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世界的最初或发端是工作世界
考察文化世界特别是史前文化或文化从蒙昧到文明的演进的历史发现:文化世界的最初或发端是工作世界,最初的人类或文化是不完整的人类和文化,仅是工作世界意义上的人类和文化,随着工作世界的进展,人类或文化才有了生活世界的总体意义,首先是日常生活,进而进展到国家生活,这才有了文化世界的总体意义。工作世界是文化世界范式历史演进的基础、动力和意义的源泉。考察文化的历史就是考察文化世界演进的生活世界总体性特别是工作世界基础与意义源泉。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摩尔根视人类社会历史为“文化生活”,并以工具作为划分人类不同文化时期的标准。他认为,人类“生存的技术”即“生产技术”或“工作技术”以及由此而来的智力发展推动人类进步。在《古代社会》中,他把历史分为蒙昧期、野蛮期和文明期,并认为这三个时期又分别包括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包括一种不同的文化,并代表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采集水果和坚果标志着蒙昧时代低级阶段,食用鱼类食物和用火知识的获得标志着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弓箭的发明标志着蒙昧时代高级阶段;制造陶器标志着野蛮时代低级阶段,饲养动物、种植农作物和建筑房屋标志着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冶铁术的发明和铁器的使用标志着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文字的使用标志着文明时代。摩尔根描述了蒙昧阶段的人类生态:“我们可以根据一系列必要的推论,将人类追溯到这样一个时候,那时,人类对于火是无知的,他们没有清楚的语言,也没有手制武器,象野兽一样,依靠地上自生的果实为生。他们以几乎觉察不到进展的缓慢速度进入蒙昧社会,以手势和不完全的声音发展到语音清楚的语言;由作为最早的武器的棍棒发展到以隧石为锋尖的矛,并最终发展到弓箭;由隧石刀和凿发展到石斧和石槌;由柳条和藤条编的篮子发展到涂有粘土的篮子,使之成为能用火煮食物的容器;最后掌握了制陶术,从而产生了耐火的容器。”“我们对蒙昧阶段的初期知道很少”,这一时期“始于人类的幼稚时期,而其终点可以说止于鱼类食物和用火知识的获得。这时候,人类生活在他们原始的有限环境内,依靠水果和坚果为生”。摩尔根推测原始人诞生在热带或亚热带的果木林中。他认为人类初现时,动物在数量和质量上正处于全盛时期,“如果说,人类初诞生时既无经验,又无武器,而周围到处都是凶猛的野兽,那么,为了保障安全,他们很可能栖息在树上,至少部分人是如此”。
根据摩尔根的描述,在蒙昧低级阶段,人仅仅是语言(分节语言)、制造和使用简单棍棒和打制简单石器工具意义上的人,文化仅仅是语言、制造和使用棍棒工具意义上的工作世界文化。人们主要住在树上,还没有居住文化;吃的东西主要是天然的果实、坚果和植物的根茎,还没有吃文化;生活在热带,裸体,没有衣物文化。摩尔根在叙说蒙昧低级阶段时,没有提到衣物。古希腊神话中关于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故事,说的就是人之初没有火、光明和智慧,也没有衣物,处在裸体状态。《圣经》中伊甸园的故事也说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最初是裸体,不穿衣服。至少在蒙昧低级阶段,人类的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还是像动物,没有日常生活文化,只有采集意义上的工作世界文化。在行走方面,工作劳动使其直立行走,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行”具有了人化或文化的意义,具有了生活世界意义。“行”是指行动,不只是指行走,这个阶段,许多行动还不具有人化的生活世界意义,还不具有文化世界意义。总之,蒙昧低级阶段有吃穿住行的行为活动,但这些还都不是文化,还没有这些方面的日常生活文化,也没有日常生活的性文化。这里强调和确证这一点,是因为摩尔根把蒙昧低级阶段视为人类最初的文化时期,但没有特别表明这个时期的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或行为还不是文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对这一点给予特别的观照。这样,就容易给人一个误解:既然这个阶段是人类的文化时期,那日常生活也是文化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工作世界相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先在性。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棍棒”问题。19世纪摩尔根根据当时各大陆都发现了处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这一事实,推断在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历史之前,还有一个更原始的社会发展阶段即蒙昧低级阶段。由于该阶段尚无考古学或生产工具的证明,摩尔根也就不可能提供此阶段生产工具的证据。但摩尔根认为该阶段确实为人类社会,而非动物群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赞同摩尔根这一观点。我们认为,考古学、历史学没有工具证据不等于历史没有工具实存,按恩格斯的研究,手脚分工是在语言之前,随时随地用自然木棍和石头进行修理和打制并以之防御野兽、采摘果实,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与文化的最初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意义上的工作人与工作文化。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明确认为人类最古老的工具“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在人类早期,武器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也是抵御野兽和人类彼此争斗的武器。那么,蒙昧低级阶段的生产工具是石器还是木器?摩尔根认为人类在蒙昧中级阶段才出现了生产工具和武器的较专业化分工,但在蒙昧低级阶段,只能是集采集、狩猎为一体的生产工具,这就是将天然棍棒打造而成的木棒、木矛等木器。众所周知,生产工具发展史表明,“硬质材料”较“软质材料”加工晚,因为它需要更高一级的加工技术。人类制造工具的顺序应该是木、石、青铜、铁、钢,而不是相反。但这只是一个总体的顺序,并不排除在某一个阶段多种工具并用的情况。至于说是先有棍棒还是先有石器,这个不必纠结也无从考证,我们可以想象蒙昧低级阶段的人类一手持棍棒、一手持石头与野兽抗争,或一边用棍棒采摘果实,一边用石头敲打坚果。只要他们手脚已分工,他们就有能力和经验使得使用的棍棒和石头不是纯天然的。恩格斯说:“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蒙昧低级阶段已经有劳动、劳作、工作,劳动就要制造和使用工具,哪怕是最简陋的工具,如折断一根树棍,把它的枝条弄掉,或把一块大的石头打碎成几块小的石头,这些都是其他动物做不到的。
根据摩尔根的描述,蒙昧中级阶段进入打制石器时代,原始人开始使用火,采用鱼类作为食物,沿着河流和海岸过移居生活;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技术,食用更多的熟食,间或食用猎物。这个阶段,工作世界拓展到制造和使用石器与火以及间或地狩猎。由于吃熟食,有了吃的生活文化;由于移居,有了居住的生活文化和衣饰文化。文化世界从工作世界拓展到吃、住等生活世界。“从原来居住的恒常炎热的地带,迁移到比较冷的、一年中分成冬季和夏季的地带,就产生了新的需要:要有住房和衣服以抵御寒冷和潮湿,要有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离开动物越来越远了。”这里,恩格斯指出了工作世界、迁徙和生活世界的互动关系。
蒙昧高级阶段,弓箭的发明使得狩猎成为主要的工作活动,这就使工作世界由采集拓展到狩猎,食物也从天然食物拓展到狩猎食物,吃文化从植物拓展到猎物。这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这个阶段还有了磨制石器,能制造独木舟,有了用木制纤维做成的手工织物,有了定居文化的萌芽——村落。这表明日常生活文化在吃穿住行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野蛮低级时代,工作世界进一步拓展,人们学会了制陶术,学会了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野蛮中级阶段,食物进一步丰富,出现了村落以及木和砖石建造的房屋、城堡,在适合游牧的地方出现了游牧生活。野蛮高级时代是向文明时代的过渡时期,工作世界与生活世界进一步拓展和丰富。
文明时代,工作世界进一步发展,并推动生活世界总体意义的进一步生成。“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间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虚幻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国家生活以及艺术、科学、宗教、哲学世界观等精神生活意义的拓展都源于工作创造。“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进入意识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典古代世界没落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力地统治着人的头脑,甚至连达尔文学派的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自然研究家们对于人类的产生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因为他们在这种唯心主义的影响下,认识不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工作、劳动创造是文化世界的基础和源泉,但这个创造与生成意义被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的精神实体遮蔽了。
随着生产力或工作创造力的提高,阶级、国家出现了。当一个人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超过他本人的消费而有了余额时;当战俘不再被杀死,他们沦为奴隶而被强制进行劳动生产,他们创造的财富被主人全部占有时,私有制出现了。一些首领利用他们的特权首先富裕起来,氏族与部落内的掌权者首先成了剥削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族与族之间以掠夺奴隶和财富为目的的战争更加频繁,为防御敌对一方的掠夺和侵扰,他们各自筑起了一座座高耸的城池,开始了乡村文化世界向城市文化世界的演进。剥削阶级统治者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和维持自己的统治,建立了军队、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国家出现了。
文化世界的最初是工作世界,工作世界是文化世界演进与跃升的基础。“每一个顺序相成的文化时期自然都随着生活资料所依赖的生存技术的增进而增加起来;因此,财产的增长是以发明和发现的进展齐头并进的。由此可见,每一个文化时期都比前一个时期有着明显的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发明的数量上,而且也表现在由这些发明造成的财产的总类和总额上。”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中,摘录了摩尔根这段论述:“标志人类进步的事件,不以特殊的人物为转移而体现在有形的记录之中,这种记录凝结在制度和风俗习惯中,保存在各种发明和发现中。”可见,马克思与摩尔根都认为工作世界是各个文化时期演进的基础,而工作创造力特别是工作技术的发明创造是根本支撑。马克思在《摘要》中经常使用摩尔根的“生存技术”这一词语,生存技术就是生产力的主体化即工作技术、工作生存技术。工作创造力停滞了,文化就停滞了。工作世界的工作技术决定生活世界或文化世界进步,正如摩尔根指出的:“人类中最先进的一部分,当其处在进步过程的某一阶段时,似乎停滞不前,直等到出现某一项重大的发明或发现,如饲养家畜或熔化铁矿之类,才产生一股新的、有力的向前迈进的冲动力。”摩尔根认为,文明文化形成的根本支撑是工作技术即冶铁技术。“我们可以说,文明的基础是建立在铁这种金属之上的。没有铁器,人类的进步便停滞在野蛮阶段。”
总之,文化世界最初是蒙昧低级阶段的工作世界文化,不具有吃穿住等生活文化意义,不具有生活世界总体意义,即不具有文化世界总体意义。随着工作世界特别是工作技术和工作关系的发展,文化世界逐渐拓展到日常生活、国家生活和意识形态生活,才逐渐有了生活世界总体意义。而生活世界总体意义又是随着工作世界意义的不断创生而不断改变的过程。工作世界是基础的文化世界,工作关系是基本的文化关系,工作能力特别是工作创造力是根本的文化能力或文化生存能力,技术是文化或工作创造力的表现。由于缺少技术或创造力的进步动力,原始社会几十万年都安于茹毛饮血的低级文化和停滞于石器复制文化,停滞于蒙昧和野蛮时代的文化世界。铁器和陶器的发明创造使人类进入文化的文明时代,是创造力的发展打破了这种落后的原始文化世界结构,而这种古代文明又是在工作创造力的发展与停滞中延续、颓败与改变。
下面再用恩格斯的文化人类学思想进一步说明文化世界的最初是工作世界文化,工作世界是文化世界进展的基础和意义生成的源泉。恩格斯的文化人类学思想,进一步表征了人和文化的最初是工作世界意义的人和文化,随着劳动的发展文化世界才成为生活世界总体意义上的文化。劳动创造人从而创造文化是一个过程,人并不是一下子就成为人的,人的最初只是劳动意义上的人,即制造和使用工具采集自然食物的人,文化世界只是劳动意义上的文化世界,还没有拓展到吃穿住行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人类在居住、食物、衣物等生活方面还是动物化的。恩格斯指出,“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此处的“历史”无疑是指原始社会史即蒙昧低级阶段,而劳动就是脱离动物界的根本方式,因为“人类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是劳动”,是劳动使手脚分工、语言产生、猿脑变成人脑,是劳动使居住等生活条件一步步人化为文化世界。“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它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和文化的最初是劳动,劳动的最初是制造和使用工具:“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马克思也说:“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人的最初只是劳动意义上的人,就是说人的最初只是工作意义上的人,文化世界的最初只是劳动意义上的文化世界,即文化世界的最初只是工作世界意义上的文化世界。随着工作世界的进步特别是工作能力的提高,人和文化世界才一步步从工作世界文化拓展到生活世界总体文化。
综上所述,文化世界的最初是工作世界文化,文化世界的总体意义并不是一进入人类社会就生成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先有工作世界,再向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文化延伸,吃穿住行一开始都不具有文化的性质,都是自然行为或自然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虽强调了文化世界的工作技术基础,但没有明确指明文化世界一开始只有工作世界文化,没有日常生活文化,也没有明确表明日常生活是从什么阶段演化为文化的。这就使得人们误以为文化世界一开始就有日常生活文化,吃穿住行一开始就是文化,而不是逐渐生成的过程。
上述对文化世界的最初是工作世界以及文化世界历史演进的工作世界基础的考察,对我们今天文化世界的运行有重要启示意义。
文化的意义就是生活世界总体的意义,这个总体是一个基于工作世界的不断创新拓展的进程,文化就意味着创新、流变和改变,文化的停滞就是文化的消亡,而复制就是最大的停滞。生活的意义,物质的享受与精神的喜悦,财富与历史的累积、传承皆在于此。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尊贵、显赫及权势和财富都在历史的涤荡中荡然无存,历史留下的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创造和文化遗存,并使后人沿着它的轨迹进行新的创造、开辟新的存在空间。
那么,这些文化得以不断拓展的动力是什么?这些文化的意义来自哪里?就是工作世界文化,就是工作创造力和工作关系互动、互构发展的工作世界结构。创造文化就是创造生活,就是创造生活世界总体意义,而创造就是工作创造,就是工作共同体的创造。工作创造力自身的矛盾即低技术与高技术、新技术与旧技术的矛盾是最根本动力。工作技术链构成一个矛盾的过程,每个环节都是矛盾的一个方面,如有了捕鱼和狩猎技术就需要火烧烤食物,有了火又推动了制陶和冶炼铁技术发展。这些都源于生命创造力的不断冲动,而生命创造力冲动的根本就是工作创造的冲动,这些创造的冲动是工作世界总体的运行和需要,即技术的总体性源于工作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总体性,离开后者单纯的技术环节或矛盾就不会有任何冲动矛盾和动力,即技术体系、技术总体性也只有在整个工作世界和生活世界中才有意义。整个文化世界或生活世界从工作世界中获得意义,工作世界又从文化和生活世界中获得意义;技术体系链条从整个工作世界中获得意义,整个工作世界又从技术体系、技术矛盾过程中获得意义。
作为工作关系对文化世界的推动也是这样。每一次工作占有、分配、交往以及管理或权力关系的改变,都意味着工作世界特别是工作创造力的解放和自由,也意味着文化世界的进一步拓展和进步。从家庭关系看,母系社会是妇女工作地位占主导的结果,父系社会是男人工作地位占主导的体现。从工作行业关系看,农业与畜牧业分工促进了农业技术与驯养技术的发展。从工作世界占有关系看,原始公有制适应了低水平生产力或工作力的发展,私人占有制促进了冶铁等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文化世界向政治、法律、道德、意识形态等文明世界的发展。从阶级关系看,奴隶主最初是氏族首领,氏族首领最初是工作能力较强的人,特别是在早期,只有一个在体力、能力等各方面都强势的人才能做首领,否则不能服众,这与动物首领相似,只是首领世袭制才使后续的首领能力弱化。当然工作能力强大并不意味着道德能力强大,一些奴隶主是靠贪污集体公共财物成就的,资本家是靠暴力掠夺起家的。在古代中国,奴隶主阶级特别是首领、国王还被赋予了道德强者的角色,如夏商周的一些贤明君主。“大禹治水”中的大禹,其工作能力被赋予超人的技能或神化的能力,又是一个道德楷模。而最初的奴隶阶级则是一些工作能力相对较弱的弱势群体,或遵纪守法的道德模范,或战败者或反抗者或逆来顺受者,他们肯定不愿意做奴隶,可为什么做了奴隶?因为有国家的暴力工具。
文化世界一开始仅是工作意义的文化世界而非生活世界总体意义的文化世界,这对理解文化世界和文化哲学有重要意义。这呼应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即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就从哪里开始。这又是文化世界和文化哲学的真谛所在,即不仅文化的历史从工作世界文化开始然后向生活世界拓展,任何一个新的相对的文化世界的生成一般也是这样一种逻辑,如乡村文化世界从驯养和农耕工作世界开始,工业文化从机器发明、机器生产开始,信息文化世界从信息技术开始拓展到生活世界各个领域,等等。如此,说文化世界就是日常生活世界是不全面的,说文化哲学是研究日常生活世界的哲学是不完整的,因为文化世界最初只是工作意义上的世界,那时没有吃穿住行的生活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那时在工作世界,人类是人,在生活世界,人类是动物,没有人化世界,即没有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而中古乃至近现代和当代的一些相对文化世界生成过程也是如此。说文化世界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就把人类早期的工作意义上的文化世界排除了,就把历史和现实中处在工作世界意义阶段的文化世界排除了。说文化哲学是日常生活哲学就把关于人类早期的文化世界哲学和研究工作世界意义上的文化哲学排除了。除非这里说的日常生活世界包括早期工作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但一些文化哲学研究者诉求的生活世界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吃穿住行、婚丧嫁娶的日常生活世界,是与生产工作世界相对而言的那个生活世界。
不仅远古人类的最初只有工作文化世界,没有吃穿住行的日常生活世界,历史和现实的一些文化世界也是工作世界意义上的文化世界,具体的文化世界首先也是工作世界意义上的文化世界。如此,说文化哲学就是生活世界哲学或日常生活哲学,就会使文化哲学陷入无生活对象或无生活视野的境地,那样文化哲学还能研究多少日常生活世界。而如果说文化哲学是日常生活世界批判哲学,那同样它还有多少日常生活可以批判,而若仅仅批判那些婚丧嫁娶、吃穿住行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文化哲学又是何等的贫乏,何等的千篇一律,特别是现代的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都远远地超越了传统吃穿住行和婚丧嫁娶的日常生活意义,都越来越趋向总体的社会文化世界或生活世界,个人的吃穿住行和婚丧嫁娶越来越被社会总体离弃,又被自己的工作世界边缘化和消解,或许也只有在假日和节日的时候,人们才能感受到这些日常的存在。
实际上,现当代的日常生活哲学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以及社会生活世界的批判,如物化、异化、技术合理化、单面化的批判,特别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其实都是集中在对工作世界的批判和工作世界的建构,都是工作世界哲学,而不是生活世界哲学或日常生活世界哲学。或者说它们本质上都是工作世界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哲学或日常生活哲学,离开工作世界或不顾工作世界的生活世界哲学或日常生活哲学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或者只是在称谓上出现过,或者像胡塞尔所指出的那样,只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或先验的领域存在着并最终消解在意识意向性中。现象学社会学家许茨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日常生活世界理论几乎没有提到吃穿住行和婚丧嫁娶这些日常生活的事,而是大讲特讲工作世界,并把还原法、意义理论、主体间性理论、意向性理论都建立在工作世界基础上,这应是日常生活世界哲学的非日常生活性和工作世界本蕴的一个突出例证。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也都较为清晰地指向工作世界。由此,说文化哲学是生活世界哲学至少没有从称谓上直接反映和表征文化哲学的本蕴,文化哲学应是关于文化世界意义结构的理论体系,而文化世界的总体是生活世界,本质或核心是工作世界,文化哲学是生活世界总体(内含工作世界)哲学,更是工作世界本质哲学,是这两个哲学的总体。文化世界始于工作世界,工作世界是文化哲学的起点和核心。只讲文化哲学是生活世界哲学,就遗漏了历史和现代的文化世界的工作世界核心,就会陷入无对象、无存在核心、无世界品质、无人本关切的多无境地。文化哲学只有在工作世界基础上关怀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才有存在的合法性,即只有给人一个工作世界才能给人一个生活世界,否则这个哲学和生活世界就会一同陷入多无、空无境地。
当代人日常生活的沦陷更为严重。日常生活的部分被物化、技术化、单面化,都表明日常生活是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的异化存在;一部分被侵入和占据,这是其空间的丧失和沦陷,包括空间的范围、边界和内容的丧失和沦陷。日常生活世界的沦陷不同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异化,因为异化的日常生活还是日常生活,还有其空间和领地,而日常生活世界的丧失和沦陷是被另一个世界占据的状态。这个占据者就是工作世界,即当代文化世界中,工作世界不仅处于核心地位,而且侵占这个世界的非中心和边缘地带的日常生活世界。这一方面表征文化世界或生活世界演进的工作世界基础,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过度的工作世界化倾向。这种日常生活世界沦陷的表现和根源主要是消费主义文化。
消费主义认为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已经由生产型社会过渡到消费型社会,人们消费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满足欲望,不是满足生理需求而是满足心理需求,不是为了获取消费品本身的意义而是为了其文化符号的意义,即确认身份、自由、地位、尊严等。社会以消费为中心而不以生产为中心。人们疯狂消费,认为有消费才有价值、自由和尊严。鲍曼认为,在消费社会,工作伦理演变为消费伦理或消费美学,工作价值演变为消费价值。我们同意他对消费社会实际状况的描述,但不同意消费主义用消费中心取代工作中心、用消费价值取代工作价值的判断。我们认为消费社会、消费文化是后工业社会工作世界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拓展和侵入,消费世界是一个新的物化的工作世界。
其一,消费是一种生产活动,主要是第三产业的服务性生产。消费以消费产业为基础,消费产业的实体化、主体化、具体化就是消费工作世界。没有消费产业的工作生产活动,就没有消费活动。如没有餐饮业的工作生产就没有饭店,就没有食客的饮食消费,没有娱乐业员工的工作生产就没有消费者的娱乐消费,没有售货员的销售工作就没有消费者的购物消费。消费产业工作生产的是服务产品以及进一步加工的消费产品,如厨师将食品加工成菜肴等。如此,消费中心实际是一个不同于以直接生产农产品和工业品为主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生产中心,是一个以服务为主的工作世界中心,消费型社会依旧是一个工作型社会。消费文化就是消费型工作世界文化,消费行为、消费价值、消费自由都以这个消费工作世界为基础。
其二,消费本意是享受,是生活享受,吃穿住行、婚丧嫁娶这些行为都是日常生活行为,可在消费社会这些日常生活世界被消费世界占领,成为一个消费产业化的工作世界。在消费社会,人们的消费不是取决于自己的意愿,而是按商家和社会的宣传诱导和规制来消费。在一个非消费社会,消费是自主的、私人的、自由的,而消费社会则不然。如饭店吃喝的消费,完全取决于饭店的菜单规制和餐饮结构,食客只能在这个规制和结构内选择,点菜、排座位、敬酒、买单,完全是一套公共化、社会化的程式,这种消费已成为社会化、商业化的消费,从而消费者的消费并不是在自我享受生活,而是在帮助商家和社会实现服务产品的价值,消费者成为消费产业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其消费成为消费工作世界的最后一个环节。消费者只有不断地把产品消费掉,消费产业才能进行下去。
工作世界侵入日常生活世界除了表现在消费生活领域,还大量地表现在居住生活领域,即工作世界侵入了人们的卧室、书房。书房通常为办公室或创作室,卧室通常为思考工作的地方。日常生活世界的陷落,除了消费主义文化的驱使,还有工作就业不充分的催生和功利主义的诱导。日常生活的沦陷还有“富士康”式的生活,统一起床、吃饭、休息,生活被纳入工作体系,在厂房里生活,还有统一着装、价值观等。
以上工作世界向日常生活世界的侵入或日常生活世界的陷落状况,使文化世界呈现出从生活世界向工作世界滑落的趋向,使文化哲学呈现出从生活世界文化哲学向工作世界文化哲学转向的必然和必要。这也是这里这种历史考察的结论和必要所在,即由工作世界创造的日常生活如今正在被工作世界所侵占、奴役和遮蔽,使文化世界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上正在丧失总体的意义。由此,还要循着史前文化的足迹,追寻工作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的总体意义,这就要从过度膨胀的工作世界特别是消费工作世界向日常生活世界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