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篇·
·解说·
日本的当代中国经济研究
◎隋艺 译
日本的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的研究似乎最近几年有了一些变化，其特征或特点我认为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讨论
中国的经济体制具有怎样的特征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话题。例如，布雷默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论是一个典型（Bremmer, 2011），相关讨论对日本学者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试图对中国的经济及其体制进行整理的研究也出现了（例如，加藤、渡边、大桥，2013）。被黄亚生命名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经济体制，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济体制一样，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类型——国家介入型甚至是指导型的资本主义（Huang, 2008）。丸川知雄则与黄亚生观点完全相反，称中国的经济体制为“大众资本主义”，可以将其看作不是国家指导，而是无数的大众自下而上地经常超越国家的规制蚕食国有经济、动摇经济全体的体制（丸川，2013）。与两者又不一样，加藤弘之认为中国的体制是以“暧昧的制度”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发表了正是因为制度暧昧所以才能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独特观点（加藤，2013、2016）。加藤的主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很多针对其著作的书评和书评论文（可参照本辑所载中兼书评）。而且关于这个话题，2016年度的日本中国经济经营学会全国大会上还设置了特别研讨会议。加藤所说的“暧昧的制度”是什么？它是怎样塑造中国经济体制的基础的？又是如何关系到增长与腐败的？对于这些问题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是这一概念无疑为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提供了以往不存在的全新的视角。
这样的体制论在中国国内很少被提出，即使存在，也只是像2008年兴起一时的“中国模式”论那样，仅仅停留在肯定现状或者拥护体制的层面。将中国定义为“资本主义”是官方意识形态所拒绝的。但是，如果把以市场机制和私有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定义为“资本主义”，那么当代的中国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资本主义国家（准确地说应该是正在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国家），与其他的具有多种形态的资本主义相比，抓住其体制特征是十分有意义的。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大陆与民主化之前的韩国和台湾具有相同的“发展专政”（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体制，而现在的中国大陆与曾经的韩国和台湾的经济体制，甚至是社会政治体制有怎样的差异、有哪些相似之处，就此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是很必要的。
二 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
产业集聚（agglomeration）在国际经济学界引起特别的关注是在1990年代以后。在此之前往往被轻视的产业集聚的概念，作为说明现状的有力工具，在国际贸易论和国际投资论（或者资本移动论）以及经济地理论中得到了重视。实际上，对于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先进企业多数聚集在劳动力丰富的中国，仅用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无法说明的。例如，计算机与IT关联企业多数集中在广东省东莞等地区，吸引了海外许多相关企业，又招揽来其他企业，这是产业集聚产生的波及效果。直接投资的增长成为促进经济整体增长的强大引擎，这一点在迄今为止的大量的产业集聚研究中已被论及。在日本，这些年运用空间经济学针对中国的产业集聚而进行的研究也有进展，获得了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新见解（例如，加藤编，2012）。本辑所收伊藤亚圣的论文直接对雁阵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确由发达的东部向落后的中部、西部转移，这样的产业转移其决定因素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在其基础上进行讨论，由此他发现地区的产业集聚状况作为一个说明参数非常有效。
再者，伊藤论文作为实证性的经济分析论文，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这篇论文的精湛之处，不仅在于其将雁阵模式论作为论题，把产业集聚作为说明参数等采用了以往不被重视的几个参数，更是因为其具备了实证性社会科学论文的三个重要因素，即坚实的问题设定、有效的数据、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论。在中国也有很多关于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的实证研究，但是基本都只停留在量的分析，缺少制度分析和政策的讨论，这样的研究只要研究室有计算机就可以轻易做到。相对于此，伊藤的论文在具备严密的统计分析的同时，还有关于地区间产业转移制度和政策的研究，并且作者亲自去当地走访，收集资料以支撑其论文，就论文的完成水平来说，远远高于目前为止中国和欧美的类似研究。伊藤的一系列关于中国产业集聚的研究，被汇总为《现今中国的产业集聚——“世界工厂”和自下而上型经济发展》，上述论文被收于此书的第4章，包含了著者对个别事例的细致研究。
三 基于实地调查的经济制度论
曾经在中国，外国研究者（虽然通常是与中国研究者一同）进行问卷调查等实际情况调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最近，连中国国内的研究者也很难进行这样的调查了。本辑收录的张馨元的论文，则是作者亲赴吉林省，长期对多位玉米中间商“经纪人”进行采访，认真细致地梳理玉米的流通过程而写成的。这样以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对于调查环境不理想的中国来说极为重要。本辑的书评所介绍的池上彰英的著作也同样基于实地调查，不只依据官方文献与政策、二手资料，因此具有说服力。
四 基于新视角的中国经济论
本辑丸川、驹形的论文对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产业创新方面，穿插着对相关日系企业负责人的采访进行了论述。这篇论文的特点是将独特的“就低（catch－down）型创新”的概念运用于中国经济、经营发展的分析上。“追赶（catch－up）”这一概念，作为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的权威工具一直被广泛使用。前述的雁阵模式论也包含于其中，格申克龙著名的“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理论也是属于这一范畴内的。“追赶”概念是以落后的比如国家和企业，在一定时期引入领先的国家和企业的先进技术，并尽可能快地追赶这一过程为对象。“就低”不是指落后的国家和企业从领先的国家和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并追赶之，而是用先进技术的精华配合落后的条件和需要，进行水平较低的技术开发。可以说中国的电动自行车正是这样的技术创新的一种。
这种技术似乎包含于1970年代发展经济学中流行的“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中国引进日本的电动辅助自行车技术，使更加简易的电动自行车飞速发展。技术发展过程在两国形成了显著的对比。这样的讨论为理解两国经济发展类型的不同和创新的质的不同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就低型创新论与第一节中提到的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密切相关。总之，电动自行车在中国之所以可以迅速普及，不仅仅是因为价格便宜，更是因为无视政府规定或者钻空子，本应该属于“机动二轮”的电动自行车实际上是作为不需要驾照的自行车来管理的。这是前述加藤弘之提到的“暧昧的制度”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反而言之，如果不是中国的法律和制度暧昧不清、执行不严格的话，电动自行车也不会如此发展。在日本，不需要人力的电动自行车在法律上不是“自行车”而是“机动车”，使用者必须持有驾照，并且这个规定被严格执行。这样制度不同的两个国家必然造成创新的质和量的不同。
以上四点介绍了日本最近的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之研究的特点和动向。最后，简单谈一下对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当代中国经济研究基本都是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日本的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也一样。换言之，关注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策的研究非常少。本辑中收录了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地方财政的加岛润的论文。这样的研究因稀少而很有价值。但是，要理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基于新视角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进行调查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比如，1980年代初开始大范围兴起的乡镇企业是怎样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农村建立的“五小工业”、社队工业相衔接的？又如，为配合1950年代中期的农业集团化而发展起来的农具改良运动对农村基础技术的形成产生怎样的影响？需要探讨的课题有很多。再如，1960年代农民用“劳动积累”修筑的红旗渠在“文革”中被大加赞赏，但其后是怎样的状况，如何为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做贡献、与农村所得相关联？即使在CNKI上也检索不到相关论文。总之，即便在中国国内也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不过，利用记录了中国农业集团化时代和“文革”期间地方实际情况的原始资料的研究也已经开始了。期待着利用这些资料和数据的日中共同研究的进展。
参考文献
伊藤亜聖（2016）“現代中国の産業集積—— ‘世界の工場’ とボトムアップ型経済発展”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加藤弘之（編）（2012）“中国長江デルタの都市化と産業集積” 勁草書房。
加藤弘之·渡邊真理子·大橋英夫（2013）“21世紀の中国経済篇——国家資本主義の光と影” 朝日新聞社。
加藤弘之（2013）“ ‘曖昧な制度’ としての中国型資本主義” NTT出版。
加藤弘之（2016）“中国経済学入門—— ‘曖昧な制度’ はいかに機能している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ブレマー、イアン（2011）“自由市場の終焉——国家資本主義とどう闘うか”（有賀裕子訳）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
丸川知雄 (2013)“チャイニーズ·ドリーム：大衆資本主義が世界を変える” 筑摩書房。
Huang, Yasheng(2008),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