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理解变迁，或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我们知道，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基本上源自西方，它们事实上不过是18～19世纪欧洲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产物（周晓虹，2010a）。从现代社会科学出现的时间顺序来看，先是经济学和社会学，接着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再接着是政治学和心理学，最后是传播学，无一不是这场大变迁或转型的产物。正是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在改变了人类的组织和行为方式的同时，也使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和行为的观察成为必要和可能。

就观察现代社会科学的孕育和形成来说，社会学因为与社会生活律动的感性关联，以及与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和传播学的复杂纠葛，成为我们绝佳的切入视角。在谈及社会学的诞生时，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提出，社会学的产生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其二是这种变迁获得了来自知识界的有意关注，因为正是“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约翰逊，1988:18）。进一步，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社会学是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现代性出现的直接后果之一，而“这些变迁的核心就是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Giddens,1982:46），即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产生于欧洲的现代社会学不过是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传统社会或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种种反应而已。

尽管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对社会学的出现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从当时的直接效果来看，两者的作用大不相同。具体说来，虽然从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助产婆这一根本意义上说，它对西方社会学的出现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从直接而浅表的层面看，社会学的出现最初乃是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旧社会秩序崩溃后果的消极回应。对社会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社会学中自孔德起到现在为止保守主义倾向始终占主导地位（参见Zeitlin, 1968）。

同法国的政治革命相比，社会学从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中汲取的力量则更多的是正面的。工业革命尽管始自18世纪60年代以纺纱机取代传统纺车的变革，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是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的一次大推进。这次大推进造成了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业体系、进入城市；造成了工厂在一系列技术的不断改进下的转变；而伴随着大工业的要求，现代分工体系和科层制度出现，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开始确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工业化不仅是促成西方社会学产生的重要因素，甚至就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周晓虹，2002: 19）。

如果我们将围绕上述两次革命性事件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视为社会学诞生的动力的话，那么就可以将社会学的缔造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做的不同努力，视为对人类尤其是欧美世界在18～20世纪的转折时期所遭遇的社会危机或文明断裂做出的种种回应。具体说来，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诞生，并消解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吉登斯，2000: 6～7）。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断裂或危机。比如，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界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作为“理性化”象征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

进一步，既然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叙事逻辑中，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 type）。如此，在经典社会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比如曼恩的身份社会-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马克思的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滕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制、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以及韦伯的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等（参见周晓虹，2002: 2～3; 139）。事实上，经典时代有关“社会”的所有“乌托邦”想象，说到底都不过是站在“传统”的此岸向“现代”或更为“现代”的彼岸所做的理论眺望。我们曾指出，社会科学因导源于西方文明转型而带有的这块天生的“胎记”，使得理论家们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会自然地站在西方主位的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和西方的经验来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变迁，即形成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视角（萨义德，2007: 5～9）。

我们这么说起码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以西方为叙事主轴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某种普适意义的（周晓虹，2012）；其二，正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精心研究了在自己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最终不仅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适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或学术的转换使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或文化价值，从而没有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

我们再回到中国。近年来，我们之所以一再提倡在研究中国经验的同时，关注中国体验，关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一方面是由中国体验的研究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意义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中国体验的研究对我们理解1978年后这场绵延30余年的急速的社会变迁的现实意义决定的。进一步，如前所述，如果我们都能认识到，所谓“社会科学”不过是一门最先建立在西方社会的变迁或转型基础上的、有关人类社会结构或社会行为的知识或科学体系，那么，在中国社会当下的变迁或转型与中国社会科学之间，进而在中国体验的研究与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之间，也就必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密切联系。如此，通过中国体验的研究理解中国社会的转型或变迁，自然也就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之一。

先来看中国体验研究的学术意义。可以说，正是我们前述的中国体验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和普适价值，决定了将中国体验置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或整个社会科学关注视域中的价值与意义。就中国体验自身的意义而言，一如成伯清所言，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并由此昭显中国人的意义世界的世界意义；关注中国体验，实际上也是要在以宏大叙事来描述、理解和统摄一切的做法之外，走进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以真正贴近社会运作的实际；关注中国体验，实际上是要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也就是创造自身生活的历程，展示生命存在的独特性和丰富的历程；关注中国体验，还有一层关怀，就是从精英式的指点江山转向普通民众的现实世界，从宏大的社会结构转向微观的日常生活，从表面的光鲜转向社会生活故事的全部（成伯清，2012），而这无一不是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学术使命所在。

而就整个中国社会科学而言，关注中国体验起码可以有这样几方面的意义：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就与进步，不仅影响现有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也孕育了从中进行学术转换或提升的潜在可能性，而这种转换显然不能仅限于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因为后者不仅与前者一样都是这场大变迁或大转型的结果，同时也赋予前者以深刻性或完整性；②中国的崛起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经验和与此相伴行的中国体验，因其发展和意义的独特性，使人们尤其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意识到能够成为他们从事原创性的理论提升的经验来源，而“对这些东方模式的认知，不仅给了我们希望，也给了我们线索去建构或再建构理论”（林南，2004），并因此可能改变原先中国社会科学家的“边缘的社会科学家”地位（傅高义，2004）。

再来看中国体验研究的现实意义。具体说来，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是由这场变迁或转型在彻底重构中国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决定的。显然，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与这场大变迁高度关联，使得中国体验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成了这场席卷13亿人、绵延30多年的大变迁的观景之窗。我们看到，这30多年来的巨大或急速变迁既表现在GDP的跃升、产业形态的改变、社会组织方式的变更（比如，单位制度的式微和社区的兴起）、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法律制度及环境的改善、政治及选举方式的改革，同样也表现为价值观的嬗变、生活态度的重塑和行为模式的变革。这些微观的社会心理或社会行为的变革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生观、金钱观、幸福观一直到流动意识、职业伦理和婚恋行为。以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为例，即使到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先生还深信中国人“知足常乐”，但现在恐怕中国人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知足的一群；再比如，传统中国提倡男女授受不亲，两性婚配遵循媒妁之言，尽管“五四”动摇了传统的根基，但风暴雨式的革命所倡导的“禁欲主义”却使得1978年前的中国与60多年前一样鲜有变动，但后来30多年中发生的一切足以使人瞠目结舌：中国人在两性关系上的变化可能比GDP的增速还要快。

其次，除了中国体验与中国社会的变迁或转型的高度关联外，我们说中国体验是这场大规模的社会变迁的观景之窗，是因为和宏观的社会结构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一样，“中国体验”即转型时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也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或边际性，就像我们论述的那样，边际人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群像。这种二元特征或边际性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人们对急速的社会变迁的精神感悟或心理感受，是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的宏观变迁过程的微观结果；另一方面也自然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提供了独特视角或观景之窗。

在本章第三节中，我们将现时中国人人格和社会心态的边际性或两极化现象描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积极与消极的共存。其实，反映这种边际性或两极化的概念还有许多，尽管在这里每一对概念似乎都体现着某种二元对立，但我们力图强调相互对立的两极之间所具有的某种“过渡”或“转型”之意，因为它们充分体现了从一端向另一端的转变。整整半个世纪之前，政治学家雷格斯在研究泰国和菲律宾的社会变迁时就提出，转型社会都具有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的特征（Riggs, 1961）。异质性，指的是转型社会中杂然并存的现象，它更带褒义的说法是“多元”。比如，当今之中国，不但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杂然并存，在分裂的价值观领域更是五味杂陈。重叠性，即旧制度与新方案的重叠，旧风俗与新潮流的重叠，一句话，传统与现代的重叠。它既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也使得生活于其间的个人、群体或“朝秦暮楚”或“无所适从”。最后，形式主义，即在“应然”和“实然”之间发生了脱节。比如说，交通规则本应该是用来维持交通秩序的——红灯是制止汽车和行人穿越的，斑马线是方便行人行走的——但在转型中的中国，复杂的交通制度，甚至包括完善的设备都无法完满承担维持交通秩序的功能。“富二代”醉酒“飙车”、渣土车横冲直撞、行人对红灯视而不见……以致交通规则在所有人群眼中，最后都像金耀基所言，“只是一套白纸黑字”（金耀基，1999: 74）。不过，这形式主义本身在旧的条条框框面前也一样有积极之功能。比如，在“姓资姓社”的质问来势汹汹的20世纪90年代初，邓公就倡导“只干不说”：就是要让现实的经济运行的“实然”，与计划经济规则的“应然”发生脱节，最后，让那些条条框框成了束之高阁的废纸。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自己悠久历史和伟大传统的民族，而中国在最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在这30多年的活生生的历史中中国人民的生活充满了如歌如泣的旋律一样，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如波澜起伏的长河一样历经变化。正是作为一种精神历程，中国体验相对于宏观的中国经验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心理学意义，以及作为一种“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相对于欧美社会或其他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嬗变所具有的独特的本土价值，使得书写中国体验或记录下中国人价值观与社会心态的嬗变历程，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及中国社会科学家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我们相信，中国体验的书写不仅能够为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的转型或变迁提供观景之窗或切入视角，并进而使得这场肇始于1978年的伟大变迁不仅仅具有单纯的GDP增长之意义，而且这一书写或记录本身也会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意义与实践品格的塑造，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对社会变迁的学术意义的“转换”，为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行为的律则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