识，并夸赞了一番“程老师很有学问”之类的便离开了。

从程守德和在他那喝茶、聊天的人那里，我才知道坚持住在“大队部”是对的，或者说至少比镇政府大院好。虽然距离镇政府大院并不远，但给他们的“感觉很不一样”。程守德直截了当地说，“那个（大院）围墙里是官，我们是民，难打交道的”。

程守德后来谈起，在镇政府和村委会最开始提出开发“古村落”旅游之后，程前进曾来找过他，同时还有南塘、北塘自然村的两位“族老”。他们三个人，刚好也是三个程姓自然村的代表，对宗族事务操心多一点，有时候也就被认为是“族老”了。程前进找他们的目的，是让他们多整理一些关于“太公”的故事。程守德即翻阅相关书籍，撰写了一些对联给程前进。但不久后，程守德就发现，“古村落”开发的方案与他的期望相差甚远，便不再参与此事。加之，“古村落”真正的开发工作一直都没有进展，程前进也就再没有请程守德参加。当“古村落”的祠堂和公共堂屋需要更换对联时，程前进即请南塘或北塘自然村的“族老”书写。这两位“族老”只是毛笔书法尚可以，却并不太会撰写对联。于是，他们反复书写程守德所撰写的那几副对联，或者从公开的对联书籍上抄录一些（后者是大众化的对联，难以体现程村的“理学”特点和寓意）。久而久之，他们也认为，所谓的“古村落”旅游开发，行政色彩浓于宗族色彩，其中所涉宗族事务并不多，故而很少再参加此类活动。

程守德对“古村落”开发计划很不满的地方在于，它从整体上把他所在的江北自然村排除在外。他表示：

古村落，顾名思义，它的特点就在于古。他们宣传说，程村古村落是程颢的后代，是后来移居到这里来的。那首先是住在哪里？首先住在江北啦。我们的太公从河南迁到了南海（佛山市所辖区），后来在南海发展壮大、人口多了，又有太公沿西江上来，住在桐城。在桐城又发展壮大、人口多了，才又有一个太公沿着梧桐江上来，住在江北。后来，江北的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分了几个弟兄到北塘和南塘。

如果说程村古村落的话，首先当然要从江北讲起啊，江北的祠堂也是最早的祠堂啦，那些老房子也比他们的早啦。结果他们现在讲起来，好像太公迁到程村来直接就到了北塘、南塘，他们把那间“明徽祠”当成了最早的祠堂。可是，明徽祠根本就不是最早的祠堂，它充其量不过就是个普通的堂屋。那时，大的祭祀，他们过我们这里来拜祖宗，但小的祭祀就自己在北塘，因此也就叫成了“祠”，但严格来说，明徽祠不是祠堂的。把明徽祠当成最早的祠堂，那不是乱说的嘛？说得严重点，就是为了赚钱连祖宗都不要了。还说是理学古村落，你说说看，这连父子、长幼都不分了，还能算理学吗？

程守德曾明确提出要求，如果程村搞“古村落”开发，要把江北自然村包括进来。如果“古村落”开发仅仅是北塘、南塘自然村的事情，他不会为北塘、南塘再出力。他认为，那样不仅于理不合，也是费力不讨好，“毕竟是在掺和别人村子里的事情”。程守德的弟弟程守智，以及其他几个村民，也响应他的提议，并在方立正、何平和文质彬“下乡”到程村时，当面向他们提出过类似的要求。

程守德等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一则因为北塘、南塘“古村落”的开发，本身也是“镜中花”。二则即使有人投资，将江北自然村与南塘、北塘自然村一起开发，也不太现实，因为两处旧村均被新居包围着，中间隔了约1公里的路程。用文质彬的话说，“要是想一起开发的话，两个古村落中间要拆掉的新房，面积比古村落还大。那哪承受得起？”

由此，渡桥镇政府不仅在对外宣传中没有提到江北自然村的古建筑，在利用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为程村硬化道路时，也只考虑了南塘、北塘自然村。江北自然村原本比南塘、北塘自然村富裕，已于1993年自筹资金将“大队部”至该自然村祠堂门口约500米公路硬化。2008年，该路已有部分破损。于是，有村民向村干部提出，在镇政府资助南塘、北塘自然村硬化道路时，也给江北自然村一点资金，用于修补其道路的破损部分。但是，这一要求未得到满足。

为了说明程村首先源于江北自然村，以及江北自然村如何古老、重要，程守德、程守智等人无数次向我讲述了江北自然村的祠堂如何特别，其太公如何了得。例如，江北自然村祠堂的侧墙并非北塘自然村程氏大宗祠那样呈锅耳状，而是棱角分明的翘檐，如数面红旗插在左右外墙。程守德强调，此外墙像是一顶官帽，属于大官才能用的标志，三层翘角表明江北自然村当时的太公应该是一个三品官。作为“佐证”，祠堂的正面墙基和台阶均为红色的石材。程守德认为，这种颜色也同样表明盖祠堂的主人受过皇帝的敕封。程守智还提供过另外一个“佐证”: 1981年，广东三水至茂名（简称“三茂”）的铁路规划经过程村，江北自然村祠堂被用作附近路段建设的指挥部，曾有一个指挥部的高级工程师说过，该祠堂形状像官帽，祖上应该出过高官。此外，还有几个老人，包括南塘和北塘自然村的“族老”，都提起过：“新中国成立前，江北确实比南塘和北塘富裕很多。不说别的，光是新中国成立后（划分阶级成分）划出来的地主就有十多个，比南塘、北塘加起来还多很多。”

总之，“族老”们在讨论“古村落”时，更热衷于讲述的是关于其祖先的故事。而一旦偏重于祖先的故事，故事的连续性以及祖先本身的位置就显得很重要。可问题是，当下程村人已经分割、隔断了祖先的村落。从经济角度考虑得比较多的渡桥镇官员，并不愿意不惜代价地将程村人祖先的故事作为一个整体来开发。正因为存在这种矛盾，程守德等“族老”再没有实质性地参与程村“古村落”的旅游开发计划。

当然，“族老”们并不是不懂得按照需要部分地改写或者隐略某些祖先故事，只是其标准与渡桥镇官员有很大的差别。例如，程村的“族老”们鲜有人提起，他们在江北自然村最先定居的太公，很可能是桐城某位程姓祖先与其妾所生。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程守德曾提起，1940年代程村人在清明节“拜太公”时的场面如下：

首先要组织船队，有一艘为首的船，负责的人就坐这一艘，负责的人叫“总理”。几百人浩浩荡荡顺（梧桐）江而下，到桐城拜太公。我们太公在那里也有子孙，葬在那里。拜完太公，再回来拜太婆，太婆带着她的儿子，也就是我们这里的第一个太公，住江北，葬在这里。

由此看来，第一个定居于江北的“太公”的母亲不太可能是其丈夫的嫡妻。否则，实难解释孤儿寡母住江北，而其父亲却和其他子孙住在30余公里之外的桐城。这个道理，程守德这样的“族老”当然也十分清楚。当我与他讨论起江北自然村程姓祖先的历史故事时，他承认，“是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我们一般不这么讲……那是别人歧视我们的说法，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我们早就不讲封建社会那一套了”。当然，从逻辑上推测，另一种可能或许是：“族老”们这套关于祖先的故事本身就隐含了某种加工，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早已集体遗忘了加工的痕迹。正如程守德所说：“年代久远了，实际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实在搞不清了。但古村落是实实在在的，现在还在那。就在三四十年前，绝大部分房子还住着人啦。”

六 群众

程村大部分村民既没有担任村干部的经历，在宗族事务中也不承担主要角色。同时，其家庭富裕程度也不令人瞩目。在渡桥镇官员那里，他们往往被统称为“群众”。一方面，在某些正式场合下，它有政治意味，是镇、村干部的服务对象。另一方面，以文质彬的话说，“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意思，人数众多，但没什么特别的身份，不怎么起眼”。

对此，文质彬说：“这种说法当然是有点傲慢，好像这些人没什么重要的个人特征似的。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啦。”不过，在村庄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习惯了这个说法，它应该还是有些“道理”的。什么道理呢？在我的追问下，文质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特点，所以行为习惯大体类似。

至少在程村“古村落”开发的问题上，文质彬对“群众”的界定似乎有一定说服力。通过与不少村民长达几年的接触，我发现他们对“古村落”祖先的故事也很热衷，却不会像程守德那样的“族老”那样认真。

在北塘自然村程氏大宗祠的门口，我常听村民说起，原来这座宗祠墙壁上的画如何栩栩如生，进大门后的屏风木雕如何“靓得不得了”，说明他们的祖先很有钱，否则祠堂做不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无独有偶，在南塘自然村的祠堂门口，不少村民会拉我去看屋檐下的木雕如何精细，内容寓意如何美好，窗户上的陶瓷如何精美。其中有些村民，似乎完全忘记了他们曾不止一次向我展示这些东西。讲到这些东西，最后的结局，往往是说，很可惜，20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破坏太多了。例如，墙壁上有些画被用石灰刷掉，写上了毛主席语录或者其他革命标语。再例如，好几个祠堂、公共堂屋里神龛上的观音像、关公像被破坏掉了。不过，也有村民感叹，20世纪60～70年代破坏得虽然多，但是还不如八九十年代多。而且，六七十年代时期的破坏，怎么说还是国家政策，没办法，或者说，有少数人还真是为了理想而搞破坏的。可到了八九十年代，都是村里的同宗兄弟自己主动破坏的，都是为了一个字——钱。例如，不少村民给我指出，那些房顶横梁上的砖雕、瓷雕和灰塑就是八九十年代才被人在黑夜里偷偷地撬下、去卖了的。他们断定：

（村民甲）这毫无疑问是本村的人干的。外面的人，深更半夜的，谁敢进来？

（村民乙）还要爬到楼顶上去，撬下来之后还得运出村去。

（村民丙）而且，那个时候村里都养了不少狗的，要是陌生人进来，那狗也会叫的啦。狗都不叫，没人发现，就被偷了，当然是本村的熟人干的。

（村民丁）是啊。关键还是晚上，黑咕隆咚的，如果不是很熟的人，哪能知道哪栋房子的房顶上就有值钱的东西偷？偷的那么准，都是公家的房子。要是陌生人，我就不信他就不会爬错房子。

还有好几次，有几个村民说“反正闲着没事”，专门搬了梯子带我去爬房顶看那些被偷盗之后的痕迹。他们跟我解释，如何才能爬上房顶，把东西运下去，并且避免被人看到。但是，他们也很纳闷，“搞不懂，为什么他们撬的时候没有很大的声音。”这些村民带我去看这些痕迹，当然不是为了破案，而仅仅是为了表明，原来祖先的祠堂、公共堂屋是很好的，可惜被本村的子弟破坏了。

当然，偶尔也会有村民讲出一些不同于众的精彩故事。例如，关于南塘村旁的水井，即有一位村民讲起它很神奇。他说，程村建村后，第一至第五代人都是在村前的鱼塘里取水用。后来，五世太公很懂风水，刚好某年碰上大旱，鱼塘里也没水了。太公便选了几处风水宝地，组织族人合力打井。他们在村边四周一连打了十多口井，却没有一口井出水。旱情越来越严重，太公很着急。突然有一天晚上，太公梦见有神仙告诉他，第二天正午在村前的坪地挖三丈就能找到水源。第二天，太公果然挖到了一口水井，水很大。在场一起听故事的年轻村民，对之很不以为然。有两个年轻人指出，这完全不合乎逻辑和当地的情况。其一，既然太公很懂风水，却选不到一块好地可以打井，还要神仙托梦来指点。其二，当地四周水网密布，随便哪个地方打一口几米深的井都有地下水，不可能几代人都喝鱼塘里的水。但对很多村民来说，重要的似乎不是祖先的故事是否符合逻辑，而是它背后的知识是否符合他们的“常识”。讲故事的老人说，“连人家《栖市日报》的记者都觉得故事很好，你为什么觉得不好？”另有几个村民则表示，这个故事他们原来还真没听说过，不过，“事情具体的细节真不真都不要紧的啦。风水、神灵这些还是要信一点啦”。

一些年轻的村民认为，“古村落”要说有多古，当然是越古老越好。但是，如果“古老”本身不能换成钱的话，再怎么“古老”也没有用。尤其是，当村干部认为“古村落”没有人居住不适合开发旅游，而动员一部分群众重回“祖屋”居住时，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抵制。村民纷纷表示，“祖屋”其实不适合人住。例如，“祖屋”都很潮湿，采光条件不好，房间太小，楼层太低，木制楼板常落灰，瓦顶易漏雨，等等。有年轻人直接就说：“神经病！原来没本事，穷，技术也不发达，没办法才住那样的房子。现在好不容易盖了新房，谁还去住那老房子啊？”

我经常碰到村民，一开始说“古村落”开发旅游的事情，慢慢就将话题转移到关于当下经济状况的讨论。例如，在南塘自然村晒谷场的榕树下，一个叫程南山的村民曾跟我很详细地计算过程村“普通农民”的收入。

程南山说，他家的水田面积在程村算中等偏上，全家约1亩水田、4分旱地。他种了约4分田的水稻，基本上够两夫妇的口粮（子女中专毕业后分别在广州和深圳工作），剩下6分水田和4分旱地全部种蔬菜，除少量自食外，均拿去渡桥圩镇卖。在市场价格较好时，他家每年能从水田、旱地里得到纯收入约1万元（含涉农补贴），不好时只能赚4000元左右。他家另有山地约5亩，种植砂糖橘，市场价格较好时，每年约能得到纯收入5000元，不好时不到1000元。在开销方面，程南山表示，他家在村里算比较节约的仅比一些老年人家庭稍好一些。但即便如此，其家庭日常开支每年约需12000元以上（他不吸烟，如吸烟，程村男性通常每天要5元左右烟钱），人情往来开支约需1万元，医药开支要1000～2000元。如此算来，即使在农作物市场价格很好的年份，其涉农收入仍只能达到家庭开支的一半左右。因此，夫妇中至少让一个人外出打工半年左右（以珠三角地区“普工”月工资2500元左右作参照），才能维持家庭正常运转。而在此前，其子女尚未参加工作时，开销就更大。他表示，“如果不是亲戚帮忙，我们农村家庭这点收入哪里供得起他们读书啊”。

由此，“古村落”如果能开发成旅游景点，这对程村“群众”还是有吸引力的。我在村里常碰到有村民提起，“镇里不是说要开发旅游吗？怎么说了这么久了也没见动静呢？”可是，他们也很清楚，“古村落”旅游开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甚至于，也有些村民“刮凉风”（程前进语）：

（村民戊）你以为天上有钱掉啊？靠老祖宗留下那几间老屋就够“两餐”（过生活）？

（村民己）说的也是。要是冇钱赚，哪个老板愿意来投资？冇可能有“活雷锋”为了帮我们赚钱来投资的。

（村民庚）估计啊，这些当官的也就是说说啦，可能就是个面子工程，你们还真以为这些老房子还能换成大把钞票啊？

还有一些村民则提议，如果“古村落”确实有开发成旅游景点的可能性，投资的问题可以由程姓同宗兄弟们自己筹集资金来解决。但这一说法马上就遭到了其他村民一系列的质疑：

（村民辛）这可不是捐一点点小钱过家家哦。那么多钱，哪能齐心协力筹集得起来？

（村民壬）是啊，协调组织不容易。就算是真能筹集得起来，怎么个弄法也是大问题。你说要这样搞，我说要那样搞，他又说要按他的主意搞，结果可能什么都搞不成。凡是人多的事情，都不好搞。

（村民癸）要是放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有可能的，“族老”们商量好了怎么办，大家就怎么办啦。要是毛主席那个时候，也好办，干部发了话，大家就遵照执行，个别的人，就算你不愿意，你敢反对吗？现在就难啦，一个人一条心，各家各户，各自有打算。我们想搞，手中没钱，有钱的，像（程）守义那样，对宗族的事情又热情不高。

（村民辛）热情高也冇办法，人家（程守义）的钱也不是捡来的，不能乱投资的啦。要是你，你也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啊。赚不到钱的生意，光（仅）说是姓程的事情，你会愿意投一大笔钱吗？那就真的不是投资啦，只能叫捐款，只当做善事啦。要是你，可能给个千八百（1000元以下）冇问题，多了可能也不行吧？

程村人关于其祖先的故事以及“古村落”的讨论，自然还远未结束。但这些，在镇、村干部那里似乎并不太重要，它们只是部分“群众意见”，太普通，缺乏见地。用文质彬的话说，“否则就不叫群众了”。

不过，对我而言，却正因为程村“古村落”的事情，认识了渡桥镇、程村各式各样的人。他们的面容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里，这些常常显得很不“自然”却又超常“逼真”。凭着所谓“专业”的“有色眼镜”，我能捕捉、勾勒出这些“脸谱”，贴近他们的心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