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体验：精神嬗变的观景之窗

自现代社会科学诞生以来，这200年来无数的学者以解释社会变迁及其动因作为自己毕生的志业。人们发现，刷新历史的力量是多重的，从经济增长、自然环境、技术创新、文化交融一直到个人尤其是那些精英人物的主观努力。几乎可以说，有多少种社会研究的路径，就有多少种描述社会变迁的方式。费根揣测，气候的变化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比如玛雅文明的消失就与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旱灾有关（费根，2009: 128～147）；丹尼尔·贝尔认为，“技术从来就是区分社会时代的主要力量之一”（Bell, 1999: 188）；亨廷顿提出，变迁是由包括价值观、行为模式和物质在内的文化间的冲突和交融促成的（亨廷顿，2010: 51）；帕累托猜想，人类变迁的历史是“狮子”和“狐狸”两类精英循环的历史（Pareto, 1968）；我们熟知的马克思则深信，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形态的变更是社会变迁最为严肃的主题。

正是鉴于变迁及其相关思考与现代社会科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天然联系，近年来我们一再指出，应该努力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转换为学术（周晓虹，2010a, 2010b），否则就会像黄万盛、刘涛所言，“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黄万盛、刘涛，2009）。近10年来，围绕上述学术转换，已经有诸多学者一再论及“中国经验”及其意义（樊纲，2005；李培林，2007, 2008；温铁军，2008），但事实上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总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观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迅疾变化。中国体验对中国人精神世界深度涉入，成为我们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观景之窗。

一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

“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2004年5月，雷默撰写了《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一文，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即所谓“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以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的工具（如巨额外汇储备）等特点。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崛起已经通过引进发展和实力的新概念而改变国际秩序”（雷默，2004）。

尽管雷默使用“北京共识”的意图非常明显，即用这一概念取代先前建立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或起码在“华盛顿共识”之外确立另一种发展模式，但受到雷默启发的中国学者却相对谨慎，他们意识到“共识”应该是一种“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俞可平，2006: 12），而中国的一切还远远谈不上是一种定型的并为世人广泛接受的发展道路，因此他们选择使用了“中国模式”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中国模式”所可能为人接受的表述是：它“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俞可平，2006: 11）。

尽管“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本身无意与“华盛顿共识”等西方社会的发展概念分庭抗礼，但在对这一概念的具体使用过程中，还是引起了人们的疑虑。疑虑者提出，“中国的发展才刚刚起步，‘中国模式’还远未定型，中国将来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还存在隐性危机”，因此“现在讲‘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李克钦、史伟，2006）。虽然“疑虑”未必恰当，对“疑虑”提出批评的也大有人在，并且如郑杭生所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和转型，已经显示出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显示出在全球的独一无二性，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郑杭生，2010），但疑虑确实是促成“中国经验”这一替代性概念产生的基本原因。

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形成和内涵讨论中，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的发展经验的一部分，而其基本的内涵如李培林所总结的那样，大致包括：①它不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②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③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的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它尊重其他经验的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李培林，2007）。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如果不刻意寻求这一概念在内涵和特征上的差异性，我们觉得可以在相近的意义上混用“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再或“中国奇迹”等概念。

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说“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用这一概念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的概念之所以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多年急速变迁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迁及其结果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也自然构成了我们理解这场大变迁的双重视角。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和茫然？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民族在这场大规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历练与心理体验，“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的内涵：①“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30多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②“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等，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等，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③“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④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适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复制，而反映到社会科学中，即能够像石之瑜所说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石之瑜，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