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产生的国情依据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背景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之所以不同于同时代的第二国际领导人，与当时俄国的“小气候”有关。列宁在1903年写的《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一文里明确区分了“大时代”和“小时代”。他说：19世纪后半期是“最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而现在则是处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夕反动派十分猖獗、各方面力量极其紧张的时代”，而“这两个时代的区别是极其明显的”。19世纪中后期，虽然有过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这两次革命高潮，但并不构成世界历史的主要潮流，和平与发展还是那个时代的常态。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世界形势发生了急剧改变，特别是俄国社会的“小气候”发生了急剧改变，“战争与革命”成为那个时代俄国的主要潮流和趋势。

一 矛盾“焦点”中的俄国

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在经济并不发达的俄国特别尖锐地反映了出来，俄国成为当时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焦点。

第一，国内阶级矛盾特别突出。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以后，俄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然而，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通过对工人阶级的惨无人道的剥削实现的。据不完全统计，1870～1879年，俄国工人举行过187次罢工运动；而1880～1889年，则多达323次。与此同时，俄国农民同剥削阶级的矛盾也极为突出。农民的生活异常悲惨，他们要遭受沙皇、农奴主-地主、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缺乏土地和基本的劳动资料，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沙皇俄国还是一个民族大监狱。“大俄罗斯人只占人口的43%，即不到一半，而其余一切民族都被当做异族看待，没有任何权利。……俄国平均每两个大俄罗斯人压迫着两三个无权的‘异族人’。”沙皇政府的专制和政治的腐败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矛盾。在俄国，对沙皇制度的任何批评都要遭受劳役、流放、驱逐出境等严厉的刑罚。这种人人自危的社会环境，暗暗酝酿着革命的种子。

第二，沙皇俄国与一些落后国家、地区的矛盾突出。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结合在一起，使得沙皇俄国具有典型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特征。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日俄两个后起的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亚洲霸主的战争。沙皇本想借助这场战争取得的“小小的胜利”来“驱散革命的毒气”，结果却适得其反。俄国战败，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社会矛盾，加速了革命的到来。1905年俄国战败，引发了震惊俄国的“流血星期日”事件。当时的革命形势，正如列宁所描述：“极度的怨恨，空前的饥荒折磨，暗无天日的专横暴虐，对‘穷人’、‘庄稼汉’和士兵的横加凌辱。”这使人们深深地感受到：“回避工人的革命斗争的时候，在俄国是不会有自由的。”而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拖垮了奄奄一息的俄国经济。

第三，沙皇俄国是欧洲最大的反动堡垒。沙皇政府先后参与了对意大利、匈牙利、捷克和波兰等国革命的镇压，充当绞杀欧洲革命的刽子手。特别是1870年普法战争后，沙皇俄国进一步成为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强大支柱和最有力的堡垒。对此，恩格斯指出：欧洲“革命只有一个真正可怕的敌人——俄国，运动越是具有全欧洲的规模，这个敌人也就越是不得不投入战斗”。

综上所述，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历史机遇，帝国主义所有矛盾的交汇点，内忧外患的客观社会环境，这一切使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孕育了革命的客观条件。正如恩格斯1885年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所预言，俄国“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

处在矛盾焦点中的俄国，固然让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从更深层次理解这个问题，则需要把它放到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

二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

19世纪初的俄国，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处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俄国该向何处去？”这是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主题。“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

第一，革命民主主义的传统。19世纪初期，俄国出现了一批年轻的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这些贵族革命者大都参加过反对拿破仑的远征，目睹了西欧的社会变迁，“接触到欧洲的民主思想而受了感染”，迫切要求国家摆脱落后的现状。他们主张效法西欧国家，废除农奴制和封建等级制，用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取代沙皇专制制度。为此，他们试图通过密谋起义的方式夺权，实现其理想蓝图。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其中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标志着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用西方议会制取代沙皇专制制度的努力遭到破产。但是，十二月党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以自己的热情和努力，在封建专制的俄国传播了西方自由和民主思想，以自己的鲜血和牺牲唤醒了一大批后来的革命者。

当俄国先进知识分子苦苦寻求用资本主义议会制取代沙皇专制制度时，出于对资本主义的不满，西欧思想界出现了一种否定资本主义、憧憬无剥削的大同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赫尔岑等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俄国拥护者。赫尔岑在少年时代就受到了十二月党人的影响，成为自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家。1847年他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流亡到西欧。在法国，他目睹西方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逐渐暴露出来的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等腐朽现象以及欧洲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赫尔岑转而将目光投向空想社会主义。这是以赫尔岑为代表的俄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及其失败，促使赫尔岑等人对俄国自彼得改革以来的西化倾向进行反思。赫尔岑在1844年的日记中写道：“毫无疑问，圣西门派和傅立叶派对未来作出了极其伟大的预言，但还缺少点什么。”经过痛苦的思考，赫尔岑发现“人同土地的关系”构成俄国人民的特点，这一特点使俄国有了全新的社会基础。将俄国的村社、农民与空想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这就是赫尔岑找到的办法。他说：“俄国未来的人是农夫，就像法国未来的人是工人一样。”因此，在他看来，俄国社会可以在发挥农夫作用的前提下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由村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发轫于赫尔岑的俄国民粹主义，体现了当时俄国进步知识分子将西欧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努力，具有革命启蒙的积极意义。其主要思想在经过车尔尼雪夫斯基发挥以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支持。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著作不仅大大促进了他同时代人的觉醒，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列宁所说：“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以前，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给了我以主要的、决定性的影响。”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并没能完全克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他虽然知道只有通过群众运动、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改变现实世界，但是，他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俄国是一个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国家，十二月党人、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革命先驱的革命精神直接影响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种宝贵的革命精神，列宁十分珍惜，他在晚年曾经指出：“从19世纪80年代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看到为取得这种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一贯所作的努力。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俄国的民粹派将许多西方社会的先进思想介绍到俄国，这其中便包括马克思主义。随着19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工人运动的逐渐高涨，俄国的革命民粹派也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对象。他们在国外翻译印刷《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872年在彼得堡公开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俄国的传播获得了不同的评价，西方著作界则将之当作一件奇闻。《资本论》第一卷犹如投向俄国思想界的一块巨石，激起了千层浪花，引发了俄国社会关于资本主义和俄国发展前途的激烈争论。

俄国民粹派往往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谈论马克思主义，他们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纳入民粹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毕竟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种思想体系，因此，两者之间必然发生碰撞。为了澄清俄国民粹派对自己理论的误解，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这种碰撞的积极成果是教育了一批俄国革命者，促使他们从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普列汉诺夫曾经是民粹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但民粹主义的革命实践因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屡遭失败的事实，使他陷入了思想矛盾。后来他说：“马克思的理论，仿佛是一条引路线，引导我们走出矛盾的迷宫，我们的思想由于受到巴枯宁的影响而在那些矛盾中挣扎。由于这个理论的指引，使我完全懂得了，为什么革命宣传在工人中比在农民中取得的效果大得不可比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不能不使巴枯宁分子担忧，因为这种发展会摧毁公社。但这个发展对于我们现在却具有使得革命运动获得成功的新的保证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数量增长和阶级意识的发展。”

与普列汉诺夫相反，民粹派中的另外一些人不顾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固守过时的理论主张，并且开始蜕变为自由主义民粹派，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障碍。清除这种障碍，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开路的历史重任最初就落到普列汉诺夫身上。1883年，《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发表，标志着普列汉诺夫与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随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民粹主义的优秀著作，成为“俄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开路先锋”。

在普列汉诺夫的组织和领导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劳动解放社”成立。它标志着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成功和失败之后，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正如列宁后来所说：“大约从上一世纪40～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综上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都集中在俄国并以特别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俄国的知识分子也正是在当时多种理论思潮的比较中，选择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要理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何能在当时多种理论思潮与社会实践运动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还需要对俄国的传统文化特征进行进一步分析。

三 俄罗斯民族的群体特征

对于人的生活世界而言，文化是“最深层的东西，它是人的活动及其文明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积淀或凝结的结果”。作为一种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文化总是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历史道路与路向抉择。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俄罗斯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表现出来的群体性民族特征，有助于我们认识俄国知识分子对俄国现代化出路的特殊理解。

第一，强烈的实践关怀。俄国知识分子是在东正教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同陶冶下成长起来的。由于独特的历史使命与自身境遇，俄国知识分子并不满足于停留在书斋或学院中作纯粹的理论研究者，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意识。他们多具“经世”之风和高度的实践情怀，他们“不满足于对世界的理论认识，而总是期望着在某种程度上改造世界，造福人民。他们的思想活动和艺术创作都是同时在传布道义或宣布理想，不习惯于为知识而知识，为艺术而艺术，不执着于创造各种理论体系，而总是把‘学问’与‘事业’联系起来，而‘事业’正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共同事业’”。在一般俄国知识分子眼中，理论只有作为改变现实的手段才有其崇高的价值意义。从拉吉舍夫到十二月党人再到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都是俄国知识分子这种强烈的实践情怀的高度体现。而这种“实践情怀”在列宁身上也体现得非常突出。

第二，注重精神生活。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民族，他们比较注重自身道德的完善，往往不满足于平庸的物质生活，不断追问着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们对精神生活的重视，不仅表现在他们具有强烈的禁欲主义倾向上，还表现在他们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上。他们藐视物质生活，注重平等和自由的观念，为追寻这种自由和平等甚至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走向绞刑架。如果不理解俄罗斯民族精神深处的宗教特性，就不可能理解俄国知识分子严谨的作风与禁欲主义精神。有西方学者曾将列宁视为“修道士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他为了革命理想达到了毫不利己、禁欲主义的程度。确实，列宁总是把全部热情拿出来，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他会因“棋太迷人，妨碍工作”而终止下棋，为的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革命中去。这种严肃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对于列宁来说就是一种需要，一种为了革命事业而必须做出的牺牲。

第三，追求理想世界。俄罗斯文化中包括极强的救赎意识、解放意识和“全人类共同体”的理想社会模式。而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同样力图建构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的平等社会。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理念具有某种精神共性，它们都寻求一个理想的社会图景，即人类的联合与最终解放。在我们看来，俄罗斯理念中所富有的对理想社会图景的寻求，是俄国思想界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

第四，强烈的使命意识。俄罗斯文化中具有强烈的弥赛亚意识，强调俄罗斯民族是具有伟大历史使命的民族。无论是在平民与文化阶层，还是在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作品中，都有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果戈理、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无不使人想到眺望远方、寻求真理与普遍拯救的朝圣者形象。在一些俄国知识分子看来，遭受苦难与迫害是成长的必然代价，他们有义务扮演上帝的角色，幻想着对全人类——至少是对俄国民众的救赎。这种神圣的使命意识往往促使俄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恐怖、流放、暗杀的残酷境遇中，义无反顾地追求真理。这种强烈的使命意识在列宁身上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在革命斗争中，列宁的坚定信念是与反对派斗争的最有力的武器。许多反对派往往联合起来攻击列宁，他们暴跳如雷，指责列宁“一个人反对大家，实在太不像话”，“假使他失踪，溜走，死掉，那对党来说将是多么幸运……”面对列宁的革命才能，他们无可奈何。孟什维克的头目唐恩咬牙切齿地说：“那是因为没有另外一个人，会在一昼夜二十四小时里都去干革命。除了想到革命之外，他再没有别的念头，甚至连做梦也只梦到革命。你倒去试试对付这样一个人看。”

第五，矛盾的性格特征。俄罗斯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俄罗斯当然不像亚洲，可是从地理上说它也不完全像欧洲。这是一个过渡的国家，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介”。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既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又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造成俄罗斯文化在深层结构上存在“二元性”。在民族趋向性上，一方面，俄国人温顺、驯服、虔诚、仁善；另一方面，俄国却是世界上最具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的国家，自视为负有神圣的解放使命的国家，并习惯于用强力去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传记中曾对列宁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政权，而不是用议会斗争的手段夺取政权，进行过深入分析。他说，并不是列宁天生喜欢暴力。“暴力存在于俄国的空气中，存在于俄国的传统中，但是当暴力在涅恰耶夫和特卡乔夫那里成了一种原则和至高无上的政治武器时，在列宁看来，它只不过是服从于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平心静气而论，列宁首先是忠于革命的，至于说他也热衷于暴力恐怖，那完全是为了革命。”也就是说，列宁并不喜欢暴力，而是非常冷静地把暴力看作一种有时必须使用的革命手段。与其说他喜欢暴力，不如说他更热衷于革命。他痛恨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热爱革命，常把革命比作“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节日”。

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使命意识、个人英雄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和“经世”情怀等，是俄国先进知识分子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而革命民主主义的传统，使得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趋向于采用革命方式，而不是议会等改良方式来实现美好社会的愿景。诞生并成长于俄罗斯民族文化土壤中的列宁，不可能不受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