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维诺夫的外交遗产

苏俄自国内战争胜利后，积极推行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同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国际事务中，苏联大力揭露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的图谋，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而提高了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为其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一政策的执行者便是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及其副手李维诺夫。1930年7月，李维诺夫继任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是俄籍犹太人，1898年参加革命活动，1902年越狱流亡国外多年，他曾掌管布尔什维克报纸——《火星报》的财务。1918年11月，他回到莫斯科，旋即被列宁派到瑞典执行和平使命，不久又出使丹麦。1921年底，李维诺夫被任命为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长期的侨居生活使其具备外交家的才能，他通晓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频繁的外交实践又磨砺了他的外交才能，使他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表现得干练圆熟、得心应手。

20世纪30年代初欧亚战争策源地形成后，联共（布）一方面宣布不害怕战争，将对好战分子给予“毁灭性打击”; 另一方面提出了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口号，倡导世界各国集体维护和平。联共（布）中央于1933年12月12日通过了关于开展争取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决议。决议强调，为了防止战争的爆发、保卫和平，苏联考虑加入国际联盟，并同欧洲广大国家缔结区域性的共同防御战略。按照这一决议的精神，李维诺夫于1933年底访问了美国，同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后签署了协议，决定实现苏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建立外交关系。此外，他还倡议缔结由美苏中日等国参加的“太平洋公约”，各缔约国承担互不侵犯的义务。由于未获得美日的支持，这一倡议没有成功。在欧洲，李维诺夫的建议取得了效果。苏联同西班牙、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等7个国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与意大利也缔结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34年日本和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后，苏联对国际联盟的态度有了转变，把它视为可以遏制侵略、推行集体安全的机构。1934年9月，苏联加入该组织。

当时法国直接处在德国侵略的威胁之下，是苏联维护集体安全体系的争取对象，法国政府有联苏抗德之意。1933年7月，李维诺夫声明，苏联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同法国没有利害冲突，苏法两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进一步接近不存在任何障碍。12月28日，李维诺夫和法国外长邦库尔会谈，双方同意把反侵略和互助义务补充到1932年11月签订的《苏法互不侵犯条约》中去。法国新任外长巴都积极奉行建立对抗希特勒侵略威胁的“大联盟”方针，主张加强欧陆同盟体系，创建由《东方公约》《地中海公约》《洛迦诺公约》和《法苏互助条约》等区域性防御和互助公约构成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1934年6月底，李维诺夫和巴都在日内瓦签订了相互保证边界安全、集体反侵略的条约，即《东方公约》。1935年5月2日，苏法两国在巴黎签订了《苏法互助条约》。5月16日，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苏捷互助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如遭到某一欧洲国家侵略威胁时，双方彼此协商，并立即给予支援和援助。在附加议定书中，捷克政府又加了一条，规定只有法国对被侵略国提供援助时，苏捷双方才有义务互相提供援助。后来，当希特勒侵略捷克时，法国拒绝帮助捷克，苏联因而也没有提供帮助的义务，捷克为这一条款付出了代价。

英国在欧洲大陆奉行的对外政策是“扶德、抑法、遏苏”。苏联政府也曾努力争取英国，促使其加入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中来。1935年3月，英掌玺大臣艾登访苏。李维诺夫在欢迎艾登的招待会上致辞说：“我认为我们这两个地处欧洲东西两端并连接其他大陆的国家的合作，对于维护和平事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两国会谈的公报亦认为，为了和平和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英苏两国之间不存在任何不能克服的矛盾和困难。然而，李维诺夫的努力未能被英国政府接受。

1937年5月，英国由张伯伦内阁执政。张伯伦口头上爱好“和平”，实际上不惜牺牲盟国以满足希特勒的侵略胃口。法国由于内阁经常变换，政局不稳，议会内部争吵不休，不能团结一致，因而不能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而是看英国的眼色行事。英国竭力想把苏联排斥于欧洲事务之外，对德国采取了纵容态度。结果，希特勒于1938年3月兵不血刃地兼并了受英法保护的奥地利，英法为了安抚社会舆论，指示两国驻柏林大使提出抗议照会，就此了事。苏联对德国的侵略行为反应强烈，李维诺夫受命代表苏联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声明指出，苏联政府准备“参加同苏联共同商定的集体行动”，并“立即同其他国家在国联内外讨论采取为当前形势所要求的实际措施。事情拖到明天可能就太晚了，但是只要所有国家，尤其是各大国对集体拯救和平的问题采取坚定的、毫不含混的立场，那么今天还为时未晚”。但是，李维诺夫的呼吁没有得到英法的响应。

得到英法纵容的希特勒越加贪婪。1938年5月，希特勒陈兵德捷边境，怂恿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自治，从而挑起了“五月危机”。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动员，准备抵抗，法国也意欲履行对捷义务。但张伯伦却派自己的特使往返于布拉格和柏林之间，压服捷克政府向纳粹党徒让步，酿成了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阴谋”，把捷克出卖给了希特勒。次年3月，德国又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3月17日，李维诺夫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德国的侵略行径，再次呼吁英法等国给侵略者以集体反击，并表示苏联准备同各国采取集体行动，“以制止侵略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并消除一切严重的新的世界大屠杀的危险”。但是，李维诺夫这一得到世界舆论支持和赞同的建议再次遭到英法的拒绝。

正是在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着世界、“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于1939年3月召开。斯大林在政治报告中讲到国际关系时，公开谴责了英法美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采取的不干涉政策，谴责了侵略国德国和日本。他批评了英法统治阶级，说这些非侵略国放弃了集体安全政策，放弃了共同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转而采取不干涉的“中立”立场。斯大林进而揭示了英法这种不干涉立场的实质，指出它“在不干涉政策中一贯就是不去妨碍侵略者去干它们的黑暗勾当”。比如，不妨碍日本发动一场对中国甚至对苏联的战争，不去妨碍德国搅乱欧洲事务和对苏发动战争。“让一切交战国都深陷到战争泥淖中去。并暗中鼓励它们这样干；让它们彼此削弱，互相消耗，然后当双方打得焦头烂额时，它们便打着‘为了和平’的幌子精力充沛地出现在战场上，迫使那些精疲力竭的交战国接受它们所提出的条件。”当然，苏联是不会被人利用去干这种让他人从中渔利之事的。斯大林把苏联的对外政策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拥护和平，加强苏联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破坏苏联的利益，苏联将始终坚持这一立场；

第二，主张与所有同苏联交界的邻国保持和平、密切、友好的睦邻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直接或间接地破坏苏维埃国家边界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

第三，主张对遭到侵略并为争取本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提供援助；

第四，不怕侵略者的恫吓，用双倍的打击来回答那些试图进犯苏联的战争贩子。

斯大林的报告，引起了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外交界人士的关注，外交界普遍认为它是苏联对外政策由集体安全转向寻求本国安全的转折点。美国驻苏代办凯尔克认为：“斯大林的讲话使人怀疑，苏联好像公开宣布，如果德国不直接威胁苏联的边界，那么，一旦发生反对西方强国的战争，德国可望苏联保持中立。”美国前驻苏大使戴维斯说，斯大林的演说明确警告英法政府，苏联人对“不现实地反对侵略者”一事感到厌倦，这的确是他看到的最值得注意的危险信号。苏联近年出版的有关外交史的著作实际上已经含蓄地承认了上述看法的正确性。莫洛托夫本人在1939年8月23日为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举行的宴会上也明确表示，斯大林的3月演说是苏德政治关系转变的开端。

捷克被德国吞并后，罗马尼亚直接处在德国威胁之下。罗马尼亚公使向英国求援，要求建立以英法为后盾的包括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在内的牢固集团，以挽救危局。尽管罗马尼亚建议把苏联排斥在外，英国大使还是受命询问苏联政府，当德国侵略罗马尼亚时，倘若罗马尼亚向苏求援，苏是否会出手相助？李维诺夫告诉他，苏联政府认为，各国政府在做出自己的决定之前，依次相互询问其他政府将采取什么行动是无益的。他建议最好英、苏、法、波、罗和土耳其政府派出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一起协商行动的可能性。英国以召开类似会议的时机“没有成熟”为由拒绝了这个建议。随后，英国建议发表一项由英、法、波、苏政府签署的声明，宣布一旦欧洲某一国家遭受侵略，这四国应立即讨论为共同抵抗侵略而应该采取的步骤。

1939年3月22日，李维诺夫告诉英国大使，只要法国和波兰在宣言上签字，苏联政府也准备在宣言上签字。4月1日，英国大使告诉李维诺夫，波兰拒绝签字，因而撤销四国宣言。这样，罗马尼亚危机引起的一次可以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机会又失之交臂。

4月14日，英、法、苏重新接触，法国要求缔结英、法、苏三国协定，规定如苏联或西方国家因援助波兰或罗马尼亚而卷入对德战争，缔约各方要保证相互支援，英国要求苏单方面做出承诺，对任何抵抗外来侵略的苏联的欧洲邻国，在其愿意接受苏联援助的情况下，苏联都将给予援助。4月17日，李维诺夫向英提出反建议，要求缔结一项三国军事公约，有效期为5～10年。公约应规定，不仅对缔约国任何一方进行侵略时应相互支援，而且对位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各国，在它们遭受侵略时也要提供包括军事性质的援助。

正当李维诺夫同英、法积极接触，像一只勤快的蜘蛛一样不懈地编织着集体安全之网时，1939年5月3日，斯大林给苏联驻各国的大使发出电报，内中声称：“鉴于李维诺夫同志对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不忠诚态度而产生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和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同志的严重冲突，李维诺夫同志请求中央委员会免去他的人民委员职务。联共（布）中央满足李维诺夫同志的申请，解除他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任命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兼任外交人民委员。”

在1939年的欧洲外交舞台上，各国政治家虽已看到了希特勒德国侵略的现实性，但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极端危险性，所以，各国政治家都想以邻国为代价，谋求本国之苟安，这种心态遂为希特勒所利用，采取了各个击破之策。李维诺夫认识到了德国的危险性，他纵有回天之术，仍须做大量的工作，需要假以时日，需要联共（布）中央的坚定支持。然而，苏联的外交政策已经变化，李维诺夫的主张已是明日黄花。李维诺夫的去职，标志着他为之奔走呼号的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