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及其发展趋势

第一节 对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总体描述

中亚国家独立以后基本上都选择了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遇到来自国内外要求改革的双重压力，因此，中亚国家的决策者被迫做出选择，即在加强总统权力的同时采取了一些低限度改革的举措，以缓解这种压力。2012～2014年是中亚国家的“大选年”，也是低限度政治改革的实施阶段，可以说，中亚国家从2012年开始进入“轻微动荡期”。

当前中亚形势总体稳定，但风险上升。虽然尚没有发生重大的安全事件，主要是各国加强治理和打击力度，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组织还处于观望期和准备期，但实际上已是风雨欲来：地区一些长期安全问题没有解决，冲突加剧，如边境摩擦、社会矛盾；宗教极端思想传播难以遏制；外部威胁大幅上升。未来中亚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当前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政治风险普遍上升。当权者与反对派的角力、政治的内斗等非常激烈。

第二，社会状况更加“不平衡”。也可以说“急剧的不平衡”和“极端的不平衡”，前者是指速度而言，后者是指程度而言。这种不平衡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体现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也体现在权力归属、资源分布、财富分配、贫富差距等可能引发矛盾冲突的焦点问题上。哪个国家“不平衡”问题解决得好，社会就稳定、发展；哪个国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将危机四伏，甚至是国无宁日。尤其在经济方面，虽有发展，但过于缓慢，迫切需要实现地区内经济一体化，但障碍太多很难实现，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独立20多年并没有解决经济结构畸形单一的问题。社会方面也是问题多、矛盾大，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群体性事件增多。

第三，外部的压力空前增大。外部威胁（或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阿富汗内乱威胁，二是中东局势影响，三是大国博弈的影响。其中主要的、直接的影响来自阿富汗，间接的影响来自大国的激烈竞争、西亚南亚的局势变化和国际市场的影响。中亚国家“被输入”了很多政治、经济和安全难题。美国与北约从阿富汗撤军临近、阿富汗局势复杂化，恐怖主义加快向中亚“回流”。毒品走私愈演愈烈，贩毒集团和极端势力合力破坏中亚南部的稳定。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国际粮价、油价的攀升，使一些中亚国家出现高通胀、低就业的难题。自2013年以来，俄在中亚势力大增，与哈保持平等密切关系，对吉、塔小国操控力强，中亚国家各自选择亲俄亲美政策，但受乌克兰事件影响，中亚国家都面临对外政策的再次选择，未来有可能选择“第三类国家”即与地区性大国如中、印加强关系。

第四，国际合作的矛盾性凸显。各种各样的国际机制都试图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计划的最终落实面临很多难题。中亚召开了多次高级别的国际会议，也参与了一些新机制，提出了许多推进地区合作的新倡议。但是，新的会晤机制继续重复旧机制的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已经成为中亚多边合作中的一种常态。包括上合组织在内，都面临发展的“瓶颈”，成员国的积极性下降，未来的合作重点需要重新确定。俄罗斯、伊朗、印度、日本对中亚的热情很高，战略目的不同，但都有自己的针对性，这加剧了中亚地区的国际竞争。

与前几年相比，当前中亚安全形势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中亚安全的外溢性显现，以前，中亚通常是外部威胁的“输入国”或“接收国”，近年中亚的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开始向俄、向中东、向南亚输出；二是“安全领域之外的因素”影响中亚稳定，包括各国内部激烈的政治角力、中亚国家间日益激化的矛盾（水问题、边界问题与一体化问题）、大国在中亚的军事竞争；三是外部环境变化对中亚的影响在加大，除了阿富汗形势之外，中东局势、世界经济变化等，对中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具体来说，当前中亚安全形势的新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周边地区局势对中亚安全的影响在加重。

首先是中东形势的影响。一是中亚的恐怖分子到叙利亚进行“圣战”，二是中东的宗教极端思想蔓延至中亚，主要是萨拉菲思想。

中亚地区的恐怖分子主要通过两个路径到达中东：一是经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二是经俄罗斯—欧洲到达。据俄联邦安全局第一副局长斯米尔诺夫表示，目前经俄罗斯到中东的中亚恐怖分子有300～400人。这些恐怖分子到中东主要或是参加叙利亚“圣战”，成为雇佣兵；或是与当地恐怖组织融合，建立新的恐怖组织。2013年9月，来自车臣地区和哈萨克斯坦的非法武装分子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宣布成立一支武装力量。2013年6月底，在叙利亚的阿勒颇捕获了基地组织分支机构的领导人，其中就有土库曼斯坦籍的恐怖分子。也有的人是到中东参加进行恐怖活动的培训。

中亚恐怖分子到中东参战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如中东恐怖主义向中亚输出、中东成为中亚恐怖组织新的受训基地、从中东返回的中亚恐怖分子为害地区安全。2013年年底，在塔什干举行的上合组织反恐中心会议上，各国情报机构的代表对此非常忧虑，列举了大量关于中亚恐怖分子到中东参战的数据。等到叙利亚战争结束，这些参战的中亚恐怖分子将会流向哪里？中亚是否会成为他们的目标？答案是显而易见的。1980年代苏阿战争期间，苏联军队中的很多中亚士兵最后被阿富汗人同化，有的倒戈与苏军作战，有的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中亚成为宣传“圣战”的宗教激进分子。在1990年代塔利班执政时期，中亚宗教极端分子又以阿富汗为基地从事一系列活动。可以说当前是“第三代”中亚宗教极端分子在新形势下采用新的残酷手段从事恐怖活动。他们除了在阿富汗活动外，还到中东进行“圣战”，不仅是积累作战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那里将接受新的宗教极端思想，寻找新的经费资助者（包括70万散居在中东的乌兹别克人），然后回到中亚地区，这将给地区安全带来更大的威胁。事实上，这一问题已经初现后果。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宣称，2013年8月底，在奥什地区查出并逮捕了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圣战联盟”的一个团伙，该团伙自叙利亚潜入，计划在比什凯克和奥什实施一系列恐怖活动。该团伙中有1名哈萨克斯坦公民、2名吉尔吉斯斯坦公民，他们曾参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军事行动。

其次，阿富汗对中亚的恐怖主义影响更加显现。

一是“乌伊运”对中亚边境地区构成威胁。“乌伊运”主要在阿富汗的北部活动，在东部也有。据巴基斯坦和平问题研究所所长介绍，这些在巴部落区活动的“乌伊运”分子还到处寻找新的难民以补充人数。由于他们的活动区域靠近土库曼斯坦，也对土安全造成潜在威胁。“乌伊运”与巴基斯坦塔利班关系密切，并通过贩毒获得经费。

当然，要客观评估“乌伊运”对中亚的安全影响。总体来看，“乌伊运”的影响是有限的：其一，作为恐怖组织，它仅仅对中亚国家的边境进行军事袭扰，很难撼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形势；其二，“乌伊运”在中亚地区之外活动多年，在中亚国家缺乏群众基础，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已不复当年，加上缺乏杰出的领袖，今天的“乌伊运”已经算不上是有影响力的组织了；其三，一部分“乌伊运”已经“南亚本土化”，目标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乌伊运”武装主要在巴基斯坦北瓦济里斯坦活动，这支队伍中包括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还有中国的维吾尔族人。阿富汗战争10余年来，“乌伊运”一直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作战，形成了新的军事理念和战术，也不再把乌兹别克斯坦作为唯一的袭击目标，而是在巴基斯坦西北部落区立足，发展，企望在那里建立一个“真正的、纯洁的‘乌兹别克斯坦’”。在巴基斯坦北瓦的“乌伊运”主要受巴塔利班领导，其中有不少武装分子加入了塔利班。并且不断接收来自中亚的武装分子。巴基斯坦前内务部部长认为：“最近几年‘乌伊运’分子完全丧失了理想特质，唯塔利班马首是瞻，转运武器、招募成员、实施爆炸、贩运毒品。他们只对钱感兴趣，只想更多地捞取钱财。”

二是阿富汗的毒情严重。2013年阿富汗鸦片产量大幅增加，比2012年产量增加了36%, 已经成为世界毒品生产大国。据俄罗斯麻管局局长伊万诺夫称，阿富汗北部的贩毒组织正在军事集团化，其装备已经很先进。

最后是中亚的伊斯兰化、伊斯兰政治化问题。

当前，中亚地区伊斯兰化潮流悄然扩散，具体体现是宗教习俗保守化。穿着伊斯兰传统服饰者越来越多，一些地方禁止女孩接受世俗教育，拒绝娱乐和庆祝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设施增多。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正式登记的宗教组织有2225个，其中2051个是伊斯兰教的组织，包括清真寺、宗教学校和伊斯兰中心和几个什叶派的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有近3000所伊斯兰学校。宗教思潮原教旨化、支持政教合一体制的人越来越多。据美国独立民调机构“Pew Research Center”2013年4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中亚国家中，支持将伊斯兰教法典作为官方法律的居民，在哈萨克斯坦为10%，在塔吉克斯坦为27%，在吉尔吉斯斯坦高达35%。中亚国家并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新一轮的伊斯兰复兴，面对即将到来的巨大的中东宗教极端思想输出浪潮、国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宗教极端组织的政治化谋求等威胁，中亚国家还有许多事要做，加之这里面还有西方因素，西方国家在混乱中再制造混乱，将大大增加中亚地区的政治风险。

还有就是有关伊斯兰教育及伊斯兰世俗化问题。20多年来，中亚国家官方的伊斯兰教教育水平非常低，神职人员对伊斯兰教经的释经能力不强；官方对伊斯兰教的限制与控制，令正统的伊斯兰教发展缓慢，使原本应该“充满人文内涵”的伊斯兰教渐渐失去穆斯林精神支柱的作用，反而是具有蛊惑精神的宗教极端思想，被许多信徒接受。伊斯兰的世俗化在这些年中也没有大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裹足不前。中亚国家对宗教极端主义中的一些问题没有一致看法，例如，吉尔吉斯斯坦的安全部门认为伊斯兰解放党并不能构成多么严重的威胁，但乌兹别克斯坦则高度重视这一组织。由于认识的不同，各国的打击力度与方向也不同，这导致一些极端组织会集中在某国或某个地区，势力越来越大，难以根除。

第二，中亚国家缺乏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统一意识和良好的国际法基础以及共同的发展意愿，地区内部矛盾重重，对外则各傍大国，不仅不能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反而由于内部矛盾与大国在中亚的利益不相融合增加了风险。我们看到，1999～2000年中亚出现安全危机时，中亚国家有一些应对恐怖主义的合作，但现在面对共同的挑战，并没有看到中亚国家的一致合作，甚至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合作意愿。对于中亚国家内部存在的矛盾，如有关边界、水、能源的纠纷等，也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或平台让中亚五国之间进行协商解决，同时，外部势力的干预只是想从中得到自己的利益，因而加剧了情况的复杂性。目前在中亚国家起主导作用的机制不多，发挥不了主要的作用，而来自地区以外的各种机制和组织又太多，利益相互牵制，无法从中亚国家的利益角度出发，不能起到推动地区稳定与发展的良好作用。

第三，边境冲突和边界问题趋向严重，中亚各国难以协商解决。2013年年初发生索赫飞地事件，吉乌边防士兵与居民发生冲突，6月该地再起争端。近年中亚国家边境，尤其是吉乌、吉塔边境冲突时有发生，并且冲突规模越来越大，摩擦事件很容易变成几百人甚至数千人参加的冲突，如2014年5月7日吉塔边境发生边民冲突，参与人数达到2000人，造成大量人员受伤。吉乌边界线长1378.44千米，其中1058千米已经勘定，有320千米还存在争议。乌哈边界长2159千米，有很多争议区段，在两国边境经常发生互相射击和非法劫持事件。除边境地区边防士兵之间的冲突外，贩毒也是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哈吉边境，阿富汗的大部分毒品都借道于此流向海外。吉的边境由于开放程度高和腐败严重，几近沦为“走私走廊”。

第四，毒品犯罪严重。费尔干纳谷地成为阿富汗—中亚最重要的一条贩毒路线。毒品衍生出一系列严肃问题：其一，运毒吸引了贫民、无职业者，甚至还有妇女参加；其二，吸毒人员大量增加，导致犯罪率上升；其三，催生“影子经济”，对合法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其四，毒贩的行贿加速国家机构和权力部门的腐败；其五，影响地区安全，贩毒集团非常希望自己所在的区域形势不稳定，并为此推波助澜；其六，毒、恐联通问题凸显；其七，一些大毒枭谋求控制国家权力，影响政权。未来塔吉克斯坦发生政治贩毒集团之间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加。吉南部中心奥什已成为毒品之都，来自阿富汗的毒品在这里分流分销。吉尔吉斯斯坦毒控中心副主任阿尔德巴耶夫（РусланАлтыбаев）称，这一地区贫困程度非常高。

第五，黑社会猖獗，已触及国家权力核心、深入社会经济领域，对国家发展构成消极影响。在中亚一些国家，黑帮人物在政府高官举办的聚会上大肆行贿，在议会中向某些议员施压令犯罪集团获利，控制食品、酒类、农作物等现象已非常普遍。中亚国家犯罪案件大量增加，黑社会活动影响社会稳定。例如在吉尔吉斯斯坦有20多个大的犯罪集团。这些犯罪集团不但进行走私等违法活动，而且还控制一些经济产业。中亚国家面临安全恶化和政治风险上升的重大威胁，若毒、恐、黑形成勾连之势，将令社会形势更加复杂，继而影响国家安全和总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