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以文化世界的历史演进为逻辑前提,呼应文化世界观递进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工作世界趋向,立足中国场域又有世界维度,探究文化世界的一般意义结构。作为一个“课题”,它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世界向度研究”。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给这种研究一个学名叫“文化世界哲学”,以别于已有的生活世界文化哲学、实践文化哲学、人类文化哲学等其他文化哲学范式。当然,文化世界哲学也是文化哲学,并与其他文化哲学互相照看。文化世界哲学亦可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核心范式的意义上,亦可称为“工作世界文化哲学”。文化世界哲学将创造、工作创造、工作共同体创造视为工作世界乃至整个文化世界的三位一体本质和最高境界,诉诸资源型文化世界向创造型文化世界转型,亦是文化世界创新哲学,而创新哲学即文化世界创新哲学。
概言之,文化世界哲学就是关于文化世界意义结构的理论体系,是对文化世界是怎么来的、什么是文化世界、怎样建构或创新文化世界等问题的探究。这里,“文化世界意义结构”一语不是指文化世界的意义和结构,而是指文化世界意义的关联体系,具体就是总体意义、本质意义、结构意义、价值伦理审美意义以及矛盾冲突意义与建构意义等一系列意义的关联体系,即这些意义的关联体系构成文化世界的意义结构。由此,“意义结构”当中的“结构”也不是指文化世界的结构,后者的结构作为结构意义仅是文化世界意义结构这一体系当中的一个深层次的意义规定,或者说文化世界的结构意义是文化世界意义结构中带有根本性的意义层次,文化世界的一系列意义都根源于文化世界的结构。
那么,“文化世界哲学”这一概念的合法性何在呢?这首先要从“工作世界”这一概念的合法性说起,因为文化世界哲学是以工作世界为核心范式的关于文化世界意义结构的理论体系,它把生活世界文化哲学建立在了工作世界基础上。文化世界哲学的总体范式是文化世界或生活世界,核心范式是工作世界,是工作世界范式使本研究的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范式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在同生活世界文化哲学等文化哲学范式相对而言的语境中,在核心范式的意义上,文化世界哲学亦可称为工作世界文化哲学,但它并不只是探寻工作世界的意义,而是在工作世界基础上探究文化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总体意义。从此意义上说,工作世界概念的合法性问题即文化世界哲学及其研究的合法性问题。
如果一个上班族的妈妈送她的三岁小孩去幼儿园,告别时对孩子说“妈妈去工作”,孩子一定能听懂,一定知道自己的吃穿住行以及每天在幼儿园的生活要靠爸爸、妈妈的工作支撑,一定知道自己的生命要靠爸爸、妈妈的工作来养育。而如果这个妈妈临别时对孩子说“妈妈去实践”或“妈妈去生产”,孩子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也就是说,人依靠工作生存这是三岁小孩都懂得的生存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马克思也认为,人依靠劳动即工作生存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生存论。人依靠工作生存,靠工作创造生活、生命和文化,一个连三岁小孩都知道的生存论,一个现实生活中人人都知道的生存论、生活哲学或文化哲学,为什么哲学中没有这种生存论、生活哲学或文化哲学,这样问就有些绝对了。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就有丰富的工作生存论或工作文化哲学,只是我们没有注意而已。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工作世界做了淋漓尽致的剖析,就是工作世界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讲实践、生产、劳动对社会和人的存在的基础作用,就是讲工作世界基础作用,因为工作是生产、劳动、实践的具体化、实体化、现实化和主体化,是本质的或现实的生产、劳动和实践活动。此外,人类文化哲学的代表人物卡西尔明确地把工作视为文化世界的核心,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日常生活世界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都指向工作世界这个核心,生活世界现象学家许茨更是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将工作世界置于生活世界的基础与核心层次。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把人类文化的历史看成由工作技术、工作发明创造以及工作关系支撑和推动的历史。工作世界作为一个哲学范式早已在现当代哲学中流行,作为一个文化范式早已在文化世界和文化哲学中流传,只是还没有形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以工作世界为核心范式的文化世界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系统阐述工作世界概念范式的理论系统。卡西尔把工作符号化,许茨把工作意向化,马尔库塞把工作技术化,这些持有工作生存论或工作世界文化哲学思想的人,都在很大程度上消解、遗漏甚至悖逆了工作世界的意义。工作世界的总体意义是什么,工作世界的本质意义是什么,工作世界的结构意义是什么,这些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被遗漏的问题,至多是形成了许茨现象学的主体间性意义结构的理论。而工作世界的意义注定了文化世界的意义,由工作世界意义引发的文化世界的意义结构问题,即文化世界的总体意义是什么,文化世界的本质意义什么,文化世界的结构意义是什么,文化世界的价值伦理审美意义、矛盾冲突意义以及建构类型和境界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特别是文化世界的工作世界本质与结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被遗漏的问题。
工作世界作为一个根源性的意义的范式、生活世界或文化世界范式,我们认与不认、信与不信,它都客观地或主观地摆在现实、历史和理论中。这是工作世界范式合法性的现实、历史和理论根据。工作世界概念的合法性还有相对于实践、生产、劳动三个概念的合法性,因为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的概念,又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同一的概念。因为同一性,工作世界概念获得了与其他三个概念在文化世界或生活世界中的同等程度的基础、核心与本质意义,又因不同性或差异性,工作世界概念成就了与其他三个概念相对而生、相对而在的独立生态,表明了工作世界概念具有其他概念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和存在性。
工作是一个世界,即工作世界;实践、生产、劳动亦都是一个世界,即实践世界、生产世界、劳动世界。由此,这里所说的工作世界与其他三个概念的关联也指向这三个世界概念,同样,其他三个概念与工作世界的关联也指向工作这一概念。而在这些概念的关联性中,工作世界与实践的关联最为明晰,几乎是不证自明,因此最容易表明,即工作也是实践,而且是根本性的实践,实践除了工作实践还有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实践。工作世界是实践或实践世界的本质规定。由此,工作世界概念就很容易获得了与实践概念相对存在的合法性。接下来主要说明工作世界概念相对生产和劳动两个概念的合法性。工作与生产,或工作世界与生产世界,或工作活动与生产活动,其关联与差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生产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和个人生产的总体,后者即主体化的工作活动,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化、日常化、实体化、具体化。当我们说生产的时候关注的是生产活动本身,主要是物的方面或物化世界,而不管是谁进行的;而当我们说工作的时候关注的是谁的工作,是主体。由此,在观念上生产往往也被误解为总体的社会生产或物的生产,而工作就是主体的劳动活动或主体化的世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生产概念既是总体的社会生产也是个人主体的工作生产,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结构也是日常个人工作世界结构。但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往往是把生产只理解为总体的社会生产,把社会基本矛盾只理解为总体的社会生产结构或社会结构,忽略了主体化或个人化的工作世界生产和结构,对历史、社会、人只有总体的社会生产基础和结构的分析,缺失主体化的工作世界基础和结构的分析。这就给一些西方学者提供了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口实或借口,即他们总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社会总体层面的宏大叙事,是缺少经验和实在的形而上学体系,缺少对人和日常生活的关注,等等。工作世界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化、实体化、具体化,工作世界结构即工作力和工作关系的关系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结构即社会基本矛盾结构的主体化、具体化和实体化,社会生产结构与工作世界结构二者是总体与具体、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没有原则的界限,并在不同语境中互相支持、解释和转换。
马克思指出:“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象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社会生产总是一定时代的生产,一定时代的生产总是具体化为个人的生产,个人生产即主体化的工作世界,也就是说,社会化的生产活动总是要表现为具体的主体化的工作活动才具有现实性和实体性,否则就是抽象的生产。由此,个人生产即大众主体化的工作世界构成社会生产的基础和本质。马克思说自己研究的主题就是时代化的资本主义生产,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化、大众化和主体化就是表现“个人生产”的资本主义的工作世界生态,这恰好是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主题。社会生产的具体化、实体化、主体化是工作世界,甚至可以说社会生产的本质是工作世界,而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化、主体化、实体化就是工作关系,甚至可以说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是工作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恰好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研究主题置于具体化、主体化的工作关系之中来研究,如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特别是其占有和分配关系等方面。工作活动是生产活动的主体化、具体化、实体化,生产都是一定工作者的工作生产。或者说生产是社会化总体的工作活动,工作是主体化的生产活动。只有在这个工作世界中才有占有关系、分配关系,住房、汽车、手表等生活财富的占有和分配关系都取决于工作世界的占有和分配关系,即在工作世界中占有、分配多少注定了在日常生活中占有或分配多少。也只有在这个工作世界中才有交往关系,工作世界的交往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工作关系的交往,在工作世界,我们不可能想跟谁交往了就去请谁吃个饭,请客主要是源于一定的工作关系。邻居的交往、家庭的交往、学生的交往,这些生活交往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源于一定的工作交往,都是被一定的工作世界组织起来的,或都发生在通往一定的工作世界的途中。生产是社会历史或文化世界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对生产结构的分析主要是社会总体生产结构的分析,即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构的分析。但生产活动都是由个人工作者进行的,离开工作就没有生产活动,我们所看到的生产活动都是个人的工作活动。个人的工作活动构成总体的社会生产活动。由此,说工作世界是社会历史或文化世界的基础与说生产活动是社会和文化世界的基础既一致又有所不同。后者是社会结构的分析,主要是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关系结构,前者是主体化结构的分析,是工作力与工作关系结构。
其二,生产和工作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这种区别不仅是在上述总体和具体、宏观和微观意义上的区别,还有更多的意义。如生产的本意是生成和产出,即通过人的活动生成和产出了新的东西,至少是改变了原有的东西。而工作则不同,如原始人采摘树上的果实并把它吃掉,这个过程就很难说是生产过程,因为没有生成和产出任何新的东西,但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原始人的工作活动,即采集工作。由此,工作的意义远远大于生产的意义,它包括了所有的生产活动,还包括了一些非生产的生命活动。由此,工作或工作世界结构分析比生产结构分析具有更多的适用空间和时间。特别是对没有生产活动的或生产活动还没有成为一个社会总体活动的早期人类的蒙昧时代更适合用工作世界话语或分析结构,摩尔根、马尔库塞等人就是这样做的,或者,他们经常使用生产方式结构和工作世界结构双重分析结构。生产结构主要是社会化、理论化、经济化的话语方式,而工作或工作世界话语是社会化与日常化、大众化与理论化的综合话语体系,具有更广泛的话语适用空间和语境。如我们说“找工作”而不说“找生产”,说“我在工作”而不说“我在生产”,一般是在涉及单位、国家、社会等总体的时候才用“生产”这个词,生产是社会化的工作世界。罗素曾经指责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用生产方式解释一切的狭隘性,说这是把哲学变成了经济学,同时他说马克思不会这样:“据马克思的意见,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政治、宗教、哲学和艺术,都是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的结果,退一步讲也是分配方式的结果。我想他不会主张,对文化的一切细节全可以这样讲,而是主张只对于文化的大体轮廓可以这样讲。”工作世界的广泛意义和世界意义以及工作世界分析结构的广泛适用性,也可以使我们免除“把哲学变成经济学”的嫌疑。
其三,工作世界话语是现代文化哲学、人类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话语方式。下面仅列举几个经典作家的道说。卡西尔的人类文化哲学认为,人就是文化,人的本质就是创造文化的工作活动,“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互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许茨的现象学文化哲学认为:“社会行动包含沟通,任何一种沟通都必须建立在工作活动的基础上……。各种姿态、言语、文字书写等等,都建立在各种身体运动基础上。”“它(生活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际的文化世界。它之所以是主体间际的,是因为我们作为其他人之中的一群人生活在其中,通过共同影响的工作与他们联结在一起,理解他们并且被他们所理解。”即社会行动只有实体化、现实化为工作行动才有实际意义。马尔库塞指出:“文明首先就是工作的进步,即为获取和增加生活必需品的工作的进步。”又指出,“文明主要是爱欲的工作”,“创造和扩大文明的物质基础的工作主要是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他虽把工作或工作世界作为文明、文化世界的基础,但又认为爱欲的文明不是在工作文明中变得文明的,而是受到工作文明的压制;不是爱欲依靠工作文明得到解放,而是工作文明依靠爱欲解放得到发展。这显然颠倒了爱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但在这里,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也使用了工作世界话语体系来讲述文化问题,他还经常使用“工作世界”这个词语。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包含丰富的文化人类学思想,他亦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文化生活”的过程,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劳动视为历史文化或文化生活的基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劳动就是劳作,就是工作,在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里,工作和劳动两个概念经常互换并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将在下面进一步说明,即文化世界哲学方法除了将生产话语和分析结构转换成工作世界话语和分析结构,还要将劳动概念话语转换成工作或工作世界概念话语。
工作世界概念与劳动概念亦存在重要关联与差异。这里将“劳动”一词转换为“工作”或“工作世界”一词,并不只是换一个说法。劳动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行为,劳动的最初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工作,但仅仅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工作。工作还有不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工作,如脑力劳动、哲学家的静观沉思等。古代文化世界最初的劳动就是制造使用工具的体力劳动,没有独立的脑力劳动职业和分工,而实际上在这种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体力劳动中也蕴含着脑力劳动,在语言和人脑产生后,任何一个劳动除了本能的驱动,还受意识的支配即脑力的支配,首领还要负责对劳动过程的总体设计和目标任务的分配、分工等。正如恩格斯指出:“在所有这些起初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创造物面前,劳动的手的较为简朴的产品退到了次要地位;何况能作出劳动计划的头脑在社会发展的很早的阶段上(例如,在简单的家庭中),就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完成计划好的劳动了。”原始社会后期,宗教、国家产生,精神劳动逐渐控制了体力劳动,而这种控制和支配在原始社会早期就存在了。但是,这时的脑力或智力同体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即劳动的最初主要是体力劳动,甚至是在从采集到狩猎再到耕种的整个劳动过程中。虽然工具不断进步,智力不断提高,但劳动主要还是靠体力完成的,生产力、工作力、劳动力都是体力型的。远古的末期出现脑体分工,脑力劳动才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这时就进入文明时代,就不是远古的蒙昧和野蛮时代了。脑力或智力劳动的内敛性或与体力的融合性以及体力的外显性和张扬性,导致了远古时代劳动的性质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体力劳动,遮蔽了这种劳动的脑力方面,从而导致人们不仅把远古的劳动只看作体力劳动,而且把一切带有“劳动”字眼的劳动都看作体力劳动,或者反过来把体力劳动才看成劳动,而从事管理、思想、知识活动不是劳动。这种误解甚至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或公识性的知识,即一提劳动就是体力劳动或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比如,“劳动者最光荣”这句话往往用到工人、农民身上,而很少用到管理者、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思想者身上。
总之,劳动的最初或劳动天生就是使用工具的工作,但无法反映工作的全部意义,工作不仅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总体,而且是指向人与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总体的世界,比“劳动”具有更多的劳动意义和世界意义。把劳动转换成工作一词不仅能体现最初的劳动的意义,还能体现所有劳动的意义。当然,这种转换是一种主体词语或主体概念的转换,并没有放弃劳动这个词,有时还要在与工作同等意义上使用劳动这个词,因为劳动的本意与工作是相同的,至于什么时候用工作、什么时候用劳动,完全取决于语境。这里附带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的,并没有在褊狭的意义上理解劳动。那么,这里之所以用工作或工作世界而不用劳动做主体词语或概念,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对劳动的褊狭理解,以在更广阔更完整的意义上理解劳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作是大众化、日常化、现代化的概念,既是文化世界中无所不在的存在,又是文化世界中无所不在的话语,而劳动一词的话语空间,无论是日常生活空间还是学术空间,越来越受到工作一词的挤压,越来越让位给工作概念。
工作、生产、劳动是同等程度和意义的概念,但不是同一的概念。有时劳动单指法律关系意义上的劳动,比如一些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就不能说成调整工作关系的法律,很多工作关系是没有或不需要法律调整的,而“劳动关系”则需要法律的调整。也正是因为这种狭义性,一些学者和一些哲学家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进行了有意无意的曲解,如哈贝马斯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责难马克思片面重视物质生产,是物质、经济决定论,他们要重视交往关系、精神关系以及存在等。而工作的广义性具有共通性,谁也不会把工作只归结为物质生产工作。由于这种狭义性,生产、劳动主要是经济学概念;由于这种广义性,工作主要是社会学和哲学概念。工作世界符合日常话语习惯和当代哲学话语趋向,特别是现代社会随着产业链的不断扩展,工作的岗位、职业和种类越来越广泛,传统的生产和劳动概念已难以涵盖和反映一些新形态的工作种类和意义,这恐怕也是当代哲学话语用工作世界范式而少用劳动、生产话语方式的一个原因。再如,一些或许多劳动,从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视角看可能没有价值意义,但从哲学的工作价值论视角看就有价值意义,这也是工作与劳动概念的一个重大差异。再如,一般不会说战争与革命是劳动,但可以说战争与革命是工作,这也表明工作比劳动更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同理,工作与生产的概念差异亦在于此。另外,要将工作转换成工作世界概念,一方面,工作实际上就是工作世界,就是工作环境、工作行动、工作能力、工作关系、工作过程、工作成果与工作精神文化的总体,即一个世界,而不只是职业化的工作行动或赚钱的行为,但在观念上往往被狭义地理解为职业化的工作行动,缺少世界总体性,为了避免观念上的这种误解,将工作转换成工作世界。另一方面,工作世界是一个哲学概念,工作主要是社会学概念,也是哲学概念。如此,这种转换也没有舍弃工作这个概念,二者在不同语境中使用,在同等意义上使用。
工作世界范式的合法性即文化世界哲学的合法性。但是,文化世界哲学研究的合法性不只在于工作世界范式的历史性、现实性以及理论和日常话语的趋向性,不只在于对已有理论的工作世界范式和意义的挖掘、梳理和透视,更在于对工作世界范式的进一步开拓,更在于对文化世界意义结构理论的建构。这应该是一种研究特别是哲学研究的合法性的真意所在。开拓新范式、建构新理论即一种创造。哲学就是一种创造,哲学创造的材料,一个是经典文本,另一个是现实世界(历史是昨日的现实),而后者就是回到现实世界本身,是哲学创作的第一原则。不是哲学观,现实世界才是哲学研究的统领者、评判者。由此,融合文化世界的历史、立足文化世界的现实特别是中国现实、呼应文化世界观递进的趋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导向,探究文化世界的一般意义结构,开创文化世界哲学新理论体系,就成为文化世界哲学研究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世界向度研究的最高和最根本的合法性所在。
下面概要叙述本研究的主要内容、逻辑结构和研究方法,这些内容、结构和方法亦是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就从哪里开始。”文化世界从史前文化开始,文化世界哲学研究就从史前文化开始。文化世界的概念、工作世界的概念、文化世界的意义结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思辨的概念,要理解和阐明这些概念和问题首先要立足历史。文化世界的历史意义是文化世界意义的第一根据,这源于文化的同源性,一切追本溯源都因为文化的同源性。摩尔根精彩地指出了人类文化的同源性,认为脑组织结构的同源性导致文化的“返祖现象”:
我们的大脑与往古的蒙昧人、野蛮人的头颅中从事活动的大脑是同样的,这是靠代代相传保留下来的;这副大脑传到今天,已经被它在中间时期为之忙碌不已的思想、愿望和感情塞得满满的了。就是这同一副大脑,随着世世代代经验的培养,它变得比以前更老练了,也更大了。野蛮社会的精神处处露头,就是因为这副大脑频繁地重现它的古代癖性。这些都可以解释为一种精神的返祖现象。
文化制度具有通约性或同源性:
人类的一切主要制度都是从早期所具有的少数思想胚胎进化而来的。这些制度在蒙昧阶段开始生长,经过野蛮阶段的发酵,进入文明阶段后又继续向前发展。这些思想胚胎的进化受着一种自然逻辑的引导,而这种自然逻辑就好似大脑本身的一个基本属性。这项原则在所有的经验状态下、在所有的时代中,都非常准确地发挥其作用,因而它的结果是划一的,是连贯的,并且其来龙去脉也有迹可循。单凭这些结果立刻会得出人类同源的确证。在各种制度、各项发明和发现当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类心智史,可以认为是一个纯种的历史,这个纯种通过个体流传下来并依靠经验而得到发展。原始的思想胚胎对人类的心灵和人类的命运产生过最有力的影响,这些思想胚胎中,有的关系到政治,有的关系到家族,有的关系到宗教,有的关系到财产。它们在遥远的蒙昧阶段都曾有一个明确的起点,它们都有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它们不可能有最后的终结,因为它们仍然在向前发展,并且必须永远不断地向前发展。
文化精神具有一致性或同源性:
最后,我们可以指出以下几点: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需要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人类所有种族的大脑无不相同,因而心理法则的作用也是一致的。
既然人类文化同源,东西方文化同源,大陆与海洋文化同源,就要追本溯源。这是一次对文化世界的寻根行动。因为不了解史前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文明时代文化特别是现代文化,就像人们所说,不了解古希腊文化或《圣经》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不了解儒道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但问题是,摩尔根对史前文化已经做了经典的研究,我们在这个方面又能有何作为呢?摩尔根不可能穷尽史前文化乃至人类文化各个时期的一切环节和细节,否则,塞维斯的酋邦国家理论、马克思的文化人类学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比如,人类最初的文化是什么文化,人类的最初,吃穿住行性等日常生活是不是文化,文明文化生成的总体标志是什么,摩尔根没有提出和阐述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唯物史观大格局、大视野,也没有指涉这些问题。由此,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误以为有了人就有了文化,就有了吃穿住行性等日常生活文化,而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不过是铁器和文字。如摩尔根所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也具有同等的意义,认真地说来,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文明。荷马诗篇的产生差不多可以作为希腊人进入文明的标志。”“我们可以说,文明的基础是建立在铁这种金属之上的。没有铁器,人类的进步便停滞在野蛮阶段。”
文化世界哲学借助摩尔根从蒙昧到文明的文化研究资料,从历史文化特别是史前文化的视角,考察文化世界范式从工作世界到日常生活再到国家生活的演进过程及其工作世界基础,亦是考察文化世界总体意义的生成。我们认为,人类或文化世界的最初或发端(主要是蒙昧低级阶段)只是工作世界意义的文化,不具有吃穿住行性等日常生活文化的意义,基于工作世界的进展,蒙昧中级阶段以后,吃穿住行性等日常生活才成为文化。文化世界总体意义的生成即工作世界、日常生活和国家生活三个基本文化世界范式的生成过程,其标志是文明文化阶段。文化世界生成的标志就是文明文化生成的标志,但这个标志不是某种单一的文明,如文字、冶铁技术等,而是文化世界总体意义的生成,即文明时代的国家生活的出现,标志着文化世界成为工作世界、日常生活、国家生活的总体,从而标志着文化世界总体意义的生成,标志着文化世界的生成,标志着文明文化的生成。文化世界的历史演进和总体意义的生成,其基础都是工作世界。文化世界的总体是生活世界文化,本质和基础是工作世界文化。
工作世界、日常生活、国家生活构成文化世界的三个基本范式和历史演进的动态谱系,这是文化世界范式历史演进的时间维度。从空间维度看,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构成文化世界进展的重要的空间范式,它们的互构过程构成文化世界历史演进的重要的空间进程。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主要指向时间文化,即生活世界、工作世界特别是技术的历史进展序列,主要还是一种时间文化人类学,尚缺失文化世界的空间生态。从他对人类早期历史研究的结论中可见一斑:“最近关于人类早期状况的研究,倾向于得出下面的结论,即: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累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他把人类历史或史前时期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依次递进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又分为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整个人类历史,直至每一分支分别到达今天的状况为止,都确实是遵循着上述前进顺序进行的。”生活世界的历史进展依赖工作世界特别是工作技术的进步,突出表现为食物、居住等生活资料的扩大对创造这些生活资料的“生存技术”依次进步的依赖性:“人类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出发,向高级阶段上升,这一重要事实,由顺序相承的各种人类生存技术上可以看得非常明显。人类能不能征服地球,完全取决于他们生存技术之巧拙。……因此,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大概多少都与生活资源的扩大有着相应一致的关系。”生活资源的扩大靠工作创造,工作创造靠工作技术。“对于创造这些食物资源的方法,可以称之为许多顺序相承的技术,这些技术一一累加,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出现一次革新。”这些结论和观点反映了他的时间文化研究生态,即“顺序相承”的时间生态。而对文化世界从大陆到海洋或先大陆后海洋的空间运行生态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空间文化与时间文化是互构的过程,没有空间文化特别是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的进展,时间文化世界就会断裂和停滞。当然,摩尔根所说的“食物资源”的扩大,也有空间文化扩展的意蕴,甚至还有向沿海生活扩展的意蕴,如他认为鱼类是早期人类食用最早、最稳定的食物,而沿海无疑是鱼类食物资源充足的地区:“我们必须承认鱼类是最早的一种人工食物,因为要充分使用这种食物就必须烹饪。人类最先使用火,其目的未必不在于此。鱼类的分布无处不在,可以无限制地供应,而且是唯一可以在任何时候获取的食物。……人类依靠鱼类食物才开始摆脱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他们(这时候他们正处在蒙昧状态中)沿着海岸或湖岸、沿着河道四处散布,可以遍及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沿海是大陆的边缘,是大陆的一部分,摩尔根这些空间文化还仅限于大陆文化空间本身,即在大陆范围内的扩展,他所考察的渔猎生活虽然也有沿海空间生活的意蕴,但本性上还是以采集或采集—狩猎以及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大陆文化,充其量是具有海洋性的大陆文化。无论如何他都没有专门考察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进展的空间文化逻辑问题,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其思想的伟大和光辉。进入野蛮时代,人类开始饲养牲畜、种植谷物、建筑房屋,开始定居下来,过相对稳定的生活,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抑制了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的扩展,也抑制了摩尔根时间文化人类学向空间文化人类学的拓展。但是,摩尔根对史前文化的研究,在大陆文化的意义上,为我们考察空间文化进展问题提供了许多支持。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空间文化思想,如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进展的思想,但亦没有明确提出和阐释文化世界先大陆后海洋的空间运行逻辑问题,还有芒福德的城市文化学,等等。这些都为我们考察文化世界范式的空间进展提供了导向、支持和进一步拓展的契机。由此,文化世界哲学考察了文化世界范式从乡村到城市的城市化空间生态及其工作世界基础,特别是依仗丰富的考古资料提出并阐明了文化世界先大陆后海洋的空间运行逻辑及其演进的工作世界基础。
文化世界范式的历史演进过程和空间进展逻辑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折射或回声就是文化世界观在哲学中的递进生态。但是,这种折射或回声往往滞后于文化世界的现实,如古代客体化文化世界观就是对主体化文化世界现实的遮蔽,直到近代的文化世界观才在意识主体化的意义上指向主体化文化世界,并开始了哲学世界观向文化世界观的转向,直到现当代的文化世界观才趋向生活世界总体意义和工作世界价值核心,并实现了哲学世界观向文化世界观的转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是所有的哲学都是文化哲学,古代哲学是宇宙世界观,文化世界被淹没在客体化的自然元素或精神实体之中,近代哲学的二元论倾向即哲学世界观的宇宙世界观与文化世界观的二元世界观倾向,现当代哲学世界观才是文化世界观,才实现了哲学世界观与文化世界观的统一,即现当代哲学才是真正的文化哲学。
而马克思的多重文化世界理论无疑是现当代文化世界观或文化哲学的科学形式。马克思的文化世界理论集中代表和展现着文化世界观进展的工作世界趋向。马克思的哲学研究观指向多重现实世界或文化世界,是现实世界哲学研究观,它以现实世界为价值轴心,以现实世界主导的研究方法对峙“理论哲学”研究方法,以现实世界总体对象视域扬弃“理论哲学”的理论对象和缺乏世界总体性的“现实问题”情结,以大众本位的研究目的消解个人本位和功利主义本位的研究目的。现实世界即文化世界,文化世界是由人类世界、生活世界、实践世界、工作世界等多重文化世界构成的总体。马克思的文化世界理论或哲学是多重文化世界理论或哲学,是人类文化哲学、生活世界文化哲学、实践文化哲学、工作世界文化哲学的关联体系,其中,前两者是文化世界总体观,处在其逻辑起点的层面,后两者是文化世界本质观,处在其价值核心层次,而工作世界理论更具有主体性、现实场域和本根性。马克思的多重文化世界理论为多范式的文化哲学研究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即面对不同的文化世界可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方式,而面对相同的文化世界则由于研究的视角、资料、语境、背景和旨趣不同,也可有不同的范式和话语体系。
那么,文化世界的意义结构是什么,这一问题即文化世界是什么、为什么是、怎样是的问题,即文化世界概念的大概念问题。文化世界的概念或意义不是一个抽象思辨的问题,而是一个融合历史根据、立足现实场域、呼应文化世界观递进趋势的描述问题。文化世界的生活世界总体意义、工作世界本质意义、多重结构意义、价值伦理审美意义以及矛盾冲突意义和建构意义构成文化世界的关联意义体系即意义结构体系。其中,总体意义、本质意义和结构意义构成文化世界的核心要义,其他意义皆如此而生。
文化世界的总体意义即生活世界总体意义,是主体化存在与主体化关系意义的总体,文化世界的总体性是世界意义总体性、个体意义总体性、结构意义总体性、本质意义总体性的统一。文化世界的本质意义即工作世界本质意义,工作世界本质意义即共创共享的工作共同体意义。文化的本质是创造,创造的本质是工作创造,工作创造的本质是工作共同体的创造,创造、工作创造、工作共同体创造构成工作世界乃至整个文化世界的三位一体本质。
文化世界的结构意义是生活世界总体结构、工作世界本质结构以及精神结构和主体结构的统一。文化力与文化关系或生活力与生活关系构成文化世界的总体结构,工作力与工作关系的互构关系构成工作世界的基本结构,构成文化世界的本质结构。工作技艺技能、工作创造力特别是专业能力、工作力需求构成工作力的基本结构;工作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交往关系构成工作关系的基本结构。最根本的工作世界结构是工作共同体结构,最根本的工作力是工作创造力,最根本的工作关系是工作共同体关系。文化世界的精神结构是生活世界总体精神、工作世界创造精神、德性伦理精神、时空拓展与流变精神等方面的总体。文化世界的主体结构取决于工作世界结构。文化世界的总体意义、本质意义和结构意义决定了文化世界的价值伦理审美意义以及冲突与建构意义。
文化世界的过程是一个矛盾冲突的动态过程。现实文化世界存在着七个主要的冲突倾向,即资源型文化世界与创造力的冲突、工作世界结构即工作关系与工作力的冲突、工作世界资本权力中心与主体中心的冲突、工作世界总体意义与个体意义的冲突、工作世界客体化与主体化的冲突、工作伦理与消费美学的冲突、技术性工作匮乏与工作就业的冲突。这些冲突都源于工作世界结构的冲突,工作世界结构冲突的实质是一些资本和权力阶层过度占有和享用资源和财富,从而压制、劫掠、破坏了工作力特别是创造力。
文化世界的建构趋势包括一般方法论趋势以及类型与境界趋势。文化世界总体方法、本质方法、结构方法构成文化世界建构的基本方法论,工作创世律、技艺生存律、共同体优先律、改变律、做事律、潜能涌现律、精神能量驱动律等方面构成基本的文化生存律。文化世界建构的类型即文化世界的转型问题,主要包括六个转型,即从资源型文化世界向创造型文化世界转型,从工作世界的资本和权力中心结构向工作共同体的共同体结构转型,从资本、权力中心工作世界向主体中心工作世界的转型、从总体统治个体的工作世界向总体与个体互构的工作世界的转型,从客体化工作世界向主体化工作世界的转型,从消费主义的消费美学向工作共同体主义的工作伦理、工作美学的转型。
资源型文化世界向创造型文化世界转型的根本途径是改革各种文化体制即文化关系,文化体制或文化关系改革的关键或本质是将一些资本和权力阶层过度占有的资源和财富公平分配给广大民众工作者,以激发他们的文化或工作创造力。改革不只是释放红利,本质上是激发和提升文化力、生活力特别是创造力。实现改革的根本途径实际上就是工作世界结构的转型途径,即由资本和权力中心型的与工作力相互冲突的工作世界结构向主体工作力中心型的工作共同体结构转型。工作世界由资本或权力结构向共同体结构转型的根本路径还是工作关系的改革和工作力的提升,即主要是改变一些资本和权力阶层过度占有和享用资源的工作占有和分配关系,激发、培育和提升大众工作者的工作创造力。这也是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两个基本路径,一个是改革,另一个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每个社会、国家和个人都要靠工作创造世界,要从资本救世的思维转向工作创世的思维。一个缺乏创造力或创造力处于停滞的民族是危险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长期以来的劳动力低成本红利、廉价资源红利、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红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创造力的发挥和提升。在这些红利的效应即将发挥殆尽的今天,转型、调结构、保民生除了依靠民众的文化创造力,再无别的生存依靠。
文化的本质是创造,创造的本质是工作创造,工作创造的本质是工作共同体创造。创造、工作创造、工作共同体创造构成工作世界和文化世界的三位一体本质。由此,文化共同体、创造型文化世界、工作共同体构成三位一体的文化世界建构的最高最根本的世界境界。
将文化世界哲学方法拓展到哲学、宗教信仰、诗文化等意识形态实例的研究中就会发现,哲学、宗教、诗文化或艺术文化的意义本质上都指向生活世界总体意义和工作世界本质意义。资本至上和权力中心文化以及消费主义的功利伦理和物化美学都悖逆了文化世界的生活世界总体意义和工作世界价值核心。对哲学、宗教和诗文化等意识形态实例进行工作世界意义分析,是对意识形态文化或精神文化的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或分析结构。
工作世界分析方法是文化世界哲学研究一开始就使用的方法,也是文化世界哲学研究力图建构的新方法,而在此之前,笔者已将此方法用于人学、世界境界哲学、宗教文化、诗文化以及闽南区域文化等文化世界意义的分析。工作世界分析方法就是以工作世界为价值核心的文化世界总体方法,就是文化世界哲学方法。笛卡儿的普遍怀疑方法,逻辑实证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方法,现象学的悬置法或还原法,马克思的跳出哲学的圈子走进现实世界的方法,等等,近代哲学特别是现当代哲学对于研究内容的优先性越来越凸显和张扬,同时,研究方法也越来越明亮、越来越丰盈。“在考察文化世界的过程中,无论是历史学、历史文化学、文化社会学还是历史哲学,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其他的社会历史观,无论是人类文化哲学、实践文化哲学、生活世界文化哲学还是工作世界文化哲学,其面对的世界都是一个世界,即文化世界,只是由于考察的对象视域、方法、价值取向、概念范式与逻辑分析结构以及身边的质料和手上的资料不同,才产生了上述各种学说的不同、各种学科及学科内部的差异。而这些观念、方法和话语体系互相映照,就构成一个文化世界的多元、多样、多重认知体系和逻辑框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或精神分析结构、柏格森的直觉分析结构、现象学的意向性或主体间性关系分析结构、儒家的德性分析结构,等等,都有其适用的文化场域和时空维度。文化世界哲学方法是生活世界总体方法与工作世界本质方法的统一,核心是工作世界分析方法或工作世界分析结构。它是基于唯物史观的有些创意的新方法,主要是主体化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工作世界分析结构。唯物史观方法主要是宏观社会生活分析方法特别是社会结构分析方法,即社会生产方式或社会基本矛盾分析结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其基本的概念范式。文化世界哲学方法的工作世界分析结构也不同于许茨的工作世界分析方法,后者是主体间性的意识结构分析,且他对艺术、音乐等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的分析亦是一般的主体间性关系分析,缺少工作世界分析结构。卡西尔名义上把工作置于文化世界的核心,但在具体分析人或文化世界特别是意识形态文化的时候,亦没有工作世界分析结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文化哲学对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分析,虽然主要指向工作世界,但主要指向的是工作世界的技术关系和精神意识场域,亦缺少对工作世界本质结构的分析。文化世界哲学既是一种文化世界观和世界境界哲学,亦是一种文化世界分析方法或分析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