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PP：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游戏？

2015年8月1日（北京时间，当地时间为7月31日）, TPP部长级会议在美国夏威夷落幕。经过4天的讨价还价，这次被外国媒体称为“最后冲刺阶段的谈判”，最终没能触碰终点线。但是，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9月16日报道，当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曾针对夏威夷的触礁，又在企业主年会上自信地表示，在2015年内将正式签署TPP，因为数周之后TPP谈判国的12位贸易部部长将再次聚首召开会议，并将有机会最终敲定这项协议。

夏威夷会议未能使部分条款得到所有谈判成员国认同，以失败告终，使奥巴马遭遇一大挫折。日本虽然在会后建议尽快重启谈判，也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支持，但在谈判成员国难以调和的矛盾因素面前，新一次会议是否能形成共识，还是个未知数。如果联系到美国和加拿大即将进入大选期，美国在2016年1月将全面启动总统大选，如果2015年内不能签署协议，2016年美国国内跨党派合作推进TPP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再加上受选举影响，美国国会也难以批准在美国国内饱受批评的TPP协议；而加拿大将于10月19日举行大选，倘若政权更迭，那么迄今取得的会谈成果可能会化为乌有。因此，TPP议题在美国很可能会被搁置至少1年，乃至更长时间。美国NGO公民组织负责全球贸易观察的华乐科认为，夏威夷会议没有达成协议，意味着TPP将陷入美国大选的政治旋涡，且随着各国反对声浪越来越大，达成共识的机会将越来越小。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向媒体表示，“如果推迟至（2015年）9月后达成共识，那将会产生空档期”，暗示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前，TPP谈判将无法继续进行。因此，夏威夷会议到底是TPP谈判被延宕的冲刺，还是会铩羽而归？虽然部长级会议在奥巴马和安倍晋三的强大压力下，于10月5日宣布就TPP协议达成了一致，但是由于各国在有关条款方面的巨大分歧，协议文本能否得到各国最高领导层和议会的批准从而最终签署，中间尚存不少变数。

由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在议题设置上，除了传统的关税、服务业和投资自由化外，更包括了电子商务、法规透明、国营事业公平竞争、环境保护、劳工权益、防贪条款等新兴经贸话题，以及中小企业合作、能力建构、贸易与发展等属于伙伴性质的专门条款。对这些议题和条款的谈判，美国人归纳了四个特征和基本要求，即高标准自由化、议题设置广泛、监管法规革新、与时俱进。其全面情况和具体特征、条款要求等，可参阅本书作者主编的《国外智库看TPP（Ⅱ）》一书收录的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发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概述：增加贸易和投资，促进就业、经济增长和发展》报告。

TPP可能被赋予了比较广泛的政治属性和地缘政治色彩，但从其基本属性来看，依然是一个自由贸易协议，其被人为附加的政治作用和地缘效应，需要通过自由贸易政策的执行来实现。比如说，TPP谈判国都在想办法消除关税，开放服务业及投资；而劳工和环境保护方面，TPP谈判国则是担心他国通过降低环保标准和劳工标准，作为增加竞争力的措施；法规透明方面，则是要求外资外商的利益能在一国的法制建设中得到清晰的表述并得到保护；把防贪条款纳入谈判，则是防止他国通过金钱贿赂而不是凭借实力来竞争的机制。

在TPP夏威夷部长级会议上，围绕上述议题，美方宣布已经达成了98%的共识，只有2%的议题和条款需要继续讨价还价。但是，在国际谈判中，放在最后的、比例最小的议题往往是最难以啃下的“硬骨头”。正是这2%的差距，给奥巴马总统的自信泼了一盆冷水。据多维网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得知夏威夷会议的结果和原因后，指示日本谈判代表再启谈判并在下次谈判中务必达成共识。但是，参加夏威夷谈判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向安倍坦承，在夏威夷已经举行了数次双边或多边会谈，目的就是促成协议的顺利达成。因此，失败的结果，说明距离目标虽然不远，其面临的难题却是在技术层面上和部长级会议上难以逾越的。面对安倍晋三就夏威夷会议作出的“已经到了再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就能商定的地步”的判断和指示，甘利明的回答是，新的部长级会议的召开，“恐怕会需要以年为单位的时间，而在一些问题上需要作出政治决断”。应该说，10月5日达成的一致，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决断”，这可能决定了TPP协议文本正式签署的难度。

日本媒体报道了夏威夷谈判的实况，也说明了最后2%矛盾的解决难度之大。在为期4天的会议上，会谈的最初两天是“相互观望对方出拳”的阶段，发生风云突变的是第3天。在当天的会谈中，澳大利亚在新药开发数据保护时间方面，缓和了强硬的姿态，此举刚刚使会谈的气氛开始升温，却被新西兰浇了一盆冷水，新西兰贸易部部长强硬地表示，“（新西兰）如果乳制品出口的扩大无法实现，则不会在药品领域达成妥协”。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闻听之后勃然大怒，质问：“到这个时候还需要进行博弈吗？”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弗罗曼虽然同意甘利明的看法，“但没有发挥强大的指导力来说服相关国家”。结果，当天预计3个小时的会议，40分钟就草草收场了。

当天下午，新西兰贸易部部长离开部长级会谈的地点，前往会见本国最大酪农企业主。当天晚上，日本试图与新西兰举行双边会晤，寻找走出困境的办法。但是，直到晚上十一点半，新西兰贸易部部长一直拒绝会面。日本首席谈判官代理大江博士，愤怒地质问新西兰谈判人员，“格洛泽为何拒绝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在各方决定放弃谈判之后，于当地时间9月30日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新西兰贸易部部长为自己辩解说，“我们一直在作出大幅让步和妥协”。而马来西亚贸易部部长则表示，“这是令人满意的会议”。最后，会议发表了“谈判取得大幅进展”的公报。一块奶酪噎住了TPP谈判的喉咙，决定了夏威夷会议的不欢而散。前几年有本畅销书叫作《谁动了我的奶酪？》是用奶酪代表某人的某种特定利益，如果谁敢于触犯，则将受到以牙还牙的惩罚，讲的是为人处世的哲学道理。而这次新西兰的“奶酪”，让夏威夷TPP部长级会谈本来应该晴朗的天空，顷刻间变得愁云密布，说明国家之间的“奶酪”不能动，也不好动，动之则会有后果。

12个国家的部级干部啃不下一块新西兰的“奶酪”，看起来是一则笑话。但是，这块奶酪反映的是12个TPP谈判成员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博弈。而夏威夷会议就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刺刀见红”的战场。在12个发展程度不一的国家里，用一条适合美国的“高标准”作为谈判的标准，这本身就反映出美国既急于达成协议，而又不愿意放弃自身利益的悖论做法。同时，参与各方利益的不同，决定了在某些特定问题上的坚守与寸土不让；参与各方国内的不同利益群体，给谈判施加的压力也不容小觑，就连在美国，劳工团体也因担心激化失业问题而不断制造抗议浪潮。但是，最重要的可能是，参与TPP谈判的其他11国，对TPP潜含的地缘政治因素心知肚明：TPP有助于美国重新制定并落实其国际政策，以针对亚太地区及其他具有战略价值的高增长市场。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其题为《美日无法用TPP遏制中国》的文章中说，对TPP,“官方答案是，美国总统认为该协定将打破12个太平洋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壁垒，并由此促进繁荣”,“简短而真实的答案是：中国”,“关于TPP的关键性事实在于……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根本动机是战略性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于2017年1月届满的奥巴马政府，如果成功促成了TPP，这将成为他继与古巴建交、达成伊核协议之后的又一丰功伟绩，必将留名于美国青史，并为民主党的竞选加油助力。同时，尽管美国再三声称包括TPP在内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并不是针对中国，但是试图“励精图治”的奥巴马总统，在有意无意中也透露了“天机”。2015年5月，奥巴马把话挑明了，他说，美国若未能为全球自由贸易制定（新）规定，那么中国将会接手，以有利于其工人和企业的方式制定规条。

在上述诸多原因和背景下，美国在同11个国家的谈判中，如果没有拿出“大公无私”、“两肋插刀”的气势和胆识，估计其他11个国家不会傻傻地为美国去“火中取栗”；或者说奥巴马和安倍晋三联手对其他10个国家施压，并象征性地作出某些让步，协议才有可能达成一致。事实上，在夏威夷会议之后，为转移视线，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媒体已经把夏威夷TPP谈判的无果，归结为美国对其他国家影响力的下降。这种简单的障眼法，更彰显了“美国主导的这个TPP，本身各国私利都太大，美国试图基于自身利益达成一个总的规则，这样相关国家看到了其中的负能量和不确定性”的疑虑和踌躇。各国自然也对美国的私心和维护私利的不计手段心知肚明，而这又是一些盟国不惜漫天要价的本钱之一。

美国的私利到底有哪些？由于TPP谈判的文本一直因保密而备受诟病，连美国议员也不了解其端倪，因此我们实在难以一一道来。只能借助媒体披露的只鳞片甲猜测个大概。其一，美国的“一箭双雕”算计，明眼人都懂。除前述外，美国政要、前亚太事务助理坎贝尔在2014年9月讲了一次辩证法。他说：“美国在亚洲做对了每件事，参加每次会议，但若TPP告吹，美国很难在亚洲成功；即使美国犯了许多错，但TPP谈成，美国在亚洲仍属成功。”

2015年3月4日，美国商会副主席塔米·奥弗比在国会众议院有关TPP的听证会上说，“TPP是最好也是最后一个保证美国不会被困在外场的机会”。美国国防部部长在2015年4月出访亚洲之前，专门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发表演讲，呼吁国会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因TPP是奥巴马政府重新平衡亚太地区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强的战略意义”,“在我看来其重要性堪比增加一艘航空母舰……这将加深我们与国外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凸显我们对亚太地区的持续承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美洲研究中心主任戴维·马雷斯坦承，“美国只是把TPP尽可能地引至对自身有利的方向”。

因此，TPP不但是奥巴马总统的政绩工程，更与美国重返亚太、布局21世纪，乃至22世纪，确保其霸权和霸主地位的战略息息相关。其他抬轿子的人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要价自然也会不菲，更不要说有的国家还要借机在TPP里再塞进自己的私货，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其二，美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私利甚大。在美国国内，欢迎TPP声音最大、支持力度最大的，是美国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药企业、软件产业。例如，美国在TPP谈判中将生物制药的专利保护年限设定为12年。保护知识产权并设定年限，固然可以为信息流与创意产品的未来商务打开成长发展之门，却关闭了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获取新知识、新技术之门，抑制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动力。别忘了，TPP谈判成员国中，还有越南、马来西亚、秘鲁、智利、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几乎占据成员国的一半。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特别是12年的专利权问题上，不但这些发展中国家叫苦连天，就连日本、澳大利亚也深感不平，强烈反对。

其三，美国政府不敢触碰其传统产业势力。在围绕农业、畜牧产业、汽车工业等传统领域的谈判中，美国汽车行业与日本的矛盾可以用“白热化”来形容。在2015年7月的TPP高级别谈判中，双方曾就哪些汽车可以享受免税待遇发生过激烈争执，汽车业的僵局成为阻碍TPP协议达成的最大障碍之一。美国担心就业岗位的减少，坚持TPP协议中更为严格的“原产地规则”；而日本的汽车制造业对中国、泰国等非TPP谈判成员的零配件的依赖程度更高，不想因TPP协议破坏自己的供应链；加拿大、墨西哥均为美国汽车及零部件的主要供货商，它们不想让TPP协议将贸易优势让给日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麦克阿万纳（Matt McAlvannah）明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让TPP的原产地规则符合本国的目标，确保TPP成员国享受到TPP利益，促进美国国内汽车行业蓬勃发展以及相关岗位的就业”。急于促成TPP协议的美国政府谈判代表，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百般表白，是因为此前他们虽然已经与日本就汽车等产业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秘密磋商，但他们实在得罪不起美国的劳工团体和广大的汽车产业工人。选票面前，他们必须讲政治。在夏威夷会议上，当谈判各方被新西兰的奶酪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之时，素有“美国汽车行业代理人”之称的美国参议员列文悄然现身会场，就是担心日本借奶酪问题的困局，在汽车问题上浑水摸鱼，占美国汽车产业工人的便宜。

其四，美国可借助行业和投资自由化谋取巨大利益。在广泛领域实行自由化，可使美国更加快捷、方便地进入海外市场。在夏威夷会议上，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在投资自由化方面作出较大让步。例如，在零售领域，马来西亚允许同行业的外资企业可向其便利店出资30%以下；越南则同意TPP生效5年后，无需审查，外资就可在全国范围内开设500平方米以下的超市等。再如，在金融领域，马来西亚允许外国银行在马设立的支行，将由目前的8家，增加到16家，允许在店铺外面设置ATM机；越南允许外资向当地银行出资的上限，由目前的15%提高到20%，还将外资向本国通信公司出资的上限，由65%放宽到75%。同时，TPP谈判还规定了在投资方面受到不合理待遇的外资企业可以起诉投资目标国的条款（ISDS）。该条款在提出阶段，就受到谈判成员国的强烈反对，虽然经过完善提出防止滥用的政策后，各方达成了妥协，但是这也成为美国在TPP生效后，握在手中并可随时祭起的“大棒”。

其五，美国的“分而治之”之策。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增量市场。面对中国近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依然中高速增长的经济，不断升级的产业结构，持续增长的资本输出，旺盛趋高的消费热情，没有一个国家不想搭上中国快速发展的“高铁”。

目前，在TPP的12个谈判成员国中，除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外，其余9个都与中国签署了自贸协议；中国-拉丁美洲合作不断深化，中拉论坛已经实质性地开展深度合作，作为拉美国家的秘鲁、智利正在与中国深度融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在推动2.0版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这4个东盟国家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离不开中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都较高，加拿大、墨西哥与中国的合作也在日益加深，就连美国自身，其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融合不断刷新纪录，“当前，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市场。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5551亿美元，是两国建交时的近227倍”,“2000年至2014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金额已接近5000亿美元”,“未来10年，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有望再翻一番”。戴着“修昔底德陷阱”的眼镜，美国人自然感受到了危机和挑战，TPP有可能是美国试图孤立中国的一步棋，是试图拔掉中国前进车轮的“气门芯”。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美国的“分而治之”策略能不能奏效，将取决于其他11国是否具有断然抛弃本国利益，毅然同美国抱团集体自杀的勇气。美国媒体对此评论说，TPP的“真正挑战在于它牵涉12个利益差别很大的国家。有时候它们会很一致，但很多时候它们想法不同”。

其六，理想之火易被现实之水浇灭。美国在TPP问题上有几个理想。用美国官方的语言，可以出好几本专著，可能还不一定能说明白。但是，隔事不隔理，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用简短的话把美国的真实理想说个大概其。可以用老百姓的大白话描述为：一是把伙伴们团结起来，打造所谓的“经济北约”，以遏制中国；二是把伙伴们团结起来，以集体之力，让美国吃肉，他人喝汤；三是以高标准打造“规则之绳”，绑住别人的手脚，方便自己为所欲为。基于这些理想，美国在主导TPP谈判时，无视各参与国的利己思想，无视各国内部的政治和利益群体，故意回避亚太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对此，加拿大奎利亚科咨询公司董事长奎利亚科评论说，TPP的构想过于理想，最终只是多了个协议，“不会增加多少实际的自由化”。

美国的这种理想主义，连其铁杆盟友日本都难以接受。奥巴马对日本人做思想工作时说：中国想制定世界发展最快地区的规则，这将使我们的工人和生意处于不利状态。同时，奥巴马还对安倍晋三说，只要你跟我干，你们违反《波茨坦公告》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干涉中国的南海和东海、霸占钓鱼岛、参拜靖国神社这些事，我也睁只眼闭只眼。因此，满心感激的日本人，带着自己的小九九，不遗余力地跟着美国一起搞TPP。

但是，别忘了，亲兄弟还要明算账。空头的政治账好说，但真金白银地算起来，就是另外一码事了。美国人说，为了我们的共同目标，请把你们国家的稻米、牛肉、猪肉、乳制品、糖类市场全部打开。日本人也不傻，说，凭什么？便要求在TPP中设置例外条款，让其在TPP中享受VIP待遇。看到日本人死硬，美国人便策略性地退一步，说那你们每年设置17.5万吨的稻米免税进口配额吧！日本人还不干，说我只能给你们7万吨。事情就卡在这里，在夏威夷会上，也没有谈出个子丑寅卯来。其实，早在夏威夷会议之前，日本的TPP谈判代表甘利明就对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不同派别的政治家之间、日本政府和国会之间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对加入TPP及农业谈判问题的巨大分歧心知肚明，因此面对日本政府所受到的掣肘，只能无奈地表示，“我将切实站在日本利益的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来找到缩小分歧的办法”。

美国人算计日本人，日本人也没闲着。日本汽车便宜、好使、产量大，因此日本人也给美国人出难题，要求美国取消进口客车的2.5%关税，取消轻型卡车25%的进口关税。美国人自知当面回绝会有麻烦，便又施了一计说，可以，但是你们的汽车要接受美国关于汽车的安全和环保标准，并且要经过美国的认证程序。

由于2015年10月5日美国亚特兰大部长级会议一致通过的文本尚未公开，我们很难了解美国、日本和其他10国的妥协、让步情况。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判断TPP前景依然面临不少问题。美国的媒体则要比笔者的判断尖刻得多，其认为号称“经济北约”的TPP,“如果在2015年8月底之前不能达成有关协议，也有可能会延期2年左右，而这个时间可使中国有充足的手段反击，从而使得TPP丧失原本赋予的功能，最终也可能成为美国又一项烂尾工程”。当然，在10月5日之后，TPP成为“烂尾楼”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协议文本尚需得到各国最高领导层和议会的批准后方可签署，“销售”问题一下子就突出了，如果各国不予批准，TPP照样难以实施。本文材料汇集了亚特兰大部长级会议之前的智库评论，从中我们分析12个谈判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也能看出TPP在下一步面临的困难。

世界各国有个通病，那就是什么事情只要一上互联网，就被炒得热热闹闹、乱七八糟，真的假的，难以分辨。对以上世界各国互联网上对TPP的评价，我们可以采取姑妄听之、姑且信之的态度，不一定当真。下面，让我们看看世界各国的谋士参谋们是怎么看TPP的。当然，智库的言论是否切中时弊、说到点上，也有待读者们甄别、研判。

遍览美国著名战略智库，发现有21家特别关注TPP问题，它们分别是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学会、皮尤研究中心、经济政策研究所、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发现研究所、国家亚洲研究局、国民经济调查局、胡佛研究所、进步政策研究所、竞争性企业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和平研究所、米塞斯研究所、全球发展中心、史汀生中心、大西洋委员会、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詹姆斯敦基金会。这些大名鼎鼎的智库，是“堂奥幽深、门厅广大”的大牌智库，当既有“仙山不俗、静虑深谋”之名士，更有“功力上乘、命题宏大”之修为，应该不会让读者失望。

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将对TPP的研究置于亚太贸易的视界中予以关注，并对加拿大、日本、韩国重点关注。当TPP谈判成员国尚只有9个国家时，其在《亚太贸易的进展》中就认为，“TPP是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或许也是迄今为止该地区乃至全世界最为全面的贸易协定”，并“认为各国领导人在檀香山发表的声明过于雄心勃勃，2012年的谈判内容将主要集中在处理TPP谈判中出现的障碍上，这些障碍包括环境、劳工、特定农产品以及资本管控等其他问题”。在报告《美国2012～2013年的贸易政策前景》中，其作者认为，“推动新的贸易倡议需要做三件事情：首先，与迅速兴起的贸易市场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深化现有贸易伙伴关系；其次，用承认我们全球供应链重要性的方式来加快目前伙伴国之间的贸易一体化进程；最后，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贸易自由化的规模”,“TPP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符合21世纪需要的贸易协定是因为它捕捉到新兴的贸易问题并使其合理化，同时它也定义了未来的经济竞争”,“TPP潜在的新成员必须愿意解决与其他成员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并以此表明其愿意接受TPP的高标准要求”。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亚太一体化：政策影响》报告中，其作者认为，“由于TPP谈判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所以中国和其他重要区域伙伴加入TPP的可能性会很低”,“TPP谈判既复杂又极具野心”,“对于美国、亚太地区以及全球来说，亚太经济体一体化和完善的贸易投资规则十分重要。‘跨太平洋轨道’与 ‘亚洲轨道’，尤其是TPP，体现了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围绕日本问题，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将美日天然气合作问题、日本国内女性就业问题、农业问题等纳入研究范围。《日本经济复苏取得的突破——日本在监管改革方面的努力》报告指出，安倍首相本人看到了推动TPP或加入TPP所能带来的价值，他认为TPP是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安倍首相不断对 ‘酷日本’（Cool Japan）战略作出评论，他认为推进该战略能够向全世界展示日本的良好形象”。在报告《安倍经济学：美国的观点》中，其作者认为，“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和日本进行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双边谈判，尽管目前汽车和保险行业的谈判较为艰难，但是美日即将达成协议。目前，需要进行深入讨论的问题是农业，不是汽车、保险或者其他行业。农业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日本人包括安倍政府在内很乐意推动农业改革”。报告《日本在TPP中取得的突破？》则认为，“在农业问题上，日本采取的更多是防御姿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在整个TPP中的 ‘进攻利益’与美国的 ‘进攻利益’十分相似”。

布鲁金斯学会在报告《首相安倍增强日本实力的运动》中认为，“日本面临与亚洲各国相同的窘境：如何从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中获益，并在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和军事影响时不会变得软弱”,“就日本为加强其自身和联盟关系采取的措施而言，美国持积极态度。日本首相安倍过去措施的漏洞（如保密法律、集体自卫权的重新解释）使盟友的行动受到限制”,“美国决策者看到从日本经济恢复稳定中可以得到显著回报，以及日本经济复苏对TPP成功的积极贡献——因为该协定对于美国实现亚洲平衡政策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美国与日本旷日持久的市场准入谈判为日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决心带来阴影，并且阻碍了美国外交政策核心事项的发展”。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在《日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国》报告中指出，“2011年11月日本政府考虑加入这一谈判极大地提高了美国从这一协定中获取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其可能产生将近四倍的商业回报，这对于美国农民和很多美国企业而言充满了诱惑，但是其同时也遭到来自美国汽车业的强烈反对，这可能威胁到国会对任何协定的批准。从战略上讲，东京参与到华盛顿主导的TPP中可以帮助抵消由于日本无力解决美国在 ‘冲绳岛’的军事基地问题而导致的紧张局势，而且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参与将使TPP成为应对中国在东亚影响的更可信的对冲，因为这将为奥巴马政府 ‘重返’亚洲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提供经济支撑”，报告援引一位日本高官的话说，“这一谈判不仅是贸易谈判，更是一个高水平战略对话。我们希望TPP成为美国和日本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象征”,“日本官员将TPP视为一个朝着更广泛的亚洲贸易协定发展的建设性组织，总有一天会将中国包括进来。而美国虽然口头上表示那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但是私下里它表示从来没有期望北京会成为高标准的TPP的一员”,“从地缘政治上看，东京的加入将意味着应对中国的一个统一战线的出现，从而进一步限制北京在东亚的经济和战略影响力”。在该智库的另外一份报告《在TTIP和TPP阴影下的谈判：欧盟-日本自由贸易协定》中，作者认为，“欧盟—日本自由贸易协定应当被视为欧盟和日本在21世纪推行贸易政策的重要支柱。在全球将注意力放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上时，欧盟和日本之间进行的贸易谈判取得较大进展”,“欧盟和日本之间的 ‘积极整合’是为了通过欧盟-日本产业政策对话渠道来维持自由贸易制度结构之外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在报告《日本促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达成》中认为，“即使日本做了功课，并做好准备，但是，鉴于我们谈论的是一个伟大而野心勃勃的计划，因此我们要花一段时间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有人认为，大部分的技术工作将于10月结束，但我不认为最终的协定将会出炉，因为一些最棘手的分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不是为了遏制中国，它的诞生源于美国对被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边缘化的担忧。这并不是为了孤立中国，而是一种前进的方式”,“在某些领域，日本可以平衡美国的力量。在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等方面，日本和美国站在同一边”。

国家亚洲研究局的报告《日本：背景和资源》认为，“自《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以来，日本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以及注重经济往来与合作的外交政策所体现的”,“安倍晋三执政后宣布日本有意加入TPP，尽管国内民众对此表示反对。他声称，加入TPP符合其 ‘安倍经济学’政策，而且也将是振兴日本经济的重要一步”,“鉴于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TPP中目前最大的亚洲经济体，它的参与为TPP谈判增加了可信度。有经济学家估计，日本加入TPP会使TPP产生的利益增至三倍”,“在战术层面，由于美日在诸多领域存在共同利益，所以日本加入TPP将会提升华盛顿在TPP谈判中的地位。日本可能会在一些问题如贸易服务、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国有企业上支持美国。虽然日本对其大米和汽车领域的保护仍然是美日之间局势紧张的一个原因，但是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利益一致”,“对日本来说，TPP有助于其国内改革和实现更大的经济自由化。对美国而言，日本的参与增加了TPP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并可以将日本作为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强大工具。虽然谈判的结果仍不确定，但是日本的参与无疑为所有TPP成员国达成最终协定增加了筹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美日之间围绕TPP而扩大的隔阂进行了研究。其在《〈读卖新闻〉调查：美日继续保持紧密关系，但一些微妙隔阂正在扩大》报告中认为，虽然“美日两国对彼此非常信任，两国的大多数人认为，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应该维持在目前的水平”,“也许更重要的是，美日联盟应识别未来哪个国家将对其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日本近年来越来越多地选择美国，而美国人很少选择日本”,“日本人怀疑美国的政治稳定性以及质疑美国为接触中国而作出的努力。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关键挑战是，日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

关于韩国与TPP的潜在关系，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其《韩国应该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吗？》报告中指出，“2013年11月，韩国宣称有兴趣加入TPP，并与其他参与国开始进行协商。目前，TPP有12个成员国，韩国仍在考虑是否要成为第13个幸运儿。韩国加入TPP预示着它与主要贸易伙伴十五年来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将达到巅峰。此外，韩国加入TPP将为本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补充一系列贸易措施，尤其是韩中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事实上，韩国未来十年的贸易政策既定目标是在促进区域一体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作为TPP和RCEP之间的 ‘脊梁骨’”,“韩国通过加入TPP可以获得诸多收益，并有助于塑造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韩国加入TPP将增强美国在该协定中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地位，而且也有利于提升中韩双边关系”,“韩国应该继续奉行RCEP和中日韩协定。最重要的是，韩国应该致力于完成与中国之间的协定，因为它可能为将来中国加入TPP奠定基础”。另外，布鲁金斯学会在《韩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重大决定》报告中认为，“韩国转而实施雄心勃勃的自由贸易协定政策，与主要经济合作伙伴签署协定解决非关税壁垒，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改革的结果”,“对于韩国来说成为TPP成员国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可以获得大量的贸易收益；在与中国和日本正在进行的解决非关税壁垒谈判中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有利于使自由贸易协定合理化；巩固与美国的联盟。对于一个怀有成为国际贸易中心雄心的国家来说，缺席TPP将会错失促进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良机”。

围绕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亚太经济一体化：映射着前进道路》报告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亚太地区两大区域一体化项目”,“TPP和RCEP倡议涉及诸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全球产量和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很大。这两个倡议都涵盖超过一半的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且都涉及消除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壁垒。TPP和RCEP拥有相似的谈判议程以及共同的成员，貌似这些重合有助于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实现。然而，将这两个倡议合并成一个共同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将极为困难”,“由于TPP谈判有望比RCEP谈判提前完成，所以TPP谈判的结果很可能大大影响RCEP谈判”,“另一个仔细权衡TPP优劣势的贸易大国当然是中国。如果它也加入TPP，那么TPP在未来可能扩展为17个成员，离涵盖所有（21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目标将更近一步。广泛的共识是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TPP的责任义务，尤其是将政府干预市场的措施予以透明化。中国要想加入TPP，就必须加大贸易自由化程度”,“如果中国愿意并能够在未来几年内加入TPP，那么TPP将不仅成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标准，还会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标准”,“如果中国在2020年之前没有加入TPP，那么通向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另一个选择是一种混合的方法，这种方法会将TPP中的 ‘硬’元素与亚洲贸易一体化方法中的 ‘软’元素连接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混合的协定——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将会成为提供适用于TPP和RCEP互惠义务的框架协定，同时TPP签署成员依然受到TPP条款的法律约束。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中国能够继续深化彼此的商业关系，而不需直接将中国吸纳进TPP, TPP签署成员不需要为了迁就中国而使TPP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活力减少。出于各自的政治考量和经济目标，中国和美国或许会发现这样一种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愿景的混合方法颇具吸引力”。

美国重返亚洲及其战略布局问题，是美国智库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美国重返亚洲》认为，“美国一直关注的是保护其全球霸主地位——这必然意味着美国将尽一切所能阻止或破坏中国的崛起”,“总统奥巴马的亚洲战略及相关言辞对中国人看法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即认为美国所有的行动都是试图阻止或实际上破坏中国崛起的阴谋”，报告专门指出，“虽然奥巴马总统表示，如果其他国家愿意接受TPP正在制定的高标准，那美国欢迎这些国家加入到亚洲的大繁荣中来。但目前该地区所有主要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而且中国不遵循那些规则。没有亚洲国家愿意破坏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当美国经济增长疲软而且欧洲的经济未来很不确定之时”。《最后阶段：美国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终结时面临的挑战》报告认为，“国内政治在塑造美国贸易议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进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代表了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高风险实验，即是否有可能通过大型跨区域贸易协定来推动深度融合议程。由于这些谈判接近尾声，重要的问题日渐凸显：成员国之间发展不均衡，这是否会影响到雄心勃勃的经济一体化标准？美国政府能够通过更新贸易促进授权法案来维护协商信誉吗？”在《与国会议员吉姆·科斯塔和埃里克·保尔森谈论贸易：为什么TPP和TTIP会推进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报告中，作者认为，“参与TPP和TTIP的国家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二和全球贸易的一半，并拥有涵盖13亿人在内的消费者市场。美国近70%的商品和服务已经出口到TPP或TTIP的合作伙伴国，而且美国84%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这些伙伴国。2018年，TPP或TTIP的市场流动资金估计将增长6.7万亿美元。如果这两个协定的谈判得以完成，美国将享受近三分之二的全球经济的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成果”。《中国、美国应该建立新联系》报告建议，“加入TPP谈判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就像十四年前加入WTO带来的影响一样，因为它将增加许多机构的利益（特别是在金融和国有工业部门以及能源、运输和电信领域）。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中国经济基本上是 ‘封闭的’以及受保护的。加入TPP并且逐步朝着TPP设立的高标准迈进，将对这些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军队是美国和中国战略互动的核心，因此，必须付诸努力深化两国军事机构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中美“在许多所谓的全球治理问题上进行务实合作将提上日程，其中包括反恐、打击海盗、气候变化、海事安全、经济稳定、能源安全、食品安全以及为网络活动设定全球规则”,“奥巴马不与他的各政府部门就2014年11月在北京构建新的动力问题上合作，并扩大中美关系的 ‘合作区域’（双边、区域以及全球），那将会是一个错误”。

围绕TPP的前途，布鲁金斯学会的《为什么TPP是亚洲“再平衡”的关键》报告认为，在夏威夷会议上，“如果谈判成功，参与国将获得巨大利益，这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也将是一次外交胜利。如果谈判失败，美国总统政治将陷入僵局，并且阻碍亚洲 ‘再平衡’的进程，而奥巴马政府的 ‘再平衡’政策有两大目标：一是使美国进一步融入亚太这个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二是防止美国在该地区的空白不断被发展的中国填补”,“奥巴马总统和共和党国会领导希望在2016年2月截止日期前完成这一进程，但最好是在2015年12月或者2016年1月完成。根据政治规则，2016年2月1日举行爱荷华州党团会议之前必须进行投票，所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无法成为总统竞选中的议题。自由贸易协定并不受选民欢迎，尤其是对民主党而言”。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新数据对当前反对TPP的争论如火上浇油》认为，“跨太平洋贸易赤字不断增长将造成贸易相关工作岗位数量发生变化。本月公布的新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成员国的贸易逆差增至2651亿美元。这进一步证明另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会继续扩大美国与其他TPP成员国的贸易逆差，并将使美国就业状况进一步恶化”,“TPP就像过去的贸易与投资协定一样，并不符合美国广大劳工的利益。总统不应该推动签署该协定，国会也不应批准通过该协定”。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在报告《美国贸易政策的未来》中认为，“二战后，国际贸易大幅增加，基于开放经济原则的全球贸易框架建立。尽管美国对贸易的依赖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但是美国处于这些变化的前沿”,“奥巴马政府一直认为，TPP和TTIP可以提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保证基于开放和透明价值观的国际市场的稳定”，但是“TPP和TTIP离获得全面支持还有很远的距离。经济学家、劳工代表和消费者权益团体都表达了其对就业、不平等、国家主权和安全标准影响的担忧。此外，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尽管经济逐步复苏和对外贸信心逐步增加，但美国人相信全球化的好处从21世纪初已开始大幅下跌。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这些 ‘新一代’贸易的好处被夸大了”。该智库还注意到，“大部分反对者主要关注过程的保密性。议员并没有权限获知谈判进展，只能在一个安全的房间里查看文件”,“这使得国会以及公众抱怨被排除在审议之外，而实际上这一切应该公开进行”。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在《强化同亚洲的经济联系》报告中认为，“TPP被视为一个无中国参与的经济合作机构。当然，经济参与会带来一些政治后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意味着美国是一个游戏规则改变者。如果美国在没有加入TPP的情况下参与亚洲经济事务，那么美国真的会被排除在未来所有协定之外。相反，在所有的这些国际协定中，中国一直位居前列和中心——在东盟和中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协定中就是如此。因此，除了美国与新加坡之间的贸易协定，以及美国目前努力完成与韩国之间悬而未决的双边贸易协定，美国一直被排除在其他协定之外。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是TPP已经成为一个 ‘争夺影响力战场’的原因”,“如果美中关系陷入困境，那么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也将改变，这也将迫使其他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东盟会突然成为美国的盟友，并否定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国家亚洲研究局在报告《美国太平洋政策需要贸易政策吗？如果需要，那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合适的那个吗？》中认为，“大国缺席TPP不是美国或其他TPP成员国的错，更确切地说，这是当前贸易政策政治形势的结果。自2003年以来，为了协调美国和中印之间的关系，WTO多哈回合谈判已陷入僵局，这一僵局也成为APEC议程的一个障碍，而且如果中国和印度加入TPP，还将可能出现同样的问题。TPP目前的成员国没有责备它们未加入TPP，而且也觉得这些大经济体的缺席不会影响它们的进程。尽管如此，TPP现在的确还不足以成为一个促进区域一体化或类似于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平台”,“TPP只是诸多政策的其中之一，而且尚未完成。如果TPP真的要塑造太平洋地区未来的贸易和投资流动方式，那么它需要纳入新成员”。

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对贸易、外国投资的信心和怀疑》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发达国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成员国对贸易的态度，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成员国对贸易的态度，得出的结论是，“全球公众普遍认为国际商业活动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公众对此持赞成态度。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这一观点，特别是发达经济体——这种怀疑主义在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尤其强烈”,“全世界已达成一个广泛共识，即国家间不断增强的贸易和商业联系有益于经济发展。这是通过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和不同职业的民众调查得出的结果。接受调查的44个国家中，在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会认为，全球化有益于他们的国家”,“皮尤研究中心还对八个TTIP成员国进行调查。与TPP参与国相同的是，在TTIP参与国中，欧洲和美国的大多数民众认为，贸易对经济有利，但是对贸易带来的其他益处缺乏信心。在被调查的TTIP国家中，44%的人认为，国际贸易可增加工作机会；只有26%的人认为，贸易降低商品价格；25%的人认为，国际贸易将增加收入”。在另外一份报告《美国人对贸易的一致看法：对国家有好处，但对就业好处不大》中，该智库认为，“共和党人士和民主党人士都认为加强本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对美国有利，而且这不仅仅对其中一个党派有利”，但是“两党派人士对目前正在协商的贸易协定存在明显的分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奥巴马政府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倡议——对国家有利。但是，民主党人士和共和党人士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而且共和党人士对TPP和TTIP的支持率分别为49%和44%，相比之下，民主党人士更支持TTIP（60%）和TPP（59%）”。

TPP能使谁受益？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全球化会降低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指出，“不公平的贸易协定使美国工人失业，并削弱了低工资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降低美国工人的总体工资水平”,“贸易和全球化主要以两种方式影响美国的工资水平：美国贸易赤字的增加使收入更高的贸易部门工作岗位减少。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导致工人工资水平降低，美国工人失去了进口竞争行业的高薪工作”。在报告《TPP对美国工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协定》中，作者指出“在过去这一代人中，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很多美国人每小时的工资都没有增长”,“在扩大的贸易中工人损失的工资肯定比TPP预计增加的总体国民收入更多”,“声称TPP将 ‘全是收益，没有损失’从经济角度讲是不科学的”,“如果由于贸易的扩展而导致工资增长受到抑制，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支持TPP？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没有关于TPP的任何公开评论、认真分析和对工资问题的关注”,“TPP只是利用商业协定使以下三个事务的发展程度最大化：（1）全球一体化对绝大多数美国工人工资的损害；（2）知识产权垄断者所赚取的租金；（3）美国经济精英对美国贸易伙伴国决策的影响”。其在《内容概述：贸易和投资协议无益于工薪家庭》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全球化已经给大部分有工作的美国人带来工资下行压力，并已经重新分配民众收入。低收入国家贸易的扩大已经导致工人的年收入每年减少1800美元。鉴于美国约有1亿名非大学学历工人，这一群体所遭受的工资损失规模可能为1800亿美元”。

而胡佛研究所在对TPP的研究中，把矛头指向了美国前国务卿克林顿。在报告《希拉里·克林顿与自由贸易》中，作者写道：“‘快速通道’授权的通过将会是自由贸易的胜利，共和党和奥巴马总统很支持该授权。但一些反贸易势力正在密谋阻止该授权的通过，如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当像希拉里·克林顿和南希·佩洛西那样的美国政客和像公民组织那样的组织开始为美国工人争取更多的利益时，政府应该揭露这个站不住脚的沙文主义的真面目。比起没有贸易协定，一个不完美的贸易协定对每个人来说更好一些”。

在TPP和中国的关系问题上，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针对美政府发出的声音，在其报告《TPP恐慌：大打中国牌》中认为，“权势集团迫切地警告国会和议员，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可怕的威胁”,“这些言论都是愚蠢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一直遵循的世界经济规则是由美国制定的，是由我们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以某种方式规定的。而这些政策制定者的背后支持者是跨国企业投资者”,“打中国牌还显示了TPP支持者和推进者的绝望……支持TPP的派系试图利用对中国在亚洲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的恐惧心理来获取国会的支持。但正是美国制定的贸易规则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现在有关人士称美国工人应进一步牺牲自己的生活标准，以减少中国对美国企业精英的 ‘规则和价值观’的抵抗。这样的言论反映了为TPP辩护的理由在政治和理性上站不住脚。事实上，从普通美国工人的角度来看，让中国制定全球经济规则可能不是那么糟糕的主意”。

国民经济调查局的《中国和TPP：有关效果的数值模拟评估》报告认为，“模拟结果表明，尽管目前TPP将会使中国和其他非TPP成员国（包括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利益受到损害，但将使TPP成员国受益。受这些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世界总生产量和福利将会提高。当贸易自由化进一步发展时，这些影响将会更加显著。如果中国加入TPP，那么除了世界上其他未加入国家之外，所有国家都将受益于此。在完全去除贸易成本的情况下，中国的总生产量将增加约3.8%，福利增加1.1%，贸易增加超过10%”,“TPP将使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成员国遭受损失，但是负面影响并不强，因此中国可能不太担心TPP的影响。如果日本参与其中，日本将获得收益，但是中国遭受的损失将会更大。中国如果加入其中，将会使其他TPP成员国受益，因为对于那些国家而言，中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如果中国能成为其中一员，TPP可能变得更加重要并且有更大的影响力”。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英国、中国和西方》报告认为，“英国既是中国最大的欧洲投资者，也是欧洲最大的中国投资目的地”,“伦敦的公司现在可以申请将人民币直接投资到中国的许可证。伦敦正在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英国希望看到一个完整的中欧自由贸易协定。当然，中国不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成员国，但英国将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看作中欧谈判的补充”。

美国国内的不同派别和利益集团，对TPP的态度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美国发现研究所的《发现研究所研究员：TPP不仅仅是关于贸易》报告认为，“TPP有其有益的目标，比如使日本限制良多的农产品市场对美国生产商开放。但是根据贸易协定中泄露的细节内容来看，贸易自由化可能只是TPP具体内容中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奥巴马可能是在两党合作的幌子下推进TPP，但同时更专注于推进其接下来的党派政治议程”,“奥巴马总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美国宪法制度的制衡体系，削弱了美国之前的力量和威望”,“现在是时候拒绝 ‘奥巴马主义’了，我们应该主张加强主权机构和维护美国及其公民利益的法律力量”。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加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黄金法则》报告认为，“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帮助美国创造出蓬勃发展的创新文化。通过奖励那些为了创新而冒着风险的人的做法，相关人士能够正确地追求自己的下一个伟大想法。这一运转机制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国家，创新型的美国公司愿意斥巨资用于研发革命性的事物，如苹果手机（iPhone）和新的生物药物……据美国商务部称，美国创新产业的经济产出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并且提供了400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美国有机会与所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和希望加入该协定的国家分享这些好处，这些国家需要接受最终协定。该协定带来的好处包括合理的专利、版权和商业秘密保护，建立防止假冒和数字盗版的有效机制，以及十二年的数据保护期以保护创新”。该智库的另外一份报告《TPP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有利于创新、消费者和病人》认为，“基于未来的全球创新以及全球消费者和患者的利益，奥巴马和国会的亲贸易成员必须坚持提倡为知识产权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并将其纳入TPP的最后一轮谈判中……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机制将有助于为所有TPP成员国的创新与繁荣创造条件”,“美国总统是时候表现出其与TPP伙伴国同样的决心了，如果他这样做，那么他就可以确保美国不断发展，并在21世纪的经济中不向其竞争对手（如中国）屈服，也不限制可以改变民众生活的潜在创新”。

与美国智库相比，加拿大智库对TPP的研究议题相对更为集中，它们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一是加拿大在未来的亚洲发展中应该居于什么位置；二是加拿大应该如何振兴自己的经济；三是在TPP谈判中，应该在哪些方面背水一战。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的报告《哈珀和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新的关注点是在亚洲还是在密切加美关系上？》认为，“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的APEC峰会上提出TPP谈判的构想，并且美国要拥有最大的贸易优先权，其目标是使TPP成为21世纪 ‘野心勃勃的反映美国优势和价值的贸易协定’”,“奥巴马总统知道即使是TPP目前只涉及九个国家，想要获取完美的谈判结果并完全实现美国的目标也是非常困难的。奥巴马打算在明年结束TPP谈判，他可能是希望在关键时刻得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的支持，因此将加拿大拉入TPP谈判。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贸易战略的多样化对加拿大是有利的，就像美国一样，我们已经认识到亚洲早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尤其是中国日益成为我们能源输出的市场，也是加拿大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

加拿大智库人民评议会的《中国提出到2025年亚太地区将实现自由贸易》报告认为，“中国已经提出一项新的 ‘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也获得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其他20个国家和地区的支持……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宣布的。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一致同意就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可行性进行一个为期两年的研究，亚太经合组织表示，亚太自由贸易区将大大促进亚太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共同繁荣”,“由21个国家和地区构成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被视为由12个国家构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竞争对手，TPP很可能会错过年底完成谈判的最后期限……一些中国的分析人士和官方媒体已经把TPP看作一种对北京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的试探——华盛顿反驳这一指控”,“就亚太自由贸易区可能涉及的问题进行的战略研究将会在两年内（可能于2016年11月在秘鲁首都利马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被提交给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完成谈判的目标日期已定为2025年。接下来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可能于2018年在加拿大举办，这可能是亚太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关键时期”。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最近做了一个关于加拿大人对潜在的加拿大-中国自由贸易协定态度的调查，并在《加拿大转向亚洲》报告中公布了最新调查结果，“结果表明，不管是居住在本国的加拿大人还是居住在亚太地区的加拿大人，他们都强烈支持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受访者中，47%的人认为应该优先与中国进行谈判，其次为日本（16%）、印度（15%）、欧盟（11%）、韩国（10%）和泰国（2%）”,“哈珀政府已经为加拿大奠定长期亚洲战略的基础。在这一战略中，中国将是核心部分。与亚太基金会刚刚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的一样，尽管加拿大对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存在担忧，但加拿大人应该意识到他们别无选择”。该智库在《加拿大正在追赶亚洲，但我们可以飞跃前进》报告中再次显示了加拿大急于参与到亚洲地区的热情。“加拿大政府急于参与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理由如下：加拿大在亚洲的市场份额较低，与亚洲国家没有全面的贸易协定并且加拿大没有被邀请加入像东亚峰会这样的区域性组织”，而“加拿大加入TPP是不确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拿大加入TPP最大的障碍就是其最亲密的盟友和贸易伙伴。加拿大和美国的亲密关系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的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峰会上显而易见。奥巴马暗示加拿大的乳制品和家禽产品的供应管理可能会破坏协议”,“中国和印度是全球大国，同其他主要的工业国一样，亚洲对加拿大未来的繁荣至关重要”,“相对而言，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深远，而温哥华可以被称为亚洲以外 ‘最亚洲’的城市，这些都是在加拿大和亚洲关系中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资产，这些资产提供了潜在的外交杠杆是其他西方国家羡慕的资源”,“加拿大政府的亚太门户走廊计划（APGCI）不仅将温哥华视为连接亚洲和北美的切入点，还将其视为连接太平洋两岸政府、商业、文化和研究的枢纽”,“成功将意味着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在亚洲这一区域建立了一个新平台；失败则意味着加拿大不能满足其政治意愿从而促使经济多样化，尽管亚太地区的机会和潜力如此明显”。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的《分析师称赞TPP的“决定性转变”》报告认为，“多年来，加拿大对于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兴趣不大。最近，加拿大表示它希望加入该协定，此举被分析师视为哈珀政府对待亚洲市场的一个分水岭”,“加拿大已经认识到，未来十年的经济引擎将位于亚洲，而且我们在该地区拥有大量机会。美国正在转向亚洲，以帮助美国摆脱目前的经济危机，加拿大也应该转向亚洲，为我们的资源和其他产品寻找新市场”,“参与基于亚洲的机构将提高加拿大在双边关系中的利益，而这对于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很重要”,“所有国家参与谈判都是为了保护它们的利益。加拿大想要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做法也不例外……加拿大将努力在我们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供应管理方面，保护和增加我们的具体利益”。

弗雷泽河研究所在报告《加拿大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入战略性贸易政策新时代》中认为，“2013年5月，中国宣布对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好处和挑战进行评估。但中国在短期内加入该协定谈判的前景是不确定的”,“如果中国最终也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话，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经济层面的重要性将大大提升。中国拥有超过14亿的人口和超过8%的年增长率。未来十年，预计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如果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能够将中国吸引进来，那么它将是第一个涵盖全球三大经济体的区域协定。这三大经济体分别是美国、中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约占全球GDP的40%”,“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以使加拿大企业有机会获取市场知识，学习如何融入亚洲供应链，而不是与亚洲企业竞争中国的市场准入。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根基将有助于加拿大在该地区从事贸易活动，并通过双边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东盟框架，为加拿大与中国达成直接协定奠定基础”。

加拿大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所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报告中指出，“美国与欧盟已经开始进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其与另外11个国家正在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印度、中国、巴西和其他一些大型经济体都不在两个协定之中。相反，印度、中国、东盟以及另外4个国家已经开始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然而，RCEP 16个伙伴中有7个也在进行TPP谈判”,“据了解，中国也已经开始在若干领域改进政策，以解决与公平竞争有关的担忧。除了国内政策上的变化，中国正与欧盟和美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这些努力将有助于中国为从大型FTAs中产生的潜在世界标准和相关规则做准备……通过各种政策的组合，中国正做好准备以符合 ‘后TPP世界’的各项规定”。

在加入TPP谈判问题上，加拿大也走了一段彷徨之路。C. D．贺维学会的《加拿大的正确选择》报告认为，“加拿大总理哈珀宣布加拿大有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该协定旨在提高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但是，加拿大的愿望和它的能力之间仍有明显差距。一些人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试图让加拿大作出让步，以此作为它们加入TPP谈判的先决条件”,“加拿大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是美国出口的首要目的地，也是世界上二十大经济体之一，但它想要成为TPP谈判方的努力来得比较迟”,“成为TPP成员国将使加拿大企业有机会扩大其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市场，并锁定经济蓬勃发展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市场。最重要的是，它会使加拿大在充满活力的亚太贸易集团获得一席之地，这个贸易集团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加拿大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在多个层面上重新与美国搞好关系，强调加拿大作为其亚太合作伙伴的重要性，并强调在贸易项目上取得的切实进展。加拿大必须就贸易问题提供一些进展的证据，这对美国很重要，而且美国主要利益一直在版权改革上。加拿大应在相关问题的改革上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使美国愿意无视新西兰的反对意见，并推荐加拿大参与TPP谈判”。该智库在《为什么加拿大应该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报告中认为，“新的贸易协定所涉及的国家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总产量的50%，其贸易额占世界贸易的40%……加入TPP会使加拿大与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建立贸易关系，这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远远超过西方”,“加入TPP将有助于加拿大企业在东亚拥有更坚实的立足点。TPP涵盖影响跨太平洋业务链的一系列前沿问题，并使加拿大与潜在TPP成员国的商业关系更适应现代化需求”。

加拿大国际委员会在《正如我们所知TPP将不会摧毁加拿大》报告中，则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能导致加拿大废除供应管理制度，而这种制度对于乳制品、家禽和蛋类的生产极为重要；对于大型药物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会限制救命药物的获取途径；政府采购限制和版权规则将破坏互联网自由”。随后报告提出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加拿大想要参与这样一个 ‘愚蠢’的协定？”随后该智库回答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过程表明，它不同于其他贸易协定。相关言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破坏互联网、损害我们的健康保健系统、降低政府保护环境或调整劳动的能力——是无稽之谈。我们是时候该认真看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了。这是加拿大在快速增长的亚太地区进行自身定位的契机，加拿大需要利用好太平洋地区自由贸易和投资提供的增长前景”。

在涉及加拿大核心利益问题上，智库也在不断出谋划策。C. D.贺维学会在报告《〈环球邮报〉专栏：加拿大可以成功管理乳制品供应而不打破其TPP承诺》中认为，“农业问题是TPP谈判的症结所在。考虑到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家对农业的高度保护，在TPP国家之间实现农产品贸易全面自由化的机会渺茫，但每一个国家都将提供比以前更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加拿大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障碍来自本国的乳制品、家禽和蛋类的供应管理系统，这要求加拿大对潜在的进口产品设置巨大的关税壁垒。加拿大加入更加开放的新贸易区，而不向外国生产商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这样的机会极其渺茫”。为此，该智库建议“牛奶生产商必须共同限制产量，以使牛奶价格保持在适当水平。从长远来看，限制有创新想法的新成员和阻止农民进入乳制品出口市场，会使乳制品行业本身受到严重的损害。如果加拿大能够废除这个高成本系统，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了”,“是时候要求加拿大的乳制品生产商参与国际竞争，而不是强迫消费者和小型企业来为这样一个重要的产品买单了”。

该智库在《〈环球邮报〉专栏：最终在TPP谈判中，加拿大就乳制品保护问题背水一战》报告中写道，“在夏威夷，加拿大受到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轮番轰炸，因为加拿大政府拒绝降低其250%的乳制品关税。多年来，国外的大型乳制品出口国一直希望进入加拿大市场。在毛伊岛的第十一个小时，加拿大贸易部部长艾德·法斯特（Ed Fast）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为了让加拿大参与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游戏中，他提出一个提议，即减少加拿大高昂的关税和开放进口配额。这将适用于液态奶和乳制品，以便允许免税乳制品进口随着时间推移有所扩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认为加拿大没有作出足够的让步。但是……妖怪出了瓶，就没有回头路”,“加拿大的乳制品进口提议是否可以撤销？如果是这样，加拿大在未来的国际贸易谈判中的信誉会怎么样？把妖怪放回瓶子里，这将是加拿大面临的问题”。而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在报告《美国立法者想要在TPP中开放加拿大乳制品市场》中把矛头直指美国，批评说，“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美国立法者将开放加拿大乳制品市场视为谈判的关键问题”，报告援引加拿大奶农政策主任瑞克·菲利普（Rick Phillips）的话说，“美国表现得很虚伪，其断言和要求都是自私的”。

当然，在保护乳制品问题上，一些智库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在报告《TPP：加拿大有机会和重量级别高于自己的对手较量》中说，“最近有传言称，美国对于加拿大不愿降低农业贸易壁垒感到沮丧，正在考虑结束TPP，这将会给解决突出问题施加压力，而且这些突出问题阻碍敲定协议的最终文本，这可能会要求利用加拿大大力保护的供应管理体制在谈判中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加拿大要将眼光放得更远，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身上吸取教训……对于市场稳定和增长的过度保护将会最终制约生产力、创新和农业绩效的发展”,“2014年，新西兰向中国运送了价值35亿美元的乳制品，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乳制品输送目的地。相比之下，2014年加拿大向中国出口的乳制品总价值仅达430万美元……加拿大人需要意识到在TPP背景下放弃供应管理体制将有机会发展乳制品和家禽产品的出口产业，这一产业将会增强加拿大的实力。一个巨大的亚洲市场正在等待加拿大”。

相比于在乳制品问题上的斤斤计较，加拿大智库对药品知识产权的保护充满了热情。弗雷泽河研究所在报告《加强药物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有助于加拿大的贸易协定的达成》中认为，“加拿大在制药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达不到国际标准，这将限制其与欧盟进行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能力”,“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拿大有更多机会来发展贸易、进入外国市场、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提高加拿大对于药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给加拿大人带来的好处包括：降低法律的不明确性和诉讼量，增加更多研究和开发支出，为制药行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实现更大程度的医药自给自足，以及促进更多尖端治疗创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可以提高加拿大在该协定谈判中的地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能够使加拿大进入巨大且动态的亚洲市场，包括未来可能加入该谈判的中国”。

作为南太平洋国家，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亚太地区具有特殊的地位，这也使其智库在研究TPP过程中会产生很多视角独特、很有意思的看法。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在报告《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应对中国的崛起》中，用怀疑的语气写道，“目前有十二个国家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这些国家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为28万亿美元，覆盖的人口为8亿人……因为谈判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很难知道哪些具体事务将会达成一致。重要的是，这些主要的规则制定协议排除了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巴西、印度和中国。虽然细节还不清楚，但是有理由怀疑其经济收益将会是小幅度的，并且与其他的区域（或双边）协定一道，将更有可能导致贸易转移而不是创造贸易”,“同样清楚的是，TPP的目的不仅仅是贸易……TPP将深化美国在国外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强调对亚太地区的持久承诺，并且帮助推动反映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全球秩序”,“华盛顿正在寻求将其排除到新区域贸易规则制定的过程之外”,“尽管目前排斥中国，但是美国可能最终发现，以平等的条件向中国以及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开放TPP将会更好地符合其商业利益”。报告认为，“美国自己也预计中国有朝一日可能被邀请加入TPP……可能的妥协是将TPP和RCEP合并（两者均达成之后）为一个 ‘超级大型区域协定’……这种方式可以使美国和中国在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达成共识，并且共同为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作出贡献”。

在澳大利亚智库中，对TPP持怀疑和排斥态度的并不是少数。在维基解密曝光TPP文本中有关环境问题的内容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展政策中心指出，“美国贸易代表坚持认为美国一直在努力推动 ‘TPP中一个强有力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环保措施’。澳大利亚贸易和投资代表安德鲁·罗布信誓旦旦地说，将在TPP中加入有关环境保护的内容”，但是维基解密公布的TPP有关环境草案的内容，说明“传说中的TPP环境草案原来只是一个没有强制执行机制也没有实际意义的公共关系纽带”,“TPP将会破坏政府、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几十年来为保护我们的气候与环境所努力取得的成果”,“美国总统奥巴马表面上支持国内改善气候变化的行动，实际上却并不愿意在国际上对气候变化做出实际有效的行动”。

国际事务澳大利亚研究所在报告《TPP下的APEC? 》中认为，“今天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体现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这两个对手之间的竞争。这场比赛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第一次宣布在泛太平洋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主导制定贸易规则的竞争”,“对于TPP成员国的领导人来说，如果他们不能提供一个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替代品的话，那么无视中国对其的可行性研究是非常困难的。至今仍不清楚美国是否能够阻止中国继续开展这项计划”,“我们该怎样往前走呢？APEC和 ‘北京路线图’似乎更有相互替代的可能性……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无论是由美国主导还是由中国主导，都不可能是比赛的终点。这将仍然意味着世界贸易体系被割裂：TPP、FTAAP或者RCEP都只是这些碎片中最大的几片而已”。此外，该智库的一篇报告以《TPP是澳大利亚不可避免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为题，列举了TPP对澳大利亚产生的影响、澳大利亚各行业最关心的问题，并预测未来澳大利亚经济的走向。报告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出现和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其效果却是未知的”,“在TPP谈判结束之后，澳大利亚的重点将会转向印度和海湾地区……随着澳大利亚的企业逐渐融入全球的供应链中，这将带来许多巨大的机会。在许多方面除了进入自由贸易的竞技场中我们别无选择。但是对于许多本地的企业来说，由于缺乏先进的生产设备或进入我们的市场的天然竞争优势，它们的生存将变得很艰难。不论是好还是坏，全球经济的必然开放将会导致国内商业环境发生更具有戏剧性的变化，并且会产生赢家和输家”。

在对TPP面临的阻力和困难的研究方面，澳大利亚智库表现得非常直接坦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在报告《争取投资权利的斗争》中认为，“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将限制政府制定保护本国公民利益的政策，但有利于跨国公司获取利润”,“ISDS将危害澳大利亚的主权，生产力委员会也承认这一点，并认为该机制将对澳大利亚政府的治理构成 ‘重大威胁’”,“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对ISDS在促进外国投资方面的作用提出质疑。贸易谈判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因其涉及一系列谈判议题中的各方利益的平衡。但是我们应该在ISDS问题上保持清醒，企业的确有权进行商品贸易和投资，从而创造社会福利。但ISDS只符合一小部分有权势的企业集团的利益并且会牺牲公民的利益”。针对TPP谈判中的保密原则，该智库在《遮遮掩掩TPP：下不为例》中火气冲天地批评说，“TPP谈判代表没有表示能够公开TPP中的实质性内容，而澳大利亚议会的唯一选择是接受或拒绝该协定”,“一个透明的过程可以确保制定的规则能平衡各方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使美国受益。当奥巴马总统表示，‘如果我们不书写规则，中国将……’时，‘我们’包括谁？规则会偏爱债权国而反对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净借方吗？规则会支持知识产权所有者而反对像澳大利亚这样的知识产权用户吗？”

在该智库的《TPP事项的失败不是出于经济原因》报告中，作者分析说，“TPP不是一个真正关于经济的协定……美国的想法是，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与日俱增，TPP将通过恢复美国的区域经济领导权来帮助维护其在亚洲的政治和战略地位”,“TPP需要取代中国过去二十年来在亚洲建立的中心位置，并创建由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新秩序。这意味着TPP需要对抗中国经济的巨大吸引力。只要看看澳大利亚的贸易数据，就知道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即使处于相对缓慢的增长阶段，中国经济仍能提供比美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更多的新的经济机会。而TPP并不会改变区域未来的基本现实，即对于亚洲经济发展来说，中国比美国要重要得多”,“TPP是对奥巴马政府是否下定决心在亚洲加强存在的一个测试……如果TPP获得通过，这不会对美国有所裨益，但如果TPP失败，就会对美国造成严重伤害”。

作为西亚国家，土耳其距离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样遥远，但这并不能阻止其对TPP产生强烈的观摩兴趣。其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机构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叙述了TPP的起源与发展、TPP谈判成员国概况、美国的目标和利益、TPP与其他区域架构，以及TPP谈判中有关农产品、乳制品和牛肉、知识产权、药品、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和劳动与环境的争议。在《中国、美国和不断变化的全球架构》中，作者断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在APEC峰会和EAS中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来了”，并认为“东亚将面临两方面的挑战：如何定义东盟+3与EAS的关系，如何协调EAS与APEC、TPP的关系。东亚地区的区域架构的形状和特点将会由哪个国家决定，中国还是美国？”在报告《中国对美国亚太战略的回应》中，作者分析说，“2012年1月公布的国防战略方针指出，美国要努力保持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并且有必要 ‘再平衡’亚太地区。该文件表明，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威胁，指出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将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美国的亚太战略有两个目的：全球发生金融危机后，美国利用亚洲的发展优势，在该地区挖掘经济利益，还有就是制衡中国，因为中国已经对美国全球大国的身份构成威胁”。而“中国政府认为，TPP的目标不仅在于增加美国出口、吸引投资，还要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以遏制中国的崛起。据称，遏制、软遏制、平衡、再平衡、孤立并包围中国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另一目标”。最后，作者认为，“目前看来，亚太地区的紧张关系不会继续恶化，因为中国和美国都不愿意看到动荡的亚太地区。双方都在面临一系列的问题，美国正与经济下行做斗争，而中国意识到，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维护国内稳定，使出口、投资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需要与亚洲各国建立更紧密的合作……需要改善其国际形象，而中国需要努力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声音”。

印度作为南亚大国和印度洋国家，虽然没有参加TPP谈判，但态度十分耐人寻味。维韦卡南达国际基金会于2015年8月发布的《理解中国的“一带一路”》报告认为，“美国在2008年之后的战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 ‘新丝绸之路’倡议。其中第一个以及最重要的就是TPP，共有12个太平洋国家参与谈判，包括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等，中国和印度均被排除在外”,“有明确证据表明这些协定带来的一体化经济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TPP和TTIP成功，它们会将亚洲重要区域（不包括中国）融入一个高标准的贸易和投资协定之中，并且也将与欧盟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总之将包括全球经济活动的70%，并以美国为中心”,“如果TPP和TTIP成功，这将意味着印度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将会加入一个庞大自贸区。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将被剥夺目前占其出口市场一半的产品和服务出口市场”。

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在《定义印度在东亚的优先事项》报告中认为，“印度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同很多国家结成良好关系。尤其是东向政策有助于加强印度同东南亚和东亚国家的关系”,“然而，备受关注的印度-美国双边关系似乎已经失去吸引力，而且核协定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印度必须成为东亚经济的积极参与者……印度需要更明智地推动RCEP的进程，并且不应该成为一个有着很大潜能的区域贸易协定的绊脚石。印度不能成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一个成员国，因为该协定针对成员国的社会法规对于印度而言过于繁重”。对RCEP，该智库在《印度称将改革贸易关税以参与全球竞争》报告中认为，“迄今为止印度还没有被邀请加入美国主导的有12个国家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且，其没有资格参加……原因是其关税没有竞争力”,“印度对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感兴趣，该协定包括东南亚国家以及另外6个国家——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其说道，“印度希望成为有望于年底达成的东盟+6贸易协定的主要受益者”。

截至本文定稿，TPP谈判到底是延宕冲刺，还是铩羽而归，尚无定论。但是，了解世界智库关于TPP的议论和研究，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其走向如何，因受制于内外因素，受制于“围堵”和“排斥”的陈旧理念，受制于过分强调维护自身霸主利益，TPP确实难以承担起美国早期对其的期望，也难以阻遏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探索和尝试。10月5日的部长级会议虽然就文本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未来走向如何，仍路漫漫其修远兮。

在此，重温并深刻领会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精神，可能对TPP走出困境、走得顺利有某种特殊的治疗作用：“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中国政府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新”字，概括起来就是：“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当今世界，谁要继续玩零和博弈游戏、搞赢者通吃那套，估计不再会像以前那样顺顺当当了，世界毕竟已经变化了，顺应时代潮流才会有前景。对此，但愿有人能听明白，并践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