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观念与思想之间——论先秦义范畴之生成》是桓占伟博士攻读博士学位四年的学术结晶，也是一部具有深刻历史见解的学术著作。作为占伟的指导教师，在学位论文出版之际，我有责任为他说几句话，权作序文。
占伟是我所遇到的少数几个很有天赋的青年学者之一，在指导他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孟子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现在借写序的机会，回忆一下几年间教与学的经历，未尝不是一种人生的乐趣。
我认识占伟，是他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他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专业文化遗产保护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刘坤太老师，我给他们这个年级的研究生讲过史学理论和中国文化概论两门课程。而对他真正开始关注，还是到了他要报考中国思想文化史博士生的时候。占伟硕士毕业后做的是旅游规划，却要报考思想文化史的博士研究生，对他的报考动机，起初我还真是有点怀疑，弄不清他是对这个专业方向真有兴趣，还是仅为一个学位而来。大概是在入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占伟买齐了全套的“新编诸子集成”和我划定的阅读书目中的基本典籍，这一点有点出乎我的预料，我开始感受到他做思想史研究的决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占伟确实是一头钻进去了，舍弃了他原来的旅游专业，摒弃了旅游开发的诱人前景，要一门心思做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了。他的这个转变，几乎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这之前，在旅游学的专业领域内，占伟已经做得很好，虽然很年轻，但已经小有名气。人们想不到他怎么一下子就转得这么彻底，更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转到这个既不赚钱又要坐冷板凳的专业上。
这个学位论文选题，是他自己选定的。占伟第一次带着这个选题和我商谈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被这个题目给吸引了。通过义范畴生成的过程性研究，来揭示观念与思想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确是个好题目，很有问题意识。但问题是，“义”这个东西，从古到今人们都在谈论它，无论是从学术思想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几乎都被人们谈烂了。在这个问题上，还能不能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呢？如果在具体的义内涵的认识上亦即学术思想的层面上不能卓有新意，而观念与思想的辩证法没有较高的思辨水平也很难写得出彩，这样论文的学术品位就有可能受到损伤。和占伟第一次讨论论文选题的时候，我既高度评价了这个选题的思想价值，又表达了在这个选题上实现创新的难度，抱着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支持他写写看。而占伟自己对这个选题则是信心满怀。
大概在博士二年级的上学期，占伟拿着十多万字的一章初稿来找我。当时，我很震惊于他的研究进度。他以前没有基础，这才一年多时间，他就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写出了十余万言的初稿，其投入精力之专注，勤奋之程度，是我没有料到的。但我看完之后，则略感失望。这是他第一次写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性文章，在问题意识、研究规范和学术思路、谋篇布局诸方面，都有欠缺。我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从问题意识到写作框架和文献征引，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修改要求，也从学术观点方面谈了一些大体看法。大概一个月之后，占伟交过来他的修改稿，这使我第一次对占伟的学术能力、理解力、悟性和思维品质，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我完全没有想到，从第一稿到第二稿，在很短时间里他完成了一个质的转变，一下子使我对他的论文充满了信心。
此后每一章的写作，他都和我讨论写作框架，明确问题意识。而每一章，他都能提出新问题，有自己区别于传统观点的独到见解，这使我对他的研究充满希望。而同时，我也要求他把每一章都写成独立成篇的学术论文，拿出去发表。博士毕业前后，他陆续发表的《试论孔子的义思想》（《齐鲁学刊》2013年第6期）、《百家争鸣中的共鸣——以战国诸子“义思想”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从宗教神性到政治理性——殷周时期义观念生成的历史考察》（《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论“义”在春秋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地位》（《文史哲》2015年第1期）几篇文章，都是学位论文中的独立章节。
占伟慧根很好，领悟能力极强，很多问题，哪怕是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只要你一点，他就能领悟并有所发挥；每逢提出什么问题，或者是文章的修改，或者是提一个新问题要他论证，他都可以很好地达到你的要求，而且每每会给你带来意外惊喜。在他博士毕业前夕完成了整个论文的基础上，我想让他把论文的主题进一步升华，把义观念研究提升到一个更广阔的认识层面上，给他出了两个题目。根据现在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可以回忆起那是2014年3月15日的早上，我醒得很早，大概是两点多吧，我想到占伟对义观念的研究下了很大功夫，而这项研究还很有挖掘的余地，譬如这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就可以再有所提升，应该使义观念研究对于人们认识先秦社会的某些特点提供新的支撑。浮想联翩，最后想到应该深入探讨一下义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促进社会整合的文化认同作用。为什么在一个传统认为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时代，文化的统系却能顽强地维持着，人们天下一体的意识还是那么强烈，“义”这个具有共同性价值的思想观念是不是对这个分崩离析的社会起了一种强大的黏合剂作用，一种思想整合、文化认同的作用，这就是所谓观念的力量，一种具有共同性价值的观念的力量。我脑子里不停地闪烁着“观念的力量”这个命题，于是就立刻起床写下一些简单的想法，变换出两个题目：《观念的力量：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情势下的社会整合》和《观念社会化的神秘力量——义观念在战国时代的下移及其社会组织作用》。当天上午，我就找占伟来商量这两篇文章的写作。因为这样的题目是建立在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占伟也显得很兴奋，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写作任务。好像没用多久，他就写出了《观念社会化的神秘力量——义观念在战国时代的下移及其社会组织作用》一文，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上，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16年第3期全文转载。占伟的文章中说：
（义观念）在战国的下移，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整体文化精神，决定着一个时代的共同价值取向，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共同心理情感……义就是战国时代华夏族群的“精神统一律”，其在战国社会领域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局限于某些层面、某些群体或某些国家，而是具有超越性、共识性和普遍性，在“中国”——华夏族群范围内发挥着支配作用，只要是华夏族群的成员，无论其处于怎样不同的地域，有着怎样不同的利益诉求，存在如何激烈的矛盾与冲突，都被弥合在义的观念之网中。义观念笼罩着处于分裂状态的战国社会，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认同感和精神维系力，消解了现实政治对社会造成的冲突和分裂，使华夏文明得以长久延续。
占伟的研究，很好地实现了我最初的设想和要求，升华了他博士论文的研究价值。他的义观念研究，找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在分崩离析状态中依然延续其文化统绪、依然保持其民族心理凝聚的精神源头。
和占伟相处的几年是很愉快的，我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乐趣。占伟对义观念和义思想内涵、价值和作用的阐发，特别是对义在儒家思想乃至中华文明体系中核心地位的阐释，是我以前没有认识到的。虽然我至今也不一定完全赞成这种强调性的认识，但却不能不说，他的观点是有历史论据支撑的，也是可以给人以启发的。至少，他提供了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新的角度。毋庸讳言，我本人是受了他的启发的。2013年，我用数据库方法研究汉代的社会观念，其中关于“义”的考察，就受了占伟的影响。我的论文，强调了“义”在汉代伦理观念体系中的重要性。在汉代最重要的思想史文献《春秋繁露》中，义出现的频次是仁的2.288倍，礼的1.868倍，信的8.759倍，孝的7.938倍，忠的6.684倍。再具体统计，在20种汉代人的文献中，义与仁相比，义频次占优势的文献有18种，占90%；义与礼相比，义频次占优势的文献有10种，占50%；义与信相比，义频次占优势的文献有17种，占85%；义与孝相比，义频次占优势的文献有16种，占80%；义与忠相比，义频次占优势的文献有20种，占100%。“义”的频次之高，出乎我们的意料，甚至可以颠覆我们对汉代伦理体系的认识。于是我做出下面的判断：
以往学界一般认为，汉代独尊儒术，确立儒学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中国确立起来的社会形态是一个礼制社会，礼的核心是“仁”，仁、礼思想在国家思想、社会思想以及思想的观念形态中占据核心地位。虽然，我们也一般地说中国是礼义之邦，也将“义”看做是一个重要的伦理思想范畴，但对它却的确有所忽视。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义观念的普遍性竟然大于“仁”, “义”的出现频次，竟高出“仁”1倍以上（2.09倍）。义观念的这种状况，将逼迫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理论体系，重新估价传统思想中“义”的地位和意义。
我关于汉代社会观念的研究，是对占伟先秦义观念研究的一个呼应。我在文中作注说：
最近河南大学青年教师桓占伟正在做题为《在观念与思想之间：先秦时期义范畴的历史考察》的博士论文。经初步研究，桓占伟发现，长期以来，学界多以“礼”为春秋时期的核心观念；孔子以“仁”代“礼”, “仁”又被视为春秋后期的核心社会观念，“义”在春秋观念史上的地位却被忽视了。实际上，“义”才是春秋时期最重要的社会观念，它具有统领性、共识性和普遍性三大属性，对其他伦理观念具有强大的统摄作用。以往对“义”的认识，需要重新审视。桓占伟的这一发现，对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的伦理体系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我对“义”的重视，是受了占伟的影响的。
在拉拉杂杂说了这许多之后，还是要回到占伟是书上来。我以为，该书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
——论文探讨了“义”在先秦思想、观念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传统观点认为，春秋社会观念的核心是“仁”和“礼”，是书则认为，“礼”和“仁”都因为自身的某种不足，难以成为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春秋时期“义以出礼”“义以生利”“允义明德”，在“礼”的刚性制约功能渐趋失灵的情况下，“义”实际上统领着春秋社会的道德文明、物质文明和行为文明，发挥着强大的软性制约功能，是维系春秋社会良性运转的核心观念。
——论文以“义”思想为例，阐述了先秦时期诸子思想的共同性问题。论文指出，“义”在战国时期引起了诸子的群体性重视，成为子学的共同话域。“义”是诸子共同的思想原点，论“义”是诸子共同的学术方向，立“义”是诸子共同的学术宗旨，“义”又是诸子共鸣的核心内容。“义”不是某家某派的特殊标签，而是不同学派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是诸子建构自身学说的公共文化资源。诸子围绕“义”形成的争鸣与共鸣，集中体现了诸子学具有不容忽视的共性和内在一致性。
——论文以“义”范畴的生成为例，阐述了观念与思想相互促进的辩证发展过程。先秦时期，义观念一直处于持续下移和扩展的进程中。从殷商时期的“天监下民，典厥义”，到西周时期的“遵王之义”，转至春秋时期的“尊王大义”，最终在战国时期下移到最广泛的社会层面。先秦诸子在对义观念致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义在思想层面的深化和分化。义观念提供了社会流布的广度，义思想提供了理论发展的高度，在这广度与高度之间，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系统，最终生成了一个综合性的义范畴。论文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从观念到思想，再从思想普化为观念这样一个观念—思想—观念的辩证发展过程。
除了这几个大的方面，占伟还有多个方面的具体发现。他在博士论文的“绪论”中总结了六个方面的创新之处，我认为都可以成立。总之，他是在一个被人们讲了两千多年的十分老套的话题上做出了诸多新的发现，给学界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成果。在论文匿名评审和答辩过程中，他的论文获得普遍好评。一位至今不知姓名的评阅人，给占伟的论文打了98分，并且在评语中说：“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希望此文在修改补充后能够早日出版，以应学术界相关研究的需要。”多少年来，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评语，这是对占伟论文的高度褒奖。
一篇近三十万字的论文，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其论说也还需要长期经受新的学术思想的质疑和考问。希望占伟在是书出版之后能够倾听来自学界更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把义思想和义观念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当然，也希望占伟在博士阶段的研究能够接受时间的考验，在义思想和义观念研究的学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占伟善于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是一个只要一读书就会有问题的人，在治学的路上发展前途无量。最近两年，他一直在思考夏商周三代的文化认同问题，延续着《观念社会化的神秘力量》一文的逻辑思路。他想以《礼记·表记》中孔子所言“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为基本线索，考察三代文明及其该时期的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是个有意义的大问题。遗憾的是，他所在的单位需要他站出来服务，委之以副院长这样的行政职务。中国人会多，高校尤甚，一个人陷入文山会海之后，还能做些什么呢？眼下，占伟需要尝试一条工作、思考、写作协调发展的路子，而这样的路子有吗？占伟可以找到吗？
是为盼！
李振宏
2017年1月27日，除夕日凌晨