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报告

2016年中国经济分析与2017年展望

2016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下行压力加大。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妥善应对风险和挑战，引导形成良好市场预期，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2016年中国经济运行基本特点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全年实现6.7%的GDP增长，物价保持稳定，城镇新增就业好于预期，城乡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基本保持协调；经济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预计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有所好转，绿色发展初见成效。同时，中国经济运行中仍存在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难度加大，民间投资信心不足，一线城市房地产出现过热，金融体系潜在风险上升。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中国经济将延续“缓中趋稳、稳中向好”趋势，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严加防控金融风险，主动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扩大开放，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加强预期引导。在稳的前提下，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一 2016年中国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一）面临的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显著加大

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八年，但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仍然乏力，全球贸易、投资持续低迷，地缘政治“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各国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严重分化。2016年，英国“意外”脱欧，美国特朗普“意外”当选总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意外”达成减产协议，国际油价强劲反弹，美联储加息迟疑不决直至年底“靴子落地”等，都能让人们深切感受到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加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3.1%，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1.7%，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五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猖獗，使得全球贸易增速低于全球经济增速成为“新常态”。与此同时，全球投资加速下滑，原因归于激发投资的新科技太少和企业税费负担过高。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动可能收缩10%～15%。美联储加息和欧洲、日本央行实行负利率都加剧了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全球金融稳定面临严峻挑战。

总体而言，2016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分化，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较好。四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不变价环比折年率为1.9%, 1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2.1%，比上年同期高出1.4个百分点，消费支出增加，劳动力市场平稳，但是商业投资较疲软，出口持续下降，新增非农就业不及预期，劳动参与率低位徘徊。欧洲经济温和复苏，三季度欧元区GDP不变价同比增长1.6%；受内需和出口回升拉动，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实现连续7个月正增长，12月同比增长1.1%，通货紧缩压力明显缓解，失业率缓慢下降，但是面临难民问题和银行业风险。四季度英国GDP不变价增长2.16%，通胀、消费及新申请失业人数等数据也都好于预期，但是英国脱欧安排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尚待观察。近年来日本推出了一系列宽松刺激政策，但收效不明显。三季度日本GDP不变价增长1.1%，劳动力市场较稳定，家庭消费持续下降，日元大幅升值不利于出口，投资增长乏力，通缩压力仍在，经济持续疲弱。欧洲和日本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政府债务负担加重，货币政策空间越来越小。在结构性改革方面，目前欧洲和日本也都没有更好的政策措施。

受国际油价大幅回升影响，2016年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也面临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压力。印度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26%，但面临银行坏账率较高、私人投资疲软、产能利用率低等问题。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呈逐步企稳态势，三季度俄罗斯GDP同比下降0.4%，比上年同期收窄3.5个百分点；三季度巴西GDP同比下降2.87%，比上年同期收窄1.66个百分点。通胀也得到一定控制。因通胀压力减小，印度央行10月5日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6.25%，俄罗斯央行9月16日降息50个基点至10%，巴西央行10月19日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14%。在全球总需求增长疲弱背景下，新兴经济体面临外需不足和跨境资本流动剧烈波动的潜在风险，存在经济调整和转型压力。新兴经济体在应对经济下滑、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之间艰难取得平衡，货币政策继续分化。在这样复杂严峻、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显著加大的外部环境影响下，中国经济运行实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实属不易。

（二）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第三产业和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为744127亿元，不变价同比增长6.7%。1～4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7%、6.7%、6.7%和6.8%，环比增速分别为1.3%、1.9%、1.8%和1.7%，出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态势。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51.6%，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率贡献分别为64.6%、42.2%和-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GDP现价63671亿元，不变价同比增长3.3%；第二产业为296236亿元，同比增长6.1%；第三产业为384221亿元，同比增长7.8%。一产、二产、三产对GDP增长贡献率分别为4.4%、37.2%和58.4%，三产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全年中国经济增速处在6.5%～7%的预期区间，属于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最高的速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GDP增长情况如图1所示。

宏观经济趋稳向好得到了微观经济数据支持。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6.0%，上年为6.1%。1～11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6.03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9.4%，比上年底高11.7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利润增长2.8%，比上年底高9.5个百分点；股份制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9%，比上年底高11.6个百分点；私人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9%，比上年底高2.2个百分点。1～11月，克强指数累计同比增长6.91%，比上年底高5.43个百分点。2016年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和服务业PMI保持平稳，其中各月制造业PMI分别为49.4%、49.0%、50.2%、51.1%、50.1%、50.0%、49.9%、50.4%、50.4%、51.2%、51.7%和51.4%，下半年呈现温和回升态势；各月服务业PMI分别为52.7%、52.2%、53.1%、52.5%、52.0%、52.2%、52.6%、52.7%、52.3%、52.6%、53.7%和53.2%，持续位于50%荣枯平衡线以上。以上数据表明，近期工业生产出现温和复苏，而服务业表现良好。近两年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和克强指数变化如图2所示。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另一个特点是消费止跌企稳，对经济拉动力增强。传统的住房和汽车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兴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23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10.4%；全国商品房销售金额11.76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34.8%，高于上年20.4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销售9.91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36.1%，高于上年19.5个百分点。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长10.9%，较11月上涨0.1个百分点，主要受汽车、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通信器材消费增速上涨带动，价格上涨也拉高了消费额总量。中汽协全年乘用车销量2437.7万辆，累计同比增长14.93%。全年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5.16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26.2%；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金额4.19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25.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2.6%。全年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的通信器材类累计同比增长11.9%; 1～11月，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13.9%，增速有所减缓，但仍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1%，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近两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商品住宅销售额和汽车零售额增长如图3所示。

（三）居民消费价格涨势温和，工业生产走出了通缩阴影

2016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总体水平比2015年1.44%上了一个台阶。全年CPI累计同比上涨2.0%，涨幅比上年上升0.56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1%，农村上涨1.9%；食品上涨4.6%，非食品上涨1.4%；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上涨1.6%；消费品CPI上涨1.9%，服务CPI上涨2.2%。12月CPI当月同比上涨2.1%，环比上涨0.2%。9月是转折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0.1%，结束了连续54个月的同比增速下降，标志着中国工业生产开始走出长达四年半的通缩阴影。全年PPI累计同比仍下降1.4%，但12月PPI当月同比上涨5.5%，环比上涨1.6%；全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PPIRM）累计同比下降2.0%, 12月PPIRM当月同比上涨6.3%，环比上涨1.9%。近年来CPI、PPI、PPIRM和CGPI走势如图4所示。另外，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是反映国内企业间商品交易价格变动指标，也能比较全面测度通货膨胀水平和反映经济波动。10月，CGPI同比增长1.7%，其中农产品上涨3.3%，矿产品上涨2.2%，煤油电上涨1.9%, CGPI实现正增长也始于9月，变化趋势与PPI保持同步。

（四）就业形势较为稳定，但仍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

最近三年，新增就业人数一直保持稳定，就业形势总体良好。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314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554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16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2%; 2015年，分别为1312万人、567万人和17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但是，就业领域依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如高校毕业生就业总量大、高级技能人才短缺、农民工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下岗职工再就业难等。近年来，新增就业保持稳定主要原因是第三产业发展和创业带动就业。但是，去产能、经济下行、外部不确性、行业差异和区域就业供求不均衡，以及农民工保障性差等，都对就业形势造成影响。最近两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变化如图5所示。

（五）资本外流明显增加，国际收支不平衡扩大

2016年延续最近两年资本外流态势，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下降，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明显增加，国际收支不平衡扩大。1～4季度，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差额分别为393.44亿美元、641.50亿美元、692.54亿美元和376.00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分别为-1.61亿美元、-142.94亿美元、50.57亿美元和-376.00亿美元；净误差和遗漏分别为-391.83亿美元、-498.56亿美元、-743.10亿美元和0.00亿美元。1～4季度，国际收支差额累计占GDP比重为-2.53%，经常账户和直接投资差额累计占GDP比重为1.36%，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累计占GDP比重为-4.41%。但是，四季度当季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占GDP比重高达-6.06%，创下历史新高，应该高度关注。截至9月末，中国全口径外债余额14320亿美元（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外债），其中短期外债余额8944亿美元，占全部外债的62%，相对于对外净资产1.6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3.2万亿美元，短期外债风险是可控的。近几年来中国经常账户差额、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及其占GDP比重变化如图6所示。

（六）节能降耗成效突出，经济运行质量提升

一是能源消耗下降。2016年1～3季度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2%。二是产业结构优化。一产GDP现价6.37万亿元，不变价同比增长3.3%；二产29.62万亿元，增长6.1%；三产38.42万亿元，增长7.8%。一产、二产、三产对GDP增长贡献率分别为4.4%、37.2%和58.4%，比上年分别上升 -0.2个、-4.4个和4.7个百分点。12月，中国服务业PMI为53.2%，全年持续保持在50%以上。三是投资结构优化。1～3季度，服务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6万亿元，同比增长11.1%，增速高出二产7.8个百分点；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57.6%，比上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高出二产18.4个百分点。2016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715.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占外资总量的70.3%。其中，信息、咨询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分销服务，零售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59.8%、112.8%、66.4%、42.9%和83.1%。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95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6.1%。四是需求结构优化。1～3季度，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GDP增长拉动作用分别为4.8%、2.5%和-0.5%；三者对GDP贡献率分别为71.0%、36.8%和-7.8%，比上年同期分别上升12.6个、-6.6个和-6.0个百分点，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投资和出口作用减弱。五是居民收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1～3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735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337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998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82，比上年同期缩小0.01。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5626元，同比名义增长8.1%。三季度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17649万人，同比增加95万人，增长0.5%。三季度，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3232元，同比增长5.9%。此外，1～3季度居民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保障房建设领域等方面财政支出普遍增长14%以上，民生事业继续改善。

二 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

（一）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

2016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呈现生产和收入稳定，结构调整、绿色发展和农村改革推进的总体态势。全年粮食产量12324.8亿斤，同比略降0.8%；预计全年肉蛋奶总产量约为1.5亿吨，同比下降2.2%；预计水产品总产量为6900万吨，同比增长3%。预计全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5.1%；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经营收入4800亿元，同比增长8%；农产品网络零售交易总额将达到2200亿元，同比增长4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5%左右，增速有望连续七年超过城镇居民。农业农村经济势头总体良好，但是农业现代化仍然是短板，农业农村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农业提质增效遭受农业生产成本“地板”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国际农产品市场对中国冲击增强，农业农村持续稳步发展压力加大。突破农业发展瓶颈、提升农业竞争力、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实现城乡共同繁荣任务艰巨。

（二）工业市场运行平稳，企业效益明显改善

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6.0%，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0.1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2.0%，集体企业同比增长-1.3%，股份合作企业同比增长6.2%，股份制企业同比增长6.9%，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4.5%，私营企业同比增长7.5%。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0%，制造业同比增长6.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5.5%。工业结构继续优化。1～12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6.88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8.5%，比上年同期上升10.8个百分点；1～11月，企业财务费用和利息支出累计同比分别下降5.8%和7.3%，企业降成本取得积极成效。12月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55.8%，比上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企业去杠杆初见成效。12月，制造业PMI为51.4%，比上月小幅回落0.3个百分点，但仍为年内次高点，高于全年水平1.1个百分点，且连续5个月位于临界点之上。1～3季度，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6%和9.1%，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6个和3.1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2.2%和32.6%，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和1.2个百分点。

（三）服务业持续保持较快增长

2016年，服务业创造GDP不变价37.30万亿元，同比增长7.8%，对GDP贡献率58.4%，比第二产业高出21.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4.7个百分点。1～3季度，电子商务交易超过17万亿元，同比增长20%以上；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6.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5.1%，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4.7个百分点。1～12月，服务贸易出口、进口和逆差累计值分别达到2738.38亿美元、5338.83亿美元和2600.45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19.12%、22.34%和25.93%。12月，服务业延续增长势头，但扩张有所放缓，商务活动指数为53.2%，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全年水平0.5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航空运输、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租赁及商务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5.0%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实现较快增长。道路运输、水上运输、餐饮、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居民服务及修理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低于临界点，业务总量有所减少。特别是房地产业商务活动指数在收缩区间继续下降。服务业投入品价格和销售价格指数分别为54.9%和51.4%，分别比上月上升2.4个和0.3个百分点，差值有所扩大，部分企业利润减少。

（四）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出现结构性变化

2016年贸易总体呈现负增长收窄趋势，但出口向下，进口向上，顺差减少，一般贸易比重上升。全年进出口总额3.68万亿美元，累计同比下降6.8%，降幅比上年同期收窄1.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1万亿美元，累计同比下降7.7%，比上年同期扩大4.76个百分点；进口1.59万亿美元，累计同比下降5.5%，比上年同期收窄8.77个百分点；累计顺差5099.63亿美元，与上年同期下降14.13%。若用人民币计价，全年出口累计同比下降2.0%，比上年同期扩大0.2个百分点；进口累计同比增长0.6%，比上年同期上升13.8个百分点，差异是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造成的。从贸易方式看，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跌幅大于一般贸易。一般贸易出口下降7.0%，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出口下降9.4%，进料加工贸易出口增长10.3%。一般贸易进口下降5.5%，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下降6.8%，进料加工贸易下降12.3%。从国别或地区看，全年对美国出口下降5.9%，进口下降9.1%；对欧盟出口下降4.7%，进口下降0.4%；对日本出口下降4.7%，进口增长1.9%；对中国香港出口下降12.7%，进口增长32.4%；对印度出口增长0.2%，进口下降12.0%；对东盟出口下降7.8%，进口增长0.9%；对澳大利亚出口下跌7.8%，进口下降3.9%。对中国香港进口大幅增加，原因是美元升值，虚假贸易增多。从商品类别看，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跌幅居前。农产品出口增长3.4%，机电产品出口下降7.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下降7.7%；农产品进口下降4.6%，机电产品进口下降4.2%，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下降4.3%。2014～2016年进出口及贸易顺差变化如图7所示。

2016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总体保持稳定，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900家，同比增长5.0%。1～11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318亿元人民币（折合1137.9亿美元），同比增长3.9%（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对外直接投资1617.0亿美元，同比增长55.3%; 2015年我国吸收FDI累计1262.7亿美元，对外ODI为1180.2亿美元，分别增长6.4%和14.7%。2016年，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开放，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取得重大进展，具体表现在：外资管理体制实现了重大变革，自贸试验区建设成效显著，扩大开放有序推进，开放载体平台建设取得新成效。2014～2016年吸收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如图8所示。

（五）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增加

2016年，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三大支撑带”（“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衔接“四大板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推动各地明晰定位，加快产业合理布局和形成上下游联动发展，发挥了沟通东中西、平衡南北方的作用。11月1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区域经济增长呈现“东低西高”特点，分化趋势明显。12月，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速分别为6.2%、8.0%、7.6%、-0.9%，中部、西部明显高于东部，与2015年底相比，同比增速分别下降0.2个、0.5个和0.8个和上升2.1个百分点；西部降幅较大，东北地区回升明显。区域工业增加值增长情况如图9所示。近年来，我国深化区域合作，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逐步形成分工合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产业体系，增强了中西部自我发展能力。1～12月，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分别为24.97万亿元、15.68万亿元、15.41万亿元、3.06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9.1%、12.0%、12.2%、-23.5%，相比2005年全年累计同比增速分别增长0.8个、-2.6个、3.2个、-12.4个百分点，其中东北地区下降较快，但是下半年东北投资增长回升。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情况如图10所示。

（六）“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

2016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加强交流对话，推动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成功就“一带一路”倡议同欧盟“容克投资计划”、蒙古“草原之路”、柬埔寨“四角战略”、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达成共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捷克、波兰、乌兹别克斯坦、文莱等国以及欧亚经济联盟发展战略对接。二是促进贸易往来。1～11月，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8489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的25.7%，其中出口5234亿美元，进口3255亿美元。三是拓展双向投资。以工程承包为先导，以金融服务为支持，带动装备产品、技术、标准、服务联合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1～11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34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3%，与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004亿美元，同比增长40.1%。同时，优化外商投资环境。1～11月，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2472家，同比增长27.3%，实际利用外资63亿美元。四是打造产业集群式走出去平台。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载体作用，推动制造业和配套服务业企业抱团走出去。目前，我国共在“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建设50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0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超过10亿美元的税收和超过16万个就业岗位。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中国-马来西亚关丹产业园、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等一批重点园区加快建设，越来越多的中外企业到这些园区投资设厂。五是推动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二期、卡拉奇高速公路、中老铁路开工建设，土耳其东西高铁、匈塞铁路等项目有序推进。六是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沿线自贸区建设。完成与东盟FTA升级谈判、与格鲁吉亚FTA谈判，推进RCEP谈判，推进与马尔代夫FTA谈判，启动与海合会、以色列等的FTA谈判，努力构建高标准FTA网络。七是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援助力度，夯实“一带一路”建设民意基础。

三 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述评

（一）财政政策

2016年我国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服务“三去一降一补”，推进民生事业建设，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稳定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财政收支情况

第一，增加财政支出，财政收支不平衡扩大。一是公共预算收支不平衡扩大。收入增速减缓。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96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4.5%，比上年下降3.9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24万亿元，同比增长4.7%，比上年下降2.7个百分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72万亿元，同比增长4.2%，比上年下降5.2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3.04万亿元，同比增长4.3%；非税收入2.92万亿元，同比增长5.0%。支出增速加大。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78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6.4%。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74万亿元，同比增长7.3%; 1～11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22万亿元，同比增长10.9%。二是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增加。1～11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89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15.4%。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845亿元，增长7%；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3.50万亿元，增长16.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10万亿元，增长19.1%。1～11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60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10.2%。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2165亿元，下降9.3%，主要是铁路建设基金等支出同比减少较多；地方政府性基金相关支出3.38万亿元，增长11.7%，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2.98万亿元，增长12.6%。

第二，公共财政收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GDP增长基本保持一致。过去有较长一段时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速超出GDP增速，GDP增速超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收入分配结构严重不合理。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降。2014～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但是2016年情况发生了逆转。2016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GDP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4.5%、6.7%和6.3%，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应引起高度关注。2013～2016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GDP增长的比较如图11所示。

2．财政政策述评

第一，实行大规模减税降费。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2016年降低企业税负超过5000亿元；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清理涉企保证金；取消、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相关政府性基金和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合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赤字率提高到3%；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18万亿元，支持地方稳增长、补短板；扩大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降低利息成本约4000亿元。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按规定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领域。

第二，服务“三去一降一补”。设立并及时拨付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职工分流安置。实施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棚户区改造和货币化安置。深化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取消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并建立生产者补贴制度，消化政策性粮棉油库存。加大补短板力度，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43.4%，支持探索资产收益扶贫和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出台股权激励税收政策。

第三，推进民生事业建设。落实积极就业政策。通过社会保险补贴、职业培训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增强就业公共服务能力。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全面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420元，个人缴费标准相应提高到150元；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扩大到200个城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45元。

（二）货币政策

2016年我国实行稳健货币政策，与2015年频繁降准降息不同，而是以公开市场操作为主，综合采取多种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流动性合理充裕、利率水平相对稳定，但人民币汇率贬值较大；积极发挥信贷政策灵活性和针对性，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1．广义货币M2、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

2016年12月末，M2余额155.0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增速比上年同期降低2.0个百分点。1～12月M2增速分别为14.0%、13.3%、13.4%、12.8%、11.8%、11.8%、10.2%、11.4%、11.5%、11.6%、11.4%、11.3%; 1～4月大体保持在13%左右，5月后M2增速下了一个台阶，大体保持在11.5%左右。12月狭义货币M1增速21.4%，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5%。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2.65万亿元，同比多放贷9300亿元。全年社会融资规模17.8万亿元，同比增加2.39万亿元。2015年下半年以来，M1增速呈现快速增长，并很快超过M2增速，说明工商企业持有大量活期存款，贷款需求不振，投资信心不足。2016年下半年以来，M1增速呈下降趋势，投资信心逐渐恢复。M1、M2和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长如图12所示。

2．货币市场利率温和上升，理财产品预期收益和民间借贷利率下降

2016年货币市场利率总体上升。12月30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隔夜）、银行间国债质押式回购定盘利率（7天）、1年期贷款基础利率（LPR）、大型商业银行1年期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和温州地区民间融资综合利率分别为2.2300%、3.24%、4.30%、4.15%和16.81%，比上年同期分别上升12.00%、35.00%、0%、5.33%和-13.35%。除了民间借贷利率明显下降，下半年市场利率呈温和上升趋势，其中，国债7天回购利率年底波动和升幅都非常明显。最近两年我国金融市场主要金融产品利率走势如图13所示。

3．人民币汇率较大幅度贬值

2016年12月30日，在岸市场1美元兑人民币、1欧元兑人民币、100日元兑人民币和1英镑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分别为6.9370、7.3068、5.9591和8.5094，相对上年底分别贬值6.83%、2.98%、10.61%和升值11.51%。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主要发生在5～7月和10～12月两个时段。11月，国际清算银行（BIS）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和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分别为121.66和117.61，相对上年底分别贬值6.61%和6.59%; 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为94.68，相对上年底贬值6.20%。短期看，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主要受美联储加息、非美货币兑美元贬值和市场预期影响。中长期看，人民币兑美元不具备大幅度贬值的基础。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长期国债利率和出口在国际市场中份额都高于美国经济增速、长期国债利率水平和出口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而且特朗普上台将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美国财政赤字扩大，经常账户逆差增加，美元有内在的贬值要求。2014～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兑欧元、兑日元和兑英镑汇率走势如图14所示。

4．货币政策述评

一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普遍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基础货币7123亿元。2016年以来，中央银行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MPA）。MPA考核包括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七个方面，按季事后评估，按月事中事后监测和引导。

二是进行公开市场操作。1～11月，央行累计通过逆回购投放流动性21.55万亿元，月均1.96万亿元，力度空前。其中，7天期、14天期、28天期逆回购分别为16.02万亿元、3.02万亿元、2.51万亿元，占比分别为74.4%、14.0%和11.6%。1月，央行开展3天期和6天期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操作各一次，分别投放流动性550亿元和1500亿元。自2月18日起建立公开市场每日操作常态化机制，每日稳定开展7天期逆回购操作。公开市场操作体现央行在货币供应方式发生变化情况下主动投放基础货币，有助于熨平货币市场短期波动，在缺乏短期国债品种情况下是可行的，但其利率水平高于商业银行在央行存款准备金利率，在目前大型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高达16.5%的情况下，未来货币政策工具应考虑搭配使用下调准备金率，降低商业银行资金成本。

三是发挥常备借贷便利（SLF）和中期借贷便利（MLF）作用。1～11月，央行及其分支机构开展SLF操作共5764.83亿元，其中隔夜、7天期、1个月期操作分别为3291.17亿元、2444.83亿元、28.83亿元，占比分别为57.1%、42.4%和0.5%。为满足春节前流动性需求，1月开展SLF操作5209.1亿元，占1～11月SLF规模的90.4%。目前，SLF仍保持在2015年11月20日央行下调后的水平，隔夜、7天期、1个月期SLF利率分别2.75%、3.25%和3.6%，有效发挥了稳定市场流动性和利率走廊上限作用。MLF是央行调节银行体系中期流动性的政策工具。1～11月，央行开展MLF共计4.79万亿元，其中3个月期、6个月期、1年期操作分别为1.26万亿元、2.25万亿元、1.28万亿元，占比分别为26.2%、47.0%、26.8%。11月末，MLF余额2.74万亿元，比年初新增2.07万亿元。目前，3个月期、6个月期、1年期MLF利率分别为2.75%、2.85%和3%，在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引导银行加强对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的信贷支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是开展再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补充贷款（PSL）。6月末，央行开展支农再贷款余额为1897亿元，开展支小再贷款余额为606亿元，开展再贴现余额为1202亿元，开展扶贫再贷款余额为436亿元。11月末，央行开展PSL余额2.01万亿元，年初以来PSL操作9299.11亿元。通过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发放PSL，支持棚改项目、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人民币“走出去”项目信贷需求。

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一）“三去一降一补”取得进展

一是钢铁、煤炭去产能目标任务提前超额完成。2016年钢铁去产能4500万吨、煤炭去产能2.5亿吨目标任务超额完成，企业兼并重组取得积极进展。钢铁方面，宝钢、武钢联合重组成立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煤炭方面，全国6000多处30万吨/年及以下小型煤矿中，有2600多处列入去产能范围；央企煤炭业务板块优化。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1～10月，73家会员企业累计实现盈利287亿元，而上年同期亏损385亿元，较大幅度实现扭亏为盈。1～10月，规模以上（即年产值在2000万元以上）煤炭企业实现利润573.7亿元，同比增长112.8%。1～11月全国粗钢产量累计7.39亿吨，2～11月累计同比增长分别为 -5.7%、-3.2%、-2.3%、-1.4%、-1.1%、-0.5%、-0.1%、0.4%、0.7%和1.1%。1～11月，原煤产量累计35.5亿吨，同比下降10%，效果显著。但是下半年以来煤价上涨过快，影响了下游电力企业效益。12月30日，国内螺纹钢HRB400（20mm）3315元/吨、焦煤1282元/吨，比上年底分别上涨66.1%和110.3%。

二是去杠杆稳妥推进。市场化债转股政策不断完善。围绕落实国发〔2016〕54号《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有关部门陆续出台配套措施，包括允许各省增设一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扩大承接债转股债权实施机构范围等，为依法依规实施债转股创造条件。债转股试点项目落地。有关部门指导协调建设银行与武钢、云南锡业成功实施第一笔中央企业和第一笔地方国企债转股项目，框架协议规模约340亿元。到年底，部分银行已签订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协议规模超过1000亿元。

三是降成本全面实施。减税降费方面，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1～10月营改增整体减税3717亿元，四大行业试点以来全部实现减税；全年减税超过4700亿元，加上带来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减收，总规模超过5000亿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先后取消或下放国务院部门审批事项618项，全面消除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清理中央指定地方实施审批事项230项，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303项。降低人工、资金和用电等要素成本。人工方面，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和失业保险总费率，规范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资金方面，批准成立11家民营银行，清理银行不规范收费行为，降低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征信服务收费100亿元。用电方面，实施煤电联动、电力直接交易、输配电价改革等，减少企业电费支出近1000亿元。1～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成本比上年同期降低0.24元。

四是补短板力度加大。“十三五”期间突出脱贫攻坚、灾后水利和城市防洪排涝、农业、软硬基础设施、新产业、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等领域补短板，扩大在短板领域的有效投资，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2016年调整中央预算内投资近千亿元，先后安排三批专项建设基金，集中力量加大对脱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改造等补短板重点领域的投入。加大对社会资本补短板的支持力度。印发基础设施领域PPP工作导则。出台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26条政策措施，总结出60条地方促进民间投资典型经验，印发各地借鉴。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

五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进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1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91亿平方米，比历史最高的2016年2月末减少0.48亿平方米，连续10个月下降。

总体上，2016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改善了市场预期和供需关系，促进了经济平稳运行和提质增效升级，成效较为明显。

（二）重点领域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

一是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2016年2月25日，国务院国资委首次披露“十项改革试点”落实计划。7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形成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表明国企改革目标、方向、路径越来越清晰了。2016年国资体制改革成绩显著，尤其在管资本上，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带动产权改革、去产能、结构重组、企业瘦身健体。国资委设立资本运营和收益管理局，将更多股权划拨到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国企存在的主业不突出、管理层级多、产能过剩等问题。以改革促瘦身健体，促提质增效，央企累计减少法人1777户，形成“集团总部—专业化公司—生产单位”三级管控架构。加大兼并重组力度，继续推动5对10户央企重组，目前央企户数调整至102户。截至10月末，央企完成分流安置富余人员11万人；央企化解煤炭、钢铁过剩产能分别达到3512万吨和1019万吨。职业经理人、混合所有制和员工持股制度改革开始起步。

二是财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2016年8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对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做出总体部署，提出2016～2020年财税体制改革“三步走”的时间表。2016年财税体制改革成果有以下方面：第一，加快税制改革。实现增值税对货物和服务全覆盖；全面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开展水资源费改税试点；推动出台环境保护税法。第二，着力完善财政体制。合理确定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分享比例；调整中央对地方原体制增值税返还办法，实行定额返还；出台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第三，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规范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中央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实现全覆盖；出台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第四，加强财政管理监督。推动出台资产评估法。制定法治财政建设实施方案。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在全国80%以上乡镇实施，启动单位公务卡制度改革试点。组织开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扩大政府资产报告试点范围。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地方预决算公开情况等检查，查处曝光一批违反预算法和财经纪律行为。

三是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2016年进一步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发挥存款保险风险约束和校正作用。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落实三大政策性银行修订章程、完善董事会和治理结构、划分业务范围等改革。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初步形成“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2017年1月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调整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篮子货币规则，CFETS篮子货币数量由13种变为24种，美元权重由26%下降到22%，新增篮子货币基本涵盖中国各主要贸易伙伴币种。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外汇管理流程，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继续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管理改革，实行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备案制。加强外汇形势监测分析与风险防范。完善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打击外汇违规行为。1月，央行对注册在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个自贸区内企业和27家银行类金融机构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跨境融资不再实行逐笔审批、核准额度的前置管理模式，企业和金融机构按规定自主开展本外币跨境融资。5月，央行将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扩大至全国范围。

四是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启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工作。5月17日，南昌市、济南市、唐山市、漳州市、东莞市、防城港市，以及上海浦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陕西西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武汉城市圈、苏州工业园区等6个城市和6个区域，启动为期两年左右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工作。此项工作开局良好，各试点地区建立相关工作推进机制，聚焦重点难点，明确主攻方向，制定实施方案并完成报备，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取得初步成效。第二，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11月1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新一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明确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共19项。其中，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新一批改革事项12项，投资管理领域包括负面清单以外领域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改革、税控发票领用网上申请、企业简易注销等3项；贸易便利化领域包括国际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制度、出境加工监管等7项；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包括引入中介机构开展保税核查、核销和企业稽查以及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等两项。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7项，包括入境维修产品监管新模式、委内加工监管等。第三，借助二十国集团（G20）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平台，推动全球价值链包容与协调发展，促进互利共赢，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话语权。11月11日，商务部等七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推动打造我国占据主动地位、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五 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有效需求不足是世界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难题。表面上，我国经济运行似乎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但实质是供给侧质量不高、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进而导致需求受到压抑和外溢。供给侧质量不高，表现为有效供给不足，不能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要，导致海外购物成为消费时尚；也表现为僵尸企业难以市场退出，长期创造无效供给，消耗宝贵资源，导致金融风险聚集。供给侧质量不高，已经影响到了经济转型升级，阻碍了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形成。供给侧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是，市场机制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缺乏约束，扭曲的市场信号引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部分企业面对盈利空间收窄，不主动转型，不积极创新，而坐等政府救助和提供优惠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动力；大量低廉商品充斥于市场，对精品制造形成冲击；资产泡沫非理性膨胀，催生投机之风盛行，毒化了创新创业空气。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力提高供给质量，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减少无效供给，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优胜劣汰，自发实现市场出清，让僵尸企业关门走人；同时压缩劣质供给生存空间，加强产品质量监管，严厉打击市场中的伪造、仿冒、以次充好行为。扩大有效供给，就是大力发扬工匠精神，引导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形成比较优势，加强品牌建设，培育“百年老店”。值得注意的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行政性手段、政府主导往往有意无意地被强化，行政手段见效快，用起来顺手，但缺乏市场机制约束，一阵风过后往往会强劲反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协调配合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顶层设计固然重要，基层创新和探索也不可或缺。

（二）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难度加大

2016年，钢铁、煤炭去产能前紧后松，原因是进入三季度以来，钢铁、煤炭等价格持续上涨。下半年，在价格快速走高的情况下，企业去产能意愿急剧下降，部分暂停设备悄然重新开工，如河北、江苏、山东等钢铁大省粗钢产量增长较快，陕西、新疆、内蒙古、山西等产煤大省煤炭产量也加速增长。在利益驱动下，行政性去产能做法难以奏效。问题是，一些人把“去产能”简单理解为“减产量”，实际上在“产能过剩”和“开工不足”的情况下，行政性减产并无实际意义，当产量下降导致价格上涨，落后产能就会死灰复燃。政府作用在于制定能源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和安全标准，在标准面前要做到人人平等，对不达标企业一律关门走人，真正做到市场退出，让市场优胜劣汰机制自发发挥作用。当然，政府也要帮助企业做好员工安置工作。在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企业发挥了主力军作用，降杠杆和扩大投资存在一定的矛盾。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刚起步，要依法保护债权人利益，也要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否则，把“债转股”视为“优惠政策”，隔几年来一次，企业机制照旧，将失去此项改革的意义。企业微观上“降杠杆”，需要政府宏观上“加杠杆”，实际是发生杠杆转移。否则，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降杠杆可能会加剧经济下行风险。2016年房地产去产能效果显著，北上广深存量房化解80%以上，但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同时引发一、二线城市房价高涨，促使20多个热点城市在国庆节前后紧急出台限购限贷调控政策；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依然任重道远。目前，企业融资、物流、用能、用地、交易成本等尚未降到位，严重制约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很多短板领域仍存在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制约了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质量提升。综上，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度加大。

（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民间投资信心有待恢复

201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8.1%，比上年同期下降1.9个百分点，比2014年同期下降7.6个百分点。按三大产业类别看，一产增长21.1%，二产增长3.5%，三产增长11.9%；与上年同期比，一产下降10.7个百分点，二产下降4.5个百分点，三产上升0.3个百分点。2～12月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分别为10.2%、10.7%、10.5%、9.6%、9.0%、8.1%、8.1%、8.2%、8.3%、8.3%、8.1%; 3.0%、6.2%、7.2%、7.0%、6.1%、5.3%、5.4%、5.8%、6.6%、6.5%、6.9%; 6.87%、5.66%、5.15%、3.89%、2.82%、2.11%、2.14%、2.47%、2.87%、3.07%、3.20%; 20.2%、23.3%、23.7%、23.3%、23.5%、21.8%、21.4%、21.1%、20.5%、20.2%、18.7%。近期都出现止跌企稳趋势，但总体上，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民间资产增长乏力，未来民间投资增速能否强劲回升有待观察。2016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累计同比分别增长4.9%和8.3%，比上年分别下降1.5个和1.9个百分点。2013～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如图15所示。

2017年，中国经济“稳”字当头。考虑到房地产消费和汽车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加之出口增长短期内不太可能转正，因此稳增长的关键仍然是稳投资，特别是提振民间投资。不久前，国家出台加强国有产权、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给民营企业吃了定心丸。与此同时，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航空、电信和军工等七大领域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也给民营企业创造了新的投资机会。扩大民间投资，一定要加强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以深化改革和政策落地见效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继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营造一视同仁的公平投资环境，着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强化责任追究，建立严格的对政府违约和政策不落实的问责机制，提高政府公信力；同时加强针对落实民间投资政策的专项督查，增强法规政策配套性和协调性，对一些干部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和政府失信行为，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四）房地产市场分化严重，一线城市出现过热

2016年房地产市场总体回暖，两极分化。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金额为10.26万亿元，同比增长6.9%，增速比上年增长5.9个百分点，比1～11月上涨0.4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累计完成金额为6.87万亿元，同比增长6.4%，比1～11月上升0.4个百分点。全年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16.6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8.1%，比上年增长22.1个百分点。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15.73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2.5%，比上年增长16.0个百分点。全国商品房销售金额11.76万亿元，同比增长34.8%，比上年增长20.4个百分点。2013～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住宅开发投资完成额、商品房销售面积、商品房销售额增长如图16所示。

2016年末，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一线城市、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三线城市分别同比增长10.50%、25.20%、9.24%，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0.90个、10.19个和11.42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一线城市、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三线城市增长如图17所示。针对一线城市房市过热，10月热点城市密集出台调控政策，取得初步效果。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11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2938元/平方米，环比涨幅较上月回落0.77个百分点，十个城市主城区二手住宅样本平均价格指数环比涨幅也呈全面回落态势。11月上海、深圳、武汉、南京、杭州、福州、成都、天津、石家庄等城市进一步出台政策稳定市场预期，调控效果得到巩固。从需求端看，重点城市住宅成交量继续呈现环比下行态势，部分城市降幅扩大；从供给端看，房企推盘规模减小，新推项目定价继续低于预期水平；从价格来看，11月百城整体价格环比涨幅回落至0.88%，多数城市价格趋稳。展望未来，政策调控效果持续显现，房价走势将趋稳。

近期房地产调控取得初步成效，主要采取了一些严厉“限购、限贷和限价”等行政性措施，是治标之策，而不是治本。未来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将有赖于建立长效机制，具体建议在后文中论述。

（五）金融体系潜在风险上升

1．人民币汇率风险

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6.83%; 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国际清算银行（BIS）人民币汇率指数和IMF特别提款权（SDR）人民币汇率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美联储12月14日加息25个基点，并暗示2017年加息3次。人民币汇率贬值并未带来出口上升，却导致金融风险传导和扩散。人民币贬值导致外汇债务负担加重，居民和企业更愿意持有美元资产和人民币负债，导致资本持续流出。贬值预期使企业投资回报率预期下降，促使企业倾向于持有活期存款和现金，投资意愿下降。以人民币计价资产价值持续缩水。贬值预期与资本外流相互作用可能引发恶性循环。

防范人民币汇率风险建议：有效引导市场预期，严控短期资本流出；优化交易产品结构；发挥离岸市场作用，调节离岸市场人民币银根，抬高做空投机者成本；允许境内商业银行成为香港离岸市场做市商，加强在岸和离岸市场互通，缩小两个市场汇率差；审慎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合理和稳妥设计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步骤和路径，先试点，再推广，宏观上审慎，微观上稳健，恰当把握实现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的顺序和节奏；货币政策围绕“稳增长”和“控风险”两个核心目标实施，总体保持稳健、适度和灵活；防止资产泡沫膨胀。

2．银行业和影子银行风险

目前，信用风险是银行机构主要风险。三季度末，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49万亿元，同比增长25.9%，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6%，分别比上年同期和上季度提高0.17个百分点和0.01个百分点。银行负债端不稳定性增加，流动性风险上升。三季度末，全国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为46.9%，分别比上年同期和上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和降低1.2个百分点，明显高于银监会25%的监管执行标准。银行机构内控不完善，操作风险时有发生。受宏观经济环境、利率市场化、不良贷款持续攀升和互联网金融竞争等外部因素，以及同质化竞争等内部因素影响，银行机构盈利能力明显下滑。

影子银行分三类，即资产管理行业、非银行放贷机构和增信机构。二季度末管理资金规模90.23万亿元，非银行放贷机构放贷规模8.45万亿元。资产管理行业风险主要是流动性错配，其风险溢出主要表现在大量抛售高流动性资产会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非银行放贷机构风险主要是资金来源和运用的集中度高，且存在期限错配。需特别关注影子银行与银行之间交叉风险。大资管时代导致银行资金形成由贷款业务向通道业务转变的趋势，资产管理行业是银行机构通道业务的主要载体。银行也是非银行放贷机构资金的重要来源。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主要资金均来自银行短期信贷资金。其中，租赁业务规模最大，二季度末占比达55%。

政策建议：在宏观上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改善货币金融环境，提升实体经济抵抗风险能力。通过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政策支持贷款保证保险等方式对企业信用风险进行缓释，疏通资金向实体经济传导渠道。创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在微观上加强银行机构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解除银行机构不必要制度约束。银行机构加强自身建设，开发多样化信贷产品，发挥金融中介和信息中介功能，为困难企业提供供应链融资、引进外部资金、促成并购重组等全业务链服务。加强银行资金流向特定目的载体（SPV）的监管。提高银行机构经营灵活度，政府部门加强在银行监管政策上的协调，完善银行业务人员尽职免责制度，加强银行机构不良贷款核销自主权。

3．股票市场风险

2015年7月，我国股票市场暴跌。2016年，股市活跃程度恢复有限，杠杆率水平较之前缩减。股市投资者人数有所回升，但交易金额下降。上半年度两市成交金额均值为5308.24亿元，较上年同期的11648.25亿元下降约54.5%。从两融业务看，股票市场杠杆率也较之前缩减。全年沪深两市融资融券余额大幅下降，维持在较低水平。前三季度两融余额平均值8861.9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6.8%。三季度两市融资余额有所上升，配资水平由二季度的8533.13亿元小幅上升至8843.39亿元，环比增长3.64%，但总体规模仍较同期低。年初熔断机制仓促引入与退出，对股市形成较大短期扰动。熔断机制实行后，没有达到预想目标，反而加剧市场波动。2016年，险资举牌入市规模空前。从2015年6月开始，险资举牌金额超过1700亿元。险资举牌动作频繁且体量大，备受瞩目，被举牌公司行业多处于银行、地产等优质资产和盈利行业。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不可避免带来潜在风险：投资冲动与投资能力不足的矛盾，内部风险控制相对欠缺，存在道德风险。

政策建议：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吸取教训，对新风险防患未然。完善配套措施，适时推进注册制改革。审慎推出重大政策措施，明确改革具体路径和时点，稳定市场预期。完善监管制度，加强对市场主体在信息披露和交易行为上的监督，打击违法犯罪。明确监管部门自身定位，遵循市场规律，避免越位保护；加强银、证、保以及央行与“一行三会”沟通协调，对市场潜在风险及时预警，做好应对预案。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4．债券市场风险

近年我国债券市场规模快速增长，企业债券违约风险集中释放。2016年1～6月，信用债总到期规模9万亿元，是上年同期2倍多。《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6）》显示，比上年同期（7只）增加414%，是上年全年22只的近2倍，涵盖短融、超短融、中票、企业债、定向工具和私募债等全部债券品种，违约本金约达283.34亿元。与此同时，2016年有近100家中央国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以及外商独资企业的主体信用评级遭到下调。制造业违约风险明显上升。债券收益率大幅下降。近三年，1年期收益率和10年期收益率都下降40%以上。10年期与1年期国债期限利差也大幅收窄。隐性债务规模膨胀。2016年4月，IMF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认为中国多数上市公司的利息覆盖倍数小于1，由此造成商业银行约有1.3万亿美元在险贷款和7%的不良贷款。据评级机构穆迪测算，截至2015年底中国影子银行资产总量超过人民币53万亿元，相当于GDP的79%。隐性债务规模较大。

对策建议：多管齐下降低国企杠杆率和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完善信用评级和信息披露等事前事中风险约束机制。构建多元化风险分散和分担渠道。完善事后违约处置机制和相关制度的衔接安排。加快完善相关监管和风险预警机制。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对债券市场杠杆操作进行监测和统一管理，防范恐慌性去杠杆以及金融风险交叉传染。

5．互联网金融风险

2016年互联网金融风险日益凸显，相关部门加大了互联网金融整治力度。互联网金融风险表现在：资金链问题初现，客户权益保障存忧，甚至因经营不善而卷款跑路。机构间风险难控，系统性风险隐显。信用基础上的网络支付与金融交易产生的风险天生具有可传染性，未来“交叉感染”可能性增加，风险事件随时可能出现并传播。监管模式和手段滞后，部门职责不清、法律法规不健全，追责机制缺失，信用环境恶化，市场门槛不高。

对策建议：设定互联网金融行业门槛。加强互联网金融风险监测。建立互联网金融产品集中登记制度，研究互联网金融平台资金账户统一设立和集中检测，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资金账户、股东身份、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等进行全面监测。严格要求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落实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存管银行要加强对相关资金账户的监督。跨市场协调监管，加强信息共享。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及管理职能。建立与互联网金融相关配套法律体系，完善互联网金融产业生态链，加强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

六 2017年中国经济展望

（一）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也存在一些积极因素

2017年，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是特朗普上台，美国经济、外交政策充满变数。特朗普可能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组合，基建投资扩大，企业所得税减少，居民税负大幅度下降，因此财政赤字扩大，经常账户逆差扩大，对美元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都将产生影响。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因素仍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局部领域中美经贸摩擦可能加大，汇率问题则比较复杂。理论上，特朗普政策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之处，政策执行有效性令人怀疑。2016年12月美联储加息落地，并预示2017年加息3次，但是2015年12月加息也曾预示2016年加息4次，而2016年实际加息1次，2017年加息次数可能再次打折。近期美元指数大涨，市场反应明显超调。基建投资、减税、财政赤字、外贸逆差、通胀预期、加息频率和国债利率上升等因素叠加，美元指数未必会一直保持上涨。

二是欧洲充满不确定性。2017年3月英国启动脱欧谈判，对英国和欧洲大陆经济将产生影响。欧洲多国先后迎来政府换届选举，右翼政党支持率上升，政治形势面临不确定性，欧洲一体化面临压力。欧洲银行业也有不确定性。由于欧元占美元指数篮子比重高达56%，欧元区货币政策对美元指数走势至关重要，如果欧元大幅走强，会使得美元被动贬值，反之亦然。2017年，需关注欧洲银行业问题可能倒逼欧洲央行缩减QE、推升欧元汇率。欧洲央行在2016年12月8日决定延长2017年3月到期QE政策。近期欧洲经济回暖，制造业PMI、投资信心指数和GDP同比都有所上涨。但是，2016年欧洲主要银行股价跌幅均超过10%，欧洲银行平均不良资产率为5.7%；意大利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高达17.97%，各行业坏账率均高于10%, 1年内未偿还贷款占总贷款的39%；德意志银行2015年巨亏68亿欧元，股票2016年跌幅40%，其衍生品总额居全球第一，高达42万亿欧元。考虑到银行普遍高坏账率制约信贷规模、负利率挤压银行盈利空间等，欧洲央行2017年很可能缩减QE政策规模。

三是美联储加息引发非美货币大幅贬值，资本大规模流出新兴市场，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金融动荡，甚至引发局部地区金融危机。但也应该看到，2017年新兴市场可能好起来，因为新兴市场本身的经济复苏会遏制资本大幅流出趋势；2016年国际油价止跌回升，带来资源出口国经济修复，很多陷入衰退的新兴经济体2017年经济可能大幅翻正。IMF预计，2017年巴西经济增长将由2016年的-3.3%翻正至0.5%，俄罗斯由-0.8%翻正至1.1%，印度继续保持7%以上的高增长。另外，美国加息步骤比较平稳，对新兴市场整体扩张效应可能大于紧缩效应。利差方面，名义利率提升很可能慢于通货膨胀提升，实际利率可能维持不变甚至下滑，利差效应冲击新兴市场有限。贸易方面，特朗普竞选时迎合选民提出的强硬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其上任后很可能会弱化，贸易保护主义降低的进口需求不能完全对冲美国国内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进口需求提升，对于新兴经济体整体而言，扩张效应可能大于紧缩效应。

四是地缘政治冲突多点爆发，风险因素加速累积。大国博弈使得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更趋复杂，土耳其局势不稳加剧中东地区紧张。恐怖主义威胁、俄乌冲突、欧洲难民危机、朝鲜半岛局势等都为世界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中美关系、美俄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中国与东盟关系等都可能出现变化。特别是中日关系和中韩关系短期内可能不会有明显改善，这对中日和中韩经贸合作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是，2017年世界经济发展也存在一些积极因素。第一，美国经济可能强劲复苏，这将有利于扩大从中国的进口。特朗普扩大美国基建投资，可能会加强与中国的投资合作，因为中国基建投资能力已经产生了国际影响。从维护中美双方实际利益出发，特朗普发起中美贸易战和汇率战的可能性较小。特朗普希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这方面问题处理的好也可能有利于共同维护中美双边汇率和金融稳定。

第二，欧洲方面，欧盟核心国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政府换届右翼政党上台可能性很小，在内外压力下，很可能促进欧盟各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而有利于推进欧洲一体化。目前，东欧16国与我国经贸合作势头良好，“16 +1”机制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德、法等发达经济体也有与中国扩大经贸合作和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的意愿。英国新任政府首相承认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在脱欧背景下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第三，东盟方面，除了新加坡，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关系整体上出现了向好趋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前景广阔。

另外，2017年将在中国召开“一带一路”峰会和“金砖国家”峰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金砖国家的经贸合作都将面临新机遇。最重要的是，2017年世界经济将延续温和复苏趋势，预计世界经济增长3.3%，高于2016年0.2个百分点。一些新的科学技术逐步得到推广应用，新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正在酝酿，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也正在加快集聚。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全球需求回暖，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增长都将明显好于2016年。总之，2017年国际经济环境充满极大不确定性，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只要我们从容应对，趋利避害，政策得当，仍然会有很多新的合作与发展机会。

（二）2017年中国经济形势展望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原因是客观上存在诸多有利于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积极因素。首先，政策制定符合实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初步确立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政策框架：做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把认识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新形势下，经济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将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对“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创新驱动发展、能源革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都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同时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这些都为经济平稳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需求保持相对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将平稳增长。2016年新开工项目对后续投资稳定增长形成支撑，专项建设基金和PPP项目落地继续推动基建投资稳定增长。工业企业效益好转，企业投资能力和意愿增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产业和“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需求旺盛，推动相关行业投资增长。预计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5%左右，基础设施投资继续担任主角。消费需求保持相对稳定。传统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有所回落，但是旅游、休闲、文化、体育、教育等个性化新兴消费会有较快增长，电商网购继续成为重要消费方式。预计201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0%以上。外贸进出口好于2016年。外部需求回暖，有利于中国出口。同时，外贸新优势也在加快培育。外贸企业自主开拓国际市场能力增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带动装备制造业出口增长，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不断提高。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正在形成。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对外贸易与跨境双向投资相互促进的局面正在形成。

最后，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效果显现。“十三五”期间，以信息、生物、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发展，正以前所未有之势深刻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类交流和思维方式。同时，我国经济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亟须依靠创新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构建竞争新优势。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聚焦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充分激发创新潜力。随着“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战略性新兴产业 ‘十三五’规划”等战略和深化国企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将进一步提高，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群体和创新型人才队伍将应运而生，这会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加新的动力。

总之，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延续2016年的“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发展趋势。预计全年经济增速不低于6.5%，全年CPI涨幅2.4%左右；新增加城镇就业岗位1300万个；固定资产投资稳中略升，预计增长8.5%左右；消费稳中略降，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0%以上。以美元计价出口增长-5.0%，进口增长-2.0%左右，外贸顺差略有收窄，约4200亿美元。广义货币M2增长11%～12%，人民币贷款增长11%～12%，名义利率保持不变，到2017年底1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不超过7.3。2017年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数据预测值如表1所示。

（三）2017年宏观经济政策

1．财政政策建议

2017年，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着力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加大财政支出优化整合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统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积极防范化解财政风险。

一是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继续落实并完善营改增试点政策；研究实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科技创新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公开中央和各地收费目录清单；落实好其他已出台减税降费政策。适度扩大支出规模，中央和地方财政通过合理安排收入预算、全面盘活存量资金，确保财政支出强度不减且实际支出规模扩大；增加的支出，主要用于适度扩大有效需求，保障重点领域开支需要。

二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供需结构平衡。支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支持做好职工分流安置工作；安排补助资金支持中央企业处置“僵尸企业”；健全普惠金融政策的正向激励机制；引导更多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优化中央基建投资存量支出结构。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提高补贴政策精准性；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盘活粮食风险基金；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整合设立水利发展资金；推进省以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和运营等。落实精准扶贫要求，大幅增加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全面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支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资产收益扶贫等工作；开展扶贫资金专项监督检查。推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进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推动“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启动实施；继续实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支持加快构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加快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投资进度；继续安排新能源汽车补贴，提高技术门槛，完善补贴机制；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事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积极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落实众创空间等税收优惠政策；深入开展小微企业双创基地城市示范；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加大对创新产品、绿色产品和中小企业等的支持力度。支持制造业改造升级，发挥好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的作用，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加大重大装备首台套推广应用支持力度，将新材料、关键零部件纳入首批次应用保险保费补偿范围。

三是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加快修订预算法实施条例；扎实推进预算公开；深化部门预算改革；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减少项目审批数量；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逐步将绩效管理范围覆盖所有预算资金。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在一些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加快制定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建立健全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体系，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研究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研究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继续深化资源税改革，扩大水资源税试点范围；配合做好烟叶税等税收立法工作；起草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研究制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提升财政法治化水平，加强预算、债务、政府采购、PPP、资产、会计等领域的立法及研究，深化财政“放管服”改革。推进其他重点领域改革，推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和规模；推进彩票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四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有效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加大支出优化整合力度，加大对“三去一降一补”的支出力度；合理安排扶贫、农业、教育、社保、医疗等支出；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减少对绩效不高项目的预算安排。支持提高教育质量，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实现教育经费随学生流动可携带；继续开展薄弱学校改造等工作；支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健全就业创业政策；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财政补助标准；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合理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落实和完善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启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科学合理确定城乡低保标准。做好基本住房保障工作，大力支持棚户区改造；提高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精准度，适当提高补贴标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支持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适时启动第二批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深入落实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支持扩大华北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范围；推进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和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扩大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范围；调整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机制；支持循环经济发展和清洁生产。支持困难地区财政运转和民生兜底，加大对资源能源型困难地区的阶段性财力补助力度；加大县级财力统筹力度，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支持地方缓解财政运行困难；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五是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确保完成年度预算任务。密切跟踪收入预算执行情况，加强收入预算执行分析研判；加强与税务、海关等部门的协调，促进依法征管、应收尽收。加快支出预算批复下达，提高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比例，及时批复中央部门预算和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加快中央本级代编预算下达进度，规范转移支付预算下达方式，提高预算执行的均衡性和规范性。硬化预算约束，原则上不再追加预算；对于预算执行进度缓慢或预计年内难以执行的资金，要及时调整用途；建立国债发行与库款管理统筹机制，合理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节奏，保持库款合理规模；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合理拨付和调度资金。加强财政资金统筹，对地区和部门结余资金及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收回统筹使用；取消一般公共预算中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的规定，对相关领域支出统筹安排；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力度；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将存量资金使用与年度预算安排统筹考虑。

六是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确保财政可持续。落实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强化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加大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工作力度；专员办要加强对地方落实债务管理制度情况的监督。控制地方其他相关债务过快增长势头，严格依法厘清政府债务和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债务边界；健全统计监测体系，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中长期政府支出责任纳入统计监测范围，实施部门联合监管；加大查处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和问责力度；深入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加强地方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

2．货币政策建议

2017年，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严加防控金融风险，主动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一是实施稳定中性货币政策，发挥信贷政策的灵活性作用。稳定市场预期。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加强协调配合，从数量和价格两个方面保证货币政策稳定中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实现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稳定增长。维持利率水平稳定。灵活调节信贷资金流向和结构，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企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发挥再贷款、再贴现和补充抵押贷款的作用，引导银行类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小微企业、棚改项目、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人民币“走出去”项目等领域的信贷投放力度。开发中期借贷便利工具引导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和结构的功能。坚持有保有控原则，加大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经济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减少对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投放。

二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价格型调控作用。完善金融市场价格发现和政策传导功能，提高金融机构配置金融资源效率。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完善以回购定盘利率、Shibor和贷款基础利率为基础的多层次基准利率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开发与基准利率挂钩金融产品，探索创设以基准利率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增加短期国债发行规模，提高债券市场交易活跃度。引导金融机构提高自主定价能力，完善与自身市场定位和业务能力相适应的负债端、资产端、综合收益等相结合的定价系统。加快债券市场信用风险处置机制建设。发挥价格型货币政策作用，提高政策传导有效性和灵活度。完善公开市场操作机制，提高公开市场操作的精细化水平。

三是稳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探索跨境资金管理新模式。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在美元升值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坚持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相对稳定的原则，加强与市场的沟通，稳固市场信心。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探索利用跨境融资杠杆率和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进行总量调控，利用各类风险转换因子进行结构调控，在风险可控情况下扩展企业融资渠道，引导银行机构和企业提高自身外汇资产管理能力。推广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拓宽人民币跨境流动渠道，加快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推动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直接交易。

四是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渠道，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完善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设置，政策支持贷款保证保险，提高小微企业增信服务水平，增强金融机构增加中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增强小额贷款公司资金实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支持第三方开展外部信用评级，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保护金融生态环境。加强银行资金流向特定目的载体的监管。加强银行、证券、保险监管协调配合，重点监管银行理财产品资金对接其他特定目的载体，引导银行资金回归信贷业务。提高银行机构经营灵活度。加大银行不良贷款核销自主权。银行机构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创新流动资金贷款产品。

五是增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加大财政资金对基建基金、产业基金、企业发展基金等各类政府投资基金的支持力度，增强各类基金的引导作用，加强相关投资领域对社会资金的开放，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创造更多有效信贷需求。货币政策要增强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引导金融机构参与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项目，引导金融机构资金更多地投向实体经济，缓解目前流动性过度集聚在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争取四大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

1．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第一，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一是去产能。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同时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去产能工作。二是去库存。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的问题。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提高三、四线城市和特大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三是去杠杆。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要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等，降低企业杠杆率。要规范政府举债行为。四是降成本。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推动企业向内降本增效。五是补短板。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更有力、更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环节，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政策措施落地。

第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加大农村环境突出问题综合治理力度，加大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力度。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抓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做好政策性粮食库存消化工作。细化和落实承包土地“三权分置”办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利。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严守耕地红线，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落地，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广辟农民增收致富门路。

第三，振兴实体经济。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引导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更加重视优化产业组织，提高大企业素质，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使中小微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第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上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快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

2．四大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

2017年，继续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继续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三大战略，推动四大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

第一，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加快推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

第二，稳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

第三，稳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改革，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有序推动民营银行发展。

第四，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有重点地推动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金融作用。要完善跨部门的统筹机制，加强对财税、金融、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基础性重大改革的推进，既制定方案，又推动落实。抓好重大改革顶层设计，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推动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撰稿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博士、研究员、教授徐洪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