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苏共意识形态的教条化与僵化

苏联意识形态建设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和僵化。马克思主义是活的理论，它应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而不断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也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马克思主义才有生命力，才能成功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然而，苏联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却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一切从本本出发，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来裁剪现实，规划社会主义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封闭的、脱离实际的教条。“我们可以发现，人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要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理论依据，政府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要和意识形态吻合……而至于制定的政策是否切合苏联社会的实际以及政策是否有效，则退居到了次要地位。”列宁逝世后，苏共历届领导人在此问题上都犯有错误。列宁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执行。斯大林虽在许多方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不少方面也犯了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的错误。毛泽东指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赫鲁晓夫试图改变斯大林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在思想文化领域实施“解冻”，但他一方面犯有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的错误，另一方面则提出了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针。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纠正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和方针，但是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停滞和向斯大林意识形态的复归，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中的“离经叛道”之说展开批判，“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除出社会科学领域”。

（一）在经济上固守计划经济思维模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生产按照计划进行，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及由此决定的生产资料单一的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然而，尽管苏联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其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低，生产资料所有制除不同程度的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外，还存在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形式，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区别。因此，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需要根据苏联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但是，斯大林不考虑这些实际情况，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出发，提出实行计划经济。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苏联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机制，将市场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并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同时，又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将国家计划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东西。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政府完全控制了国家的经济活动，全国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从生产、交换到分配、消费完全由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一手控制，中央实际上事无巨细地指挥和控制着全国企业的生产和交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因此，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都对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理论上的修修补补，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由于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始终没有突破计划经济思维的窠臼。

苏共的这种从马克思个别结论出发，忽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计划经济构想所规定的必要条件，不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建设思路，固守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结果，造成企业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国民经济缺乏生机与活力，经济效益低下，资源浪费严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的科技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进而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

（二）在政治上提出超越阶段论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第一阶段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但马克思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进行明确划分。列宁对社会主义有过许多提法，如“发达的社会主义”“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等，但这些提法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的划分。列宁以后的苏共领导人机械、教条地理解甚至曲解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忽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有的领导人如勃列日涅夫在论证自己的一些观点时，总是强调这是列宁提出的科学论断，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

斯大林时期，苏共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1933年，斯大林宣布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建成”。1934年，又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1936年11月，斯大林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在这里，斯大林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当成了一回事。不仅如此，斯大林将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一个短暂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所以，在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短短的3年，斯大林就将过渡到共产主义作为直接的实践任务提了出来。1939年，在联共（布）十八大上，斯大林宣布苏联“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卫国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又重新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1952年10月苏共（布）十九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明确提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赫鲁晓夫担任苏共领导人之后虽对斯大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提出了批评并部分地进行了修正，但由于他坚持苏联正处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所以，当苏联的经济较快发展时，他就开始头脑发热了。1959～1964年，赫鲁晓夫提出了加快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口号。1959年1月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断言苏联社会发展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我们最近的明天。”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在20年之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划，从而将急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思想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提出“发达社会主义”论，认为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1967年，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的大会报告中指出，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在197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大会报告、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以及1972年12月举行的苏联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上，勃列日涅夫都宣称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1977年苏联新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肯定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77年，勃列日涅夫在《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历史里程碑》一文中，概括了发达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他指出：“社会主义规律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以充分显示，社会制度具有有机完整性、蓬勃的活力、政治上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内部团结——这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极为重要的特征。”为了论证自己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勃列日涅夫一再强调这一理论来自列宁，他指出：“早在苏维埃政权的头几年，列宁在展望未来时，就谈到并写到过‘成熟的’、‘完全的’、‘发达的’社会主义远景，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如上文所述，列宁的“成熟的”“完全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的划分，在有的地方，列宁所讲的“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指的是比“社会主义”更高的阶段，即共产主义，谈的不是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的问题。勃列日涅夫不对列宁的这些提法进行具体分析，就直接拿来对其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论证，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后被官方理论家们吹捧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这一时期，苏联发表了成千上万的文章和著作阐述这一理论，宣传这一理论也成了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心任务。

斯大林提出的苏联“基本建成社会主义”，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勃列日涅夫提出的苏联已经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都教条主义地和简单化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考虑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观点和提法的语境，拿马克思和列宁的只言片语论证自己的观点，都超越苏联社会发展实际，把理想当成了现实，主要从生产关系认识社会发展阶段，而不管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都是超越阶段的冒进论。这些理论的提出和广泛宣传助长了思想僵化，强化了斯大林模式，阻碍了对现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使国民经济一再遭受挫折。而苏共领导人所说的“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与人们亲眼所见、亲身体验到的社会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反而让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和反感。

（三）意识形态建设脱离实际

苏联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往往不是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以理论裁剪现实，让现实去适应理论，以致提出的许多理论都脱离了苏联当时的现实。

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是一个脱离苏联实际的、主观臆造的理论。苏共二十二大党纲中提出了“全民国家”的理论，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苏共的所谓“全民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变成全民的国家。苏共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取得完全的最终的胜利，保证社会过渡到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建设之后，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为了论证“全民国家”理论，赫鲁晓夫除了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寻找理论依据之外，还以苏联当时的社会实际来说明。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已经具备了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转变为全民国家的客观条件，这个客观条件就是，苏联已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赫鲁晓夫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全民的国家的原理，完全合乎实际生活中的现象。全民的国家是由实际生活本身所产生的。”他还对一些不同意“全民国家”理论的人提出批评，认为这些人没有考虑苏联的实际情况。他指出，“个别同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当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为止。这些同志完全没有估计到我国所形成的客观条件”，“他们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目前只有从事社会主义生产的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方面一致的劳动者阶级。在社会主义取得了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之后，我国就不存在一个阶级专政的土壤。真的，我们对哪一个阶级可以实行专政呢？我们没有这样的阶级”。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也是基于上述所谓实际情况做出判断的。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剥削阶级被消灭，镇压它们反抗的职能也就消亡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职能，即组织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职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进入了自己发展的新时期。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全民组织的过程开始了”。尽管赫鲁晓夫等人也承认苏联社会还存在资产阶级食客、骗子、流氓、盗窃国库者等，但认为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构成阶级，同这些人做斗争不是阶级斗争，因此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全民国家完全能够完成这一任务。总之，在赫鲁晓夫和苏共看来，苏联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无产阶级专政已不再需要了，国家已不再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成了全民的国家。勃列日涅夫时期，“全民国家”理论被纳入“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将其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联系起来，提出“全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二者是同一类型的国家。

与“全民国家”相联系，赫鲁晓夫和苏共还提出了“全民党”理论。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提出：“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苏共中央在后来的公开信中声称，苏共已经“成为全民政治组织”。赫鲁晓夫和苏共提出的“全民党”理论除了理论上的依据之外，还以苏联的社会实际作论证。赫鲁晓夫和苏共认为，在苏联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不存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取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苏联已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可能性。苏共认为苏联逐渐地消除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社会差别，苏共的人民性日益显现，工人阶级的思想已经成为全体居民阶层的思想，工人阶级建成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已经成为全民的任务，因此，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已经成为“全体苏联人民的党”。苏共的有关文章甚至认为，工人阶级的理想和意识形态成了全体人民的理想和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工人阶级的党成了全民的党。显然，苏共“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党的学说，而且也是严重背离苏联的现实情况的。在当时的苏联，虽然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剥削阶级虽然作为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代表其利益的敌对分子并没有完全被消灭。因此，苏共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现实基础是不存在的。这一理论只考虑到了政治的需要，并不符合苏联当时的社会现实，因此，是站不住脚的，经不起实践和时间考验的，苏联的剧变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种理论的错误。

勃列日涅夫提出的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同样是一个脱离当时苏联实际的理论。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认为发达社会主义要以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的全面协调发展为前提。经济条件是强大的物质基础，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稳定而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全面发展和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在生产中得到采用。政治条件是“成熟的社会关系”。这种成熟的社会关系是在消灭了一切剥削因素和确立了社会在政治与思想上的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现了最深刻的民主的全民国家。文化条件则是，国民教育的广泛发展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普及和树立。然而，从当时苏联社会的实际情况看，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远远脱离了现实状况。从苏联的生产力水平看，不仅没有达到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水平，而且还远远低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事实上，苏联的年平均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末是下降的，大约下降了50%，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53% ～5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0% ～25%。进入70年代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减缓。工业产值增长速度从70年代初的每年增长7% ～8%，到1976年和1977年下降为4.8%和5.7%。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由8.5%降到5.9%，农业总产值从4.3%降到1.1%。1982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到2.8%。工业企业的利润也不断下降，1970年整个工业利润率为21.5%，到1977年降为14%。经济增长的停滞导致短缺经济，日常生活用品严重缺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在科学技术方面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在社会关系方面，在稳定的表象下，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出现了“夜间人”和“厨房政治文化”现象。各种流派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一些社会集团的签名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不同利益集团的对立与冲突时有发生，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非常突出。在思想文化方面，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也脱离苏联实际，在当时的苏联，虽然人们高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但实际上还远没有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在青年一代中，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逐渐丧失。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人们具有了非常明显的“非政治化倾向”——“我不管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只要给我的钱多”。在同一份报告中还指出，一些大学生“不仅嘲笑列宁……和其他革命活动家，而且嘲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虔敬态度”。在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中，“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根据最新解密的苏联档案，20世纪70年代苏共高层领导人的活动中根本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任何记录。高层领导人如此，其他干部队伍的理论学习状况就可想而知了。这些人只知道追求自己的更高的特权地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早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

苏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主观主义导致所形成的理论严重脱离苏联社会现实，造成了理论与实际的巨大反差，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一些人对未来失去信心，不再关心政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也往往停留在口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