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涂明君的新著《通往善治之路》即将付梓，新颖的论题和独到的观点让各位同仁兴趣盎然，我也乐意写一些话，以壮行色。

我和明君是忘年交。1992年，郑州一位学工程的大四学生给我写信，说是看了我写的书，觉得与众不同，不死板，要拜我为师。文虽稚嫩，却有许多看法，譬如对“臻美”还是“质美”就多所推敲。这个有点冲动的年轻人就是明君。但他的研究生之路比较曲折，虽然我希望录取他，却阴差阳错，不是这里少1分，就是突然录取方式变了，无奈落榜。我只好勉励他在社会实践中多历练些时日，用另一种方式去体会生命的价值。随后几年，明君偶尔来信，向我报告他人生轨迹的转变，先是到广东感受开放的新风，继而去福建湄洲湾电厂做工程，还曾和几个同学辗转郑州和北京开公司。他所做的事颇杂，喜欢思考则依然如故。2002年，明君报考人民大学管理学院的MBA，总分很高，但有一门课较分数线差几分，看来又得铩羽而归。我根据工作8年及以上的考生可以降5分的政策，推荐有关方面重新考虑。谢天谢地，他绝处逢生，终于由一名工科学士、工程师、下海人，变身为中国人民大学MBA研究生。两年后，他毕业拿到管理硕士学位了，仍觉不过瘾，对我说，虽然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大致了解了，管理背后的文化和哲学基础还没有搞明白，未臻至美，实在不甘心，希望再随我攻读哲学博士。我欣然应允，他也顺利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次终于没有再为难这个向学、好学、也比较会学的人。

明君的博士论文以“程序化”为主题。一个天马行空的人居然要研究不无约束的“程序”，这本身就比较有趣。我叮嘱他以此为契机把操作主义弄明白。他三年内数易其稿，《程序化的哲学阐释》写得很认真，洋洋洒洒近30万字，仅导论就5万多字。论文从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中挖掘出了gauge procedure（标准程序）和program（程式）的科学哲学内涵，从“概念的操作特征”和“意义的操作标准”中发现了科学操作的基本方法——程序的约定性、规范性、规律性，并据以观照管理程序，将分散于各学科领域的程序概念经由程序方法、程序行为、程序精神的递进概括，提炼、归纳出一种系统和全面的程序观。明君提出了大管理（包括经济管理、公共管理、社会管理和组织管理）的设想，把具有自我反思性的程序理性凝练为自反的人的理性基础，以之把握人类文明及其未来发展。

在攻博期间，明君很幸运地被选拔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和日本爱知大学合作的联合培养中国学博士项目。他在日本博士导师加加美光行教授指导下，专门论述程序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花费了近三年时光，于2010年底，完成了另一篇博士论文《程序化与中国现代化》，也是近30万字。爱知大学的现代中国学教授、神户大学的论文评阅和答辩教授都对这篇论文给予很高评价。

明君认真的研究精神和累累硕果，使我倍感欣慰。他在博士毕业后，赴中共中央党校做博士后，我对他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适时解决个人问题，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二是好好研究中国程序化建设的系统规划问题，为中国解决程序和治理的实际做一点贡献。前一个希望已经变成现实，他赢得了心仪姑娘的芳心，并且结婚生子，幸福满满。我很荣幸，担任了他们婚礼的主婚人，发表了一通夫子感言。

对于后一个希望，我也很是乐观。今年上半年，明君向我报告了他近一年来对农村治理状况调研后的思考，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对中国农村和中国政治的信心。虽然许多三农问题专家列出了海量农村问题，许多大院官员和书斋学者都抱怨农民素质低，然而通过近30年以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主线的村民自治，不仅乡镇的党政干部和村干部，就连老百姓的民主素养、法律素养——尤其是程序意识，都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提升。这令他兴奋，并决定在完善系统治理理论的同时，继续从事国情调研与治理评价工作，充实、完善他关于中国程序建设的研究规划，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将自己的生命安放在更美、更善的治理之中。

手头这本《通往善治之路：互补系统论视角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求索》著作，是他针对程序和治理实际所做的研究和思考的结晶。对于这个颇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工作，我不仅乐观其成，也会尽力鼓励和帮助。这个时候，我又想起了20多年前慰勉明君的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此，我祝愿明君能接到更多的地气，借到更高的位势，从学界同仁和中国老百姓那里获得更大的助力。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第四届、第五届成员

2015年夏于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