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权力与宗教：国家生活的文化跃升
文化世界的演进即以工作世界为基础和前提的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文化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等社会生活文化的生成过程。文化世界基本范式的演进是从工作世界到日常生活世界到国家生活世界，它们的生成构成生活世界总体意义的生成和文化跃升状态。
从文化分期看，文化世界总体意义生成的标志阶段应是文化的文明时期，即文明文化的生成是文化世界总体意义生成的标志。根据摩尔根的文化分期，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即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也可以说是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随着生产力或工作创造力的提高，阶级、私有制、国家出现了，人类创造了国家生活以及艺术、科学、宗教、哲学世界观等精神生活。文明文化世界既具备了技术、制度、观念等文化世界总体的基本要素或素质，也具备了文化世界的较为完备的内在关联结构，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化的基本矛盾结构及其主体化、具体化、现实化的工作世界结构，即工作力与工作关系的互动关系结构。文化世界总体意义的生成即文化世界从工作世界到生活世界总体意义的生成，包括吃穿住行性等日常生活世界、国家生活或政治生活以及意识形态化的精神生活的生成。国家和意识形态文化使文化世界更具有理性、社会性、超自然性以及创造性。
工作世界、日常生活、国家生活构成社会生活的总体。国家生活是国家的政权活动，主要由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司法、意识形态等活动构成，其实质是权力工作活动，是权力的生产、使用、治理活动，它不是个人生活，而是公共权力特别是阶级权力生活。它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和重要标志，其前身是部落联盟或酋邦国家的民主制生活以及初始的氏族部落民主制生活。它使文化世界的总体意义跃升到更高一级的层次，并成为文化世界总体意义生成的重要标志。
日常生活文化虽然拓展了文化世界的意义和内涵，但还不是完整的生活世界文化，它必然衍生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等社会生活文化，它一方面受国家文化的规范、激励、升华，另一方面又遭受国家文化的侵入、遮蔽和压制，它与国家文化一方面融合共进，另一方面又异质并存甚至冲突对抗，而和谐与对抗的性质、程度则取决于不同的文化时期特别是社会制度和工作世界的性状。但无论是和谐还是冲突，国家生活文化的生成都是文化世界意义的进一步拓展和跃升，标志着文化世界总体意义的生成。史前文化或原始文化可以没有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但这些国家生活文化一旦生成，文化世界就再也无法与之断裂——至少在马克思主义所构建的共产主义之前是这样，它越来越成为文化世界的主流文化或主导文化，但它无论怎样主流、主导，依旧都是以工作世界为本质、基础。
关于国家的产生或起源，摩尔根认为氏族社会发展到政治社会国家就产生了。“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有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政治社会是按地域组织起来的，它通过地域关系来处理财产和处理个人的问题……这个方式一旦出现，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之间的界线就分明了。”
国家产生或起源于私有财产关系，而私有财产关系是野蛮时代工作世界特别是工作技术进步的结果，尤其是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发展以及铁器的发明创造。从氏族到胞族再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都是国家组织的前缘，是国家产生之前的社会组织演化环节和链条。国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以及机构、组织和统治方式，在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中就以潜在的要素存在了。国家社会生活和氏族社会生活的标志性区别在于，前者是以私有财产关系为基础，后者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考察国家的产生，不得不提及塞维斯的酋邦国家理论。不平等的国家从平等的氏族组织产生，那么，平等的氏族组织是怎样导致国家产生的呢？平等是怎样导致不平等的呢？这之间逻辑上必有一个既平等又不平等的过渡期。关于这个过渡期，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都做了一定的描述，只是没有将其视为特定的国家形式。塞维斯指出：“如果我们认为，等级氏族社会不同于平等氏族社会，而且晚于平等氏族社会，处于平等氏族社会和政治文明社会的中间阶段，那么，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将得到解决。”塞维斯在平等的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确认有一个等级制的过渡社会阶段，并称之为“酋邦”。酋邦一部分是原始的，一部分又不是原始的，既不同于平等的氏族社会，又不同于以阶级为基础的等级制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等级社会。这样，国家的生成就是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四个文化范式或环节演化的链条。塞维斯的酋邦国家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研究产生了诸多影响，并辐射到考古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他自己也把这一理论看作摩尔根以后文化人类学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
酋邦通常是一种生产力发展水平更高、结构更为复杂、组织程度更高、人口密度更大的社会，是协调经济、社会与宗教活动的中心，明显不同于游团和部落。塞维斯强调，酋邦是一种再分配型的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生产分工与产品分配的需求，而反过来又必然产生相关的协调活动，需要有一种实行再分配活动的中心。再分配过程中出现的首领的领导权与身份地位，随着时间推移，为长子继承这一制度所稳固，最终转变成了一个酋邦社会。酋邦拥有固定的或常设的领导，具有集中的管理组织和治理的具体事务，但无合法暴力支撑其决策；拥有“集中型的领导”，酋邦以此区别于无中心的游团和部落；“无合法暴力支撑其决策的真正政府”，酋邦因此区别于以合法暴力支撑的国家。那么，酋长靠什么来实现领导呢？是权威。这是酋邦社会权力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酋长的权威建立在等级或者阶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建构在强制性的暴力之上。在酋邦国家中，最为有效的约束手段，就是宗教的超自然惩罚。神祇崇拜往往是祖先崇拜。酋长—祭司常常使用超自然的恐吓手段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公共“法律”典型的惩罚手段就是宗教的超自然的惩罚，比如酋长—祭司所发出的诅咒，或者公开指责。在大多数酋邦那里，不服从命令是对酋长的冒犯，也就是对神灵即祖先的冒犯。
塞维斯的酋邦国家时期即部落联盟时期，中国古代的部落联盟即酋邦国家可视为尧舜禹时代。据考证，尧舜禹处在新石器时代，当时的主要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传说中的治水，反映那个时候农业生产和技术生态。《尚书·尧典》除了记载原始民主选举的政治外，还说到下面一些政治现象: ①尧舜禹时代存在一个由部落联盟首长和“四岳”组成的联盟议事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②部落联盟首长是当时的正式领袖，他负责处理日常公共事务，召集所属部落酋长们开会，主持宗庙祭祀活动，代表整个联盟说话，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崇敬。③惩罚“四凶”：“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琢稣于漪山，四罪而天下咸服。”④“五刑有服”。服者，用也，就是使用五种刑法。⑤设置管理民政、农业、司法、宗法等项事务的“官职”。舜当部落联盟首长时，四岳作用下降，可以从决定九个人的职位一事看出来。《尚书·尧典》中记载，舜只就禹、垂、益、伯夷四人的职位征求了四岳的意见，其余五人的职位，都是舜一人拍板，不管四岳同意不同意。这表明个人权力开始出现了，部落联盟首长开始有了一些特殊的地位。四岳的销声匿迹，说明尧舜禹时代的原始民主选举制，正在逾越“一致同意”的原则，开始向国家政治和文明时代迈进。
提及酋邦国家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并不是想回到酋邦这种不完整的半国家、半氏族的国家生活，而是想在完整的国家生活即政治国家中继续持有、延续这种国家的公共权力意义、平民生活意义、民主治理意义。氏族组织生活在某些方面具有“美妙意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士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做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威胁手段”。就像考察史前文化早期阶段的“杂交集团”，并不是想回到那种愚昧的自然状态，而是探寻它在以后的文化世界直至现代文化世界的转化形式、意义和结构。考察酋邦国家或氏族组织就是为了追寻其“美妙意义”，并在以后的国家中理解、探寻这些意义。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内蕴和形式都有相通之处，一种文化的生成，总是同以往文化有着共通性，它不可能同以往文化的意义和形式彻底一刀两断，文化世界的范式总是一个前后延续和不断进展的链条。这就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多处论及的技术、制度、精神等文化形态和文化世界的通约性、连续性或同源性。
从摩尔根的文化通约性论断可推论，具有完整意义的正宗的阶级国家必与不完整的具有国家直接的前缘意义的酋邦国家有通约性、一致性和同源性，那就是作为阶级国家或政治国家本质上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私有财产利益，但也传承、承担着酋邦国家乃至氏族组织的公共权力、民主权力意义，它不可能同酋邦国家彻底一刀两断，这种通约是文化世界运行逻辑的使然，也是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如反对敌国的战争入侵，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也是保卫平民的利益，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响应，去服兵役、去战斗。由此，国家生活或政治国家意义的生成就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主要的或本质的方面，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利益，统治阶级私人权力本质，是私人权力工作世界；另一方面是次要的或辅助的方面，是维护平民、民众的权力利益，具有公共权力属性，是公共权力工作世界。而酋邦国家或氏族组织的民主制度，则更是政治国家不可或缺的治理方式或永恒的价值境界，否则这个国家就悖逆了国家的生成本性，就是一个完全专制的、异化的、必将灭亡的国家。由此，若把政治国家的意义仅仅理解为占有私有财产阶级的权力意志或权力生活，就是只抓住了国家的本质意义，而忽略了国家的公共权力意义，割断了国家与酋邦国家、氏族组织在公共权力意义上的通约性或“返祖现象”。另外，国家同酋邦国家、氏族组织一样，是一个生活世界的总体，而不只是财产关系的利益组织，它与工作世界、日常生活世界一起构成生活世界的总体，即国家以生活世界特别是工作世界为基础，并为其生产权力意义。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只是统治阶级的纯粹意志和单独权力工具。
可以将摩尔根的国家生成和起源说概括为私有财产起源说，可将塞维斯的酋邦国家理论概括为财产分配等级起源说。此外，还有战争起源说、契约起源说、城邦起源说等。细究起来，这些关于国家生成和起源的学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国家的产生直接源于财产的占有、分配关系，直接源于私有财产关系的产生，并都把国家权力当成公共权力生活。而关于这种财产关系又源于什么，就众说纷纭了。有的归结为人性、攻击本能、欲望甚至性冲动，有的归结为上帝或神灵的造化。摩尔根则是少有的将私有财产关系和国家起源归结为工作技术或生产能力进步因素的学者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无疑是科学地探究了国家生成与起源问题，把国家建立在生产资料占有、分配关系基础上，又把财产关系或所有制关系与国家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认为国家的实质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从文化世界总体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则是把国家建立在生活世界基础上，又把生活世界和国家建立在生产活动或主体化的工作世界基础上。“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社会结构或国家从个人生活过程中产生，就是从日常生活世界中产生，而个人生活或日常生活的基础、本质就是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就是主体化的生产活动，就是工作世界。在阶级社会，国家本质上就是为统治阶级生产权力的权力工作世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资产阶级国家是为资产阶级生产权力的权力机构、机器，这个机构、机器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力工作世界。而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为最广大民众生产和使用权力的权力工作世界。上述关于国家生成和起源的理论，不再一一考察，这里主要通过国家生成与起源的历史逻辑引申出国家生活的意义。
国家既是私有制和阶级矛盾的产物，也是维护群体工作世界利益的产物，国家的最初即部落联盟或酋邦意义上的国家，是生活世界特别是工作世界群体冲突的产物，是群体国家或等级国家，而不是阶级国家。①原始社会，部落群体之间的冲突特别是人类早期的攻击本能，互相侵略，为了维护部族的生存发展，建立了军队及关押俘虏的监狱、警察等权力机构。如尧舜禹时代就有纷争，蚩尤叛乱，被镇压杀死。有军队，至少是民用与军用合一的军队，有法度（自然法），有机构，这表明国家的最初不是阶级压迫工具，而是维护群体利益以及生活和工作秩序，即国家的最初是保护群体工作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国家，而不是阶级统治工具。当然，这种最初的国家还是不完整的国家，不具有国家的总体意义。②奴隶私有制不可能在原始社会内部产生，蚩尤叛乱可能就是想侵夺财产据为己有，所以被尧镇压。民选的部落联盟首领是道德高尚并为民众服务的，有强大的工作创造力，且无私心和私人财产。夏启废除民选搞专制才能把财产据为私有，侵吞公产，从而把部落联盟国家变成阶级统治和维护私有制的工具，由此，国家是私有财产的产物，私有财产也是国家的产物。而封建和资本主义的前身都是私有制，所以其国家后于私有制关系。③其他历史时期的国家也具有群体性或公共性。如封建制国家秦朝就是在与其他诸侯国的战争争夺以及侵入与反侵入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既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被统治阶级以及整个社会群体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在反帝反封建中建立的，而“中华民国”失败了，这恰好与其仅仅是反封建、维护资本的利益而没有反外国列强的殖民统治有关，因为这样就不能代表生活和工作世界群体总体的利益，不能得到群体总体的响应和拥护，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缺少广大民众支持和拥护。奴隶国家、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在信誓旦旦地张扬维护民众群体的各种利益中实现创生和发展的。国家必须代表群体总体的利益才能建立、巩固和发展，因为国家工作世界的存在，要向整个社会群体征兵、征税等，要靠社会所有群体的维护，依靠民众的力量。如果不是为了维护群体利益——至少表面上或次要的是如此，就得不到民众的响应和拥护，国家也无法总是用暴力来征兵、征税维持自己的生存，那样或许只能维持一时。④关于国家起源于群体总体利益、维持群体总体生活世界和工作世界的观点，最典型的是近代资产阶级的“自然状态”理论，如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人与人是狼一样的关系，为了避免这种互相倾轧、侵犯的自然状态，人们订立法律等各种契约，建立了国家，这个契约是维护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是群体总体利益的代表。这是说，国家是防范外侵与内侵的结果。而他认为契约一旦订立，民众一旦把权力交给统治者，就是自动放弃了自己的自然权力，即使统治者沦为专制者，民众也要服从这个契约即国家。这是说，国家又是统治者维持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而洛克虽主张统治者一旦违背民众群体利益，民众就可推翻之，但他所说的民众利益的核心是维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实质上与霍布斯的观点殊途同归，都是一方面主张国家维护群体利益，另一方面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国家是权力工作世界群体的直接产物。国家源于物质生产活动，私有制的出现导致国家的产生。但国家的直接动力和直接的原创者是权力工作世界的群体。原始状态或原始部落的首领或管理层，将剩余产品据为己有，他们最想建立国家维护自己的利益，最有权力做出建立国家的各种决定和实施各种举措；预防外侵、维护部落总体生存利益也是他们的职责和意愿，因为有部落群体总体的存在才有他们的存在。总之，无论是维持群体物质生产的工作世界利益还是自己的权力工作世界群体的利益，他们都是国家直接的领导者。他们是国家权力工作世界的直接的推动者、最大的受益者。
国家是权力工作世界个体推进的产物。权力工作世界既然是一个工作世界、一个文化世界，就离不开它的创造力，这里把这种创造力称为权力技术或技能，它不同于权术。权术是在已有的或既定的权力体系、权力结构和权力资源范围内的技巧行为，主要是行使已有权力的方法和手段，或者说它只是依据已有的权力和权力资源制造权力产品，而不创造权力产品，它不创生新的权力文化、权力财富和权力文明。权力技能主要是创生新的权力财富、权力文明、权力产品的能力。国家权力主要通过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实施体现出来，这就需要创生、改革和实施政治法律制度的人才，这种人才不可以是群体的，从历史看，主要是个体的，如秦朝国家的权力意义和权力结构，源于商鞅变法的权力结构和意义，商鞅就是秦朝国家权力的直接的改革者，是秦国权力工作世界和权力文明以及权力财富的重要推进者。这里提出“权力财富”这一概念，权力财富就是权力文明或民主权力世界的总体，它直接是由权力工作世界、权力工作者创造的，根本是物质生产的工作世界创造和支撑的，它与物质文化财富、精神文化财富共同构成文化世界的三大财富，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共同构成文化世界的三大文明。
国家作为一个文化世界形态，其根本支撑是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作世界，工作世界的根本支撑是工作创造力。国家的产生、发展和变革都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源于主体化的工作创造力。一个国家的工作创造力停滞或落后了，这个国家就停滞和落后了，就要走向消亡，被有创造力的新型国家取代。
国家的总体性本质是生产权力产品的权力工作世界。在国家生活中，人们的权力一方面都是自己生活特别是工作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又必须得到国家的确认、认可、授权，否则，权力就没有保障，就没有合法性。在此意义上，国家是最高的权威和权力机构。“国家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社会，因而哪里有最高权力，哪里就有国家。”酋邦国家和阶级国家都是由一定权力机构和暴力机关构成的权力组织。可以说，国家的本质是生产、分配和使用权力的权力工作世界，那么，它是谁的权力工作世界呢？国家的初级形态即酋邦国家是群体或等级集团的权力工作世界，阶级社会的国家则主要地或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生产权力的权力工作世界，辅助地或次要地是为群体生产权力的权力工作世界。
权力产品就是以一定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行为方式为载体的体现一定权力关系的产品，如把一个贪污犯或杀人犯关进监狱。这个权力产品又可分为几个层次的权力产品：公安局和公安人员生产的是侦查权力产品，法院和法官的审判活动生产的是审判权力产品，监狱和狱警生产的是关押权力产品。再如公园是国家生产的一个公共权力产品，是国家创制和赋予公众享有的权利，而不是国家直接生产公园这个物质产品，作为一个物质产品是物质生产的工作世界创造的，国家只是通过政府规划、设计、投资、管理创造这种权力关系。再如，政府取消一个审批项目就是把项目的决定权交给生产者，就是为其生产了一个项目权力产品。权力产品的实质是权力关系，权力关系的实质所有权关系，即对物质、精神产品和财富的创造、占有、使用或享用关系。
权力产品从主体角度分为按公众意志生产的公共（或公众）权力产品、按阶级意志生产的阶级权力产品、按群体意志生产的群体权力产品和个人意志生产的个人权力产品。阶级对抗的社会主要是生产阶级权力产品，阶级对抗缓和或和谐的社会主要是生产公共权力产品和群体权力产品，专制和腐败猖獗的社会主要是生产个人权力产品。公众意志、群体意志和人民意志主要体现为法制意志。从实体上权力产品可分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态等权力产品，如发动一场卫国战争就是生产一个战争权力产品。从职能上又可分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权力产品等。
上述国家的总体意蕴决定了国家的根本职责和国家治理的根本任务、目标以及价值取向。权力产品无论是其物质、精神和行为载体，还是其实体内容即权力关系，从根本上讲都是物质和精神生产的工作世界创造的，即广大民众创造的，而权力工作世界是权力产品的直接的创造者，即前者为后者提供物质和精神生产资料和载体，提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后者为前者提供权力关系或权力财富。国家的共同本质是生产权力产品的权力工作世界，阶级社会的国家就是本质上为统治阶级生产权力的工作世界。哪里生产权力产品，哪里就有生产权力产品的工作世界，哪里就有国家。国家不应该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而应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世界或文化世界，它与其他工作世界或文化世界的不同，只是工作世界分工的不同。如此，国家的根本职责或国家治理的本意就是为统治阶级和大众工作者创造权力财富或提供权力产品，以此激发、激励他们的工作创造力。为此，还必须清除压制工作创造力的腐败机制和专制体系，必须清除把国家权力产品变成个人意志产品和个人权力财富的腐败分子和专制官僚。而大众或民众不是抽象的，是工作世界的民众，工作世界的不同构成不同的工作世界群体，为此，国家要分析和确认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价值取向和存在生态，为不同群体生产不同的权力产品。
国家最初是生产公共权力产品的工作世界，或者说最初意义上的酋邦国家由于没有私有财产和阶级差别，是一个为群体生产公共权力产品的工作世界。原始社会后期的酋邦或部族有权力机构、权力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有军队和关押战俘的监狱等国家机构，有不成文的政治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这就是维系群体生存、生产、生活和工作的一个权力工作世界，就是一个初级的半成品国家。不能因为那时没有私有制和阶级对抗就否认它是一个国家，或者仅仅承认它是国家的前身、前缘，它就是一个国家，具有国家的基本素质。不承认它是国家，源于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文化，即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唯物史观的这一国家本质界说，指的是出现阶级对抗后的国家本质，是一个科学的规定，但并没有否定上述最初意义上的国家或国家的最初意义，即为群体生产权力产品的工作世界的意义。
基于上述对国家生活的历史生成的考察和意义的分析，透视国家生活的要义如下。
（1）国家生活使群体生活进展到等级、阶级生活，使个人生活和自然生态进一步进展到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态，使群体精神或个人精神生活进展到社会意识形态或国家意识形态生活。国家意义的生成标志着文化世界总体意义的生成，标志着文明文化世界的生成，使文化世界更加社会化、主体化、等级化和阶级化，更加摆脱了文化世界的原始状态或自然状态，也更加具有工作创造力和文明的品质，但同时也使文化世界丧失了史前文化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原始生态，开始步入阶级冲突、暴力强制以及意识形态控制的境地。“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从此，文化世界就在这种文化创造力与文化财富的占有和分配关系的对抗冲突中前进。
（2）国家就是国家文化，国家文化就是国家生活，国家生活就是国家生活世界的总体，就是以权力为核心的一切国家活动的总和，主要包括国家物质生活或经济生活（如国家机构的建立、国家物质设施的建设、国家财政的运行等）、国家权力生活、国家精神文化生活（主要是国家意识形态生活）三个层次。国家或国家文化是国家生活世界的总体，其本质是生产权力的工作活动或工作世界。阶级国家或政治国家（摩尔根用语）的本质是为统治阶级生产权力的工作世界，它一方面维护群体生活世界特别是工作世界的总体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或本质方面，维护统治阶级群体的生活和工作世界利益。资产阶级国家是为资产阶级生产权力的权力工作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是为最广大民众生产权力的权力工作世界。既要看到和重视国家的阶级权力本质，也要看到和重视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群体权力总体性。国家、国家生活、国家文化的直接本质是生产权力的工作世界，而这个权力工作世界的本质、基础和根源是广大民众的工作世界，国家、国家生活、国家文化、国家财富等，国家的一切文化、文明都是广大民众的工作创作或创造。
（3）国家根本上是物质生产工作世界创生的产物，直接是权力生产工作世界的产物；它是社会群体的共同创造和享有，其根本是物质生产工作群体的创造，直接是权力工作世界群体的创造、使用和享有。由此，我们认识国家产生和发展根源，不仅要看到物质生产世界的决定作用，还要看到作为统治者的权力工作世界和权力工作群体的推动和创造作用。国家生活或文化世界的建构与发展，既要重视其物质生产的工作世界基础，又要重视其权力工作世界的直接动能。
（4）权力文明或权力财富是文化世界的重要文明和财富。权力技术是国家权力文明、权力财富最直接的创造力，是群体的权力创造力，也是个体权力工作者的权力创造力。要重视民众工作者群体和权力工作者群体的双重权力文明和权力财富的创造和享有。工作创造力是国家的根本支撑，由此，国家或国家生活的根本职能、职责就是激发、激励工作创造力，国家统治、国家治理的根本职责就是激励、激发工作世界的工作创造力，而这种工作创造力是一个总体，是物质财富或物质文明、精神财富或精神文明以及权力财富或权力文明的工作创造力的总体。
国家生活主要由国家物质生活、国家权力生活、国家精神生活即国家意识形态生活三个层次构成。黑格尔指出，真正的进步就是精神在生存中“从不完美的东西进展到比较完美的东西”。人既要有物质生活，也要有精神生活，这才是完整的人。而精神生活既要有个人精神生活，也要有社会、国家精神生活，这才是完整的精神生活，才是“从不完美的东西进展到比较完美的东西”。精神生活伴随着人类始终，喜怒哀乐都是精神活动，而日常意识形态则是更高一级的精神生活。“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类的较高的属性便已开始发展起来了。个人的尊严、口才、宗教感情、正直、刚毅和勇敢这时已成为性格的一般特点，但同时也表现出残忍、诡诈和狂热。宗教中的对自然力的崇拜，关于人格化的神灵和关于一个主宰神的模糊观念，原始的诗歌……都是这个时期的东西。……这时已经创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等口头文学，已经成为人类的强大的刺激力。”原始文化就有世界观、道德观、宗教意识、诗文化等形式的精神生活，但这些精神文化都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不确定的，并具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是一种较为纯粹的日常精神生活。日常意识形态的国家化、政治化则是国家政治社会的产物。国家意识形态的生成是人和文化世界精神意识生活的跃升，是人和文化世界进入文明精神生活的标志，它使日常精神生活具有了更加主体化和社会化的理性特质和系统性、确定性形式。接下来主要考察一下宗教文化意义的生成、发展问题。意识形态中的哲学、道德、艺术等形式将在其他章节具体论及。而这里对宗教的考察主要也是宗教一般意义的考察，第六章还要结合宗教的具体形式——妈祖信仰文化进一步考察。
根据摩尔根的研究，宗教的最初形式是巫术，并与节日庆典融合在一起。如处于野蛮时代的印第安人，各部落一般在每年固定的季节举行宗教庆典，届时举行祭祀、舞蹈和竞技。在许多部落中，巫术会是这些仪式的重点。巫术就是一种与神沟通的宗教活动，是神灵崇拜的早期形式，这种崇拜的实质就是对神的创造力的崇拜。摩尔根考察了处于低级野蛮时代的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生态，最早的宗教是自然崇拜，充满了粗俗的迷信，有多神教倾向，这些神都是具体的自然和人的对应物，如人形神、雷神、风神以及各种花草树木和河流之神。“在古典世界的人们心灵中印象十分强烈的奇迹般的多神教制度、包括它的群神体系以及崇拜象征和崇拜形式，都是在氏族和胞族组织之中完成的……在起源于这些社会团体的宗教仪式中，有一些仪式被人们认为具有特别崇高的神圣意义，从而使之全民化；由此亦可看出氏族和胞族所起的宗教摇篮的作用有多大。”摩尔根考证，主持宗教典礼的人一般是氏族、部落的首领或酋长，首领或酋长兼具宗教和司法的职能。可见，宗教一开始就具有强化政治或权力的作用。如前所述，塞维斯的酋邦国家理论中的酋长的权威没有暴力工具的支撑，主要靠宗教信仰的力量来维持。马克思也指出，正是在氏族中宗教观念才得以萌芽，崇拜形式才被制定，并从氏族扩展到整个部落，而不是为氏族所专有。宗教的首要或基本意义就是崇拜，包括对自然或物质实体、人和精神实体的崇拜。这种崇拜经历了从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到拟人化的偶像崇拜再到超自然的造物主的崇拜的过程，就是从处于低级阶段的部落的拜物教到高一些的人类发展阶段的偶像崇拜的递进过程。“拜物教是对神的进攻，偶像崇拜则是对神的服从。”而偶像崇拜并不是对所有人的崇拜，而是对首领或英雄的崇拜。关于这个演进过程，恩格斯指出：“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随着各种宗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神越来越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通过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人们之所以崇拜神，是因为神能给自己带来福祉和财富。原始宗教有“善神”和“恶神”之别，对恶神的崇拜，则是一种敬畏，让他们不要给自己带来灾难。由此，不管是自然崇拜还是拟人化的偶像崇拜抑或对超自然的造物主的崇拜，神灵崇拜都源于神的造化、造物、造人力量，即都是对神的工作创世、创造的崇拜。而神的这种工作创世、工作创造力量实质都是人自己的工作创造力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力量就是工作创造力量。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可将之主体化、具体化为自己的力量，并赋予不同的意义。百姓主体化为自己的神或自己，首领、酋长、统治阶级则主体化为自己的庇护神或自己的力量。但不管是谁的神，都是一种工作创造力量，如果一个神不具有这种力量就不能成为神而被人崇拜。宗教一开始是劳动人民或工作者的创造和话语方式，必然烙上劳动人民或工作者的深痕明迹。《圣经》中记载的上帝初现，是以创世的工作者的姿态；救世的诺亚方舟就是载着种子、牲畜和工具航行于灭世的洪水，而不是载着资本、货币和黄金，是生产工作救世，而不是资本救世。宗教崇拜是对工作创世、工作创造的崇拜，而工作创造总是有道德关系，如创造物的占有、分配问题，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问题。由此，宗教崇拜也是道德崇拜，是对公平、仁爱、善良、平等道德关系的崇拜；宗教的神又是一个道德实体，人们对神灵的崇拜又是对道德实体的崇拜。
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宗教起源于原始的图腾崇拜，而原始人类的图腾是由“俄狄浦斯情结”产生的。“俄狄浦斯情结”也译作“伊底帕斯情结”，即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是指儿子亲母反父的复合情结，是弗洛伊德主张的一种观点。这一名称来自希腊神话王子俄狄浦斯或伊底帕斯（Oedipus）在无意中弑父娶母的故事。弗洛伊德假设原始游牧部落被一个凶暴而嫉妒心强的原始父亲统治，他把部落里所有的妇女都占为己有，因而成了儿子们情欲的障碍，儿子们都恨他，他就把抗逆不从的成年儿子杀死或逐出部落。有一天，他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战胜、杀死并吞食了他，但是弟兄们的情欲并未就此获得满足，因为他们之间的嫉妒心使得谁也取代不了父亲的位置，于是他们后悔了。弗洛伊德坚信：“图腾宗教是导源于儿子们的罪恶感，他们为了减轻此种心理而以服从它的方式来请求父亲的宽恕”；“图腾宗教不仅表现出儿子们的悔恨和祈求赎罪的心理，同时，它亦意味着对战胜父亲的一种纪念”。由此，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第一个社会的宗教制度就是图腾制度”，图腾崇拜的两个禁忌正好和“俄狄浦斯情结”的两个罪恶有相对应的地方：一是禁止伤害图腾动物，这是针对杀害父亲的罪恶；二是禁止与相同图腾的女人通婚，这是针对乱伦之罪恶。在第一个禁忌的基础上逐渐萌发了宗教，原始的父亲便是图腾以及后来神或上帝的原型；在第二个禁忌的基础上确立了“异族通婚”，它成为“人类道德观念的起源”。总之，在弗洛伊德看来，图腾崇拜既是人类犯罪感的起源，也是社会体制、宗教以及伦理道德约束的发端。“俄狄浦斯情结”实质是一种受压抑的潜意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这种受压抑的潜意识看作宗教缘起或意义的来源，实际上是把宗教归结为原始人的本能和冲动。那么，这种潜意识、本能和冲动的实质又是什么呢？或又缘于什么呢？我们认为，那就是创造力崇拜。“儿子们”杀死父亲源于嫉妒父亲的工作创造力，包括物质生产工作的创造力和创造、占有、支配生命的创造力，杀死父亲后又以图腾的形式崇拜父亲，亦是对这种工作创造力的崇拜、“纪念”以及追寻。而“禁忌”损害图腾，则是对破坏这种创造力的禁忌，“禁忌”族内通婚则是对生命生产力或创造力的文明化的向往和追寻。
原始宗教是氏族、部落组织的宗教，虽然采取了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偶像崇拜、造物主崇拜等本体崇拜的形式，但其意义还主要是反映群体生活世界的诉求和普遍工作世界的价值，是一种日常生活和工作世界的宗教。文明文化世界的生成使宗教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跃升为国家宗教，使国家宗教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工作世界，承担着将统治阶级的国家生活合理化、神圣化的职责；另一方面是大众群体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工作世界，依旧持有大众的生活世界总体意义和工作世界核心价值。从此，日常生活宗教只有国家化才能不断规范化、体系化、权威化；国家宗教只有日常生活化才能发挥大众化效应，才能捕获更多的信众主体。
随着文明时代的进展，在古代政治社会或国家生活中，统治阶级进一步将阶级关系、社会关系乃至整个社会世界和现实世界神化，使文化世界成为神化世界；同时，赋予了神更多的人性和社会意义，使神不断超越史前文化的自然原始状态，以至于将神推举到那个高高在上的远离现实自然界的“天城”或“天国”。
文化世界在原始时期主要是被自然客体化的世界，在古代文明文化时期主要是被神灵客体化的世界。神灵客体化文化世界比自然客体化文化世界更接近文化世界，因为这个时候的神灵主要是宗教的神灵，越来越不具有原始时代的表征、自然界的创造力和生活世界的神话特点，或者说宗教的神灵越来越远离神话神灵的自然本性而摄入人类的精神意志基因和涵养。它是人类信仰的超越，人类也超越自然的精神实体，而不是从前依据自然力量和特征想象的自然化的神灵，它既统治人类也统治自然和自然的各种神灵，它是宇宙世界之唯一。这个神化世界既消解了自然的本性本体，也抹杀了人的本性本体。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它比自然化文化世界更接近人化世界，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的创造物，它作为真善美的道德精神实体和最高存在境界以及最强大的工作创造力以及最幸福美好的天堂乐园的梦想，都在人性的意义上诱惑着和激励着人们向这个世界迈进，但这种迈进是以牺牲尘世的人性、现世的存在、自然的归依为代价的。可它又使人获得新的自然、人性，即获得它所描画和崇尚的与现实的人对抗的神性化的自然和人性。概言之，它使人离开原初的自然状态、自然化文化世界更远，走向一个超越现实人性、自然和社会的天国或天堂世界，通向这个世界的道路就是潜心修炼、积善行德、逆来顺受，一切听从上帝和命运的安排。就整个人类来讲，这个世界既是人对自己的贬抑、压迫和虐待，也是人对自己的想象的升华、美化和精神信仰的解放，它在信仰中把自然对人的统治和奴役转换成宗教神灵即精神实体或宗教信条对人的统治和奴役。而从社会角度讲，它把远古的氏族首领和家长制的权力统治转换成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更为有效的统治，转换成王权、神权、族权多重统治合而为一的强大整体统治，它使文化世界的疆域在经济、政治、精神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和工作世界的层面得到普遍的拓展，使文化世界的总体性更加绵延，使工作世界的基础性更加牢固，特别是使工作创造力、工作关系、工具和财富更加丰富。
原始时代的人主要受自然的统治，也受首领的统治。古代文明时代的人受自然的统治，主要受神灵化的阶级的统治、国家社会的统治。世界主要是一个神灵化世界，也是一个自然世界，还是一个文化世界。国家或社会统治与神权结合，是宗教的世俗化存在，是神灵客体化世界，是统治者利用神灵把民众客体化的统治。宗教信仰只是人的一种精神生活，它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生活的全部。人立足于自己的工作世界生活和生存，工作创造是生生不息的永恒文化，并主导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即使一个宗教信徒，其生活也是由其工作世界生成和决定的，至于他自己是为神工作还是为自己工作，并不影响这一点。但这种工作创造可以不受神灵的统治，而要受社会和阶级的统治，或者说，阶级的统治就是神灵的统治，违反神的意志就是违反阶级的意志，烧死布鲁诺的不是神灵而是统治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讲，神化世界压制人的科学、技术发明以及创造力也是统治阶级的压制。神化世界就是统治阶级的世界，统治阶级就是神灵的化身。由此，原始文化主要是自然客体化，人主要受自然的统治，而古代文明文化主要是神灵客体化文化，人主要受自然和神化的统治阶级的双重统治。一些拥有土地的小农虽对地主没有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但社会的苛捐杂税、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总体上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他们。这种统治是进步还是倒退？从社会层面讲，这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主体层面讲，这取决于其工作世界的进步，取决于其工作能力和工作关系。进步只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当它处于停滞或又有新的文化潜能的时候就是一种落后。古代文化的进步并不能改变其客体化的命运，剥削、压迫、奴役是它的基本生态，即使是传说中的各种盛世如汉唐盛世、大清盛世也改变不了这种客体化，即使是那些安居乐业的人，也是一些快乐的奴隶或国家统治阶级的佃户，贫穷、低贱、劳役都是他们的受奴役状态。由此，古代文明时代的神化文化世界的客体化必须得到扬弃，人需要解放，文化需要向现实的人性和存在拓展，但这已不是原始的自然化人性和存在，而是以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为主导的人化世界或文化世界。
经常有这种说法：宗教是人自己创造的用来统治自己的东西。这是一种看似有理实则似是而非的说法。乍看起来，人用自己创造的东西统治奴役自己的事在历史上总是发生，这是为何？实际上人从不用自己创造的东西来统治自己，而是用自己创造的东西解放自己，或者经常用自己创造的东西统治奴役别人。众所周知，基督教一开始是受奴役和压迫的民众创造出来的，它是反映民众自己的诉求、宣扬自己解放和摆脱统治压迫的意识形态，是对统治者的规诫和训告、诅咒和鞭挞，所以信徒们受到迫害和镇压，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又把它创造出来并制定新的教义，使其上升为国教用来统治奴役民众，这个过程是统治阶级创造的过程，而不是民众创造的过程，或者说他们是把民众创造的东西用来统治民众，而不是民众自己用来统治自己。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时也指出了这个道理，劳动的异化，自己的劳动的产品、技术与自己对抗，成为奴役自己的工具，那不是工人用自己创造的产品奴役自己，而是产品归资本家所有，是资本家用工人创造的物来统治奴役工人。机器是工人创造的，却成为奴役工人的资本，成为工人失业的技术物质，但不是工人用自己创造的机器统治自己，而是资本家用工人创造的机器来奴役工人。所以消灭异化不是消灭自己，而是消灭那个异化的制造者，消灭异化关系、剥削关系和奴役制度。由此，神灵客体化文化世界，缺少主体化的自由、人性和平等的根源不在于宗教神灵本身，而在于统治者利用宗教统治、奴役民众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以及民众被物化、工具化的工作世界，摆脱这种客体化文化世界的根本是改变这种社会结构和主体存在域的工作世界结构。
宗教对人性和自然性的消解甚至扼杀并不都是值得否定的，古代文明文化世界，宗教或神灵化世界是对原始自然化文化世界的超越，它抹杀和消解的人性首先是那种自然人性，那是一种低级的近乎本能和动物的人性、自然性。可以想象，在一个无国家、无法律的原始时代社会会是什么样子，从启蒙学者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中可见一斑：人与人像狼一样的关系。即使今天这个时代人也总是生活在自然本能和社会秩序压制之中，宗教仍有压制自然本性，唤醒人的社会性的意义，这也是它至今没有消亡并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宗教用道德的真善美来建构道德法律和社会秩序，要求听从一个神灵的统治，这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但是它又把人带到一个虚幻的来生世界。它谴责普遍的杀戮、劫掠、荒淫无度，但又禁止民众反抗暴政和侵略者的起义和战争，主张逆来顺受。它抹杀了原始的那种低级的动物般的人性，同时扼杀了现实世界人的理性和实践创造本性。它诉诸工作救世、创世，又极力维持现有的压制工作创造力的剥削制度，等等。由此可以说，宗教是历史的进步，作为一个古代文明的神灵化世界是对原始自然化世界的超越，但又是对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的倒退，把这个社会总体置于少数剥削阶级之手，成为压迫民众的工具。可以说宗教是鸦片，特别是在一个阶级斗争和民族独立与反抗的时代，但也可以说宗教是精神食粮，至少对于宗教民族和信徒来说是这样。我们信仰宗教，不是信仰人格化的神灵和客观的精神实体，而是信仰它作为文化符号所蕴含的生活世界、工作创世、道德世界秩序、真善美的价值世界境界的意义，但这些都是人化世界，都是现实的力量和德性。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待宗教的态度，挖掘它的生活价值、道德价值、工作创世与救世价值、生态价值等。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宗教对人性的全面压制，以及对旧有社会、国家秩序和制度的维护就成为崇尚理性、自由、平等和科学的资产阶级的障碍了，代表人类进步力量的资产阶级必须冲破宗教的束缚，否则就不能解放自己。
中世纪，基督教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教皇是最大的封建主，教会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基督教融入工作世界、日常生活、国家生活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人文主义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基督教脱离现实生活世界特别是工作世界的神性文化，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精神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路德、加尔文等进行宗教改革就是反对基督教的这种远离生活世界的出世态度，提倡宗教的世俗化、生活化、工作化，而不否定宗教信仰和基督教教义。路德提出“天职”概念作为新教的核心教义，认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教徒不是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体认虔信并不在于逃避尘世，而在于各自对“职业”的世俗崇拜。加尔文则主张合法劳动，靠勤奋工作追求财富。他们所说的“天职”，就是把为上帝努力工作视为神圣的职责，正如韦伯所说，在新教伦理中，现世中的分配不均是神意天命，雇主和工人的工作都是“天职”，都应为信仰而工作，以博得上帝的欢心和赐福，新教“认为这种劳动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归根到底常常获得恩宠确实性的唯一手段”。尽“天职”的结果和表现就是“在现代经济制度先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那些伟大的宗教运动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其禁欲主义教育的影响，而他们的充分的经济效果，一般地讲，只有当纯粹的宗教热情过去之后，才会显现出来。这时，寻求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这种“天职”使日常的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的意义。这样，基督教的宗教伦理就转变为世俗的经济伦理或工作伦理：“禁欲主义的力量还给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必胜目标一般。”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后形成的这种新教伦理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使宗教的工作世界本质更为直接地显现和张扬。这是宗教文化意义从出世化到世俗化、生活化和工作化进展的过程。由此，宗教意义的跃升有两种相反的意义：国家宗教超越原始宗教的自然生态即超越原始世俗世界，出世到天国是一个跃升；从天国回到尘世的生活世界即世俗化更是一次跃升。而这两种跃升都源于工作世界的意义。
工作世界是宗教的普遍基础和本质，新教只是更为直接地彰显了这一本质。《圣经·箴言》中说：“你看见殷勤办事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这里，“殷勤办事”主要就是工作做事，因为做事主要是在工作世界发生的，工作世界天生就是一个做事的地方，离开工作世界，就会无事可做，失业就是无事可做。“殷勤做事”就是认真、虔诚、吃苦耐劳，这样的人必定会受到赏识重用。因为殷勤做事，对于员工来说实际是为老板做事，对于臣民来说实际是为君王做事，对于自己来说实际是为自己做事。基督教虽然宣扬工作是为上帝而做，但人们实际上做的都是老板的事、君王的事或自己的事，没有一件是上帝的事。殷勤做事是宗教给工作者的奖赏，是宗教的虔诚、守信、吃苦耐劳精神和道德伦理的工作世界化，是工作伦理。佛教也有浓厚的工作世界意蕴，如佛门有句古话，叫作“佛理通商情，商情达禅要”，自古佛理普蕴于日常生活特别是日常工作之中。佛门允许有经济行为存在，禅宗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理念，鼓励人们自食其力，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减轻对社会的负担。佛经中说：“一切法若无慈悲，皆为魔法，一切法若有慈悲，则皆佛法。”慈悲是佛法的根本。关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佛教提供“八正道”，其中就包括“正命”“正念”“正行”“正业”四个方面，指出一个人的谋生方法与工作事业、日常行为、言行举止是否正确，关乎他将来可能得到的果报，而正确的根本就是慈悲即德性。由此，追求真善美的工作世界也是佛教的核心价值取向。当今世界，宗教精神、宗教伦理与工作世界相融已成为一种时尚的文化。宗教给工作世界注入精神能量和伦理道德法度，也使宗教自身获得活力和新生；工作世界是滋养、培育宗教精神之所。宗教文化的活力在于不断随着世事的流变与工作世界相融合，才有精神能量和土壤；其他文化也是如此。有工作世界的终极价值旨归，这是文化世俗化、通俗化、大众化、平民化的真意所在。
综上所述，宗教文化总体意义的生成经历了从原始工作世界和日常生活宗教到国家意识形态宗教的嬗变过程，宗教文化是生活世界总体文化，本质和基础是工作世界文化。宗教信仰是生活世界总体意义的信仰，是人与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信仰；本质是工作世界意义的信仰，根本是工作创世、工作创造力和工作共同体关系的信仰。人们对神灵的信仰是对真善美道德实体或精神实体的信仰，而这些神灵、道德实体、精神实体的本质是工作创造力和工作共同体关系，即神灵精神、道德精神的本质在于工作创世、工作创造。工作创造是最大的德行、德性和最伟大的精神，离开工作创造意义的神和宗教就不可能成为神和宗教。有些人信仰宗教，是信仰宗教神灵的文化符号所代表、预示、蕴含的生活世界总体意义和工作世界核心价值。人们对神灵或宗教的信仰，实质是对自己工作创造力、工作共同体关系的信仰、信念和追寻，一些人却采取了虚幻的形式，把本属于自己对自己生活和工作世界的信仰幻化为自己对自己之外的虚幻的精神实体的信仰，这就失却了自己的生活世界和工作世界意义。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对宗教、神明、信仰意义的理解各不相同，有些人信仰宗教、神明是信仰宗教、神明作为文化符号所代表的生活世界和工作世界的意义，此外，再无他意。
文化世界的历史演进和总体意义生成，其基础都是工作世界。文化世界总体意义生成的标志是文明文化时代的到来，是工作世界、日常生活与国家生活文化构成的总体文化世界的生成。同样，文明、文明时代、文明世界、文明文化生成的标志是文化世界总体意义的生成，即工作世界、日常生活和国家文化的总体的生成，是技术、制度、观念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总体的生成，而不仅仅是文字或工具。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界定也是对生活世界总体的界定。文字或工具只是文明的一个重要因子或标志，而不是总体意义的标志。就像说机器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标志，但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标志，因为，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标志是技术、制度、意识形态的总体。如此，对文明的界定应是文明是文化世界的总体，或是技术、制度、意识形态的总体，或者说是工作世界、日常生活、国家生活的总体，在文化世界总体的意义上，文化跃升为文明，成为文明文化世界。由此，人类文明文化生成的标志应以文化世界总体意义的生成为标志，而不仅仅是铁器或文字，后者只是文明文化生成的工作技术标志或精神文化标志，还不具有文化世界的总体意义，而作为文明文化必须是具有文化世界总体意义的文化，否则就是不完备的蒙昧或野蛮文化。工作世界、日常生活和国家生活构成一个文化世界的总体，使文化世界成为比较完备的文明文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