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边际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群像

如同中国宏观的社会结构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一样，转型时期中国人微观的社会心理或社会心态即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也具有鲜明的边际性。这种边际性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中国体验”是急速的社会变迁时代的精神感悟，另一方面也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变迁的一种独特视角。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具有边际性人格的人被称为“边际人”（Marginal Man），或“过渡人”，再或“边缘人”。边际人的概念内涵源自德国社会学家乔治· 齐美尔，他不仅在《陌生人》中论述了与边际人十分类似的一种特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Simmel, 1950），而且其本人实际上就长期扮演着一种“异乡人”或“陌生人”的边际角色。跟随齐美尔，1928年，罗伯特·E．帕克发表《人类的迁移与边际人》一文。沿着齐美尔的思路，帕克将边际人形象地比喻为文化上的混血儿，他们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之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他们的自我概念是矛盾的、不协调的。用帕克自己的话说，边际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这两个世界中，他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外来者”。不过，这种边际性，不仅是一种负担，同时也是一种财富。因为“相对于他的文化背景，他会成为眼界更加开阔、智力更加聪明、具有更加公正和更有理性观点的个人。‘边际人’相对来说是更为文明的人类”；“正是在边际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边际人的内心——那里正在发生文化的变迁和融合——我们可以最佳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过程”（Park, 1928）。

我们可以将“边际人”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历时态边际人，又称“过渡人”；其二，共时态边际人，又称“边缘人”（周晓虹，1997: 532）。其实，无论是过渡人还是边缘人都是边际人，其间的区别只是前者是文化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后者是文化交融的产物。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外部世界的全球化是一种相伴而生、相互交织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因与外部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融而发生或加快了变化；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因变化和转型更增添了对外部尤其是对西方文化吸收的紧迫性和包容性，也使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成为可能。因此，在整个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又常常以比以往的社会快百倍千倍的速度发展的现代社会，边际人格确实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转型人格，甚至可以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社会成员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孕育着边际人格的萌芽；而在这一背景或潮流中，因为近30多年来中国发生的社会转型尤为剧烈，中国人人格和社会心理或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的边际性自然就更为鲜明。

早在1958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D．勒纳就通过对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过程的研究得出结论：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成为“过渡人”或“边际人”，这个社会就开始由传统走向现代了。在他和后来的另一位社会学家英克尔斯看来，“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灵的状态：进步的期望、成长的倾向以及使自我适应变迁的准备……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在人格上有所调整，即要具有一种‘心灵的流动’及‘移情能力’”（Lerner,1958: 73；英克尔斯、史密斯，1992）。在勒纳眼中，边际人是置身于“传统-现代”连续统上的人：他既处在传统之中，又置身于传统之外；他既跨进了现代的门槛，又未完全投身于现代的怀抱；与此相应，他的行为也受着“双重价值系统”的支配，他渴慕现代的刺激，但又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掣肘。

如果说“边际人”真的能够准确地刻画现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群像，那么如上所说，作为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其人格的二元特征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的本质特征。如果我们能够对现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做一番认真的观照，那么确实可以说，这30多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从多方面体现了这种“二元特征”。显然，如果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这种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及其社会成因，我们就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的本质，也能够找出这种精神嬗变对于13亿中国人民甚至其他处在变迁激流中的国家或地区的人民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第一，“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其实，传统与现代的颉颃是所有转型或变迁社会的常态现象，早在80年前即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冲击”之下刚刚朝向现代转型之际，鲁迅先生就发现：“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枪，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鲁迅，2005: 360）20世纪60年代，政治学家F. W．雷格斯从泰国和菲律宾的社会转型研究中也发现，不仅在一般的社会状态上，即使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这种新与旧的作风的混合，现代与传统观念的重叠，或许正是转型社会的一个突出特质”（Riggs,1964:12）。进一步说，这种精神上的传统与现代的重叠或颉颃，既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也同时使得生活于其间的个人或社会群体“无所适从”或“朝秦暮楚”，以致“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每种人都多多少少有‘不守其分’或‘不安其位’的行为，每种组织都多多少少有越界逾限的作风”（金耀基，1999: 77）。记得费孝通先生生前曾以传统中国社会为蓝本，设想在今日中国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安其所，遂其生”（费孝通，1993）的美好社会，但现在看来，只要我们的社会未能从转型中相对固定下来，或者说，中国人不能从精神上解决“漂”的问题，这一理想的实现就依然待以时日。

第二，“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理想之所以还会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是因为中国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的进步，让人们感受到了希望，但是，现实又常常令人不满。大多数人意识到的不满的原因，是这30多年来的进步带来的个人生活变迁的非均衡性。我们都记得，在刚刚出现不同群体间收入分化的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就开始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奇特心态；经过30多年的变迁，当中国社会从原来接近平均主义的同质社会变成了一个贫富悬殊的异质社会之时，尽管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已经大大提高，但上述心态还是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了整个社会的“仇富”心理。大多数社会成员对贫富差距的感知空前清晰，他们对贫富差距和富裕阶层都持消极的否定态度（马广海，2008）。而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不满的原因，恰恰是这30多年的变迁速度太快。急速的社会变迁不仅持续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也大大提高了他们感受幸福的阈限值。这一方面提高了他们的社会期望，另一方面却使得他们的满意感大打折扣。只有同时考虑到这两个因素，才能够解释“不满”为什么现在会成为一种遍及不同阶层的普遍心态。

第三，“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对峙。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L．沃思就指出，“城市与乡村在当代文明中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极”（帕克等，1987:275）。在中国，由于城乡分治多年，加之城乡之间的差别一直十分巨大，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模式：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前者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精明、开放、享乐，自我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异质性、积极进取、业缘本位；后者则是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吻合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敦厚、耐劳、封闭，他人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同质性、消极自保、血缘与地缘本位（叶南客，1996: 147）。其实，人格特征上的城市与农村的对峙，并不仅仅发生在市民和农民之间，每一个具体的人也都可能同时存在这两种不同的人格和行为特征。因此，有的市民在行为方式上可能更“乡村”一些。比如，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不爱护公共卫生，因为他们尚不适应同生共济性更强的城市生活。同理，有的农民在行为方式上也可能更“城市”一些。比如，苏南的周庄农民为接触现代工业文明而付出的代价较小，并因此形成了适应变迁的“秩序感”；而温州的虹桥农民在建立个体所有的乡村工业的过程中付出了较高的心理和社会代价，但也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和效能感（周晓虹，1998: 317）。

第四，“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还表现为东方与西方的冲突。自1840年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一直就处在东西方的冲突之中，1978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时刻处在东西方的交融与冲突之中。西方文化崇尚个人的自主和独立（Parsons, 1966: 96），他们在社会互动中也具有平等和民主的行为模式；而东方文化强调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许烺光，1989; Ho,1979；杨懋春，2006），强调服从权威，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国家权威，概莫能外。1949年以后，随着国家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国家的利益更是取代了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利益，而国家提倡的“螺丝钉精神”则片面强调集体的至上性和绝对性，严重忽视了个人的存在，但最终使得集体主义成为徒具其表的“虚假意识”（姜锡润、王曼，2005）。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2年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上述“虚假的集体主义”发生转变，但同时也使整个社会转向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从《非诚勿扰》中“拜金女”马诺“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婚姻观，到武汉打捞船工“挟尸要价”的金钱观，仅仅30多年，中国人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整个社会陷入了价值冲突和价值危机的困境之中。正因如此，近来人们在讨论“中国梦”的时候，都会聚焦如何在实现民族腾飞理想的同时，实现个人幸福的梦想。个人进步与集体、民族或国家腾飞的统一，应该是“中国梦”的核心议题。

第五，“中国体验”或中国人精神世界嬗变的二元性或两极化特征，表现为积极与消极的共存。在论述30多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时，大多数研究都在肯定这种嬗变的积极向度的同时，指出了它具有的消极向度（王登成、房栋，1998；沈杰，2006；王俊秀、杨宜音、陈午晴，2007；李有发，2009）。事实上，精神嬗变过程中积极与消极的共存，本身就是变迁或转型的一种特征，同时任何一种心理特征或精神特质也都可能引发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后果。如果我们只看到最近30多年来整个社会朝向市场的转型，以及对物质生活和经济成就的肯定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GDP的狂飙突进，却忽视同样一种价值观也会带来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在理论和认知层面上一定是片面的。同理，变迁的迅速，既可能造就中国人积极能动的社会心态，当然也会孕育焦虑、浮躁和夸耀（在这方面中国“高铁”的得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其实，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的“手段-目标理论”（默顿，2006: 272）来解释这种精神嬗变的两极化倾向。显然，当人们从价值观上普遍接受了经济上致富的改革或文化目标后，既有可能遵从社会规则、采取制度化手段“发家致富”，当然也就可能违法乱纪、通过越轨行为窃取财物。从缺乏诚信、“杀熟”、造假，到贪污、受贿、诈骗，乃至强取豪夺、杀人越货……其实都不过是为了达成“致富”目标而采取的不同手段而已，区别仅在于越轨者在现存的制度体系中占有何种资源和权力，以及个人具有何种社会、文化和人力资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