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托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苏联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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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17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在击败了帝国主义14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后,艰巨的外交任务摆在年轻的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面前:冲破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和经济封锁,捍卫革命的胜利成果。苏俄执行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利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成功地分化和瓦解了它们的反苏阵线,使苏联得到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苏联先后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发展经贸联系,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20世纪30年代欧亚两洲战争策源地形成后,苏联面临着新的国际形势。从这时起到50年代中期,苏联在外交斗争中经历了一波四折的复杂变化:第一次是苏联放弃与英法建立反法西斯集体安全体系的政策,与德国结盟;第二次是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同英美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大同盟;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共同敌人消失后,反法西斯大同盟瓦解,苏联与美国由盟友变为敌手,冷战开始;第四次是在50年代中期,苏联调整对外政策,试图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与各国建立和平共处关系。其中前三次转折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实施的,第四次是由赫鲁晓夫倡导的。苏联四次外交转折的执行者则是同一个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他曾两度出任此职,第一次是从1939年5月到1949年3月,第二次是从1953年3月到1956年6月,他忠实地贯彻苏联领导人的指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苏联和西方研究苏联这一时期外交史的著作不计其数,然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持论各有偏颇,有失公允。譬如,苏联方面比较权威的著作有维戈茨基等编的多卷本《外交史》,苏联前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等主编的两卷本《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80)》;西方的代表作当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著的多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及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大型国际事务概览丛书。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对各自国家的外交污点进行袒护,批评和揭露对方,而未能对历史事实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判断。此外,上述著作多从国际关系着眼,对外交的执行者与外交的关系着墨不多,研究有关莫洛托夫与苏联外交的著作更是凤毛麟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莫洛托夫任苏联外长时(尤其是关键的1939年1~12月),有损苏联外交声誉的档案材料一直不予解密,这使一些事件的真相始终扑朔迷离,真伪难分。苏联解体后,这批文件陆续得到公布,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笔者重新研究这段历史的目的在于澄清历史真相,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苏联的兴衰成败与这段时期的外交有着重大的关系,该时期的外交失误一定程度上为国家的解体埋下了恶种;第二,苏联解体使美苏两霸共同主宰世界的两极格局消亡,其消极影响至今仍然困扰着变动中的国际关系,这种局势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二战时的苏美关系。

毋庸置疑,莫洛托夫曾两度出任苏联外长,其外交活动是丰富而复杂的。本书不可能对莫洛托夫的全部外交生涯做出详细的评述,只能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尤其是近年来披露的档案资料,对某些真相未果或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进行研究,并据此对苏联外交和莫洛托夫的得失成败做一探讨。当然,由于资料掌握得不太全面,笔者理论水平有限,对问题的分析可能不够贴切、透彻,加之外交事务涉及面极其宽广,本书难免有疏漏之处。因此,恳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